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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4》第四章 儒家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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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虎乱鲁:诸侯权力逐渐下移】

公元前505年春天,当吴国大军还在郢都逗留的时候,一小队乔装改扮的周朝武士奉命潜入楚国,趁着兵荒马乱,刺杀了寓居楚国多年的王子朝。

王子朝因叛乱失败流亡到楚国,是公元前516年冬天的事,距此已经整整十年。王室之所以对他痛下杀手,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不甘寂寞。据《左传》记载,王子朝虽然人在楚国,却一直和雒邑的余党保持联系,期望有朝一日可以卷土重来。公元前506年,他遥控周朝大夫儋翩在雒邑发动叛乱,而且说服郑国出兵相助。郑国一股脑儿攻下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城,王室为之震动,派人向晋国告急。晋国一方面派兵戍守雒邑,一方面指示鲁国出兵进攻郑国。

鲁昭公客死他乡之后,他的弟弟公子宋被立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定公。公元前505年,“三桓专鲁”的政治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这年六月,季孙意如巡视自家的领地东野,突然发病身亡。同年七月,叔孙不敢去世。

季孙意如长期把持鲁国国政,权倾一时。鲁国宫中有块宝玉,名为璵(yú)潘,乃历代鲁侯在正式场合佩戴的宝物。自鲁昭公离开鲁国,季孙意如便将璵潘佩在自己身上。意如死后,家臣阳虎提出要以璵潘陪葬,遭到另一位家臣仲梁怀的反对。仲梁怀的意见,“改步改玉”,当年鲁昭公不在国内,季孙意如佩戴璵潘署理国政,也无可厚非。后来鲁定公即位,意如理应归还璵潘却一直未还,现在还要将它带到坟墓中,岂不是太过分?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改步改玉”。

第一,周人以玉为身份的象征,什么级别的干部佩戴什么样的玉饰,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容僭越。

第二,步即走路的步长。周礼规定,诸侯步行“接武”,即第一步迈开后,第二步徐行过前半步;卿大夫步行“继武”,第一步与第二步紧接;士则“中武”,两步之间须留一足之地。总之越是尊贵的人,走得越慢,步伐越短。如果你穿越到周朝见到男人走路像小脚女人,千万不要嘲笑,否则后果自负。

由此可知,季孙意如本当行继武之步,因为鲁昭公被逐,他便行了接武之步。鲁定公即位,他又行回继武之步。以继武之步,佩璵之玉,还要以其陪葬,显然是不合适的。

阳虎说不过仲梁怀,这事只好作罢。但是阳虎不是善罢甘休的人,他找到费邑的长官公山不狃(niǔ),提出要将惩办仲梁怀。前面说过,费邑是季氏家族最重要的领地,公山不狃自是季氏家臣中的实力派,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很明确:“仲梁怀这样做,也是为了咱们的主人好,您何必生怨呢?”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公山不狃的态度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原来季孙意如死后,季孙斯继承家业。新官上任三把火,季孙斯上台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在阳虎和仲梁怀的陪同下巡视领地(可见仲梁怀不是一般。当他们来到费邑,公山不狃大老远跑到郊外去迎接,恭恭敬敬地向季孙斯和仲梁怀致以问候之情。季孙斯倒是很尊重公山不狃,仲梁怀则高高在上,对公山不狃爱理不理。公山不狃当天晚上就对阳虎说:“您不是要惩办仲梁怀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阳虎的回答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同年九月,阳虎在曲阜发动政变,囚禁了季孙斯和他的一批亲随,驱逐了仲梁怀。

同年十月,阳虎和季孙斯在曲阜的南门盟誓。在强人季孙意如去世仅仅四个月之后,鲁国的实际控制权便转入了身为家臣的阳虎之手。

公元前504年二月,在阳虎的主持下,鲁国响应晋国的号召,派兵入侵郑国。鲁、郑并不交界,鲁军去的时候途经卫国,未行借道之礼;回来又经过卫国首都帝丘,阳虎指使季孙斯和仲孙何忌自帝丘的南门进入,从东门出来,然后驻扎在东门外的豚泽村。卫灵公大为震怒,命宠臣弥子瑕带兵袭击鲁军。

卫国老臣公叔发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让人抬着自己来见卫灵公,说:“因为人家的无礼而效仿他,是不对的。当年鲁昭公流亡在外,您对他礼遇有加,现在却因为小小的愤恨而掩盖过去的恩德,未免太不划算。鲁、卫本是兄弟之国,理应和睦相处,不能因为阳虎这个小人从中作梗就刀兵相见。”

卫灵公说:“难道咱们就这样咽下这口气?”

公叔发说:“这是老天为了惩罚阳虎,让他多积累一点罪行,您大可拭目以待。”

卫灵公听从了公叔发的建议。

同年夏天,阳虎又指使季孙斯到晋国献捷。当时的规矩,小国派使臣朝觐大国诸侯,也要向诸侯的夫人行聘问之礼,以示尊重。阳虎为了讨好晋国,强迫仲孙何忌与季孙斯同行,专门向晋定公夫人致以问候。仲孙何忌乃是三桓之一的孟孙氏啊,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他来到晋国,对士鞅说:“如果阳虎不能在鲁国呆下去而来到晋国,我希望晋国能给他一定的位置,比如中军司马这样的职位就很不错。我以先君的名义发誓,请您一定答应我的请求!”

仲孙何忌的话看似含蓄,其实很直接。士鞅装作没听明白,说:“这个……晋国的官吏任用,都是由国君决定的,我哪里敢表态?”转身便对赵鞅说:“鲁国人已经很讨厌阳虎了,孟孙氏指天发誓要将他赶出国,而且认定他将会逃到晋国来,在给我们吹风呢!”赵鞅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没有说什么。

同年八月,阳虎又在曲阜的周社与鲁定公及季孙斯、仲孙何忌、叔孙州仇(叔孙不敢之子)举行盟誓,在亳社与曲阜的居民举行盟誓——鲁国是周公的后裔,周社即周朝的社稷神位;鲁国所在的地区又有大量商朝遗民,因此立亳社以示尊重。阳虎在两社举行盟誓,等于是强迫朝野一致认同他的地位,而他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季氏家臣,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这次盟誓后,阳虎干脆不再遮遮掩掩。公元前503年春,齐国向鲁国归还了郓城和阳关(今山东省泰安县南)两地。阳虎将两都纳入自己的名下,并将郓城当作自己的居城,在那里开设官署,号令全国。鲁国正式进入了阳虎当政时期。

公元前503年四月,周朝卿士单武公、刘桓公在晋国人的帮助下,在穷谷(今河南省洛阳境内)打败叛军,雒邑的形势趋于安定。郑献公意识到,晋国下一步肯定是要对郑国开刀,追究其进攻王畿之罪。

在历史上,郑国是出了名的墙头草——得罪了晋国,便投靠楚国;得罪了楚国,便投靠晋国。但这次郑献公显然没有瞄上楚国,一则楚国不久前刚被吴国欺负,险些灭了国,属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二则另外一个大国正在东方崛起,吸引了郑献公的眼球。

《左传》记载,公元前503年秋天,齐景公、郑献公在咸地举行会盟,而且派使者前往帝丘邀请卫灵公参加。卫灵公很想去——去年鲁国人在帝丘城下的无礼举动一直使得他心里很不痛快,考虑到鲁国那次军事行动是受晋国所指使,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对齐景公抛来的媚眼怦然心动。但是卫国的群臣都反对。卫灵公没办法,只好派大夫北宫结前往齐国,又私下给齐景公送一封信,说:“请您装作震怒,将北宫结抓起来,派兵讨伐卫国。”齐景公当然不会拒绝。事实证明这一招很奏效,齐国大军从临淄出动的消息刚传到帝丘,卫国的群臣便立刻改变态度,同意跟齐国结盟了。于是,齐、郑、卫三国在琐地结成了同盟。

齐景公敢作敢当。琐地之盟后,马上派上卿国夏率军入侵鲁国。阳虎也尽起鲁国之兵抵御。有意思的是,阳虎现在贵为鲁国第一实权人物,却仍然以季氏家臣自居,亲自为季孙斯驾车,准备夜袭齐军。国夏得到情报,将计就计,让部下装作毫无防备的样子,暗地里设下伏兵,只等鲁军前来上钩。

公敛(复姓)处父为仲孙何忌驾车,意识到齐国人的阴谋,在军事会议上对阳虎说:“你如果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必死无疑。”大夫苫夷也说:“你如果让他们两位(季孙斯和仲孙何忌)陷于危险,不用军法官审判,我将亲手杀死你!”阳虎害怕起来,于是引兵而还。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阳虎虽然大权在握,反对他的还大有人在,这种“以下剋上”的统治并不稳固。

第二年春天,急于立威的阳虎鼓动鲁定公亲自率军讨伐齐国,以报去年之仇。鲁军包围了阳州(今山东省东平境内),然而斗志不高。阳虎动员大伙去攻城,大伙都坐在地上,说:“要我们去干啥啊?颜高的弓有一百八十斤呢!”

颜高是鲁国著名的武士。说他的弓有一百八十斤,并非重量,而是拉满弓需要一百八十斤的力量。当时大伙都拿着它传看,试试能不能拉开,结果是没人能够拉到一半。鲁国人正在吵吵闹闹,阳州城的大门突然打开,齐军蜂拥而出。

大伙都看着颜高,指望他去迎敌。颜高左顾右盼,找不到自己的弓,只好随手从别人车上抢过一张弓,刚搭上箭拉开,弓就被拉断了。齐将籍丘子鉏眼明手快,“刷刷”两箭射过来,将颜高和身边那人都射倒在地。子鉏抢上来想割颜高的首级,颜高突然打了个滚,从地上又拿起一张弓,向子鉏一箭射去,射穿了他的脸颊,将他射死。

颜高的弟弟颜息也不是好惹的,弯弓搭箭,射中一名齐将的眉心。鲁军大声欢呼,他却很惭愧地说:“不好意思,我本来想射他的眼睛,没想到射偏了。”

一两个人的勇猛没能挽救鲁军的失败。战斗开始不到一个时辰,鲁军就溃散了。大夫冉猛跑在了最前面。他的哥哥冉会见了,大声骂道:“冉猛,你小子给我殿后!”

一个月后,鲁军卷土重来,进攻齐国的廪(lǐn)丘(今山东省境内)。这一次鲁军来势汹汹,齐国人放火焚烧攻城的冲车,鲁国人便用麻木短衣沾湿了灭火,很快攻破廪丘的外城。外城既毁,内城亦将不保,廪丘守军干脆打开城门冲出,要跟鲁军拼个鱼死网破。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鲁国人一看齐国人冲出来,立马放弃进攻,纷纷后退。冉猛自然又是跑在最前面。阳虎在指挥车上看得真切,故意大声对左右说:“如果冉猛在这里,怎么会让齐人如此嚣张?”冉猛听到了,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突然雄起,掉转车头就向齐军冲去。眼看就要冲到齐军阵前,冉猛回头一看,哎呀!原来只有他一个人在冲锋,其余的人都在看热闹呢!要说冉猛的演技,那真不是盖的,当场大叫一声,装作跌倒在车上,不省人事,一只手暗中猛拉车夫的袖子。车夫会意,将手中的缰绳一抖,战车在齐军阵前划了一个美丽的弧线,又跑回去了。阳虎气得直摇头,骂道:“尽是些假心假意的家伙!”这句话的原文是:“尽客气也。”这也是客气一词最原始的意义。当我们说“您太客气了”的时候,也许不曾想到,在古代,那就是“您太假惺惺了!”。

阳虎一季两度侵略齐国,自然是为了讨好晋国,最根本的目的则是希望晋国成为自己的后台,稳固自己在鲁国的地位。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同年夏天,齐景公派国夏、高张率军进攻鲁国,晋国则以士鞅、赵鞅和荀寅为帅救援鲁国。鲁定公亲自跑到瓦地去犒劳晋军。在这次会面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按照周朝的礼仪,诸侯卿大夫相见,手里抱着一只羔羊,叫做“执羔”。但是晋国人为了突出中军元帅的尊贵,仅仅由士鞅执羔,赵鞅和荀寅则执雁(家鹅),贵贱等级一目了然。鲁国人觉得这个做法很不错,也学了来。自此之后,唯季孙氏执羔,叔孙氏和孟孙氏(鲁国三桓的族长称为某孙氏)执雁。

晋国兴师动众而来,自然不只是为了救援鲁国,同时也是想瓦解齐景公刚刚建立的齐、郑、卫三国联盟。士鞅派人给卫灵公送去一封信,命卫灵公前来会盟。

晋国大军都到家门口了,卫灵公怎敢不从?于是顶着烈日来到晋军大营会见士鞅。卫国虽小,却也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又与晋国同为姬姓子孙,卫灵公以诸侯的身份拜会晋国的卿,本来已经是纡尊降贵,晋国人却仍然感到不满足,仅仅派了大夫涉佗、成何去与卫灵公盟誓。

按照当时的规矩,两国结盟,如果用到牛耳,则地位低者端着盆子(执牛耳),地位高者动刀。卫灵公心想,我好歹是个侯,你们只是大夫,这执牛耳的事,理应由你们来担当吧!但是晋国人显然不这样认为,成何私下对涉佗说:“卫国,就好比是晋国的郡县,不能将其视为诸侯。”涉佗想都没想就说:“是啊,咱们可不能丢了晋国的面子。”

到了那天,将要歃血为盟,涉佗突然抓住卫灵公的双手,强迫这老头去端盆子。卫灵公怎肯就范,双方争执之中,盆子被打翻,牛血浸湿了卫灵公的手腕。

卫灵公脾气再好,也忍不住发火。卫国大夫王孙贾见状,连忙上来护主,对涉佗说:“盟誓是为了伸张礼义,就像咱们的国君所做的那样。卫国虽小,岂敢违反礼的精神来接受这样屈辱的盟誓?”双方不欢而散。消息传到卫国国内,连那些一直因为害怕晋国而不主张卫国与齐国结盟的大夫,现在都纷纷要求卫灵公与晋国绝交。

卫国人一硬起来,晋国人反倒害怕了。士鞅马上派人去帝丘,要求重新与卫国结盟。但是已经晚了,卫国现在上下一心,很干脆地拒绝了晋国的要求。

同年秋天,晋国出兵入侵郑、卫二国。阳虎再一次听从晋国的号召,派兵入侵卫国,这也是他当政一年多来第三次发动战争,鲁国上下都对他感到极度厌恶。在这种情况下,阳虎决定不再遮遮掩掩,直接拿三桓开刀,确立自己在鲁国的绝对统治地位。

当时阳虎的手下有五名死党,分别为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叔孙辄和叔仲志。其中季寤是季孙意如的庶子,叔孙辄是叔孙婼的庶子。阳虎的如意算盘是,用季寤取代季孙斯,叔孙辄取代叔孙州仇,他本人则取代仲孙何忌,将三桓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同年十月,阳虎邀请季孙斯到曲阜东门外的蒲圃赴宴,准备在席中刺杀季孙斯。同时命令属下的战车部队进入一级戒备,打算在刺杀了季孙斯之后大举进攻叔孙、孟二家。

阳虎的异动引起了公敛处父的警惕。他对仲孙何忌说:“我发现季氏的战车部队正在集合(实则为阳虎控制的季氏部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仲孙何忌还蒙在鼓里,说:“我没发现有这事啊!你不要乱讲。”公敛处父说:“如果季氏有乱,您也必定受到影响,请早作准备。”于是暗中命令孟氏族兵戒备。

十月二日,阳虎提前抵达蒲圃。季孙斯从家里出发,为他驾车的是阳虎的亲信林楚,前后左右有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武士,还有阳虎的弟弟阳越殿后——这不是护送季孙斯赴宴,而是押送季孙斯去刑场。

季孙斯再迟钝,也知道事情不对了。他看看前面,东门已经遥遥在望;看看后面,阳越正板着一副脸,警惕地戒备着四周。季孙斯做了一个深呼吸,突然对林楚说:“你的祖先世代都是我们季家的良臣,我希望你也能跟他们一样。”

林楚肩头一震,回答说:“您对我说这话,已经晚了。阳虎把持国政,鲁国人都听命于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算我能够为您而死,恐怕也挽救不了您。”

季孙斯说:“哪里晚了?你能将我载到孟家吗?”

林楚说:“我倒是不怕死,只怕您就算到了孟家里,也难免一死。”

季孙斯说:“去吧!”

林楚微微点头道:“您扶稳了。”

当时仲孙何忌“碰巧”挑选了三百名精壮奴隶在自家门外修房子。林楚驾车经过孟家路口,忽然扬鞭,策马冲向孟家。这一变故来得太突然,等阳越反应过来,张弓去射时,马车已经冲进了孟家的大门。

孟家的奴隶早有准备。季孙斯的马车刚过孟家大门,他们便一拥而上,将大门牢牢关上。阳越赶到门口,大呼开门。一支箭从门楼上射来,正中其咽喉。

阳虎得到消息,连忙赶到公宫,将鲁定公与正在上朝的叔孙州仇绑架,然后讨伐仲孙何忌。危急时刻,公敛处父带兵从曲阜的北门进入,突入阳虎阵中,将其部队击破。

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因为季孙斯的急中生智和孟氏的早有准备,就这样土崩瓦解。阳虎脱下盔甲,跑到公宫中取出璵潘宝玉和祖传的大弓,带着少数亲信趁乱逃出曲阜。天黑下来后,阳虎停下脚步,命令随从埋锅造饭。大伙都说:“您还是快逃吧,别让人追上了。”阳虎大笑说:“鲁国人听说我不在了,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来追我?”大伙说:“哈,您想得倒美,那公敛处父可不是吃素的。”阳虎说:“没事,吃饱了再赶路。”

果然,听到阳虎遁逃的消息,曲阜城内一片欢呼,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庆贺,只有公敛处父向仲孙何忌请求追击。仲孙何忌轻轻地说了一句:“这个人,走了便好,何必去追?”拒绝了公敛处父的请求。

阳虎逃到了自己的领地阳关。

公元前501年夏天,阳虎派人将自己从宫中盗走的宝玉和大弓归还给公室。《春秋》记载:“(鲁)得宝玉、大弓。”左丘明解释:但凡获得器用之物,称作“得”;获得俘虏和生物,称作“获”。幸好我们不是活在春秋时期,这语文也未免太难学了。

同年六月,鲁军讨伐阳关。大军将阳关围得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眼看城池将破,阳虎突然焚毁城门,带兵直冲鲁军阵营。趁着鲁军没回过神来,阳虎已经突破包围,投奔齐国而去。

他见到齐景公便说:“请给我一支部队,再给我三次进攻的机会,我就帮您拿下鲁国。”

别人说这样的话,齐景公会认为是吹牛。但是阳虎这样说,他认为是完全可能的。盘算了一番之后,他决定答应阳虎的请求。当时老臣鲍国已经九十多岁,对齐景公说:“阳虎受恩于季氏,却想杀死季孙斯,现在又拿着不利于鲁国的计划来讨好您,这样的人您也敢相信?对于他来说,道义不过是空话,利益才是一切。他既然敢颠覆鲁国,便也敢颠覆齐国。鲁国人正因为除掉他而额首称庆,您却要收留他,就不怕他祸害您?”

齐景公听了鲍国的话,下令将阳虎囚禁起来,安排他到齐国东部去居住。阳虎心想,齐国东部乃东夷聚居之地,邻近大海,想逃也逃不了啊!于是装作欢天喜地的样子,对看守说:“太好了,我求之不得,正想去东方养老呢!”看守将这事向上汇报,齐景公一听,心里便犯了一个嘀咕:这小子不会有什么阴谋吧?于是又改变主意,让他居住在西部某地。

阳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瞅准了一个机会,将自己藏在装满衣物的车里,逃到了宋国。又从宋国辗转逃到晋国,投奔了赵鞅。据《韩非子》记载,赵鞅对这位叛逆之臣颇为重视,亲自将其迎至府内,让他当了自己的首席家臣。左右对此不理解,问道:“这个人实为窃国大盗,您为什么要如此厚待他?”“没错啊!”赵鞅说,“这个人最善于窃取权力,可我最善于巩固权力,他能把我怎么样呢?”果然,在赵鞅的领导下,阳虎不敢胡作非为,老老实实为赵氏家族服务。后来赵氏家族日益强大,成为“三家分晋”中的一家,阳虎功不可没。

如此看来,阳虎就是孙悟空,赵鞅则是会念紧箍咒的唐僧,这样说不知道合不合适?

关于阳虎,《论语》里还记载了他和孔夫子的一段往事:阳虎当政的时候,听说孔丘很有学问,就很想见见他。孔丘却摆起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认为阳虎以下欺上,不是好人,因此拒而不见。阳虎也不生气,派人给孔丘送去一块猪肉。孔丘正好不在,家里人便将猪肉收下。孔丘回来之后,见到那块猪肉,嘴里流着口水,心里非常高兴,得知是阳虎送的,不由又感到惭愧,于是前往阳虎家拜谢,正好在路上遇到了阳虎。

阳虎摆出一副很亲切的样子:“哎哟,你就是孔丘啊,快过来快过来,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知识分子最顶不住这种攻势了,孔丘跑过去,站在阳虎面前。阳虎说:“空有一身本领却不为国家服务,称得上‘仁’吗?”孔丘摇摇头。阳虎又问:“胸怀大志,想做一番事业,却不知道把握机会,称得上‘智’吗?”孔丘又摇摇头。阳虎拍拍孔丘的肩膀,说:“老弟,日月如梭逝去,年岁不等人啊!”孔丘恭恭敬敬地说:“您批评得对,我明天就到府上来上班。”

据说,孔夫子后来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可能就是得自阳虎的启发。

【孔圣人的二三事】

现在该说说孔丘这个人了。

在中国历史上,尚无一人承载了孔丘那么多的荣誉和溢美之词,也无一人像孔丘那样被骂得狗血淋头罪大恶极。他是最好的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耶稣也不过如此;他是最坏的人,是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的最大代表,死后两千多年还被拉出来接受批斗。爱他也罢恨他也罢,赞美也罢贬低也罢,无可否认的是,他已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符号,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也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

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孔丘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初期宋国的司马孔父嘉。当年孔父嘉被华父督所杀,其后人逃至鲁国,遂以孔为氏,建立了孔氏家族。鲁襄公年间,一位被称为叔梁纥(名纥,字叔梁)的孔氏后人作风不太检点,在野外与一位颜氏女子行了苟且之事。事后叔梁纥提上裤子就走了,浑然不知自己刚刚干了一件改变中国的大事。

颜氏女子却感受到了身体里的奇异变化。十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相貌不凡的男婴。说是相貌不凡,倒也不见得有多奇特,只不过头形四边隆起,中间低陷,好像一座小山丘,于是就叫他孔丘,字仲尼。从这个“仲”字后人可以得知,孔丘在家里排行第二,因此又称为孔老二。

孔丘的童年也许不太幸福。三岁的时候,叔梁纥便去世了。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大力士,能够双手举起重逾千斤的城门,他如果不死,说不定能将孔丘培养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然而没有如果。事实是,当周围的小朋友骑着竹马玩打仗游戏的时候,孔丘却热衷于玩过家家,只不过他这个过家家也与众不同——摆几个破碗儿,装模作样地叩首行礼,幻想自己是王公贵族,正在大庙里举行祭祀,或是在朝堂上接见来访的贵宾。终其一生,孔丘对“礼”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

所谓礼,简而言之就是周礼,本书中多次出现的“礼也”“非礼也”,说的便是这个礼。千万不要将周礼与金正昆的商务礼仪等而视之,它指的是关于周朝封建统治的一整套学说。礼仪和礼节,不过是它最表层的部分。

十九岁的时候,孔丘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给季家担任管理田产、仓库的小吏。也就这一年,他娶了宋人亓(qí)官氏的女儿为妻。这个时期的孔丘,没有给后世留下太多历史记录,人们只知道:第一,他很好学;第二,他郁郁不得志,生活困窘;第三,他生了一个儿子,朝廷给他发了一条鲤鱼作为贺礼,他便给儿子命名为孔鲤。

二十七岁的时候,郯国的国君郯子来到曲阜朝觐鲁昭公。郯子虽是边远地区的小国君主,学问却非同小可,尤其是对上古时代的官制有很深的研究。孔丘特别跑去向郯子请教,回来之后就很有感慨地说:“我听说,天子那里已经失去了古代的官制,但那些学问还是保存在了四夷地方,今天总算见识了。”自此之后,孔丘更加潜心治学。他也陆续收了一些门徒,开始传播自己的学问。随着门徒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但他始终保持了一种谦逊的态度。

孔子对弟子说:“我述而不作。”意思是他仅仅是复述古圣先贤的学说,自己无所建树。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孔丘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学说增加了一分宗教意味(虽然他号称不语怪力乱神)。他的所有理论是不容置疑的,也没办法置疑,因为那是古人规定的东西。而他本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充当了先知的角色,负责将这些所谓的古代学问传播给世人。

很多人相信了孔丘的说法,但也有世外高人对孔丘的这套把戏不屑一顾。传说孔丘曾专门跑到雒邑去见老子。老子是王室的图书馆长,知识渊博,高深莫测。孔丘毕恭毕敬地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学问,满以为会得到满意的答复,没想到老子只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说:“你来问礼啊?你说的那些故事,编造它们的人连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剩下他们的那些话还在世上流传,你觉得可信吗?作为一个正人君子,运气好的时候就坐车当官,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荡。我听说,一个好的商人,应该将自己的财货深藏起来,就跟什么都没有似的;君子虽然有良好的品德和智慧,表面上看起来却像个蠢人。你应该去掉身上的骄傲与贪婪,以及好看的外表与不切实际的欲望,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有害的。我的话就这些。”

顺便说一句,孔丘身高一米九,玉树临风,确实是个翩翩美男子。被老子这样数落了一通之后,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所措。回去后便对自己的弟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鱼,我知道它会游;兽,我知道它能走。地上走的可以用网去捉,水里游的可以用线去钓,天上飞的可以用箭去射。至于龙,我就拿它没任何办法了,它能够乘风驾云直冲九霄。我今天见到老子,这个人可不就是一条龙么?”

话虽如此,孔丘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让老子说去吧!他扩大了招生的范围,将自己定位为职业教育家(虽然他在政府里还干着一份差事),对外宣称:“只要拿十条腊肉当见面礼,我就教他!”准入门槛真够低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弟子数量与日俱增,号称门徒三千。很多政府公务员也拜他为师,还有外国人慕名前来,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在政府中所处的地位。

一般人到了这个层次,便会考虑下海,跳到体制外去干一番事业。但孔丘不是这样,他坚持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了一肚子学问,如果不去当官,有如纸上谈兵,没有任何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那番话,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身上:他不满足于当理论家,他要做的是改变这个世界,将它改造成他认为是正常的模样。

孔丘三十岁那年,在曲阜见到了来访的齐景公和晏婴。据说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对话,齐景公对他的观点表示十分赞同。这次对话成为五年后他奔赴齐国的契机。

孔丘三十四岁那年,孟氏的族长仲孙貜去世,临终前将两个儿子——仲孙何忌和南宫敬叔托付给孔丘,让他们跟随孔丘学礼。这也是孔丘收过的地位最高的学生。

孔丘三十五岁的时候,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季孙意如赶到了齐国。仲孙何忌当年十四岁,孟氏的家政由家臣们把持,他们站在季孙意如那边,参与了进攻鲁昭公的行动。对于这种做法,孔丘肯定是不能赞同的,他选择用脚投票,也步鲁昭公的后尘,来到了齐国。他一开始在高氏家族中担任家庭教师,希望通过高氏再度见到齐景公。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他不是那种浪费时间的人,等待的过程中,他找到齐国的大乐师学习古代的音乐,而且完全沉迷进去,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一时传为美谈。

齐景公见到孔丘,问了一个问题: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很大,孔丘却只用了八个字来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猛拍大腿,说了一句大实话:“讲得太好了,如果不是那样,就算仓库里有粮食,我恐怕都吃不到了!”

这八个字在现代常被人诟病,认为是封建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个人之见,封建不假,但是八个字的背后透出的“正名”思想,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试想,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原则,既是对臣的约束,更是对君的约束,难道有什么错吗?一个社会,如果“公仆”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主人”朝不保夕,噤若寒蝉,是不是也该想想孔丘那八个字,好好地正一下名呢?

几天之后,齐景公又接见孔丘,再度就如果治理国政征询他的意见。孔丘的回答仍然很简单:“节省财用。”那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别今天开运动会,明天搞赛歌会,把个办公楼修得比周天子的还气派。花钱的时候多思量,把钱用到点子上,那就OK啦!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便想赏给孔丘一块封地,让他安心为齐国服务。没想到晏婴站出来强烈反对:“这些儒生尽瞎扯些没边的事,说得好听,却没人愿意去执行。他们举止傲慢,自以为是,谁也指挥不了。他们特别爱办丧事,破产也要厚葬,这种风气不可助长!他们到处游说,推销过时的政治主张,求官求财,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委以重任?周朝礼崩乐坏已经多年,他却还在那里大放厥词,说什么穿衣戴帽要合乎礼,上车下车要怎么优雅,那一套东西让人一辈子都学不透,多少年也掌握不了。您如果要用他的理论来治理齐国,只怕适得其反。”

晏婴无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从前面的“二桃杀三士”和现在对孔丘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其实也有狭隘的一面。齐景公历来对晏婴言听计从,再见到孔丘时,虽然还是很尊重,却不再提有关治国的问题了。孔丘感觉到了这其中的变化,不久之后就离开齐国,又回到鲁国。

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即位,孔丘四十二岁。鲁国的政局依然不稳定。也许是受了老子的启发,也许是经受了时间的历练,孔丘现在对于做官这件事,态度就淡定多了。他对学生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国家政治开明,我就说两句;政治不开明,我就马上闭嘴,不给政府添乱。这种圆滑的态度,和当初那个信誓旦旦要为世界正名的孔丘判若两人。他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更进一步的表态:如果实在没人爱听我唠叨,我就乘条小船,漂流到海上去隐居吧!

这一时期的孔丘,确实是韬光养晦,将注意力转移到与政治无关的事情上来。公元前505年,季孙意如去世,季孙斯继承家业。有一天季家在院子里打井,挖出了个罐子,里面有一只类似于羊的小动物。有几个好事者故意到孔丘那里诈他:“我们挖到了一只狗。”孔丘问明了情况,很肯定地说:“以我所知道的,应该是只羊。”人们大吃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孔丘说:“书上说了,山林中的怪物叫夔,水里头的怪物叫龙,土里的怪物叫坟羊。如果是挖井得到的怪物,必定是羊。”那些人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

还有一个故事。吴王阖闾出兵讨伐越国,在会稽城得到一根骨头,仅骨节就能装满一车,谁也不认得。他听说孔丘博学多才,便专门派人到曲阜来问孔丘。孔丘说:“当初夏禹召集天下的神仙鬼怪到会稽山开会,防风氏迟到了,禹就杀了他,陈尸示众,他的一节骨头就有一辆车子那么长,我估计你们得到的就是防风氏的骨头。”吴国人很惊讶,又问:“那神仙鬼怪又是怎么回事呢?”孔丘说:“山川之神能够纲纪天下,而主管祭祀山川的人就叫做神,祭祀社稷的便是诸侯,他们都归周天子管辖。”吴国人听得晕晕乎乎,追问道:“那防风氏管什么呢?”孔丘说:“祭祀封山和禺山。”吴国人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防风氏有多高?”孔丘笑了:“僬侥氏高三尺,这是最矮的人。最高的人不能超过十倍,顶多也就是三丈吧。”吴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满意而归。

空有那么多古怪的知识,孔丘没写本《魔戒》,实在是太可惜了。当时正是阳虎祸乱季氏的时期,如本书前一节所述,孔丘似乎还出来帮阳虎做过事。但很快他便认识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站在哪边都有很大的风险,于是又回到家里,专门从事《诗》《《礼》《乐》的整理工作。相传他在这段时间还开始着手修订鲁国的史书《春秋》,这也就是本书大部分内容所依据的史实。

如果孔丘确实做过那些工作,那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兵荒马乱,礼崩乐坏,上古的典籍残缺不全,再加上周朝遭遇了王子朝之乱,大量古籍遗失损毁。孔丘几乎是力挽狂澜,一方面考查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一方面整理残缺的文字。据说他将上起尧舜,下至秦穆公时期的皇家档案文件都编排起来,形成了完整的资料。后人读到的《尚和《礼记》都是由他编定的。另外他还对古代流传的诗歌进行了删选,形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诗经》,而且他给这三百多首古诗都配上了乐谱,以便于人们传唱。

也就是这段时间,他的学生的数量和质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孔丘后来自述,他的学生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中特别出名的有:

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孔门首席大弟子。颜回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就是心态很好。孔丘曾经称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简单点说,穷开心。

冉雍,字仲弓,贱人之子。孔丘不嫌其出身贫贱,认为他长于政事,可以坐北朝南,听政于朝廷——这个评价很可怕!

冉求,字子有,曾任季氏家族的大管家。孔丘认为他可以治理千户人家的城池,也就是个县长的资质。

仲由,字子路,也是季氏家臣,生性纯朴,武艺高强。据说曾经欺侮过孔丘,后为其学问折服,遂改穿儒服,做了孔丘的学生。孔丘认为他可以管理千乘之国,那是当诸侯的料。

宰予,字子我。此人牙尖齿利,善于辩论,不太招孔丘喜欢。有一次孔丘看到宰予白天睡觉,评价:“朽木不可雕也!”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同样长于辞令,孔丘常说他狡猾,但是他更有才——曾经做过鲁国和卫国的宰相,富可敌国。

曾参,字子舆,以孝道而闻名,著有《孝经》。不要小看这本书,自汉朝以下,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是以孝治天下,实为两千年中国政治的理论基础。

公冶长,字子长,齐国人,孔丘的女婿。

那个年代没有报纸电视,学生多了,掌握的话语权就多了。在世人眼里,孔丘的形象越来越高大。颜回就曾经这样公然吹捧自己的老师——颜渊喟然长叹(请注意,喟然长叹,多么传神),说:“先生的思想和人格,我仰着脸越看越高,越是钻研越觉得难以赶上,一会儿觉得就在眼前,一会儿又像是在身后。他是那么循循善诱,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又用礼仪来约束我们,使得我们欲罢不能。我们就算是倾尽全力,那个高大的身影还是耸立在前面。我们不停地靠近他,却又没办法企及他的高度。”

孔丘是如此出名,以至于街头巷尾都有人议论:“孔子是多么伟大啊!他的知识如此渊博,却又不能说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他本来就是自成一家,只不过拿着前人的典籍来印证自己的思想罢了。孔丘听到这个议论,狡黠地一笑,自嘲似的说:“是啊,我究竟是干哪一行的呢?赶大车的?还是射箭的?大概就是个赶车的吧!”但是他对学生说过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我是因为没有被国家重用,才学了这些破玩意儿的啊!”

公元前501年,孔丘五十岁。后来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曾经这样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天命是什么,却又总是语焉不详。后人只能从字面上推测,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一个人的使命吧。

这一年,阳虎企图消灭三桓事败,出逃齐国。阳虎的同伙公山不狃还占据着费邑,负隅顽抗。他派人来请孔丘过去帮忙。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答应这个要求,但是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孔丘,居然心动了!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你得理解他,憋在家里太久,想做官想疯了。当然,司马迁说得很含蓄:孔子得道已经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施展,因为没有人能够重用他,所以得到机会便不想放弃。

其次,孔丘对三桓专鲁早就深恶痛绝,有《论语》为证: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骂季孙意如。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三桓祭祀祖先,撤除祭品的时候,唱着《雍》的诗篇。孔丘很有意见,那是天子祭祀的诗篇,用在三桓的祠堂里,合适吗?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季孙斯要去泰山拜祭,把自己当作了天子。孔丘要冉有去劝阻,冉有认为做不到。孔丘便哀叹:“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我的学生林放懂礼,会接受季孙斯的祭礼吗?”

再次,孔丘早年在季氏家族做官,一直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对季氏更是积怨已久。

有这三条理由,阳虎请他做官,他至少在口头上答应了;公山不狃在危难时刻请他出山,他也愿意赴汤蹈火。他对学生说:“当年文王、武王就是在小地方起家而后成大事的,今天的费邑虽小,也许能够干出一番大事来吧!”收拾好行装就准备出发。

学生们都不同意,仲由更是坚决反对。孔丘反过来劝说他们:“你们别把人心看得那么坏,那些请我的人,难道就没一个好东西?再说事在人为,只要他们重用我,我就给他们建立一个东方的周朝!”

话虽如此,他考虑了一个晚上,终于冷静下来,最终还是没有去。如果去了,估计他也活不到耳顺,更不可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事实也证明,他没去是对的。不久之后,费邑陷落,公山不狃和公孙辄逃到了齐国,后来又逃到吴国。而孔丘因为政治立场坚定,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的地方官。由于在中都任上工作成效突出,后来又被提升为鲁国的司空,又由司空改任大司寇,也就是首席大法官。

【儒家思想的源头】

曾经有一次,颜回问孔丘:“什么是仁?”孔丘回答:“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这就是仁。

礼和仁,是孔丘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则是内心的修为,可以说仁和礼是一体两面,互相依存。仁是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提炼而得到的,孔丘本人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敢说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思想和行为都已经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随心所欲也不会违反礼的原则。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后人对仁的阐释也越来越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仁是一种本能,有的认为仁是一种天理,还有人看到刚出壳的小鸡那副毛茸茸的样子,自称领悟到了什么是仁。再到后来,仁逐渐和慈挂上了钩,变成了仁慈,被赋予了同情和慈悲的含义。事实上,在孔丘这里,仁更是一种坚忍,一种智慧。

公元前500年春天,齐鲁两国达成和平意愿。同年夏天,鲁定公来到齐国的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与齐景公举行了会晤。

按照周礼,诸侯相见,均有相礼大臣陪同,负责安排会务工作。相礼大臣的地位极其重要,非卿不能担任。鲁国自鲁僖公以来,担任相礼大臣的都是出自三桓。但这一次,鲁定公带来的是齐景公的老熟人——孔丘。

《史记》记载,鲁定公出发之前,孔丘对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建议他做好两手准备,带上足够的卫兵。鲁定公同意了。

盟誓那天,齐景公和鲁定公相携登台,互相敬过了酒,齐国的官员过来请示说:“请欣赏四方的乐舞。”齐景公说:“好。”于是一群东夷地方的武士,光着膀子,披着头发,拿着弓矛剑戟等十八般武器,怪叫着拥到了台前,还想上台来表演。孔丘马上拔剑在手,大声呼道:“鲁国的卫士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绝不要手软!两国君主为了友好而会面,远方的东夷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难道就是齐侯的待客之道?自古以来,蛮夷之人不能扰乱我华夏子孙,武力不能强迫友好——这是欺骗神灵,丧失道义,丢弃礼法,我相信齐侯不是这样的人。”齐景公听了,脸色很难看,连忙挥挥手,让那些人退下。

将要盟誓的时候,齐国官员将早就拟好的盟书交给孔丘过目。孔丘一看,所有条款都是原来双方商定好的,只不过齐国人单方面又加上了一条:“如果齐军出境,鲁国不以甲车三百乘相从,必遭天谴!”孔丘不觉微微一笑,对齐国人说:“那我们也加上一句:如果齐国不交还汶阳的土地,让我们用来满足齐国的需求,也当如此!”

夹谷之会,因为孔丘应对得体,齐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齐景公回去之后便责备大臣们:“孔丘用君子之道辅佐鲁侯,你们却尽给寡人出些馊主意,用小人之道来对付他们,这下丢脸丢大了吧!”那时候,晏婴已经去世了,群臣们战战兢兢,不敢回应。最后终于有人出来说:“小人做错了事情,说几句好话赔罪;君子做错了事情,那得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弥补。您若真想向鲁侯道歉,就把汶阳的土地还给他们吧。”

所谓汶阳的土地,是当年阳虎叛逃时献给齐国的领地。齐景公想,只要能够分化晋国的同盟,将鲁国拉到自己这边来,区区几座城池不是问题,于是同意了这一建议。会后,齐国人果然向鲁国归还了郓、讙(huān)和龟阴三城。

夹谷之会使得孔丘的个人威信急剧提升,他在鲁国政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498年,他已经强大到可以实想自己的夙愿,向深恶痛绝的三桓开刀,通过鲁定公颁布了“堕三都”的命令。

三都,即三桓最大的采邑,分别是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堕三都,即摧毁三都的城墙,使三桓失去与公室相抗衡的根据地。

问题是,三桓会轻易就范吗?

孔丘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

据《左传》记载,叔孙不敢在世的时候,想立儿子州仇为继承人,一度遭到郈宰(郈邑长官)公若藐的反对。因为这件事,州仇对公若藐很有意见,等到他继承了家业,便命令郈邑的马正(主管军事的官员)侯犯杀掉公若藐。侯犯不愿意,但又不想得罪大老板,总是推说找不到机会。

侯犯不想杀自己的直接领导,他手下的圉人(马夫头子)却认为这是个上位的好机会,主动找到叔孙州仇说:“我拿着剑经过公若藐的衙门,他必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就说是您的。他必定感到惊奇,要求拿给他看看。我就装作不懂规矩,将剑尖对着他递过去,趁机刺杀他。”州仇说:“好啊!你如果做到了,我必重赏。”

圉人依计而行,拿着一把剑有意经过公若藐的衙门。公若藐是识货的人,看到马夫头子竟然拿着一把精光四溢的宝剑,果然问道:“这是谁的剑?”

圉人说:“叔孙老爷的。”

公若藐更加疑惑:“他老人家的剑,怎么会在你手里?快拿过来给我看看。”

圉人走上堂,顺持宝剑递过去。公若藐勃然变色,说:“你把我当成了吴王吗?”

吴王僚被专诸以鱼肠剑刺杀,举世皆知。公若藐此言,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圉人这是意图行刺自己。但是已经晚了,圉人闻言,急忙将剑送出,将公若藐刺了个透心凉。

侯犯听说公若藐被刺,知是叔孙州仇指使,一怒之下,在郈城扯起了反旗。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联合出兵围郈,攻而不克。后来又请齐国出兵相助,仍然拿不下,由此亦可见郈邑建得何等坚固。

在军事进攻不力的情况下,叔孙州仇将郈邑的工师(掌管工匠之官)驷赤找来说:“郈邑叛乱,不仅仅是我叔孙氏之忧,也是鲁国之患,你何去何从,看着办吧!”

驷赤回答:“下臣何去何从,就在《扬之水》最后一章了。”

《扬之水》见于《诗经·唐风》,最后一章是:“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意思很明白,您的命令我听到了,不敢告诉别人。

叔孙州仇听了,稽首相谢。

驷赤回到郈邑,对侯犯说:“郈城居于齐、鲁之间,您现在背叛了鲁国,又不投靠齐国,这样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百姓担惊受怕,迟早会造反。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纳凉,您何不请求归顺齐国?”

侯犯觉得有道理,于是派使者跟齐国联系。齐国使者来了之后,驷赤就在城中散布谣言:“侯犯将拿郈邑和齐侯交换土地,你们都将被迁到齐国去居住。”郈邑人一听,要咱们背井离乡,那不可能!于是吵吵嚷嚷,要去找侯犯说理。驷赤又对侯犯说:“乡亲们听说您要投靠齐国,群情激愤,都不答应啊!”侯犯说:“那我该怎么办?”驷赤说:“您不如和齐侯交换土地吧!齐侯一直想得到这片土地,好威胁鲁国。您如果愿意交换,他一定会给你一片更大的土地。另外,请您多备盔甲,置于门内,以备万一。”侯犯又答应了。

几天之后,齐国派了一队人来查看郈邑的土地。驷赤在城楼上看见了,派人到各条街道大喊:“齐军来动迁啦!”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动迁”两个字更为可怕的了。郈邑的居民惊惶失措,纷纷拥到侯犯府上讨说法,正好看见门内的盔甲,于是抢过来穿上,将侯犯围在了门楼上。

驷赤站在侯犯旁边,拉开弓,装作要向下射箭。侯犯将他拦住,说:“不要对自己人动武。你下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放我一条生路。”

驷赤下去跟居民谈判,大伙都同意让侯犯离开。于是驷赤先行出城,侯犯跟随其后。侯犯每出一门,人们就将它关上。到了外城的最后一道城门,侯犯突然叫住驷赤说:“你穿着叔孙氏的盔甲出去,日后叔孙氏若是追究起责任来,郈邑人担当不起。”驷赤说:“您放心,叔孙家被盗的盔甲都有标志,我不敢穿出来。您看,这是我自己的。”侯犯说:“你还是回去将那些盔甲点清楚再走,主人家的东西,不要搞错了数。”

驷赤看着侯犯,只见他一脸平静,不觉倍感惭愧。他突然明白了,侯犯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计谋,但又不忍心当面戳穿,于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劝自己留下。他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朝着侯犯一揖到地,然后目送其离开。

通过这样的手段,叔孙州仇才将郈邑收回来。孔丘敏锐地抓住这件事做文章,在朝会上说:“祖宗明确规定,卿大夫的城池,周长不能超过百雉。现在三都全部超标,建得又大又坚固,不但成为国家的忧患,也成为众卿(指三桓)的忧患。如若再不拆除,叛乱的事情随时可能再度发生,国家的利益受损,家族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请问,你们谁愿意这样吗?”

孔丘的话像重锤击在季孙斯和叔孙州仇的心上。叔孙州仇刚刚遭受叛乱之苦,季孙斯同样心有戚戚焉——当年南蒯之乱,起自费邑;阳虎之乱,费邑的公山不狃出力甚多,而且负隅顽抗最久,直到前年才被攻克。费邑带给季氏家族的麻烦委实不少!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由孔丘的得意门生、季氏的家宰仲由负责监督实施“堕三都”。

叔孙州仇主动拆毁了郈邑的城墙。季孙斯将要拆除费邑城墙的时候,遭到费邑人的反对。阳虎的余党公山不狃、叔孙辄带一部分费邑人潜入曲阜,企图发动政变。孔丘早有准备,安排三桓和鲁定公进入季氏的祖庙躲避,命令大夫申句须和乐颀带兵讨伐叛军,曲阜的居民也拿起武器帮助孔丘,将叛军赶出了曲阜。

经过这件事后,费邑的城墙也被顺利拆除。

轮到成邑的时候,遇到了真正的问题。成邑的长官公敛处父对仲孙何忌说:“成邑是鲁国的北大门,如果拆毁成邑的城墙,齐国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鲁国,对国家不利。而且成邑是孟氏家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您可以装作不知道,反正我是不同意这件事。”仲孙何忌本来就不愿意,听到公敛处父这么说,果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皮球踢回给了孔丘。

这个时候,只能采取武力来解决了。同年十二月,鲁定公亲率大军讨伐成邑,结果是“弗克”。成邑太坚固了,如果不是自愿拆除,外人很难攻得进来。

孔丘最终也没能拆除成邑。“堕三都”变成了“堕两都”,显然有些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是百余年来向三桓开刀的第一人,而且成功地削弱了其中两家,这样的成绩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堕三都”的第二年,孔丘五十六岁,走到了仕途的最顶点。这一年春天,鲁定公命他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宰相。

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统一,而且变动很大。鲁国在“三桓专鲁”之前,曾设有大宰,相当于宰相。三桓兴起之后,权力由公家转向卿家,大宰这个岗位逐渐荒废。孔丘“行摄相事”,见于《史记》的记载,估计也是鲁定公不敢太刺激三桓,临时想出的一个职务。不管怎么样,孔丘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实现自己的抱负了。

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孔丘执政后,那张素来严肃的脸上,竟然时常出现了笑容。学生们见了,表示不理解:“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君子大祸临头而面无惧色,升官发财而面无喜色’吗?”孔丘的反应很快:“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是还说过‘君子高兴是因为可以礼贤下士’吗?我现在代理宰相了,可以提拔很多人才,当然高兴!”

话虽如此,他执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招贤纳士,而是诛杀大夫少正卯。

少正,是周朝设立的官职。少正卯,有可能是以少正为氏的卯,也有可能是担任少正的卯。据记载,少正卯在鲁国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在朝中和街头巷尾议论孔丘的新政,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丘还在当大司寇的时候,就已经看他不顺眼。等到孔丘大权在握,少正卯仍然不知道收敛,结果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被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孔丘诛杀少正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最早见于《荀子》的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段古文不难看懂。孔丘杀少正卯的理由,一言概之,“妖言惑众”。《史记》估计也是以《荀子》为蓝本,说孔丘“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但是宋代大儒朱熹认为此事不可信,理由是:《荀子》成书在孔丘死后百年,其间《国语》《左传》《庄子》等著作均未提到此事,《论语》也没有任何记载。试想,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连《左传》都不记载呢?

孔丘究竟有没有杀少正卯?

在《论语》的记载中,孔丘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都是君子顾全大局,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小人务求意见一致,但是各怀鬼胎,难以团结。以此看来,孔丘很宽容,不太可能因为少正卯说了不利于他的话,就动了杀心。孔丘还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钱穆先生翻译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说明孔丘在学术上也应当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

这样一位宽容的孔丘,怎么可能一旦做了大官,就采取非常残暴的手段,将少正卯给杀了呢?如前所述,公开的理由是少正卯过多批评现政权,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很有可能动摇了统治基础。但问题是,少正卯的学问与官方的理论不一致,孔丘的学问也不过是秉承着几百上千年前的周礼,根本没有与时俱进,与当时官方的理论也不一致啊。要说批评现政权,孔丘更是批得头头是道,什么“八侑舞于庭”,什么“三家者《雍》彻”,什么“季氏旅于泰山”,全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口诛笔伐,他在台下的时候,对现政权的批判绝不可能亚于少正卯。因此,孔丘杀少正卯的公开理由,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自己身上,让人难以接受。这样一来,关于这一段历史公案的真相,《荀子》中提到的原因就令人生疑了。在本书作者看来,关于少正卯被杀的真正原因,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其中内情恐怕只能有待于先秦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解读了。

【六卿内斗,晋国分裂的前兆】

公元前501年秋天,齐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包围了晋国的夷仪(今河北省邢台境内)。

这一年,是齐景公即位的第四十七年,距离当年齐庄公讨伐晋国正好五十年。

齐景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晋国,倒不是为了纪念其兄齐庄公的赫赫武功,而是因为不久之前,晋国中军元帅士鞅突然去世,荀跞接替他成为头号权臣,晋国政局未稳,有机可乘。

《左传》对这场战争的描写很有趣,没有宏大场景,没有刀光剑影,甚至没有双方主帅的特写,只有三个齐国人在那里搭台唱戏——

有一个叫敝无存的士人将要参战,他的父亲张罗着给他在村里定了一门亲事,想要他结了婚再走。那姑娘长得很端庄,家境也不错,更重要的,姑娘她爸的叔叔是当地的大夫,攀上这门亲戚,敝家脸上有光,说不定还能对敝无存的仕途有所帮助。外人看来很理想的一门亲事,却被敝无存一口拒绝。他老爸说:“你疯了,人家姑娘明天就上门,你要是敢把她送回去,她家不找咱家拼命才怪?”敝无存说:“要不您留着用?”他爸给了他一耳刮子。敝无存也不生气,嬉皮笑脸地说:“我跟您开玩笑呢,我早想好了,人也不用退回去,就嫁给我弟弟吧!”他爸说:“这姑娘有啥不好?我跟你说,就你那德性,还高攀人家了。”敝无存说:“高攀?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有点。可是等我打完这仗,如果能够活着回来,我可是非国、高氏之女不娶!”他爸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你这孩子,太狂妄,实在是太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