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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让太宗李世民又爱又恨的古今第一诤臣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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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第一诤臣魏征:在中国历史上,有资格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几个,大半也都有争议。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共识最多、争议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了。

但是,即便李世民能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无瑕的。无论李世民如何天赋异禀、才智过人,他身上也难免会有一些人性的弱点。换句话说,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弱点,而是在于他有一个办法对治自己身上的弱点。

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字——纳谏。纳谏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没有谁喜欢被人批评。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不要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通常更听不进任何不和谐音。然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听。不但愿意听,而且还对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饴!

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天生就是一个受虐狂,而是因为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鉴于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倘若当皇帝的都像隋炀帝那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那么结果就是“人臣钳口”,最终必然“恶积祸盈,灭亡斯及”。所以早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就一再对大臣们强调:“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在李世民的极力倡导和鼓励下,贞观群臣谏诤成风,人人勇于进言。而其中对李世民影响最大、对贞观善政贡献最多、在历史上享有“第一诤臣”之美誉的人,无疑就是魏征。魏征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言论。他说他不想当忠臣。不想当忠臣,难道还想当奸臣?不。魏征说,他想当一个“良臣”。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当魏征在朝堂上公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李世民大为诧异:“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所谓‘良臣’,应该像稷、契、皋陶那样,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所谓‘忠臣’,只能像龙逄、比干那样,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区别大了!”

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纳其言”,当即赐给魏征五百匹绢。魏征的这番言论乍一听很有颠覆性,其实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说,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面折廷争为美,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美。

《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魏征的进谏有时候就颇能体现出这种中道的智慧。比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曾经用一种颇为自得的口吻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天子至尊无上,所以无所忌惮,可朕就不是这样子。朕总是上畏皇天之监临,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

李世民所说的固然是实情,可像他这样自己说自己的好,未免就有点“矜夸”的味道,而且潜意识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赞美。这个时候,魏征发话了。他说:“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魏征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因为它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子当然好,但是最好能够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这样的进谏可谓寓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点到了皇帝的痛处,实在是含蓄而巧妙。

类似的对话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还有一次。当时国内安定、天下丰稔、东突厥又彻底平定,整个大唐帝国一片欣欣向荣,李世民又对侍臣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

这一次,李世民的话就说得比较全面了,他一方面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希”的历史功绩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惧之心。所以,魏征就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征并不对这种“天下大治”的喜人形势歌功颂德,而是对皇帝“居安思危”的谨慎态度表示赞赏。这种发言显然要比纯粹的附和之辞高明许多。正是由于魏征的谏言往往既委婉又能击中要害,所以李世民才会评价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当然,魏征的谏言并不都是这么委婉“妩媚”的。

如果每次进谏都拐弯抹角,那最后就算不流于阿谀谄媚,也会变得庸庸碌碌。倘若如此,那魏征也绝不可能被李世民所倚重,更不可能以“诤臣”之名享誉后世。所以,该据理力争的时候,魏征也绝不含糊。史称魏征“犯颜苦谏”的时候,“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意思是说:每当李世民被魏征的谏言刺激得怒不可遏的时候,魏征总是毫无惧色,李世民到最后也不得不收起帝王的威风,把自己的怒火强压下去。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殁。李世民“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并且亲自撰写了墓志铭,书于碑石之上。随后的日子,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魏征的离世不仅让李世民失去了一个臣子,更是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

在一种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这番话从此也和他们君臣二人的名字一起,永远镌刻在了青史之上,令无数后人感慨和深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