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紧锁在牢房里，完全与世隔绝的，但只要有政治犯的地方，它又同外面世界最紧密地联系着。另一种生活是在牢房前长长的走廊上，在那忧郁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它与外界完全隔绝，紧裹在制服里，它比锁在牢房里的生活更为孤立。这是个木偶多于雕像的世界。我想来讲一讲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面貌，有它自己的历史。不然我是不会把它认识得这样深刻的。只能看到面向我们的那个侧景，只能看到它那似乎完整和牢固的表面，这表面用铁一般的重担压在牢房的居住者身上。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还是这个样子。而今这个表面已经布满了裂缝，透过这些裂缝可以看到许多面孔：可怜的、和蔼的、忧虑的、可笑的，各式各样的，不过总还属于人类的面孔。反动统治的危机，也在这个灰色世界的每一个人身上加上了压力，把他们内部所属的人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有的时候人性很少，有的时候当你熟悉了它之后，便看得比较真切。他们具有人性的多少使他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典型。当然你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几个完美的人。他们为了帮助另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不顾自己也会陷入不幸之中。
监狱本来不是一个使人快乐的机构，但是牢房外面的这个世界却比牢房里要凄凉得多了。在牢房里人们生活在友爱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友爱埃这种友爱是在战场上产生的，战场上人们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今天我救了你的命，而明天我又可能被你挽救。可是这样一种友爱在德国看守之间却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他们被包围在相互告密的气氛之中，这一个人监视和告发那一个人，每个人都提防着那些冠冕堂皇地互称为“朋友”的人。他们中间最好的人，如果不能也不愿意孤寂无友的话，就只好到牢房里来找朋友了。
我们长时期以来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用绰号来区分他们，这些绰号有的是我们起的，有的是我们以前的人起的，随后就在牢房里沿用下来了。有些人绰号之多竟和牢房的数目一样；这都是些庸碌之辈，非驴非马，他们在这里给人添一点饭，转过来又在那里打人的耳光，也许他们只和犯人交往几秒钟，但却长久在牢房里留下印象，造成了片面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一个片面的绰号。但有些人在所有的牢房里有着一致的绰号，这些人的性格比较突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好就是坏。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典型吧。看一看这些木偶。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聚合在一起的。他们是纳粹主义的政治军队的一部分，是精选出来的。他们是反动制度的砥柱，是它的社会栋梁……“善心人”一个高个儿的胖子，有副男高音的嗓门，他是“党卫队预备队员”劳斯，曾在莱茵河畔科伦地方做过校工。他像所有德国学校的校工一样也在紧急救护训练班受过训，所以他有时代替监狱里的助理医生。他是我到这里以后最早接触到的一个人。他把我拖进牢房，安置在草垫上，检查了伤势，给我缠上绷带。也许真是他救了我的命。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人？或是那个救护训练班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我不知道。但是当他打掉被捕的犹太人的牙齿，强迫他们吞下满满一勺盐或沙子当作万应灵药的时候，却湿出了他那地地道道的纳粹本色。
牛皮大王
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马车夫法宾扬，是一个好心肠的爱说话的人。他到牢房里来总是满脸笑容地给犯人送饭，从不侮辱人。但你却想不到，他会整小时整小时地躲在门背后偷听牢房里的谈话，然后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报告上司。
科克拉尔
他也是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工人。那里有很多从苏台德区来的德国工人。“问题不在于个别工人怎样想或怎样做，”马克思有一次这样写道，“而在于整个工人阶级，为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必须做些什么。”那里的一些工人真是一点都不明白自己的阶级使命。他们是从本阶级中分离出来、站到了它的对立面的人，他们的思想悬在空中。确切地说，他们自己大概也将要悬在空中了。
科克拉尔为了使日子过得好些而参加了纳粹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从那时起他就失去了笑容。他把赌注押在纳粹主义的胜利上。事实证明，他把赌注押到了一匹死马身上。从那时起，他甚至失去了自制力。他穿着一双软拖鞋整夜在监狱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他无意中把自己那忧郁思绪的痕迹留在尘封的灯罩上：“一切都完了。”
他写下了富有诗意的句子，还想自杀。
白天，他驱赶犯人甚至看守，还尖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嚎叫，使自己不觉得那么害怕。
勒斯列尔
瘦高个儿，说话带着粗重的男低音，他是这里少有的几个很会衷心大笑的人之一。他做过亚布洛涅茨城的纺织工人。
他常到牢房里来同我们辩论。一辩论就是几个钟头。
“要问我是怎么干起这行来的吗？十年来我总没有正常的工作。每个星期只能挣到二十个克郎养活全家，——你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而后他们来了，他们对我说：‘我们给你工作，跟我们来吧。’我就来了，——他们给了我这个工作。我和别人都有了工作。有吃的，有住的，可以活下去了。社会主义吗？哎，算了吧，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本来的想象完全不是这样的。然而现在毕竟比过去好一些了。
“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战争？我可不希望有战争。我不希望别人死去。我只希望我能活下去。
“你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在帮他们的忙吗？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这里伤害过谁吗？我走了，换别的人来，也许还会更糟些。我走了又会对谁有好处呢？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工厂去……“你想这个战争谁会打赢？不是我们？那就是你们啦？我们将会怎么样呢？
“完蛋？那太可悲了。我想不会这样的。”
于是他跨着那漫不经心的大步子离开了牢房。
半小时后，他又回来问我们苏联的一切到底怎么样。
“它”
一天早晨，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楼下最主要的一个走廊里，等着押送去佩切克宫受审。每天我们都这样前额紧贴墙壁站着，不让我们看见前后发生的事情。可是这天早晨在我们背后响起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你们将来会认得我的。”
我笑起来了。在这里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引用《好兵帅克》中那个可怜的蠢蛋杜布中尉的话倒真是恰到好处。可是一向没有人有勇气在这里大声讲出这句俏皮话。我旁边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轻轻碰了碰我，提醒我不要笑，说我也许是弄错了，这并不是什么俏皮话。原来的确不是。
在我背后说这话的是一个穿着党卫队制服的小东西，显然“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帅克不帅克的。但“它”能说出像杜布中尉那样的话来，是因为“它”同他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它姓维坦，曾在捷克军队里当过超期服役下士。“它”倒说对了：后来我们果真彻底认得了“它”，每当我们谈起他时总用中性的“它”称呼。说老实话，我们绞尽了脑汁才给这个集渺孝愚蠢，顽固、卑鄙于一身的小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合适的绰号。他是庞克拉茨监狱的主要骨干之一。
“只有小猪尾巴一般高”，这句民间谚语是形容那些渺小而又妄自尊大的钻营家们的，它正好击中了这种人的要害。一个人为了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他的灵魂又该是何其渺小埃而维坦就因为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并且因此对所有那些在体格上和心灵上都比他高大的人进行报复。
“它”不打人，“它”没有这个胆量。但“它”告密。多少犯人由于“它”的告密而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埃为什么把你从庞克拉茨监狱送到集中营去，这同材料上怎么介绍你，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它”十分可笑。常常独自一人在走廊上神气活现地摇来晃去，仿佛觉得自己是个显贵的人物。可是一当“它”碰见人，便感到有必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使自己的个子长高一些。假如“它”要问你什么，“它”就坐到栏杆上，因为这样就比你高出一头，“它”可以在这个不怎么舒服的地方坐上个把小时。当“它”在旁边监视你刮脸时，“它”就跳到台阶上去，或者爬到一条长凳上走来走去，并且老是重复那几句颇为玄妙的话：“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早晨半小时“放风”的时候，“它”总要走在草坪上，这样就比周围高出十厘米。“它”神气活现像个国王似的走进牢房，立刻爬到椅子上，这样便可以居高临下地点名。
“它”十分可笑，但正像每个傻瓜一样，一旦居于操生杀予夺大权的地位时，“它”也是十分危险的。在“它”那有限的躯壳里还藏着一种本领：把蚊子说成骆驼。“它”除了警犬的职务外别的一无所知，因此“它”把每一件违反监狱规则的无关紧要的事，都看成属于“它”的重要使命范围内的、应该加以干涉的、了不起的大事。“它”捏造了一大堆违反狱规的过失和罪名，以显示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反正在这种地方还会有谁去查证“它”的告密有多少真实性呢？
斯麦唐兹
这个木偶身躯粗壮、面孔迟钝，两眼无神，活像格罗斯画的纳粹党徒的漫画。他曾在立陶宛边境附近的一个村里当过挤奶工人，然而说也奇怪，这种善良牲口的高贵品质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影响。在上司面前，他是“德意志道德”的化身：坚决、果断、严厉、不受贿赂（他是少有的几个不向杂役勒索食物的人之一），但是……有一个德国学者，不记得是哪一个了，他曾按照动物能懂的“词”的数目来测定动物的智力。我记得他好像证明家猫的智力最差，它只能理解一百二十八个词。啊，它比起斯麦唐兹来却算得上是一个天才。因为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里从斯麦唐兹嘴里只听到过这几个字：“Ｐａｓｓｂｌｏｓｓａｕｆ，Ｍｅｎｓｃｈ。”(德语：“你要当心埃”)每周有两三次轮到他值班，每周也就有两三次他费尽苦心，结果却总是弄不好。有一回我见到监狱长责备他没有把窗户打开，于是这个小肉山似的家伙立即惶惑不安起来，两条短腿来回地交替着，脑袋笨拙地垂在胸前，越垂越低，嘴角痉挛地扭动着，紧张而吃力地复诵着刚才耳朵里听到的话……突然间这堆横肉像汽笛似的大叫起来，整个走廊里掀起了一阵慌乱，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所有的窗子依旧关着，只看见离斯麦唐兹最近的两名犯人的鼻子在流血。他找到出气的地方了。
他总是用这种办法来出气的。打，碰到谁就打谁；打，如果需要的话，就打死——这点他倒是懂得的。他也只懂得这个。有一次他闯到集体牢房里去打一个犯人——一个有病的犯人，直打得这个人倒在地上抽搐起来。其余的犯人也被命令按照这个人抽搐的节奏一起一坐，直至这个病人精疲力竭不能再动弹为止。而斯麦唐兹两手叉腰，带着傻笑欣赏着，很满意自己如此成功地处理了这一复杂的形势。
这个原始动物，在他所学会的一切当中，只记住了一点：打人。
但就是在这个动物身上，也有某种东西在瓦解着，这大约是一个月前的事。他和Ｋ两个人坐在监狱的接待室里，Ｋ在给他讲当前的形势。讲了很久很久，直到斯麦唐兹稍微明白一些为止。他站起来，打开了接待室的门，小心翼翼地环顾一下走廊：到处是深夜的寂静，监狱沉睡着。他关上门，小心地上了锁，然后慢慢地蜷缩在椅子上说：“那你是这样想的+？……*他用手支撑着头。一个可怕的重负紧压住了这个肥大个子的渺小灵魂。他就这样蜷缩着坐了很久，然后抬起了头，绝望地说：“你说的对，我们再也不会打赢了……”庞克拉茨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斯麦唐兹耀武扬威的嚎叫了。而新来的犯人也就不会知道他那打人的手是多么狠毒了。
监狱长
个子比较小，不论穿便服或穿冲锋队小头目的制服都很讲究，阔绰，自满，喜欢狗、打猎和女人，——这是同我们没有关系的一面。
另一面是库克拉茨监狱都知道的：粗暴，野蛮，不学无术，为了保存自己可以不惜牺牲任何人的一个典型的纳粹狂妄分子。他叫索帕，——如果名字一般说来还有某种作用的话，——出生在波兰。据说他是科班出身的铁匠，然而这样一种可敬的手艺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很久以前他就为希特勒匪徒们效劳，由于竞选游说有功而捞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他用尽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所有的人，不管是犯人还是监狱职员，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都表现出绝对不带感情而残忍无道。庞克拉茨监狱里的纳粹同僚之间没有友情可言，但还没有人像索帕这样连点友情的影子都没有。他在这里好像还瞧得上眼的，常常交谈的只有监狱的医务官魏斯涅尔。但看来魏斯涅尔对他并不怎么样。
他只知道他自己。他为自己捞到了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
为了自己，他至死都要效忠纳粹政权。大概不打算找活路的只有他一人。他知道自己是逃不脱的。纳粹的垮台就是他的垮台，就是他阔绰生活的完结，就是他漂亮住宅和讲究服饰的完结（顺便说一下，他甚至不嫌弃穿被处死的捷克人的衣服）。
是的，这一切就要完结了。
监狱医务官
医务官魏斯涅尔，在庞克拉茨监狱这个环境里是一个特殊的木偶。有时你会觉得他不属于庞克拉茨，而有时你又会觉得庞克拉茨没有他是不可想象的。他不在医务室，就在走廊上，拖着他那缓慢的步子摇摇晃晃地来回踱着，老是自言自语，不断地东张西望，总在那儿观察着什么。他像是一个仅仅到这里来逗留片刻、想从这儿尽量多摄取一些印象的客人。但是他也会像最机灵的看守一样，迅速而无声地将钥匙插在锁眼里一下子把牢门打开。他有一种索然无味的幽默，他谈起一些隐秘的事情，但谈得不清楚不透彻，甚至使你抓不住他说话的意思。他接近人，但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虽然他看到了许多事情，但他却不声张，也不向上汇报。当他进到一间烟雾弥漫的牢房时，他总是用鼻子深深地吸一下说：“嗯，”他把两片嘴唇啧了一下说。“在牢房里抽烟，”他第二次又用嘴唇啧了一下，“是严格禁止的。”
但是他不去告发。他总是紧锁双眉，满面愁容，好像有一种莫大的隐痛在折磨他。他为纳粹制度服务，每天也为这个制度的牺牲者治疗，他显然不想同这个制度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不相信这个制度，怀疑它的永久性，以前他也没有相信过。因此他没有把家眷从弗拉斯罗弗迁到布拉格来，虽然帝国官员中很少有人肯放弃把被占领国吃光的机会。但他也不会同反对这个制度的人有丝毫联系，他同他们也是无缘的。
他对我的治疗态度是积极认真的。他对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并且还坚持不允许提审受刑过重的犯人。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有时特别需要他的帮忙，他却不给任何帮助。也许是因为害怕的缘故。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典型。他孤独地生活在两种恐惧，即对现在主宰着他的纳粹制度的恐惧和对今后即将到来的新的恐惧之间。他在寻求出路，但是没有找到。他不是一只大老鼠，而只是一只落人陷阱的小耗子。
一只毫无希望逃脱的小耗子。
“机灵鬼”
这已不完全是个木偶。但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雕像，他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过渡。他还缺少做一个雕像的明确的意识。
像这样的人在这里实际上有两个。他们都是普通的、有感情的人，开始时他们是被动的，完全被他们所陷入的环境吓坏了，后来竭力想从这一深渊里挣脱出来。他们是不由自主的，因此也想寻找能把他们引到正道上来的支援和领导，但这与其说是出于认识，毋宁说是出于本能；他们帮助你，是想从你那儿得到帮助。当然是应该给他们帮助的，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
在庞克拉茨监狱所有的德国职员中，只有他们俩到过前线。
哈瑙尔是兹诺伊莫城的裁缝，他故意把脚冻坏，不久前才从东线回来。“战争不是人干的事，”他有些像帅克似的谈起哲理来，“我在那边无事可做。”
赫费尔是拔佳鞋厂的一位快乐的鞋匠，到法国去打过仗。尽管人家答应提升他，但他仍从军队里开了小差。“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德语：“唉，无聊。”)他自言自语，像每天对待许多无关紧要的小事那样挥了挥手。
这两个人的命运和情绪都有些相似，不过赫费尔更大胆，更突出，更全面。“机灵鬼”，——几乎是所有牢房一致给他起的绰号。
他值班的时候，是牢房安静的日子。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他大声叫骂起来，他便跟你眨眨眼，让你知道，这跟你无关，不过是骂给楼下的上司听，表明他在严格执行任务罢了。然而他的努力白费了。上司并不信任他，没有一个星期他不挨罚的。
“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他挥了挥手，照旧继续干自己的。与其说他是个看守，还不如说他仍是个轻松愉快的青年鞋匠。你能够碰见他同牢房里的年轻犯人兴高采烈地，起劲地玩牌。有时他又把犯人从牢房赶到走廊上，独自一人在牢房里进行“搜查”。这“搜查”持续很久。假如你感到好奇，向牢房里瞧一眼的话，你准会看见他坐在桌子旁，头支在胳膊上睡着了。他睡得很香：在这里睡觉是瞒过长官的好法子，因为有犯人在走廊里替他站岗放哨，一有危险就会马上通报他的。如果他在休息的时候为了心爱的姑娘没有睡够觉的话，那在值班的时候就非睡不可了。
纳粹会失败还是会胜利呢？“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这个马戏团到底还能支撑多久呢？”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马戏团里的一个角色，虽然他为此而受人注意。不仅如此，他甚至不想属于它。他的确也不是那里面的人。你需要递一个秘密字条给别的牢房吗？“机灵鬼”会替你传递。你想送个消息到外面去吗？“机灵鬼”会替你转送。你想同某人交换意见，想通过个别谈话使某人增强斗争信心或营救别的一些人吗？“机灵鬼”会把你领到这个人的牢房里，并替你放哨。一旦事情办妥了，他就会像顽皮的孩子做成了一场恶作剧那样快乐高兴。你常常得提醒他小心。
他很少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也不懂得他所成全的这些好事的全部意义。这帮助了他做更多的事情，但同时也妨碍了他的进步。
他还不是一尊雕像。但他却在向雕像过渡。
“科林”
那是戒严时期的一个夜晚。那个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看守把我关进牢房的时候，为了装装样子而搜了搜我的衣袋。
“您的事情怎么样了？”他悄声问道。
“我不知道。但他们告诉我说明天就要把我枪决。”
“这把您给吓住了吧。”
“我早就料到这一手了。”
他机械地搜查了一会我的外衣的褶缝。
“他们可能这样做。也许不是明天，也许再过些时候，也许根本不会。但是在这个时候……最好是作个准备……”随后他又沉默了一会。
“也许……您想给什么人送个信吧？或者，您想写点什么吧？不是为了现在，您懂吗？而是为了将来，譬如写您是怎样落到这里来的，是不是有人出卖了您，某某人的态度怎么样……使您知道的一切不至于随您一起消失……”我是不是想写点东西？他还真猜中了我这个最强烈的愿望。
不一会儿他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我小心地将它们藏起来，以免在搜查的时候被发现。
可我一直没敢动用它。
这太好了，简直叫我不敢相信。这真太好了：在这里，在这座黑暗的监狱里，在被捕几个星期之后，在那样一群整天对着你叫喊、打骂的穿着制服的人中间，居然能找到一个人，一个朋友，他愿向你伸出手来，使你不至于无踪无影地消失在人间，使你能够留个音信给未来的人们，使你至少能够有片刻时间同那些将要活过这个时代、活到解放的人们谈谈。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走廊里传唤着即将被处决的人的名字，喝人血喝得醉醺醺的那些法西斯野兽正在疯狂地吼叫，被恐怖勒紧了喉咙的人们却叫不出声来。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在这样的时刻，不，这简直不能相信，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一定是个圈套。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个人主动地向你伸出手来，得具有怎样的毅力，怎样的胆量埃大约过了一个月。戒严解除了，嚎叫声也沉静下去了，残酷的时刻变成了回忆。又是一个晚上，又是我受审归来，又是那个看守站在我的牢房前面。
“您好像渡过了这一关。”他用一种探询的目光打量着我。
“没有出问题吧？”
我懂得这句问话的意思，它深深地刺痛了我。但这句话比别的话更使我相信他的真诚。只能是这种有内在的权利的人才敢于这样提出问题。从这时起我才相信了他。他是我们的人。
乍看上去，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他常常独自在走廊里踱步，镇静、稳重、谨慎而机警。谁也没有听见过他骂人。
谁也没有看见过他打人。
“请您在斯麦唐兹巡视时打我一个耳光吧。”隔壁牢房里的同志请求他，“让他至少有一次看见您在执行任务。”
他摇了摇头：
“没有必要。”
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用别种语言说话，他只用捷克语。他的一切都向你表明，他同别人不一样。但你很难说清楚这是为什么。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但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哪儿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哪儿发生了惊慌，他就把镇静带到哪里：哪儿有人垂头丧气，他便到哪儿去鼓舞人心；哪儿由于断了关系，而威胁到狱外一些同志的安全，他便去把关系接上。他不沉溺在无谓的琐事中，而总是有条不紊、大刀阔斧地工作着。
不单是现在，一开始他就这样干。他到纳粹这里来服务，目的是明确的。
这个来自摩拉维亚的捷克看守名叫阿多尔夫-科林斯基，他是一个出身在捷克旧家庭的捷克人，却冒充德国人，为了到赫粒德兹-克拉洛维的捷克监狱，然后转到庞克拉茨监狱来当看守。这大概引起了他的一些熟人对他的愤恨和不满。
可是四年后，有一次在他报告工作时，德国监狱长在他眼前挥动拳头——然而已经太迟了——威吓他说：“我要打掉你身上那种捷克精神。”
这位监狱长错了，那种精神是打不掉的，除非消灭掉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斗争和有利于斗争，他自觉自愿地担当起艰巨的任务。不断的危险只能使他经受锻炼。
我们的人
如果说，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早晨给我们送来的早饭，不是通常那种谁也不知道掺了些什么的黑水，而是一杯可可的话，我们对这一奇迹并不觉得奇怪。因为那天早晨，在我们牢房附近闪过了一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人。
仅仅是一闪而过。塞在高统皮靴里的黑色制服裤向前跨了一步，深蓝色衣袖里的手抬起来，用力把门砰上，人影也就不见了。这是一瞬间的事，过了一刻钟，我们已经不准备去相信这回事。
在庞克拉羡监狱里有捷克警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意味深长的结论埃两小时后我们得出了结论，牢房的门重新被推开，捷克警察的帽子伸了进来，看见我们惊奇的表情，他愉快地咧开了嘴，高兴地通知我们：“Ｆｒｅｉｓｔｕｎｄｅ。”(德语：“稍息。”)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弄错了。在走廊上看守们的党卫队的灰绿色制服中间，出现了几个使我们感到醒目的黑色斑点：捷克警察。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将表现得怎么样呢？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在这里了，他们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如果法西斯反动统治竟不得不让受它压迫的那个民族里的一些人进入最敏感的要害部门，进入作为它的唯一支柱的、奴役和压迫人的机构，可见它是多么缺乏人手埃为了弄到几个人，它不惜削弱自己最后希望的堡垒，那么这个统治还能支撑多久呢？
当然，这些人是经过一番挑选的，说不定比那些被习惯势力腐蚀和对胜利缺乏信心的德国看守更坏，但是捷克人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却是敌人就要完蛋的确实标记。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但这件事的实际意义却远比我们最初想到的要大得多。
因为这个纳粹统治制度已经挑选不出自己的人，而且已经没有人可挑选了。
二月十一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捷克警察制服。
第二天我们就和那些人认识了。
来了第一个人，他朝牢房里瞧了瞧，还有些不好意思似地在门边犹豫了一下，然后——仿佛一只憋足了劲用四只蹄子猛一下跳起来的小山羊——他忽然鼓足勇气说：“喂，过得怎么样，先生们？”
我们回答了他一个微笑。他也笑了笑，然后又露出窘迫的样子：“别生我们的气。请相信我说的话：我们情愿去逛马路，也比待在这儿监视你们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也许……也许这样并不坏……”当我们把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他们的看法向他谈了之后，他高兴起来。这样，我们一见面就成了朋友。他叫维特克，是一个朴实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那天早上在我们牢房门口一闪而过的就是他。
第二个叫图马，一个地地道道的捷克老狱卒。有点粗鲁，喜欢大喊大叫，但本质好，就像我们从前在共和国监狱里常称作“大叔”的那种人。他没感到自己处境特殊，相反，他很快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干起来了。他说话总带点辛辣的戏谑，他维持秩序和破坏秩序一般多：悄悄往这个牢房里塞块面包，往那个牢房里递支香烟，然后又在别的牢房里扯扯闲话（只是避而不谈政治）。他干这一切都极其自然，他对看守的职务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不隐瞒这一点。他为这些活动受到了第一次申斥，于是谨慎了一些，但并没有多大改变。仍旧不失为一个“狱卒大叔”。你别要求他做什么重大的事情。
但在他跟前能舒畅地呼吸。
第三个人常常带着忧郁、沉默、冷漠的神情沿着牢房踱步。我们小心地试图同他拉上关系，但他却毫无反应。
“别对这家伙抱多大希望，”老爹观察了他一个星期之后说。“这是他们中间最不怎么样的一个。”
“也许是最机灵的一个。”我故意提出相反的看法，因为在一些小事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见而互相争辩，会调剂一下牢房的生活。
两个星期以后，有一次我仿佛觉得这个沉默的人在向我眨眼睛。我也向他做了一下这个在狱中具有千百种含义的动作。但再也没有什么反应。也许是我弄错了。
一个月后，一切都弄明白了。一切是那样的意外，就像蛹忽然变成了蛾子一般。这个阴郁的“茧壳”裂开了，露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不是蛾子，而是一个人。
“你在立纪念碑吧，”老爹见到我在写这些人物时常常这样说。
是的，我愿意立这些纪念碑，使狱内外那些曾忠诚、勇敢地战斗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至于被遗忘。我愿意立这样的纪念碑，使那些还活着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以极大的忠诚和勇气帮助我们的人不至于被忘掉。但愿像科林斯基和这个捷克警察这样的人物，能够从庞克拉茨监狱的阴暗的走廊走向光明的生活。不是为了颂扬他们，而是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因为做人的义务并不随着这次战争而告终，在人们还没有完全变成人以前，要想做一个人是需要有一颗英雄的心的。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篇简短的传记，捷克警察雅罗斯拉夫-霍拉的传记。但是你能从这里找到一个人的全部历史。
他出生在拉德尼茨科。那是我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秀丽、凄凉而贫瘠的边区。父亲是个玻璃工人。生活艰难。有工作的时候，是疲劳；失业的时候，是贫困；而失业在这里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生活如果不是使你屈膝，就会使你抬起头来，去追求那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信仰它，为实现它而奋斗。父亲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少年的亚尔达参加了五一节示威游行的自行车队，在他车子的轮辐上系了一根红布条。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这根红布条。当学徒、车工以及在什科达工厂工作的时候，他都不知不觉地把红布条保存在自己的心里。
后来来了经济危机，失业，战争，找工作，于是当上了警察。我不知道在这期间，他心上的那根红布条怎么样了。也许被卷起来搁在了一边，或许忘掉了一半，但是没有被丢掉。
有一天，他被派到庞克拉茨监狱来服务。他不像科林斯基那样带着预定的任务自愿来到这里，但是当他头一次到牢房里看了一眼时，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红布条展开了。
他侦察自己的战场，估计自己的力量。他的脸紧绷着，深沉地思索着从什么地方着手，最好怎样开始工作。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他仅仅是人民的一个普通儿子。但是他吸取了父亲的经验。他本质好，意志坚定，这个意志在他心中日益增强他的坚决性。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一个阴郁的蛹蜕变成了人。
这是一个内心优美而纯洁的人。他敏锐、谨慎而又勇敢。
敢于去做这里所需要他做的一切。不论事情大小，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工作起来不露锋芒，稳稳当当，深思熟虑，但是毫不胆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心里有一道绝对的命令：一切都应当这样，——那还用得着说吗。
说实在的，一切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现在几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都要归功于他。这些人在狱外活着，工作着，就因为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个人尽到了自己做人的义务。他不认识他所拯救的人，他们也不认识他。就像他们不认识科林斯基一样。我希望人们至少能认识他们俩。这两个人很快就在这里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加倍地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把他们当做榜样记住吧。当做人的榜样记住吧。他们的头脑长得正。当然首先是他们的心长得正。
斯科舍帕大叔
当你偶然看到他们三个人——穿灰绿色党卫队制服的看守科林斯基，穿黑色制服的捷克警察霍拉和穿着颜色鲜明但并不悦目的制服的监狱杂役斯科舍帕大叔——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兄弟友爱的生动画面。但很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这样做是合适的。
按监狱的规定，走廊上的杂事：扫地、打饭等只能由“特别可靠、严守纪律并和其余的人绝无牵连的犯人”担当。
这仅仅是文字上的规定，仅仅是死的条文。要知道这样的杂役是没有的，从来就没有，尤其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更是没有。相反，这里的杂役却是从牢房的“监狱集体”伸出去的“触须”，是为了去接近自由的世界，使集体能生存，相互通气，彼此了解。有多少杂役由于执行任务或传递一张字条被抓住而送了性命埃但监狱集体的纪律无情地要求那些来接替牺牲者的人们，继续做这种危险的工作。你去干吧，不管你是勇于承担或是胆怯怕事，反正你是回避不了的。胆怯只能坏事，就像每一件地下工作一样，胆怯会使一切都毁灭。
而这里做地下工作是加倍的危险：你直接被捏在那些一心想消灭地下工作的人们手里，只能在看守们的眼皮底下，在他们所规定的范围内，在他们所指定的时间里，在他们所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你在外面学会的一套本领在这里不够用，而要求你的却不见得少。
狱外有一批地下工作的能手。在杂役中也有做这种工作的能手。斯科舍帕大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谦虚、朴实，看上去挺沉静，实际上却像鱼一样灵活。看守们都夸奖他：“瞧，这个人多勤快，多可靠，只想着自己的职责，什么犯禁的事都不沾边。杂役们都应以他为学习榜样。”
是的，杂役们都应以他为学习榜样。他确是犯人心目中的那种杂役的典范。他是我们监狱集体里最坚定、最机敏的“触须”。
他了解所有牢房的居住者，每来一个新犯人，他都能立刻弄清楚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为什么被捕，谁是他的同案人，他的态度怎么样，他们的态度又怎么样。他研究许多“案件”，并极力弄清楚这些案件。这样做很重要，只有这样他才能去劝告别人，才能正确地执行任务。
他也了解敌人。他谨慎地考察每一个看守，研究他的习惯，研究他坚强的一面和软弱的一面，要特别提防他什么，怎样利用他，怎样麻痹他，怎样愚弄他。我在这里所描写的许多人的特性，都是斯科舍帕大叔告诉我的。他熟悉所有的看守，还能详尽地描述他们每一个人。假如他想在走廊上自由活动并确保工作顺利进行，这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他明白自己的责任。他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知道，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放弃党员的责任而袖手旁观或“停止活动”。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这里，在极端危险、极其残酷地受迫害的环境里，他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岗位。他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他灵活机智。每天每小时都会发生新的情况，都要求采取新的方法来解决。他能敏捷地找到新的方法。他所能支配的只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他轻轻地敲牢房的门，倾听预先准备好的委托，趁新来换班的人还没有踏上二楼楼梯之前，他已简明地将这个口信传递到走廊那头的牢房去了。他谨慎而机智。几百张字条经过他的手而没有一次被抓住，——甚至没引起任何怀疑。
他知道哪儿有痛苦，哪儿需要鼓舞，哪儿需要得到外面准确的情报，哪儿需要他那真正慈父般的目光，它能给滋长失望情绪的人以力量；他知道哪儿需要多添一个小面包或一勺汤，就能帮助新来的犯人挨过那不习惯“狱中饥饿”的难关。这一切他都知道，都是凭他那细致的感觉和实际的体验得来的，而他也就根据这一切去行动。
一个顽强无畏的战士。一个纯粹的人。这就是斯科舍帕大叔。
我希望，将来你们读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从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杂役的优秀典范，他善于把压迫者要他干的事，变成为被压迫者服务。斯科舍帕大叔只是这类人中间的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外貌各不相同而执行着同样重大任务的人们。在庞克拉茨监狱和佩切克宫都有这种人。我愿意一一描绘出他们的形象，然而遗憾得很，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甚至连“快快地歌唱出生活中形成得缓慢的事儿”，也来不及了。
但这里至少总算有了一些名字，一些榜样，虽然还不是所有不该被忘却的人的名字：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一个英竣高尚的青年，他每天都帮助被监禁的同志们，最后自己在奥斯维辛牺牲了。
阿诺什塔-洛伦泽因为拒绝出卖同志，他的妻子被处死。
一年后，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同志们，拯救“四○○号”的杂役们和整个监狱集体，也被处死了。
聪明的、永远闪耀着机智的瓦舍克；在戒严时期被处决的沉静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安卡-维科娃；精力充沛的……永远快乐、敏捷而不断创新的“图书馆员”斯普林盖尔；腼腆的青年比列克……仅仅是一些榜样，一些榜样。一些大大小小的雕像。但他们永远是雕像，而绝不是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