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

办法、假设和来源

社会科学的一个长期的研究传统，特别是在考古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在于表明一个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与其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联性远非完美，但对于探索跨度为16 000年的社会发展指数这种粗线条的研究，已经足够了。

原则上讲，探究城市规模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概念上比较简单。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1）确定东方和西方在历史上每个需要计算指数值的时间点上的最大定居点的规模；（2）确定公元2000年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规模；（3）将公元2000年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除以250（社会发展指数所能赋予“社会组织”这个特性的满分）；（4）再将过去城市的人口数除以那个数字。

由于对城市边界的定义和统计数据的可靠性的看法不同，人口统计学中对于公元2000年世界上最大城市的规模，意见很不一致。为了设立一个相对无争议的基线，我索性采用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社出版的《袖珍数字世界》（Pocket World in Figures）中的估计：东京高居榜首，其人口为2 640万；纽约则是西方核心地带的最大城市，人口为1 670万。当然，还有大量其他估计数字可供我使用，但所有可靠的数字似乎都与上述数字相差不远。

这个起点意味着东方在公元2000年的社会组织方面得到满分250分，每106 800人得1分。纽约有1 670万居民，因而为2000年的西方挣得156.37分。值得记录的最小分值为0.01分，只需1 000人即可获得。这意味着，与能量获取分数不同的是，社会组织分数的确可能降至0分，公元前4000年之前的东方和公元前7500年之前的西方，人口都太少而无法度量。

以这种方法计算组织分数，主要的障碍是经验主义。对于早期定居点，我们必须借鉴考古学和人种志/历史的类比。估算极其依赖于对定居点面积的度量和根据有记录的人口密度的外推。人类学家罗兰·弗莱彻（Roland Fletcher）曾向我们展示了人口密度统计的差异有多大，尽管这些数字似乎都遵循了一般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古希腊，估计数字可能非常可靠，误差幅度极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估计数字就不那么可靠了。总体而言，大多数记录良好的前现代城市，很少有人口密度超过每公顷200人的，每公顷将近100人的城市更为常见。偶尔也可能有前现代城市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公顷500人，但这样的人口密度极其异常，需要有非常清楚的证据。然而，20世纪和21世纪的超大城市中极小的村庄和特定地区，有时人口密度却完全可能超过每公顷500人。

从古代起，就有一些文学作品提到城市规模，但这些资料往往不可靠，因为古代城市的居民通常并不知道自己周围住了多少人。这意味着在现代之前，考古和类比仍然非常重要——尽管由于同时代没有很像前现代时期的“城市巨人”罗马和长安那样的城市，使得过去3 000年的类比比史前时期的还成问题。在近代，食物进口的资料有时也会留存下来，这给了我们又一个核实人口规模的办法。而在现代，我们可以利用相当准确的官方统计资料。

一些作家提供了有精确数字的关于城市历史的概述。特蒂斯·钱德勒（Tertius Chandler）所著《4 000年城市发展史》（Four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是一部价值无量的参考书，可能也是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尽管书中提供的资料来源太少。其较早的版本，《3 000年城市发展史》（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对资料来源注明得较好。对前现代城市规模的所有估计数字都存在争论的空间。钱德勒和福克斯（Fox）的一些估计数字从资料上看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估计的中世纪伊斯兰城市的数据尤其过高，而且像许多历史学家，他们过分夸大了古希腊城市的规模。例如，他们认为公元前430年时雅典居民有15.5万人，而不是3万~4万人。然而，他们对中古和现代早期中国的估计数字，避免了历史学家们时常出现的浮夸。

只采用单一的资料来源，例如钱德勒和福克斯的《3 000年城市发展史》，然后始终依赖于这个来源，虽然会有一些好处，但似乎弊端更大。依赖于单一资料来源的最大好处是，犯的错误会比较一致，因此容易补偿。然而，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错误似乎会无序散布。所以，我决定不这样做，而是采取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专家来说都是最好的办法：交叉检验它们的分数，以减少主观臆断。我总结了西方和东方城市的结果，对于每个城市都列出我的资料来源，以及估计中涉及的任何特殊问题。如果某个估计数字是我自己推测的，我还将提供选择这个数字的理由。我将我对西方的估计收集在表4.1中，对东方的估计收集在表4.2中。研究公元前3000年之前时期的西方考古学家，和研究公元前2000年之前时期的考古学家，以及研究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历史学家，通常都会提供对城市规模的估计数字，即使他们的数字五花八门。但不幸的是，研究从公元前3000/2000~公元1000年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大多不肯冒险给出具体的估计数字。

从穆赖拜特到纽约

对于每段时间（公元前1400年之前，每100年；公元前1500~前2500年，每250年；公元前2500~前4000年，每500年；公元前5000年之前，每1 000年），我首先提出我确定的最大城市及对其人口的估计，然后提供我的主要资料来源和该城市在社会发展指数中所得的分数，最后简要地评述冲突的估计数字和证据的本质。

表4.1 公元前8000~公元2000年西方最大定居点规模

公元2000年：纽约，16 700 000人，156.37分。据《经济学人》的《袖珍数字世界》估计，2000年墨西哥城的人口为18 100 000人，圣保罗为18 000 000人，但纽约仍然是西方核心地带（即美国、加拿大边境地区，以及西北欧和中欧）最大的城市。

公元1900年：伦敦，6 600 000人，61.8分。钱德勒估计伦敦的人口为6 480 000人，根据多种官方统计资料，似乎城市历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数字为大约6 500 000。

公元1800年：伦敦，900 000人，8.43分。关于1800年的人口比1900年的争议要多一些。一些资料来源认为伦敦的人口数要小一些，证据是将官方统计数字与见证人的评述结合在了一起。当时西方第二大城市可能是君士坦丁堡，钱德勒认为其人口为570 000人。

公元1700年：伦敦、君士坦丁堡，600 000人，5.62分。钱德勒估计君士坦丁堡人口为700 000人，而伦敦为550 000人；贝洛赫（Bairoch）认为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650 000~1 000 000人。国际中世纪后勤学项目联合主任之一约翰·霍尔顿（John Haldon）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将近700 000人。我的论点是在综合了税收记录、食品进口记录、出生和死亡记录，以及城市覆盖的面积后得出的。

公元1600年：君士坦丁堡，400 000人，3.75分。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为600 000人；钱德勒认为是700 000人；贝洛赫则说是650 000~1 000 000人。证据仍然主要是税收记录、食品进口记录、出生和死亡记录，以及城市覆盖面积，但1600年时证据质量骤然下降。

公元1500年：开罗，400 000人，3.75分。弗兰克说贝洛赫估计开罗人口为450 000人，贝洛赫还估计君士坦丁堡人口为300 000~500 000人，但约翰·霍尔顿认为距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遭洗劫过去不久，人口估计只剩下100 000人左右。证据与1600年和1700年的仍是一类，但对于公元500~1500年，就如何解释这些证据，争议要大得多。欧洲历史学家和中东历史学家有时也采用非常不同的方法，经常导致对伊斯兰城市不切实际的高估，他们认为人口密度会达到每公顷500~1 000人。伊斯兰城市的历史学家对于把握不大的估计往往比欧洲的历史学家谨慎。对开罗的估计似乎尤其成问题。证据主要来自军人登记册、当时人们的印象，以及城市覆盖面积，但在对证据所做的解释中存在很多疑问。

公元1400年：开罗，125 000人，1.17分。这是我本人的估计，是在比较了欧洲城市在黑死病期间极高的死亡率的基础上做出的。钱德勒认为开罗在1400年仍然有360 000居民，但那将意味着人口只从瘟疫前巅峰时期的450 000人下降了20%。这似乎与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和多斯（Dols）所述不符。关于证据的本质，见“公元1500年”一段。

公元1300年：开罗，400 000人，3.75分。关于资料来源和问题，见“公元1500年”一段。

公元1200年：巴格达、开罗、君士坦丁堡，250 000人，2.34分。关于这些城市的人口，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一般都认为人口全都在200 000~300 000人之间。然而，也有一些估计（尤其是对巴格达），认为还要高很多（见“公元1000年”一段）。

公元1100年：君士坦丁堡，250 000人，2.34分。威克姆（Wickham）认为开罗在11世纪时，人口也达到了250 000人。

公元1000年：科尔多瓦，200 000人，1.87分。这是我的估计。也有几项估计认为科尔多瓦的人口达到了400 000~500 000人。钱德勒也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达到了300 000人，巴格达人口为125 000人。然而，这些估计似乎都太高了。霍尔顿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为150 000人，而巴格达居住区的面积（550~860公顷）似乎太小了，不足以居住100 000人以上的人口。科尔多瓦的面积大致是巴格达的两倍，因此，11世纪其巅峰时的人口为200 000人。

公元900年：科尔多瓦，175 000人，1.64分。这是我的估计。钱德勒估计巴格达的人口为900 000人，君士坦丁堡人口为300 000人，而科尔多瓦为200 000人。还有几位学者把巴格达的人口估得很高，不过再没有人估得像钱德勒那样高了。例如伊拉·拉比达斯（Ira Lapidus）认为是300 000~500 000人，那样的话，人口密度就是每公顷350~900人。按照钱德勒的估计，人口密度则为每公顷1 050~1 600人。这两个数字似乎都高得出奇了。其他工业革命前的大城市甚至很少有达到每公顷200人的。

公元800年：巴格达，175 000人，1.64分。这是我的估计。巴格达自762年建城后，显然发展非常迅速，在812~813年和865年遭到围攻之前，人口可能达到了巅峰。钱德勒估计的巴格达人口为700 000人，君士坦丁堡为250 000人，科尔多瓦为160 000人。考虑到这些城市的实际面积，以及黑死病肆虐了好几个世纪后西方核心地带普遍人口较少的情况，这些数字似乎又都过高了。霍尔顿估计750年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仅仅为40 000~50 000人。

公元700年：君士坦丁堡，125 000人，1.17分。这是我的估计，是从霍尔顿关于公元500年和750年的数字推测来的。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550~750年肯定是陡然下降了。下降自查士丁尼大瘟疫开始，在7世纪10年代的波斯战争和40年代与埃及的谷物贸易瓦解后又加速了。霍尔顿估计750年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为40 000~50 000人，但是证据不足以使我们确定公元700年之前和之后各下降了多少。下降最严重的时期是在公元700年之后。人口在7世纪仅下降了15%~20%，在8世纪又下降了65%。

公元600年：君士坦丁堡，150 000人，1.41人。参见“公元700年”一段的讨论。

公元500年：君士坦丁堡，450 000人，4.23分。卡梅伦（Cameron）和威克姆认为人口应为500 000人，钱德勒认为是400 000人。讨论非常倚重于谷物供应资料。在公元439年丢失了北非之后，罗马人口迅速下降，到公元600年左右时，可能减少到只有20 000~40 000人。威克姆称7世纪的罗马为“都市村庄”。

公元400年：罗马，800 000人，7.49分。罗马人口在公元3世纪时可能就下降了，但很难说下降了多少。不过，很显然在4世纪时，它仍然是地中海地区遥遥领先的最大城市。到439年，汪达尔人征服北非时，该城也许仍有75万居民。自那以后，人口骤降。威克姆就此提出了一个较低的数字：在5世纪早期时为500 000人。

公元300年：罗马，800 000人，7.49分。参见公元400年一段。公元300年时，城区人口数量比400年时的要低，这也许意味着3世纪时人口的下降比我想象的要剧烈，4世纪时又上升了，但这些都无法肯定。

公元200年，罗马，1 000 000人，9.36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时有100万居民，而且大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至少一直到公元200年，然后在3世纪有明显下降，5世纪时急剧下降。不过，我们恐怕已经无法更确切地了解这些情况了。一些学者认为罗马要小得多，人口也许从来没有超过500 000人。然而这有些太小看罗马了，500 000人恐怕是最低的可能数字了。这个论点部分依赖于另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整个意大利的人口（究竟是四五百万，还是1 200万以上），部分取决于城市本身的人口密度。

公元100年：罗马，1 000 000人，9.36分。这是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元头两个世纪的数字（参见“公元200年”一段）。直到大约公元200年之前，人口完全有可能一直在持续增长，但不大可能比100万人多太多。

公元前/公元1年：罗马，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200年”一段。

公元前100年：亚历山大，也可能是罗马，400 000人，3.75分。谷物贸易记录又一次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0年：亚历山大，300 000人，2.81分。

公元前300年：巴比伦、亚历山大，150 000人，1.4分。沙伊德尔认为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1年建城后发展非常迅速，但在公元前3~前2世纪速度减缓。

公元前400年：巴比伦，150 000人，1.4分。估计数字是根据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以及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等当时的人所做的评述得出的。一些人对巴比伦人口的估计数字要低一些。盖茨（Gates）认为是80 000人，这对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巴比伦是合理的，但对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巴比伦，恐怕太低了。

公元前500年：巴比伦，150 000人，1.4分。参见“公元前400年”一段。

公元前600年：巴比伦，125 000人，1.17分。这是我的估计，是根据公元前400年和公元前500年的估计数字推测的。

公元前700年：尼尼微，100 000人，0.94分。估计数字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对人口密度的猜测和对诸如《圣经·约拿书》等当时文献的解读得出的。因此，各种估计数字大相径庭。例如，阿凯尔曼（Akerman）认为尼尼微的人口为300 000人，意味着人口密度为每公顷630人。

公元前800年：尼姆鲁德（也被称为“卡尔胡”），75 000人，0.7分。参见“公元前700年”一段。

公元前900年：底比斯，50 000人，0.47分。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1100~前650年）的埃及的文字资料特别匮乏，而考古学家也基本上未对这个时期的遗址发掘予以重视，所以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估计主要是靠猜测。

公元前1000年：底比斯，50 000人，0.47分。

公元前1100年：孟菲斯、底比斯、塔尼斯，50 000人，0.47分。

公元前1200年：巴比伦、底比斯，80 000人，0.75分。新王国时期的底比斯和青铜时代的巴比伦的居住区如今大都已沉于地下水位之下，使得很难展开正式研究。然而，底比斯显然比中王国时期的城市大得多。中王国的城市一般只有50公顷左右，底比斯也许是公元前1500~前12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我们关于巴比伦的信息非常稀少，其中大部分来自德国人早期对默克斯地区的发掘。

公元前1300年：底比斯，80 000人，0.75分。

公元前1400年：底比斯，80 000人，0.75分。

公元前13500年：乌鲁克、底比斯，75 000人，0.7分。还有一些估计要高得多。例如，克里斯蒂安（Christian）认为巴比伦的人口达到了200 000人。

公元前1750年：巴比伦，65 000，0.61分。这是我的估计。我们仍然不知道汉谟拉比（在“长年表”上于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时期巴比伦的面积和人口密度。那时候的巴比伦，如今不仅在地下水位之下，而且深埋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巴比伦之下。它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国其他城市的遗迹显示人口密度相当高，因此推测其都城人口为65 000人左右，应当是在正确范围内的，尽管我们缺少能进行严格估计的信息。

公元前2000年：孟菲斯、乌尔，60 000人，0.56分。关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城市（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的人口密度，不同的意见实在太多了，以致大多数考古学家都不肯给出具体数字。钱德勒估计的数字相对争议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甚至是第二个千年，任何城市的人口都不可能达到100 000人，当时最大的一些城市的人口都在50 000人加上15 000人上下（可得0.33~0.61分）。根据R·M·亚当斯（R. M. Adams）的调查，乌鲁克的人口数字可能比孟菲斯和乌尔还要可靠，尤其比对阿卡德的猜测可靠。目前连阿卡德的位置都还没有确定。

公元前2250年：阿卡德、孟菲斯，35 000人，0.33分。参见“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2500年：乌鲁克，50 000人，0.47分。参见“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3000年：乌鲁克，45 000人，0.42分。参见“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苏萨、布拉克丘，8 000人，0.09分。乌鲁克和苏萨的人口数字纯属猜测，而非严格的估计。乌鲁克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发展得很快。公元前3500年时，该城很显然是最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但依照目前已有的证据，我们无法非常准确地推算出其人口。苏萨的遗迹显示该城也是一座大城镇，但由于19世纪的考古发掘质量太差，我们也无法说出该城人口的准确数字。新近在布拉克丘进行的发掘表明，该城在公元前3000年时达到了10 000人，就此前2 000年的水平来说，已算非常大了——甚至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定居点。然而，至今没有更准确的估计数字了。

公元前4000年：乌鲁克、布拉克丘，5 000人，0.05分。参见“公元前3500年”一段。

公元前5000年：布拉克丘，4 000人，0.04分。参见“公元前3500年”一段。

公元前6000年：恰塔尔休于，3 000人，0.03分。

公元前7000年：贝达、巴斯塔、恰塔尔休于，1 000人，0.01分。耶利哥的规模也许差不多，可能还有一些大致同样规模的更早的定居点；梅塞尔斯（Maisels）认为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穆赖拜特有500~1 000居民。

公元前8000年：最早到公元前7500年前，西方核心地带恐怕没有任何定居点的人数能达到500人，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城市能达到我所确定的指数的最低分0.01分。

从姜寨到东京

表4.2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最大定居点规模

公元2000年：东京，26 400 000人，250分。中国最大的城市为上海，12 900 000人，120.79分。

公元1900年：东京，1 750 000人，16.39分。一些城市历史学家做出了稍低的估计，但是对这一地区的估计数字，意见总体似乎是一致的。估计数字是根据人口普查、纳税申报、食品供应和军事人员等多种官方统计资料做出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北京，大约有1 100 000居民（10.3分）。

公元1800年：北京，1 100 000人，10.3分。对清朝时期北京的估计，很大程度上依据于调运粮食的统计资料，估计结果大相径庭。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布罗代尔（Braudel）认为北京的人口为300万或200~300万。钱德勒的估计数字似乎与社会历史学家们对清代北京的描述更为相符。

公元1700年：北京，650 000人，6.09分。在遭受1644年残酷的洗劫之后，北京人口急剧下降，到1700年时可能仍未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然而，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给出了较高的人口数字。

公元1600年：北京，700 000人，6.55分。一些历史学家给出了更高的数字，但却没有提供支持这些数字的证据。

公元1500年：北京，678 000人，6.35分。莫特（Mote）估计16~17世纪南京和北京的人口都在大约100万左右，但这似乎不大可能，既因为这个数字太高了（北京可能直到18世纪晚期，人口才达到100万），也因为学者们普遍认为自1421年北京取代南京成为国都以来，南京人口下降了大约50%，这是莫特在别处也承认了的。贝洛赫也同意较低的估计数字，他认为1600年时北京至少有600 000人。

公元1400年：南京，500 000人，4.68分。莫特说他认为南京的人口大约有100万人，但根据他本人粗略的计算产生的结果实际上是400 000~500 000人。

公元1300年：杭州，800 000人，7.5分。贝洛赫认为1300年左右另有4个中国城市人口在200 000~500 000人，而杭州“可能要大得多”。然而，他根据稻米的消费量计算而来的数字更准确地指向了800 000人，同时，伊懋可通过稻米消费量计算出的数字为600 000~700 000人。饶济凡（Rozman）也认为12~13世纪杭州的人口在500 000人以上，甚至可能高达100万人。库恩（Kuhn）和克里斯蒂安也倾向于100万人，施坚雅（Skinner）认为是120万人。我为1200年选择较高的数字：大约100万；为1300年选择较低的数字：800 000人。到1300年时，中国整体人口都减少了。当马可·波罗于13世纪晚期访问杭州时，该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是马可·波罗言语间暗示的数字（500万~700万）肯定是高得离谱了。马可·波罗恐怕根本不可能知道杭州的人口数，只需想想该城比他那个时代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都大得多即可。

公元1200年：杭州，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1300年”一段。

公元1100年：开封，1 000 000人，9.36分。钱德勒和贝洛赫都认为开封较小（他俩分别认为开封的人口为400 000人和400 000~450 000人），但这似乎与当时文献对该城市的描述不符。不确定因素似乎很大程度上来自哪些区域应算作“城市”这个问题。新城建于955年，有长27千米的城墙（962年又延长了3.3千米），在旧城46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5个行政区，但在公元1000年之前，该城人口就已经在向城墙之外发展了。到1021年时，14个新的城外大行政区得到了承认。官方统计资料称，980年左右开封辖区共有890 000人定居，1103年时增加到130万人，城市某些部分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公顷500人。如果我们只计算城墙内的人口，那么钱德勒和贝洛赫的估计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计算全部人口，莫特、施坚雅和库恩选择的官方数字，看来就是合理的了。我倾向于后者，但考虑到资料的模糊性，我索性做一个粗略的估计：100万人。按照官方数字，1100年时，杭州可能有80万~100万人。

公元1000年：开封，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1100年”一段。

公元900年：长安，750 000人，（我的估计）7分。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对公元900年左右的长安人口发表意见。9世纪70年代末，黄巢曾反复洗劫过这座城市，并于880年和883年将其彻底焚毁，其人口锐减也就毫不奇怪了。在9世纪70年代末之前，长安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贝恩（Benn）认为其人口达到了200万人，库恩认为“在100万人以上”，但即使已经开凿了大运河，也很难看出怎么可能运输那么多谷物到长安，来供养贝恩提出的那么多人口。施坚雅认为中唐时期长安可能有大约100万人，似乎更为可信，我认为这个数字适用于公元800年和700年。包围了30多平方英里[3]的城墙内无疑能容下100万人，但200万人恐怕不大可能，人口密度实在太大了。不过，自9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是怎样骤降的，也不大清楚。原始资料称当皇帝唐僖宗于885年回到长安时，该城已被彻底毁灭，但这显然是夸大之词，因为该王朝又在那里维系了20年，直到904年军阀朱温下令将所有仍存在的建筑摧毁。直到那一年之前，长安仍是主要的人口中心。不过，即使这个猜想是错误的，公元900年时东方的社会组织/城市规模的分数仍然很高，因为洛阳那时可能也有500 000~750 000人。武则天于7世纪晚期移居洛阳时，可能有100 000多户家庭随之迁移。贝恩认为洛阳的人口高达100万人。不过，饶济凡提出的数字是500 000人。

公元800年：长安，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900年”一段。

公元700年：长安，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900年”一段。

公元600年：大兴城（7世纪时被唐朝重新命名为“长安”），600 000人，5.63分。这是我的估计。隋朝兴建了大兴城，作为其新都，城墙包围的面积有30多平方英里，在7世纪时可容纳约100万人。不过，皇帝于583年定都于此时，该城还仍在建设中，很多行政区尚无人居住。公元600年时，该城人口可能已经很多了，因为建筑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劳工，加上他们的家眷，更不用说大量官员和工匠（及其家眷），还有上百座寺庙里数以千计的和尚和尼姑了。而且，当隋朝于589年灭亡了中国南方的陈朝后，又有大量人口从南方迁到了大兴城。

公元500年：洛阳，200 000人，1.87分。北魏的孝文帝于493年将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据史书记载，他还于495年调集了150 000名士兵到洛阳，并将部分洛阳周边土地赐予他们。该城于公元6世纪扩展了许多，人口很可能像大兴城一样，达到了600 000人。

公元400年：平城，200 000人（我的估计），1.87分。公元400年左右，中国北方有好几座大城市，但平城（1048年更名为“大同”）可能是最大的。史书记载公元398年，有100 000名鲜卑人被强制迁往平城；399年时，又有100 000名河南农民和2 000户富裕的中国少数民族家庭被迁往那里。除了像邺城等极少数例外之外，公元200~400年这段时期城市的考古证据极其匮乏。

公元300年：平阳、长安、洛阳、许昌、邺城，140 000人（我的估计），1.31分。公元四五世纪时，很难定义究竟什么样才能算城市；因为那个时期的主要战争基本上都是来自奴隶的袭击，所以在中国北方，城市就像是巨大的军营。军阀聚拢了成千上万户家庭，将他们围在中央，而堡垒周围则有广袤的可供耕种的土地。平阳、长安、洛阳、许昌和邺城在公元300年左右都成了大城市，可能比公元2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还要大，而比公元4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稍小一些。

公元200年：长安，120 000人（我的估计），1.12分。公元190年时，军阀董卓劫掠并摧毁了洛阳，将其人口迁移到长安；196年，曹操将皇室也迁到了长安（直到他死后，皇室才迁回洛阳）。这些城市显然比公元100年的洛阳要小得多，更不用说公元1年的长安了。

公元100年：洛阳，420 000人，3.93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描绘了汉朝一些主要城市的布局，却没有提供对人口的估计。从考古发掘报告和留存下来的城市平面图来看，似乎长安和洛阳（在公元前206~公元32年和公元32~220年两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分别为都城）的人口都有数十万。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曾于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强行迁移了120 000户家庭到其都城咸阳，在公元前3世纪10年代又迁移了更多家庭去照料他的墓地。这些数字很可能有所夸张，但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时，咸阳可能的确有200 000人以上的居民。汉朝在长安的新都城至少也一样大。到公元前1世纪时，长安的两个主要市场面积分别达到了50公顷和25公顷，这也说明了人口之庞大。该城面积广大，达到了44.5平方公里，但从发掘区域的人口密度，以及一向不够完备的长安粮食供应记录来看，其人口数量不及当时的罗马。我估计到西汉末年时（即公元前/公元1年左右），该城的人口可能达到了巅峰，为大约500 000人，不过这种猜测的误差很可能会达到20%左右。

长安周围还有一些卫星城，使得估计其人口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围绕着皇陵发展起来的卫星城，分别散布在郑国渠两岸30千米和灞河、浐河两岸20千米的区域内。如果我们把长安及其卫星城合并在一起计算，那总人口会超过罗马，但由于这些卫星城从各方面来看都像是独立的城市，所以我没有这样做。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长安在公元前100年后发展放缓，自汉武帝于公元前87年死后，也没有再建立新的卫星城。洛阳面积比长安小一些，但人口显然比长安稠密。我因此对洛阳做稍低的估计，认为其人口在公元100年巅峰时为420 000人。当然，如有上下20%的误差也是合理的。

公元前/公元1年：长安，500 000人（我的估计），4.68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100年：长安，375 000人（我的估计），3.75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200年：长安，250 000人（我的估计），2.81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300年：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125 000人（我的估计），1.17分。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考古资料依然很少，但这些城市的规模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下半叶似乎明显稳步扩大。最大的城市的城墙[舞阳（燕国），长达27千米；新郑（郑国/韩国），16千米；临淄（齐国），15千米；曲阜（鲁国），14千米；洛邑，后更名为洛阳（周朝都城），12千米]一般都围拢了9~15平方千米的面积，说明人口应在100 000~200 000人之间。然而，一些城市显然有较大的典礼和工业用地，而且（至少在起初）可能有大片的土地被并入城墙内，只是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下面的估计是我自己做出的，误差可能会比汉朝的城市大，甚至可能高达上下50%。

古代的文献资料并无多大帮助。《史记》中记载齐国的临淄有70 000户人家，号称有210 000名成年男子。司马迁评论说，该城如此拥挤，以致人们“挥汗如雨”。他的数字暗示总人口可能达到350 000~750 000人，这将使临淄的人口比同时代的巴比伦要多得多。不过，考虑到该城的实际面积，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这还意味着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些城市在公元前500~前1年之间实际上没有增长，即使证据毫不含糊地表明它们的面积在这段时期至少增加了一倍，甚至可能增加了4倍。

贝洛赫认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80~221年）有4~6座城市的人口在100 000人以上，这与我此处所做的估计非常一致。

公元前400年：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100 000人（我的估计），0.94分。参见“公元前300年”一段。

公元前500年：临淄，80 000人（我的估计），0.75分。参见“公元前300年”一段。

公元前600年：临淄、洛邑，65 000人（我的估计），0.61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叶的考古证据，甚至比下半叶还要缺乏（其实比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都要少）。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10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比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要小，但我们不能确定小多少。我猜测前者的人口大约是后者的一半，但是这全都依赖于对定居点面积和人口密度的估计。

关于最大城市（西周的都城、渭河流域的酆京和镐京，东周的都城洛邑）的资料非常少，而且大多局限于贵族陵墓和青铜器皿。酆京的出土物散布在大约12.5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而镐京的出土物散布在大约6平方千米的区域内，但这些区域只有小部分当年是盖有建筑物的。对于洛邑，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偶然发现的出土物就是来自洛邑城本身，还是也有可能来自郑州。

冯·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认为“周原（即酆京和镐京地区）上的西周都城，是由一些宗教兼居住功能的大院落非常随意的聚合而构成的。这些院落散布在可能广阔达200平方千米的区域内。院落之间有大片的农田相隔”。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那就不仅意味着周朝都城人口非常之少，而且意味着由于居住模式过于分散，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中国根本谈不上“城市”。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的“城市”。

即便如此，这200平方千米内的出土物显然密度不同，（像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国作家们那样）认为酆京、镐京和洛邑是明显的核心地带，似乎是合理的，即使从有密集、连续的房屋建筑区域这个意义上判断它们不是严格的“城市”。我猜测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洛邑和酆京有35 000人，镐京可能有它们的一半。我想公元前1000年时洛邑和酆京还不大可能有50 000人，因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期的增长量不可能超过20 000人。因此，东方最大的城市是以相当平稳的增长率发展的，从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人口增长了一倍稍多，从35 000人增长至约80 000人。

公元前700年：临淄、洛邑，55 000人（我的估计），0.51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800年：洛邑、酆京，45 000人（我的估计），0.42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900年：洛邑、酆京，40 000人（我的估计），0.37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1000年：洛邑、酆京，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钱德勒认为洛邑人口有50 000人。

公元前1100年：安阳，50 000人（我的估计），0.47分。作为商朝最后的都城，安阳自1928年以来得到了大规模发掘，尽管有城墙的城市洹北直到1997年才被定位。洹北城墙包围的面积有470公顷，判断其中有20 000~25 000人似乎是合理的，但安阳的其他遗迹蔓延了大约30平方千米。像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一样（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在这样一个分散的定居系统中，很难确定一个“城市”的边界在哪里。因此我提出的50 000人就多少有些武断了。如果非常狭义地将这个城市只定义为城墙包围的区域，那么这个估计数字可以砍去50%；而如果非常广义地将其定义为包含郊区，则又可能将总人口提高到100 000人，甚至还要多。如果安阳的人口有50 000人，就与公元前1100年的孟菲斯一样大了；如果有100 000人，那它就是公元前13~前1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我提出50 000这个数字，是对这座城市非常狭义的定义和非常广义的定义取中。

安阳建于约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200年时已显然成为主要的定居点（无论怎样定义）。考虑到对公元前1100年做估计时的不确定性，为公元前1200年提出一个不同的估计数字，将更麻烦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索性为两个年代都提出50 000人这个数字。

公元前1200年：安阳，50 000人（我的估计），0.47分。参见“公元前1100年”一段。三星堆有围墙的定居区面积也许能达到350公顷，人口也许能与安阳匹敌，但我们对三星堆仍然知之甚少。

公元前13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郑州的二里岗遗址，大约兴建于公元前1600年，通常被认为是商朝早期的一个都城。有围墙的定居区面积有300公顷，但还有一堵更大的外围墙包围了总计达1300公顷的区域。像安阳（参见“公元前1100年”一段）一样，想准确估计其人口有两大难点：第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定义“城市”；第二，如何，计算城市内的人口密度。我只好又一次在最狭义的定义（城墙之内的核心区域人口不到15 000人）和极广义的定义（多达50 000人）之间取中了。郑州似乎比公元前13~前11世纪的安阳要小得多；我估计的数字为35 000，将使其规模相当于同时代的巴比伦和底比斯的一半。

公元前14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1300年”一段。在缺乏详细的考古证据的情况下，我对公元前16~前14世纪的郑州提出同样的数字。

公元前15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1400年”和“公元前1300年”两段。

公元前1750年：二里头，24 000人，0.22分。二里头比公元前1500~前500年的遗址得到了好得多的探索。二里头三期的面积大致达到了300公顷。 24 000人这个估计数字——即使刘莉认为只是作为从18 000~30 000人的一系列估计数字的取中点提出的——可能仍然是东方最可靠的史前人口统计学数据了。24 000人这个数据意味着大约每公顷80人，按照巴比伦等同时代的西方城市的标准来看，人口密度算是低的，但与史前其他中国定居点比，仍相对较高。

公元前2000年：酆城南水，11 000人（我的估计），0.1分。这个定居点面积似乎达到了230公顷，但发掘得仍然非常不足。我猜测人口密度人较低，大约每公顷50人。

公元前2250年：陶寺、两城镇、尧王城，14 000人（我的估计），0.13分。陶寺在其全盛时期，面积达到28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为每公顷50人。刘莉也说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酋邦可能有10 000多名成员，这也许意味着对陶寺的人口密度，我们应当采用较低的数字（甚至即使以史前中国定居点的标准来看，陶寺的出土物实际上极其分散）。新近的研究表明，两城镇和尧王城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下半期，面积甚至比陶寺还要大，分别达到了272.5公顷和367.5公顷。

公元前2500年：陶寺、两城镇、尧王城，10 000人，0.09分。公元前2500年的陶寺显然比其后来的巅峰时期要小，但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估计数字。参见“公元前2250年”一段。

公元前3000年：大地湾，5 000人（我的估计），0.05分。该定居点的面积大约为10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在每公顷50人左右。

公元前3500年：西坡，2 000人（我的估计），0.02分。该定居点的面积大约为4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在每公顷50人左右。

公元前4000年：没有任何定居点面积大到能供养1 000人，故而得分为最低分（0.01分）。公元前4000年时，姜寨的面积为5公顷，刘莉计算的人口密度为每公顷44~63人，意味着该定居点只有220~315人。彼得森（Peterson）和谢拉赫（Shelach）为该遗址的人口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动态模型，所产生的数字要稍高一些，但也仅仅是400人左右。公元前6000年时，贾湖的面积也是大约5公顷，人口密度也非常低。从公元前第7个至公元前第5个千年，似乎再没有面积能超过2公顷的考古遗址了。

多少人才够

间接度量

自我们有文献资料起（西方始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东方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直到公元20世纪，在所有时间点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端起，孟菲斯是埃及的都城，而安阳是商朝的都城；到了19世纪，伦敦是大英帝国的首都，而北京是大清帝国的首都。如果我们将时间回溯到孟菲斯和安阳之前，有一定数量的证据表明，西方的乌鲁克和东方的郑州（也可能是二里头），也是更早期国家的都城。

这个现象似乎证明了选择城市规模作为社会组织的间接度量手段的正确性。在大部分时间里，一个地区最大城市的规模就是衡量其政治组织职能的尺度之一。在以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曾经提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希腊世界的情况正是如此，现在我要将这一论点扩展到整个前现代历史。只是到了20世纪，经济力量才压倒政治力量，以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都华盛顿在2000年未能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前30名；而东方最强大国家的首都北京，只排在第24位。在此前的全部历史中，城市规模都是社会组织的非常直接的反映。

能量获取失去对城市规模的影响

总体而言，能量获取历史的图形（见图2.5）与城市规模–社会组织的图形（见图4.1），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两者都在冰期结束后增长非常缓慢，在公元前最后几千年开始加速，然后在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呈爆炸式增长。在两幅图中，在过去10 000年间，西方的分数在大部分时间都高于东方。然而，两幅图中的差异也如相同处一样引人注目。

图4.1 公元前8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最大的城市的规模

图4.2和图4.3分别标绘了西方和东方的能量获取情况和城市规模（以社会发展指数上的分数的形式表示），以及两者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图4.4和图4.5则在线性－线性标尺上展示了同样的数据；可以看出同样的模式，不过对比不像对数标尺上那样鲜明）。能量获取曲线与城市规模曲线最引人注目的反差，似乎是：（1）城市规模曲线开始上升的时间比能量获取曲线要晚得多；（2）城市规模曲线比能量获取曲线不稳定得多。这两个反差很容易解释：城市规模是能量获取的功能之一。只有当能够达到某种水平的能量获取（每人每天7 000~8 000千卡），最大定居点的规模才会开始显著增长；然而一旦某个社会跨过了这个门槛，能量获取预算边缘相对较小的变化，就能对可用于组织较大的社会的能量数量产生巨大影响。

图4.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图4.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图4.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线性－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图4.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线性－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图4.6 公元前4000~前1500年东方和西方最大定居点规模

因此，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当能量获取水平达到每人每天大约11 000~12 000千卡时（见图4.6；西方于大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东方于公元前2000~前1500年到达此水平），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历程很相似。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时，两者的定居点规模都出现了暴跌。西方发生了阿卡德、乌尔陷落和埃及旧王国衰败等危机，东方则出现了陶寺和山东早期城市的败落，尽管这些危机对东西方的能量获取状况都只产生了极微小的影响。

最近3 000年的变化甚至更为惊人（见图4.7）。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能量获取的增长率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都加速提高了，但城市规模的增长还要更快。能量获取似乎又出现了一个门槛，这回是略高于每人每天20 000千卡。跨过了这道门槛的社会，就能创造出有100 000人以上的城市。还有一道门槛是大约每人每天27 000千卡，跨过这道门槛，创造有50万~1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便有了可能。公元第一个千年早期的大危机在东方和西方都造成了能量获取能力前所未有的锐减（在西方，公元100~700年降低了将近20%；在东方，公元100~300年降低了将近4%），但危机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公元200~700年，西方的城市萎缩了85%以上；公元1~200年，东方的城市萎缩了75%以上。

图4.7 公元前1000~公元1500年东方和西方最大定居点的规模

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晚期，东方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在其跨过了每人每天27 000千卡的能量获取门槛后，出现了堪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的罗马相匹敌的城市。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500~1000年增长了13%（从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增至29 500千卡），但是东方的城市规模同样在这500年间增长了400%（从20万居民增长至100万居民）。公元第一个千年晚期颠覆了中国唐朝的战争几乎没有对能量获取水平产生什么影响，但的确在短期内造成城市规模下降了25%。

能量获取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一直到了公元第二个千年都还在起作用。1200~1400年旧世界的第二次大变迁导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下降了5%，但最大城市的人口下降了一半；在西方，能量获取水平未受影响，但城市规模萎缩了几乎2/3。

能量获取水平自公元1500年（特别是1800年后）的提升，对城市规模有可想而知的巨大影响。大约每人每天45 000千卡似乎是能量获取的又一道门槛，使得出现数以百万计居民的城市成为可能。20世纪的世界大战使得东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受到严重破坏，但城市规模的波动性已经极强，东京和北京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都发展得比以往更大，而西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在美国）在两次大战中均毫发无损。

城市规模的量级

城市规模数据也表明，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着定居点规模的量级。国家出现以前的农业社会（如在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3500年之前和东方核心地带公元前2000年之前出现的社会）似乎无法供养大约10 000人以上的定居点；农业国家（公元前第4个到前第一个千年早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农业帝国（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然而，工业社会却能够维系2 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见图4.8）。

图4.8 自冰期以来已知最大定居点及群落组织水平

前现代时期有序的层层递进，当然部分是因为定量估计的粗糙性（图4.7中线顶点是平的纯粹表明我们资料的缺乏；罗马、长安、开封和杭州拥有80万或120万人口，与图中标绘的它们拥有100万人口，是同样有可能的）。然而，结果的一致性的确表明了一个值得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数据进行检验的假设——如果没有化石燃料带来的能量激增，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和技术方面的收益，则没有人能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我们还需要观察，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会给城市规模设置怎样的上限，以及我们是否能突破这个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