1. 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时期

　　和平来临得如此之快，让巴顿始料未及。他正劲头十足地跟随着潘兴将军，准备为美国的利益、为他的荣誉而战。就在圣米耶尔战役时期，协约国上层的大人物们仍然预期战争会持续到1919年。巴顿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然而在这以后进行的阿尔贡森林战役中，美国远征军与德军进行的47天的鏖战，却基本上为美军在欧洲战场的行动划上了一个句号。

　　巴顿在这次战役中仍像在圣米耶尔战役中一样，他巡视前线，出现在任何一个他认为通过一顿臭骂和亲自监督就能立见奇效的地方。他同士兵一起实施突破，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人。

　　巴顿是勇敢的。他的勇气来自于他体内流动的祖先的血液，来自于他的家族信条：

　　“勇敢战斗！前进！前进！千万不能玷污我们古老的姓氏！”

　　巴顿的勇敢还来自对军人职业光荣而崇高的信念！

　　尽管巴顿后来总是吹嘘自己在战争中运气绝佳，但是，在阿尔贡森林战役中他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在冲锋时被一颗炸弹的巨大力量掀倒在一个弹坑里。他的肋部受了伤，流血不止，正如他后来所讲，伤口有茶杯那么大。

　　就是这个倒霉的伤口使巴顿比其他战士更早地迎来了和平。就在巴顿的伤口还没有愈合的时候，传来了法军占领色当，美军准备在蒙梅迪进入阵地，进行最后决战的消息。巴顿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买通了一个勤务兵，在他的帮助下离开了讨厌的医院，驾车直驱蒙梅迪。

　　战争最后阶段的混乱可想而知：到处是军队，到处是装备，哪条路都被挤得满满的。这更加剧了巴顿心情的焦虑。他一心想搭乘上这趟末班车。

　　天并不遂人愿。在巴顿来到最终目的地凡尔登时，他兴奋地以为，自己可以在前线庆祝自己33岁的生日了。

　　但是，历史的脚步正好走到了1918年11月11日——这个令全世界人民拍手相庆的日子：德国人请求停战了。

　　巴顿正是11月11日到达凡尔登的，那天，他33岁。但这一天的到来，对他不啻于当头一棒。什么豪言与热血，什么光荣与梦想，那仿佛是天边的海市蜃楼，虽然绚丽耀目，但又那么可望而不可及！

　　战争的结束使巴顿充满了失望，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可以使他那颗属于真正军人的心灵稍微得到安慰。以前的剑术大师成为美国第一流的坦克专家。他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新的兵种，发明了一种适于这个新兵种的新战法，并在战斗的实践中证实是科学有效的。由于他在美军两次大的连续进攻中功勋卓著，遂由上尉晋升为上校。他的才能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得到了初步展现。这给他的老上级潘兴将军和后来成为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欧战期间，巴顿还结识了同时代许多最优秀的军官，除潘兴和马歇尔以外，主要有查尔斯·萨默罗尔、马林·克雷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休·德拉姆等等。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是靠着这些挚友的信任与提携，巴顿才终于成了四星上将。

　　战争是最有可能赋予人不朽之英名和显赫辉煌历史的一种艺术。对于任何人来说，战争都是一块试金石，勇敢还是怯懦，先进还是落后，大胆还是保守等等，在战争中都展示得淋漓尽致。然而大部分人还是认为战争是一种灾难，是可怕的，是万恶之源。它杀戮无辜的人民，抢掠他人的财物，毁坏繁华的都市，抹去地球上那历尽沧桑、日积月累起来的文明。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讲的：“我不知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来打，但我知道第四次，那一定是石头和木棒。”

　　这样为人所深恶痛绝的东西，巴顿竟然用“热爱”两字去拥抱它。或许“热爱”是他自己使用的词。他觉得不用“热爱”就无法确切表达他对战争饱含的那份深情。他对战争的热爱，并没有什么玄妙的政治理论为依托，也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可以依靠。这完全是由于他崇信某一悖理而又执拗地坚持到底，达到了狂热无羁的程度。

　　平心而论，巴顿与那些狂热的好战分子是不同的，虽然他热衷于战争并且具有中世纪骑士的精神与性格，但他从未鼓动或宣传过战争，也从未站到民主制度的对立面。他只是在战争开始之后，为了满足自己被激发起来的勃勃雄心，为了一个军人的光荣职责而积极投身其中，并以此为乐。

　　在1909年，巴顿向他的爱妻比阿特丽斯求婚时，曾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岳父说过，巴顿认为自己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他相信，人的一辈子只有去搞一项狭窄的专业才能有出息，而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殊而有限的才能注定自己要献身给战争。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此刻，1919年，和平——这个人类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似乎正在降临人间。协约国中的大小国家，在胜利面前仿佛都喝醉了酒，手举刀叉，醉眼惺松地斜睨着面前的一块块肥肉。世界又恢复到了1914年以前资本主义世界笙歌四起的状况，每一个协约国的成员都在喋喋不休地鼓吹自己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力图在瓜分的宴会上多分得一勺羹。军人在这里显得笨拙可笑，手中的武器似乎也没有用武之地。一些拙劣而平庸的政客们打着饱嗝从华贵的大厅中踱出，嗤嗤地笑着，轻轻地把军人往旁边一推，那神情仿佛是说：“老弟，靠边站吧，现在的世界是我们的了！”

　　正如法国的福煦元帅所说，《凡尔赛和约》带来的不是和平，而只是20年的停战。这里又能有几个人能领会一个老军人的深邃的思想呢？在目光短浅的人们看来，和平似乎真的降临了人间。

　　美国就是如此。在巴顿离开美国的两年多时间里，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正在战争的催化之下成为工业化、机械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甲虫般的汽车塞满了公路，穿工装裤的人更多了，女权运动大大兴起，男人禁止饮酒……

　　由于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和拒绝加入国联，美国又退回到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美国人民的眼光盯着国内事务，在欧洲的美国远征军早已被迅速召回，巴顿就是在1919年5月17日回到美国的。

　　对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巴顿似乎还不太适应。他是那么地热爱战争，在战争中体会快意、乐趣、刺激和紧张，他认为自己就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突然地，潘多拉的匣子关上了，巴顿觉得又回到了“愚蠢的、地狱般的世界，生活失去了意义”。他甚至觉得，他的存在已失去了价值。

　　巴顿上校满怀着远离战争的悲伤，带着对戎马生涯的渴望，耐心地等待了整整20个年头。

　　在这漫长的20年，巴顿的军旅生涯经历了从阿尔卑斯山顶到马里亚纳海沟的巨大跌落，也经历了柳暗花明的时刻。所有这一切，对巴顿来说，都是为了后来那次无与伦比的、酣畅淋漓的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20年，对巴顿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年。这一年，由于他对坦克部队贡献突出，巴顿荣获一枚服务优异勋章，这是一项十分崇高的荣誉。这也是巴顿在这次大战中最后的纪念，除此之外，留给巴顿的就只有烦恼了。

　　《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宣称“我们已经把战争进行得十分彻底，十分彻底了。”美国对保持一支何等规模军队为宜的问题展开了辩论，结果轻而易举地达成了共识：保留一支人员少，规模小，但比较精干的队伍。陆军首当其冲大裁减。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将军由上将降为少将，数千名正规军军官被宣布退役，尽管他们不断抱怨政府“忘恩负义”，但丝毫无济于事。

　　当巴顿还没有来得及为他的同行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之时，1920年6月，《国防法案》出台了。它规定陆军定额是28万人，两年之后，其定额锐减至12.5万人。最令巴顿伤心的是，坦克兵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该法案规定，坦克兵配属步兵，不再作为独立的兵种存在。《国防法案》还规定，坦克兵以连为单位配属步兵，每个步兵师配属一个坦克连，由步兵军官统一指挥。1920年，全年的坦克经费只有500万美元。

　　这一法案的公布，表明战后以来巴顿为了他的坦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巴顿在战后被任命为米德军营的负责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建的坦克部队被作为装甲部队的核心而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原在宾西法尼亚州科尔特军营受训的坦克兵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校的指挥下，来到米德军营与从法国返回的坦克兵合编。1919年3月，巴顿与艾森豪威尔在米德军营的坦克中心初次相见，虽然两人的经历与学识各不相同，但他们志向相同，都立志为装甲部队奋斗。尽管巴顿的年龄和军衔都比艾森豪威尔高，但对装甲部队抱有的同样热情，把这两名优秀的军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巴顿去世为止。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有时他们两人之间的尖锐争论几乎达到白热化，但这些争论的事情多是理论和学术方面的，而不是个人和物质方面的。”

　　巴顿一直在为他的坦克部队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金钱，甚至连他的亲爱的比特阿丽斯也加入了支持他的行列。

　　虽然坦克的经费越来越少，油料也日益减少，但巴顿仍乐观地工作着。他参加了一个技术委员会的工作，研究如何改进坦克的装备，使其从原始的粗胚形态走上成熟。一个叫沃尔特·克里斯蒂的发明家给巴顿的坦克带来了一个可能发展的机会。

　　为了实现自己的坦克是最先进而又最简单的武器的设想，巴顿资助克里斯蒂研制新坦克。并在米德军营专门为他安排了一次表演。

　　这次表演对巴顿来说意义重大，他认为它几乎可以决定坦克部队是存留还是取消的命运。然而陆军部的将军老爷们却不这样认为。

　　表演当天，巴顿夫人和陆军部的7位将军出席观看表演。这次参加表演的坦克，不是由别的运输工具运来的，而是靠自身的动力，长途跋涉了250英里到达的。它的时速是每小时30英里。这个速度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巴顿在试验现场首先对坦克的性能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并说：“操纵十分简便，连小孩子也能驾驶。”

　　他邀请那些将军们坐上去，试试看，但无一人应声。他又一次邀请，又一次沉默。

　　于是，巴顿转向他亲爱的夫人：“比，你来表演一下吧。”

　　小巧玲珑的巴顿夫人十分沉着而娴熟地驾着车，虽然在行驶中掉了帽子，合体的衣服上也溅上了泥浆，但她表现出的高贵的气质和优雅的举止，使观看者无不深深折服。

　　即便如此，也难以改变陆军部这些老朽们头脑中那陈旧落后的观念。军械署最终还是拒绝了克里斯蒂的设计。理由竟然是“难以操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失望渐渐向绝望转化。当1920年6月来临的时候，巴顿身心交瘁，虽有心大干，却无力回天。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的命运常常不是被自己掌握着，而是在一些对你来说可能毫无恶意的人的谈笑之间被决定。

　　巴顿又一次经历了要与他所执着热爱的坦克兵事业分手的痛苦体验。作为美国的第一坦克手、美国坦克部队的创始人，想到自己呕心沥血、费心周折而得来的坦克部队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分崩离析、各自为战，巴顿心中涌起的并不是悲哀，而是一种立誓重组坦克部队的豪情。这种心情正如他在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坦克部队时的感人肺腑的演讲中所描绘的：

　　坦克部队有我的心血和希望，我坚信它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我的生命和荣誉全都与它息息相连，那时我们的坦克将焕然一新，它将是世界上一支所向披靡的坦克部队！


　　2. “赋闲”的日子


　　当美国在为战后的繁荣欢呼雀跃，在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前踌躇满志之时，陆军的军官和士兵们却在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不久之前还被人们尊崇的荣誉，以往人们欣喜若狂的事，这时的世界却以某种厌恶的情绪对它不屑一顾。人们沉浸在和平的幸福之中，全然不顾军队的失落。

　　陆军在这段麻木不仁的日子里漠然注视着世界，在美国获得长足发展的这段时间里，陆军却举步维艰。陆军的军官们在军事上毫无建树，他们的军衔几乎不可能晋升。陆军在此刻的惟一动作就是不停地把军官们调来调去，不让军官们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呆下去，以显示手中仅存的那么一点点可怜的权力。

　　1920年夏天，巴顿挥泪告别了坦克部队，加入了骑兵。在此后的20年间，巴顿曾先后被调动了10次，担任不同的职务，负责不同的工作，其中有些职务和工作对他来说是毫无兴趣的。他先后在赖利堡骑兵学校、利文沃思堡指挥参谋学校、华盛顿陆军大学学习过。这其中有他在年轻时因军衔不够而未能入学的学校，在这“和平”的20年中，巴顿也算了结了自己的一桩夙愿，然而可惜的是，这对他来说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巴顿把他过盛的精力投入到他所担当的每一项工作中去，精神饱满地指挥操练，认认真真地伏案工作，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知识。然而这似乎还是无法排除内心的烦躁，他把目光转向了体育活动——这项可以消磨不少时间和精力的事情上。

　　从1919年到1934年，巴顿在打马球方面突飞猛进，他从三分的马球运动员跃升为七分的运动员，并且当上了令人羡慕的陆军马球队队长。

　　巴顿率领陆军马球队四处征战。他在全国各地的各种马术赛中，共得了400枚奖牌和200个奖杯；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多次越野赛马和猎狐。他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飞靶射击，打网球，他身上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和平时期使巴顿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他酷爱军事和历史著作。在迈尔堡期间，巴顿购买了大批新书，常常一读起来就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人类智慧的精华。巴顿认为，一个不读书的军人，只能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莽汉。只有智勇双全的人才有资格当将军，才能取得巨大的军事成就和不朽的英名。战斗的成功靠智慧与勇气，而不仅仅是力量。

　　巴顿嗜书如命，且富有钱财，这使他拥有一间颇具规模的书房，它可以与麦克阿瑟将军在马尼拉被日军毁坏的存有七千册图书的书房相媲美。他的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为他将来叱咤疆场、屡战屡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迈尔堡是个平静的地方。它是1881年为纪念内战时期格兰特将军的通信兵司令阿尔伯特·迈尔将军而命名的。它占地约304英亩，有大约50名军官和1000名士兵驻扎在这里，通常为骑兵3团的一、两个中队、一个野战炮兵营和一些机枪部队。这些部队保持着战备状态，然而人们并不紧张。它并不是为某些紧急而充满暴力的行动作好准备，也不是为了保卫首都，它是为华盛顿的盛典提供额外的军事人员。这里环境优美，营房整洁，而且还有一座巨大的跑马厅，全年都可以进行难度很大的训练而不必担心有什么麻烦。

　　巴顿是迈尔堡骑兵第3团的一个中队长，他的骑兵中队的任务是为葬礼提供勤务，即把各地送到华盛顿来的在以往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尸体运送到阿林顿圣地埋葬。巴顿率领他的骑兵分遣队在联邦车站迎接覆盖着国旗的棺材的炮车，然后以缓慢的步伐穿过市区，走向墓地。

　　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使巴顿极为痛苦，1922年的一天，当他又一次执行这令人生厌的工作时，他突然别出心裁，命令骑兵快跑起来。

　　骑兵的速度对于稳重的炮车来说，似乎过快了一点。巴顿在后面拼命追赶，总算是把尸体和仪仗队重新合而为一。这是巴顿平静而无味的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也许正是要从这些小小的恶作剧中寻找到一点刺激。

　　然而生活也并非百分之百地味如嚼蜡，家庭的温暖与亲友的深情，也使巴顿颇为感动。

　　经过了两年多的分别，巴顿与比阿特丽斯又生活在一起了。他们的感情在小别之后又更进一层了。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征服巴顿，使他公牛般狂躁的性情稳定下来的，只有这个相貌美丽端庄、举止优雅大方的小妇人了。巴顿深深地爱护她，依恋她。就在巴顿刚离开美国到法国参战后不久，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巴黎没有你就变成了一个十分乏味的地方……我至今还看不出我个人在这场战争中能够做点什么，但我想我运气好，我会碰见一个人。我希望那就是你。”

　　比阿特丽斯也把自己的一缕柔情倾注在巴顿身上，她爱巴顿，她爱巴顿的荣誉，她爱巴顿胜过爱她自己。

　　一次，他们到杜旁特广场附近的朋友家去参加宴会。巴顿身着戎装，佩戴着他用鲜血换来的勋章走进金碧辉煌的大厅，一个酒鬼以挑衅性的语言讽刺他是“假英雄”。比阿特丽斯忍不住冲向那个酒鬼，把他从椅子上打翻在地，用拳头猛击他的脸，他们在地上打成了一团，直到巴顿把她拉开，才算罢休。她绝不容忍任何人玷污丈夫的名声和荣誉，即使牺牲她的一切也在所不惜。

　　比阿特丽斯陪巴顿在迈尔堡过着豪华的生活。然而军人的职业使巴顿不能长期呆在父母妻儿身边。他先后到科林菲尔德兵营和夏威夷军区任职。

　　在四季气候如一、景色宜人的夏威夷军区，巴顿通过当地贵族子弟举办的马球赛，认识了沃尔特·迪林海姆。迪林海姆英俊潇洒，具有巴顿所欣赏的那种绅士外表与骑士精神，两人又都是打马球的高手，因此很快由于彼此之间的相互吸引而交上了朋友。不久，他与这个小岛上的最富有、最显赫的家族交上了朋友，并与他们打得火热。巴顿根本不会想到，这与他的未来有多么大的关系。

　　巴顿在夏威夷期间，其父母和最疼爱他的安妮姑姑相继离开人世。这三个人都是一直最关心、最疼爱巴顿的人。巴顿为此痛苦万分，常常泪水挂满脸颊。

　　一种未让父母看到自己功成名就而心满意足地撒手而去的内疚之情，一直充满了巴顿的内心。他常常为此而感到不安。在一封给已故母亲的信中，他歉疚地写道：

　　“亲爱的妈妈，……请原谅我，我一直祈祷要为您做出一番事业，以表达我对您的爱，证明我是您的‘英雄儿子’。或许我以后还会有作为，但时间不等人，我已经46岁了。”

　　1928年，巴顿回到了首都，在骑兵司令办公室任参谋。在这里，巴顿有机会与上流社会增加来往。

　　巴顿在夏威夷期间就和自己的老朋友艾森豪威尔联系上了，那时他正在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他们经常就领导艺术问题展开讨论，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他们认为，只有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才能使士兵转为斗士。巴顿曾发牢骚：“理论家关于领导艺术的著作数不胜数，但谁也未能解决这个最实际的问题。”

　　1931年，艾森豪威尔刚写了一篇关于国际局势的有思想性的文章，巴顿对此文提出疑义，于是又开启了两人之间老式的自由争论。同样的追求使他们两人的心贴得那么紧！

　　与此同时，老牌的政治家、巴顿的良师益友亨利·史汀生也回到了华盛顿，给那位曾一度鼓吹美国人每顿饭锅里都要有只鸡的倒霉蛋胡佛充当国务卿。他们在一起用餐，亲切而友好地回忆逝去的时光。国务卿夫妇有时也光临巴顿租用的别墅，作一次礼节性的拜望或回访。

　　在他与上层显赫人物交往的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识的乔治·马歇尔中校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当时，马歇尔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中校军官，很少有人注意到他。

　　然而，巴顿认识到了马歇尔的价值。巴顿曾读过马歇尔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歇尔给那些洋洋自得、头脑发昏的军官们敲响了警钟。这些军官自以为他们能充分应付困难的战争，并且已经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巴顿写信给马歇尔，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这篇文章给巴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到以后他对坦克的看法，形成了他的走在世界前列的军事思想。

　　作为一名典型的军人，巴顿在他的社交圈子中不乏知己。他的这些后来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朋友为巴顿实现自己的夙愿，不遗余力。但巴顿不是政客，他有豪爽的性格，火爆的脾气，尖锐的棱角，又不乏真知灼见，往往令他的一些上级心存不满。他不得不在艰难的仕途上费尽心力。


　　3. 一双翻云覆雨的手


　　纵览巴顿的一生，他的身影在哪里出现，那里便会有纠纷伴随，他独有的那种斗士的粗犷行径，到处招仇惹怨。他似乎在人际关系上也要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战斗品格。因此他的上司们对巴顿的评价是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正如一位将军所说的：“我不是不喜欢他，我只是不喜欢那狗娘养的！”

　　1929年，陆军决定在埃尔帕索举行一次模仿古代战役的演习。巴顿担任这次演习的裁判。他深入地研究了古代历史，然后以他的博学多才把那些集合起来听讲解的高级官员们弄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有些鲜见的名词几乎从未听到过。在场的高级官员众多，其中包括数名将军。巴顿的直率与粗鲁，貌似卖弄的讲解，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反感。

　　这还仅仅是个小小的插曲。至关重大的事情是在其后6年发生的。正是1935年的这场乱哄哄的闹剧，使巴顿那本已并不光明的前途更加黯淡了起来。巴顿曾一度几乎被历史所抛弃，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退休中校，带着自己的百万家财在美国某个中意的地方度过其失意的余生。

　　这一切都要归咎于他那该死的坏脾气！

　　巴顿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似乎很容易树敌。在1935年的夏威夷，巴顿与休·德拉姆少将之间被人为地隔起了一道妨碍心灵沟通的厚厚的障壁。

　　此时的巴顿任情报处长。他已经是第二次到这里任职了。前一次任职时史密斯少将的话还在耳畔回响：无价之宝……捣乱分子……。

　　巴顿与德拉姆结识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潘兴把德拉姆选到自己的参谋处工作。后来，德拉姆在法国就当了准将，担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卓越的才干，给潘兴将军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虽然在作战接近尾声之时由于他的过错而引起了一场谁该攻打色当的不光彩的竞争，但这件丑闻却并没有影响他在军界中的飞黄腾达。

　　1931年，德拉姆领永久少将衔，1933年，被任命为副参谋长。德拉姆将军距离陆军权力的巅峰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但在1935年的权力之争中，德拉姆仅仅获得了夏威夷军区司令员的职位。他离开了华盛顿，来到了这个风景诱人、恬静宜人的地方。

　　这时，巴顿也正好在这个岛上。他开着私人游艇由加利福尼亚驶向夏威夷，接踵而来的就是他的马厩的骏马和打马球用的小马。这个时期巴顿与比阿特丽斯和孩子们的接触更多了，夏威夷清新悠闲的空气使巴顿一家人更加亲密无间。他们走遍了岛上的每一个角落，在古老的房子里游玩，考察迷人的夏威夷的历史和古老而神奇的传说，巴顿一家的笑声往往使身旁的海鸟飞起飞落。

　　虽已年过半百，巴顿仍然喜欢和年轻人交往，迪林海姆就更不用说了。他和夏威夷最上层社会过于密切的交往却得罪了夏威夷军区司令员德拉姆少将！

　　德拉姆对巴顿的怨恨在每年一度的全岛马球锦标赛上发泄出来！

　　1936年第四届大会期间，51岁的巴顿上校率陆军队与瓦胡岛四队对垒。这个队的成员都是夏威夷岛上的贵族子弟。

　　在比赛正进行激烈的时候，沃尔特·迪林海姆的马擦到了巴顿，急于打球的巴顿驱马迫使迪林海姆给他让路，并以他特有的口气大叫：

　　“该死的，沃尔特，你这个狗东西，我要一直把你追到当街上去。”

　　堂堂陆军上校的口中竟然吐出如此不成体统的词的组合（德拉姆甚至不认为这是正常的话），令坐在观礼台上的司令官先生难堪和气恼。他不能容忍如此放肆的行为。

　　此轮比赛结束时，巴顿被叫到德拉姆面前。接着，德拉姆当着众人之面，以命令的口吻对他说：“我取消你陆军队队长的资格，巴顿上校。因为你当着女士们的面说了不堪入耳的话，而且污辱比赛对手，你必须马上离开运动场。”

　　“是，长官。”巴顿瞠目结舌，只讲了一句话。他跳下马，牵着马离开了赛场。

　　迪林海姆对德拉姆的作法十分不满。他骑马径直来到德拉姆跟前，气愤地质问：

　　“将军，你让巴顿上校退出比赛场，是吗？”

　　“是的。”德拉姆一脸威严地答道，“我不能容忍一个上校讲出如此没有教养的话来。”

　　他的话音未落，迪林海姆就跳下马来，把马缰交给马夫，他对等待比赛的毛伊岛队队长说：

　　“今年的比赛结束了。没有乔治，我们不打了。”

　　这样的局面倒是德拉姆将军始料未及的。他内心深处，实在不愿出尔反尔，再让巴顿回来继续比赛。但他又不便将一周的赛期缩短，那样显然会使他在夏威夷的上层显贵中大失人心。看来司令官的面子还没有与这些家族之间的关系重要，德拉姆将军以一种迁就的口吻派人叫回了巴顿，重新赋予他陆军队队长的职务。

　　看着在赛场上兴高采烈、大呼小叫的巴顿，一种痛苦在吞噬着德拉姆的心。他虽没有显赫的身世，但是毕竟是此地的最高军事长官，他把这件事看成奇耻大辱，从此再未饶恕过巴顿。

　　此刻在赛场看台上就坐的德拉姆将军已不再是轻松悠闲的了。在他的大脑中，已逐步形成了一个报复巴顿的计划。

　　第一手报复行动，就是利用军区司令员手中的权力，在成绩考核报告上把巴顿打翻在地；第二手则想留到他当了参谋长时再办。那时他一呼百诺，咳嗽一声，地动山摇，一个小小的巴顿又算得了什么，想要收拾他还不容易！

　　“我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德拉姆觉得，那简直是一定的了！

　　1936年，上面所讲的一切都似乎对巴顿很不利。他也是这样认为。作为深受实用主义思潮影响的美国人来说，及早寻条后路是必要的。巴顿也不例外。

　　他第一次慎重考虑退出军界的问题。他想，他在军中的作用也许已到了尽头。于是巴顿开始四处寻找隐退后的居住地，后来他看上了在波士顿附近南汉密尔顿的一所古老的建筑，他把它连同附近的一大片地都买了下来。巴顿夫人凭着自己较高的欣赏水准重新布置了那所房子，她似乎已经觉得，这里就是她和她的乔治安度晚年的地方了。她把这里命名为“绿色草地”，象征和平、安宁、生机勃勃之意。

　　巴顿刚一来到这里，就给“绿色草地”带来了不安。巴顿到达这里后不久就被夫人的坐骑踢伤了。虽说巴顿的戎马生涯给他身上留下了不少伤疤，但都无关紧要。可这次却是一次可怕的踢伤。他的血管里形成了一个血块，并且开始向上往心脏处移动。巴顿被紧急送到医院，医生们为他紧张地连续工作了好几天，总算是把血块溶解掉了，巴顿的一条命又从死神的手中夺回来了。

　　巴顿身体恢复后，即返回军队，并被任命为赖利堡的第九骑兵团团长。他又开始兴致勃勃地大干起来了，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1938年，巴顿按期晋升为上校。他期待着自己会被安排在一个合适的岗位上施展才干。然而命运又一次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被调到克拉克堡指挥第5骑兵团。这个团位于得克萨斯州狭长区域的布拉克特维尔附近，那是一个毫不重要、也毫无意义的地方。按照惯例，被送到这里来的人都被认为是照顾情绪，给他们机会再享受一次当军人的快乐，在成为老朽之前再重新体验一下年轻时的感觉。

　　巴顿可能不知道，他的这份“美差”正是德拉姆所赐。似乎对巴顿在赖利堡期间的不规矩行为忘掉了的德拉姆将军，又一次睁开了眼，用他那双翻云覆雨之手，把巴顿紧紧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德拉姆将军的仕途一直是一帆风顺。他正在调整自己的航向，以便能最早一个到达终点。既然他对巴顿念念不忘，那么巴顿的命运自然就与他紧密相联了。如果对德拉姆来说是琼浆的话，对巴顿来讲，那无疑就是毒酒了。


　　4. 柳暗花明


　　德拉姆将军本来踌躇满志，正在为登上陆军的最高职位而频繁活动，眼看成功在即，一匹不知是从哪里窜出来的“黑马”突然横在身前，它的出现，使德拉姆将军的热望化为泡影。

　　此时此刻，这个仕途一直一帆风顺的人也不禁感叹起命运的莫测来了！

　　这匹黑马的出现，也使德拉姆将军整治巴顿的计划中途夭折。他就是后来的乔治·马歇尔将军！

　　马歇尔？是在一战中与巴顿交往的那个默默无闻的马歇尔中校吗？他交了什么鸿运，竟然一下子超过德拉姆而坐上了陆军的头把交椅呢？他的上台对巴顿又有什么影响呢？

　　马歇尔即使是在一战后的和平时期仍在为自己的军人生涯而努力奋斗着。从1924年结束给潘兴参谋长做随从参谋的职务之后，他被派往中国，任驻中国天津的第15步兵团执行官。在任职期满之后，马歇尔调往陆军军事学院担任教官。在没有其他工作可供选择的情况下，马歇尔只好再度离开了他最热爱的部队工作。不久之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命，要他担任佐治亚州本宁堡步兵学校副校长。在那里他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5年时光。他和巴顿一样，渴望在任职期满之后再担任一个比较合适的职务。后来他被调到斯克利文堡担任营长。

　　1933年，马歇尔已经53岁了，他希望自己能留在陆军中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给他的一纸调令，使马歇尔完全失望了。

　　调令的内容是这样的：鉴于马歇尔在斯克利文堡的杰出贡献，决定派遣其到伊利诺斯州担任国民警卫师师长一职。麦克阿瑟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还说，那里要求派“陆军中最好的中校”，因此才考虑到了马歇尔。信中还告知马歇尔可得到优厚的薪金。

　　可为什么马歇尔会失望呢？

　　原来国民警卫师并不是美国正规军，它只是一个维护治安的地方部队。一个正规军的军官要是调到这里，陆军就再也不会考虑他的升迁了。麦克阿瑟怎么会这么做呢？

　　马歇尔和麦克阿瑟同龄，同年入伍，都是17岁进入军校学习，毕业后都是从少尉起步。但马歇尔却没有麦克阿瑟那么优越的环境和家庭背景，在从军的道路上磕磕绊绊。当他在利文沃恩堡步骑兵学校的同班同学麦克阿瑟已当上了美国陆军参谋长这一要职时，马歇尔仍在美国一个小城镇里充当一名小小的中校。

　　然而，麦克阿瑟的掌权并未能使马歇尔的生活有什么向好的方面转变的倾向，反之，却使马歇尔的境遇雪上加霜了。

　　这都根源于麦克阿瑟那狭獈的报复心理。为了报在学校中被马歇尔压了一头的怨恨，为了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他失去占领色当这一光荣任务的深仇，麦克阿瑟完全不顾美国国家和军队的利益，以及马歇尔的卓越才干。

　　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小中校还是不甘心于被如此发落的。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他给老同学写了一封低声下气的信，恳请他收回成命：

　　“我恳请阁下收回对我的任命，让我继续留在现岗位上从事我的这项您认为我还算称职的工作。这是我从军36年来第一次向陆军当局提出一点个人要求。36年来，我从来都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讲过价钱；这次实在是迫不得已。我已经53岁了，当了16年中校；只有在陆军部队继续干下去，才能获得上校军衔……

　　尽管马歇尔如此苦苦相求，也未能打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那岩石一般坚硬的心。

　　马歇尔又求助于老上司，德高望重的潘兴将军。

　　潘兴将军对乔治·马歇尔自然是十分垂青，否则也不会让他当了6年随从参谋。这是绝无仅有的。老将军们对马歇尔的才干也是认可的。而且由于马歇尔在一直帮助潘兴整理回忆录，潘兴十分感谢。他时常后悔，当初自己怎么没有更快地提拔马歇尔呢？

　　现在马歇尔求到自己了，当然是义不容辞。他认为凭着自己在麦克阿瑟跟前的威望，办这么点儿小事不成问题。

　　偏偏麦克阿瑟硬是不买账。潘兴好话说尽，麦克阿瑟始终不肯改变初衷。最后两个人以一声冷淡的“再见”挂上了电话！

　　潘兴碰了一鼻子灰，大为恼火。他决心要和麦克阿瑟斗一斗。

　　老将军郑重其事地给罗斯福总统和陆军部长德恩各写了一封亲笔信，盛赞马歇尔中校的才华，并强烈要求提升他为准将。

　　潘兴的巨大威望使两个收信人都对马歇尔给予充分重视。总统特意交给陆军部长一份《备忘录》，要他研究一下潘兴将军建议的可行性。

　　然而三个人的努力都被麦克阿瑟一句搪塞的话敷衍过去，马歇尔的人生努力未能奏效。他垂头丧气地去上任了。

　　马歇尔夫人曾谈到他在芝加哥头几个月的情况时说：“乔治愁容满面，这是我过去从未见过的，自那以后也很少见。”

　　当时，马歇尔几乎认为，这就是他陆军生涯的终结。

　　和巴顿一样，马歇尔并没有因为失意而丢弃工作，他依然把国民警卫师的工作办得有声有色。他在准备着。

　　有一句话讲得很对，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也只有有准备的头脑才能抓住机遇。

　　马歇尔的机会终于来了！

　　麦克阿瑟任期已满，被派到了菲律宾。现任参谋长马林·克雷格也是潘兴将军的人，陆军部长德恩不忘老上司的委托，把马歇尔调回陆军，担任旅长，并提升他为准将。

　　1937年，克雷格任命马歇尔为陆军部作战计划处处长，不久，又提升他为陆军副参谋长。1938年，克雷格任职期满，他向总统推荐马歇尔出任总参谋长。

　　马歇尔像一只默默无闻的“丑小鸭”，沉默了几十年后，突然变成一只大放异彩的“白天鹅”。

　　马歇尔终于登上了老朋友和老对头麦克阿瑟曾经登上过的高位。他在3年之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走完了从中校到上将的艰难历程！

　　与巴顿有着惊人相似遭遇的马歇尔将军的崛起，对巴顿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敢于作出预测。但逐渐明朗的事实，表明巴顿似乎不必再为被迫退出军界而烦恼了。

　　巴顿与马歇尔的友谊开始于20年前。那时，他们都是潘兴将军手下杰出的军官。1917年，马歇尔第一次遇见巴顿，虽然没有机会接近，但马歇尔对巴顿那吵吵嚷嚷的声势却并没有产生反感，反而对他在圣米耶尔和默兹—阿尔贡森林战役中的英勇行为而由衷赞叹。这位美国第一坦克手的印象一直在马歇尔的头脑中闪现：那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用借来的少量坦克打垮了一个旅的敌人，他用旺盛的斗志和过硬的技术培训他的士兵，并且勇敢地投入激烈的战斗。

　　他们之间友谊的进一步加深，是在和平时期的交往中。两人都不是那种顽固而守旧的军事家，他们对战争艺术和科学均持有进步的观点。他们都具有那种可贵的怀疑精神，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既成的条条框框，主张实事求是，执着地热爱本职工作，并且以探寻做好本职工作的内在规律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和最大的乐趣。

　　正如巴顿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关系一样，由于相同的雄才大略，使巴顿与马歇尔互相倾慕，互相吸引。

　　当马歇尔青云直上之际，巴顿还在克拉克堡担任团长。巴顿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和特有的嗅觉，闻出了山雨欲来前风中裹挟着的尘土的味道。他在1938年7月1日正式接替了理查森上校的职务。他以自己特有的全新方法训练军队，确切地说，巴顿已经在认真地备战了。

　　他在克拉克堡密切地注视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加紧研究德军新一代将军的军事著作，并注意学习他们的先进的东西。他进行沙盘演习，严格训练克拉克堡的军队，以便使他们逐渐适应新的情况。

　　他的部下们对他的这种作法嗤之以鼻，并对他们的长官进行诋毁。巴顿被人们称为“克拉克堡的疯子”。许多人认为他是在“自取灭亡”。但不管怎么样，马歇尔不这样认为。他说了一句令人难以理解的话：“我要把他调到靠华盛顿近一点的地方，以备需要时召之即来。”

　　于是巴顿又回到了久违的迈尔堡。没有人能看出这次调动的背景如何。克拉克堡的人因送走了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迈尔堡的士兵和军官们却受到了巴顿的严格的训练和不断的鞭策。

　　没有人能讲出为什么。或许，这是酷信宿命论的巴顿的一种心灵感应，或许正如那句中国古话所讲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不管怎样，巴顿那双浅蓝色的眼睛始终机警地注视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一直在蓄势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