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中，颇好笔翰的不少，但达到一定水准、能够跻身书法大家，并在书法史上留名的却不多。唐玄宗的字华美有加，但骨力稍弱；宋徽宗的“瘦金体”瘦直挺拔，但太过古板；宋高宗的书写功力深厚，但缺乏灵性；康熙皇帝的字豪迈劲健，但研习不深。种种欠缺，使这些帝王级书法家们的书法成就，不能像他们至高无上的皇位那样登临绝顶，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个例外。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傲视千古的书法家。这一点，从他的代表作“晋祠铭”和“温泉铭”两座碑文中，就可以领略到其书法造诣的光彩夺目和登临绝顶。唐太宗的书法，深得王羲之之遗风，字体雄浑苍茫，风格劲健飘逸，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大家风范和王者气度。他个人的书法造诣，在历代帝王中堪称第一；而他推行的“权力书法”，以及他对中国书法的深远影响，更是独领风骚。
权力和书法同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后者却能受前者的影响。权力对于书法的影响不外乎促进、调节和禁锢三种形式。唐朝书法的繁荣，同权力的促进和引导是分不开的，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历朝历代，“书之盛，莫盛于唐”。唐太宗以帝王的尊崇，以伟人的气魄，以文人的胸怀，匠心独具，推陈出新，把至高无上的权力运用在发展书法艺术上，从现实上看，他促成了初唐书法繁荣的良好开端，从长远上看，他使整个唐朝书法水平达到了历朝历代的巅峰。
国家的强大，文化的繁荣，士人的昂扬，这固然是书法创作活跃的历史因素。而皇帝对书法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态度，则是书法名家辈出的人文因素。唐太宗在位期间，设置了弘文馆，委任书法名家担任书学博士，专门培养书法人才，并下诏京师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弘文馆学习书法；把王羲之捧为“书圣”，对书法的正统化居功至伟；以王羲之书法为载体，通过书法理论的建构，介入初唐书坛，促进了书法的繁荣，提携了初唐一百余年的书风；要求铨选人才要以“身、言、书、判”为标准，应试者必须过了“楷书遒美”这一关才能录用，否则一票否决。
唐太宗利用皇帝一言九鼎的权威，“强迫”大臣、学子苦练书法，虽然有些专制，虽然过于严厉，但无形之中普及了书法。此外，唐太宗还常常和群臣谈书论道，一些大臣因为字写得好而更被皇帝器重，一些书家因为得到皇帝召见而享受到无上殊荣，使不少人尝到了研习书法的“甜头”和“好处”。尤其是将书法艺术作为官吏选拔、任用的先决条件，形成一种要求、一种制度以后，这种唐朝特色，这种时代特点，越发成为书法艺术繁荣的最强劲的推动力。
在唐太宗的影响下，唐高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都十分爱好和提倡书法，加上他们都具有非常高的书法造诣，上行下效，书学之风鼎盛。在这样宽松的艺术氛围下，唐朝书法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权力促进了唐朝书法的繁荣，造成有利于书法发展的社会氛围，使大批书家应运而生。诸如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孙过庭、李邕、怀素、颜真卿、柳公权、张旭等书法大家，不仅名噪一时，而且影响深远。书法在唐朝时期，不仅是最普及的艺术，也是最成熟的艺术。
如果说唐诗是辉映在历史天空中的一轮皓月，至今仍然能春风化雨般的滋润着人们的心灵，那么唐代书法艺术就是镶嵌在浩瀚夜空中的万盏明星，虽然历经千载风雨，依然灿烂照人，至今仍是很多书法研习者们临摹的标本，而颜、柳、欧、褚等名家法帖更是众多书法爱好者爱不释手的经典之作。唐太宗，这位开创帝王书碑和行书写碑先河的书法领军人物，这位重视书法、倡导书法的书法大家，不仅将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同时也使唐代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说他是中国古代帝王“第一书法家”，这毫无悬念；说他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人”，也未尝不可。当然，这样的名号对于这位腹藏雄才大略、肩挑丰功伟绩的“千古一帝”来说，恐怕是没有想到的。文化不是一个人的文化，书法不是一个人的书法，它们属于每一个中国人。如何让文化源远流长，如何将书法发扬光大，这才是这位英睿不群的贤明君主所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