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厄特森先生是个不爱说话、一本正经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非常腼腆，不爱流露自己的情感，可当着朋友，他的眼睛总闪烁着关心与真诚的光芒，虽然这种真与善在他说的话中不大找得到，可在他的待人处世中一点一滴都没有漏掉。在生活上，他从不放纵享乐，吃喝也很随意、简单；即使很喜欢看戏，他也有20年没有进过剧院了。可是，他对别人的缺点却是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总是想着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责备他们。作为一名律师，他经常是罪犯走进监狱或者踏上黄泉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好人，这些人的心里会一直保留对他的温文尔雅和公正无私的记忆。
厄特森先生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叫理查德·思菲尔德。这个人是城里出名的“爱热闹”，交际场里的老手。谁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何居然是朋友，他们可真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却经常一起散步，一走就是好远，穿过伦敦的街道，安安静静地做着伴。
有一次，他们散步走到伦敦闹市区一条狭窄的背街上。这条街干净、热闹，人们也和善，一家家亮亮堂堂的小商店，门环锃明透亮。但是就在街道的尽头，有一幢阴暗、神秘、没有窗户的楼房，门上既没有铃也没门环，还到处是灰，显然已好久没人打扫了。脏兮兮的孩子们在门口疯玩疯闹，也没人开门轰他们走。
一天，他俩走过这幢房子，恩菲尔德指着问道：“你注意过那儿吗？它让我想起一个奇怪的故事。”
“哦，是吗？”厄特森先生说，“给我讲讲。”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开始讲了，“那是个冬天的早上，天黑漆漆的，大概3点钟吧，我正要回家，突然看见两个人。头一个是个矮个子，正沿着街边走，第二个是个小姑娘，跑得很急。两个人一下撞到了一起，小孩儿摔倒了。接着，可怕的事发生了，那个人穿着沉甸甸的靴子，冷冷地从孩子身上压了过去，小姑娘躺在地上尖叫着。做这种事真残忍。我从后面追上来，抓住那人，把他拽了回来，这时一小群人也围到了又哭又叫的孩子身边。那个人非常镇静，一脸漠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真是让我反胃。孩子的家人这会儿也赶到了，还来了一个医生。原来小姑娘是去请医生给邻居家病人看病的，她正要回家。
“‘孩子与其说是伤着了不如说是吓着了。’医生是这么说的。你也许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是你想，我对那个小个子十分厌恶，小姑娘的家人也一样——当然，这很正常，可连医生（他看上去那么和善、安静），也盯着那个罪犯看，好像恨不能把他给杀了。
“我和医生彼此心照不宣，都冲着那人大声指责，并声称要让整个伦敦都知道这事，让人人都唾弃他的名字。
“他阴森森地瞪了我们一眼，还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开个价吧，’他说。
“我们让他答应付给孩子家100英镑。他又翻了我们一眼，把我们领到那边的那扇门口，掏出钥匙，进了楼。不一会儿，他又出来了，递给我们10镑金币和一张康茨银行的支票，上面写着90英镑，支票上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的人。
“‘你看，’医生满腹怀疑地说，‘够奇怪的，早上4点，一个人走进一所空房子，然后又拿着另一个人签名的支票出来了，足足快100镑呢！’
“‘放你的心吧，’一脸凶相的矮个子说，‘我和你们等着银行开门，看我自己兑钱好了。’
“我们离开那儿，医生、罪犯和我到我家挨过了后半夜。到了早上，我们一道去了银行，支票是真的，没问题，钱很快就转给小姑娘家了。”
“哦，是这样，”厄特森先生说。
“是啊！”恩菲尔德说，“这事真怪。明明肇事者是个冷酷、残忍的家伙，可签支票的人却是伦敦有名善良、慷慨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把支票给一个罪犯呢？”
“你们也不知道支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那幢房子里？”厄特森先生问。
“我可不喜欢问，”他的朋友说，“根据我的经验，提太多的问题可没什么好的。万一得到的答案既令人厌恶又令人不安，那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稍微研究了一下那个地方。它看起来不像一所房子，没别的门，唯一使用那扇门的人就是我刚才和你讲的那个家伙。房子一侧有三扇窗户，可以看到下面的小院，窗户都关着，但一直干干净净的。还有个烟囱常冒着烟，所以肯定有人在那儿住。”
两个人接着走下去，厄特森忽然说：
“恩菲尔德，你那条规矩挺不错，就是别问太多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想问问踩着孩子身体走过去的那个人叫什么。”
“当然了！”恩菲尔德说，“他告诉我们他叫海德。”
“他什么模样？”
“这一下子可说不好，虽然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长得什么样。他长得很怪，个子又矮，身体粗壮，他的相貌哪儿有点不对劲，让人感到丑陋，不舒服——不，是让人憎恶的那种。我一看到他，马上就不喜欢他。”
厄特森先生想了好一会儿，问道：“你肯定他用了钥匙吗？”
“瞧你问的！”恩菲尔德一脸诧异的样子。
“我知道我这么问有点怪，”朋友说，“可你想，我并没问你支票上签的是谁的名字，因为我心里已经明白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朋友不无恼怒地说，“甭管怎么说，那家伙的确有钥匙，上礼拜我还看见他开门来着。”
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看了他一眼，但没再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