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勃洛莫夫贵族出身，十品文官，在彼得堡住了将近十二年，从未离开。
先前，父母亲在世时，住得比较挤，住所只有两个房间，仆人也只有从乡下来的扎哈尔一个。父母亲去世后，他就成了三百五十名农奴的唯一拥有者，他得到的这份遗产是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几乎到了亚洲地区。
他的年收入已从五千纸卢布增加到了七千至一万纸卢布。这时候他的生活也变了样，比较宽裕了；他租了一幢比较大的房子，增添了一个厨子，还养了两匹马。
当时他还年轻，即使不能说他生龙活虎，至少也比现在要活跃得多，充满各种追求，有过种种想法，对命运对自己都有过许多期待，随时准备干一番事业，扮一种角色，自然首先是在职务方面，这正是他到彼得堡来的目的。然后也考虑过他在社交界的作用。最后，在一种遥远的前景中，即从青年进入成熟期的转变中，家庭幸福也在脑海中闪现过，并向他微笑。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嘴角上的绒毛变成了粗硬的胡须，闪亮的眼睛成了晦暗的圆点，腰身粗起来，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已经满三十岁了，可是他还未在任何一种行业中迈出过一步，依然站在门外，站在十年前他所在的地方。他一直准备进入生活，一直在头脑中描绘着自己未来的蓝图，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必须经常地对这份蓝图作某些修改，或扬弃其中的某些东西。
在他看来，生活可以分成两半：一半是由劳动和无聊构成——他认为这两者不过是同义词罢了；另一半由安逸和平和的快乐构成。正因为这样，人生的主要舞台——公务从一开始便使他感到困惑而不快。
他是在内地、在故乡温馨柔和的风土人情中孕育长大的，二十年间一直处在亲人的怀抱和熟人的拥抱之中，家庭的影响已渗入了他的身心，以致后来的公务也被他想象成一种家务，就像父亲懒洋洋地在账本上记下收入和支出那样。
他原以为，一个地方官员就组成一个和谐、亲密的大家庭，不断地关心彼此的安宁和欢乐；到衙门上班绝不是一种必须天天遵循的习惯，雨雪泥泞的天气，酷暑，或者干脆心情不佳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不去上班的充分而合法的托词。
当他知道，一个健康的官员，至少要在发生地震这么大的情况下才可以不去上班时，他感到很不痛快，因为很倒霉，彼得堡从不发生地震。水灾当然也可以叫人不上班，但水灾也很少发生。
当文件袋上标着“要件”或“特要件”的字样在他眼前闪现时，当他被迫去做各种查询、摘录、翻阅档案，在两指厚的本子（把它称为“札记本”，真是开玩笑）里不断地抄写时，他就更深深地陷入思考了。此外一切都要求快办，直往前赶，不许片刻停留，一件事没有脱手，又狂热地抓另一件事，仿佛这第二件事才是最重要的，而一旦完成后，便束之高阁，再去抓第三件——如此没完没了！
有两次深夜被叫起来写“札记”。有几次是他做客时，局里信差找上门来，也是叫作这类札记。这些都使他感到害怕，感到十分烦恼。
“何时才生活，何时才生活啊？”他反复地说。
关于上司，他以前在家里听父母说过，上司乃下属之父，从而也就是一个最亲切的家人概念。他把上司想象成第二个父亲一样的人，不论应该还是不应该，做父亲的都得经常奖励自己的下属，不仅关心他们的疾苦，还要让他们高兴。
伊里亚·伊里奇认为，上司应设身处地地为下属考虑到这样的程度：关心地打听他夜里睡眠怎样，为什么他两眼浑浊，是否头痛。
但是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感到极端失望。上司一到，处处便乱作一团，大家都腼腆起来，跑上跑下，彼此磕磕碰碰，有的人赶快整理衣冠，他们怕自己在上司面前表现不够好。
奥勃洛莫夫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上司，他们把起来迎接自己的下属被吓得脸孔发呆这种情况，看作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尊敬，甚至是一种竭诚和业务能力。
伊里亚·伊里奇本不需要如此害怕自己这位对人善良、友好的上司，这位上司从没对任何人做过不好的事，下属对他也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没有更高的要求了。从没有人听见这位上司说过难听的话，或者叫喊和发火，他从来不要求，总是请求。请人做事，请人到家做客，连拘捕人时，他也请求。他对任何人都从不称呼“你”，全部称呼“您”，不论是对一位官员还是对在场的所有官员，都这样。可是不知为什么，上司在的时候，下属便都胆怯起来。他们在回答上司的亲切问话时，连嗓音都变了，不像跟其他人那样说话了。
上司走进屋里来时，伊里亚·伊里奇忽然也胆怯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上司跟他说话时，他的嗓子就变哑了，变得又细又难听，完全不像是自己的嗓子。
尽管上司仁慈宽厚，公务上的恐惧和愁闷也使伊里亚·伊里奇痛苦到了极点。如果碰上一个严厉的、求全责备的人，天晓得他会怎样！
奥勃洛莫夫勉强地干了两年的差使，也许再干到第三年，便能晋级，但是一个特殊事件迫使他提前退了职。
一天，他发送了一份重要文件，本应发到阿斯特拉罕，他却发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事后上级便追查是谁的过错。
所有的同僚们都好奇地等着，看上司如何召见奥勃洛莫夫，如何冷漠地镇定地质问他“是否把文件发到阿斯特拉罕去了”。大家都感到困惑：伊里亚·伊里奇将用什么样的嗓音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他干脆不回答：因为他无法回答。
奥勃洛莫夫看看别的人，自己也吓了一跳。尽管不论他还是其他人都知道，上司不外是申斥他几句罢了，但是他自己良心上的自责却严厉得多。
奥勃洛莫夫还没有等到给他做出处罚，便自己回家去了，然后送去了一份医生证明。
这份医生证明说：“兹证明：十品文官伊里亚·奥勃洛莫夫患有心脏肥厚兼左心房扩大症，还有慢性肝区痛，如若进一步恶化，则会危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此病之所以发作，是由于天天上班工作所致，为了防止此病的再次发作和加剧，我认为奥勃洛莫夫先生应暂时停止上班，停止脑力工作及一切活动。下面是我的签字和盖章。”
不过这只能是临时救急，生病总是要康复的，病好后还是要天天上班。奥勃洛莫夫受不了，于是申请退职。他的公务活动就这样结束了，后来也没有恢复。
他在社交界的活动倒比较成功。
来彼得堡的头几年，他那年轻、安详的脸常常现出活跃的表情，两只眼睛长久地燃炽着生命之火，放射出光明、希望和力量的光芒；他也和大家一样，会激动，有期待，可以为一些琐事高兴，也为一些琐事苦恼。
不过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在一个人还处于稚嫩的时候，那时他会把任何一个男人都当成知心朋友，也几乎能爱上任何一个女人，并准备向她求婚。有些人甚至真的这样干了，从而造成极大的悲痛而终身遗憾。
在这些幸福的日子里，也曾有不少的美女向伊里亚·伊里奇投来温柔的、丝绒般的甚至充满激情的秋波，无数默许的微笑，两三次偷吻，还有更多的友好的握手，握手时心痛得会让人流泪。
然而他从来没有成为美女的俘虏，从来没有成为她们的奴隶，甚至也不是她们的十分殷勤的爱慕者，因为他觉得，与女人接近要引起许多的麻烦。奥勃洛莫夫对她们多半是远远地鞠躬问候，保持一个彬彬有礼的距离。
在社交界，他同女人的交往很少达到让他一连几天感情勃发、陷入缠绵热恋的程度，因此他的恋情都没有发展成罗曼史，而往往是在恋爱的初期就停止了，其纯洁无邪的程度不亚于寄宿学校未成年女学生的恋爱故事。
他最不愿意与那些苍白的、忧郁的姑娘来往。她们大都有一双黑眼睛，里面流露出一种“难受的白天和罪孽的夜晚”的表情；谁也不知道她们的痛苦是什么，欢乐又是什么；她们总是要相信点什么，说一点什么，等到要说的时候，她们又哆嗦起来，流出莫名的眼泪，然后突然用双手勾住男友的脖子，久久地直视着他们的眼睛，然后望着天空说，她们的生活注定要倒霉了！有时还晕倒过去。奥勃洛莫夫总是害怕地躲避这类姑娘，当时他的灵魂还是纯洁的贞洁的，也许还期待过自己的爱情，自己的依托，自己动人的激情。可是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好像已不再期待，而是绝望了。
伊里亚·伊里奇和他那一群朋友的分手就更冷淡了。村长的第一封关于歉收的信来了之后，他立刻就把第一个朋友，即厨师，换成了厨娘，然后又卖了马，最后把其余的“朋友”也放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他出门，他在自己的寓所里，住得越来越牢、越来越稳了。
起初他觉得整天在家里穿得整整齐齐很难受，后来也懒得去做客吃饭了，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外（他们是单身汉），因为在他们家里可以取下领带，解开坎肩，甚至可以“躺一躺”，或睡上个把小时。
很快，晚会也使他厌烦了，因为晚会上要穿燕尾服，得天天刮脸。
他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一种说法：只有早晨蒸发的水汽才对人体有益，晚上的水汽有害。于是他就害怕潮气了。
尽管他有这些怪癖，他的朋友施托尔茨还是能够把他拉到人群中去。不过施托尔茨经常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尼日尼、克里米亚，然后又出国。他不在，奥勃洛莫夫整个地又回到了蛰居状态，除非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否则就不可能把他拉出来，可是这种非同寻常的事情总不见发生，而且近期也没有要发生的预兆。
除此之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孩提时代的那种胆怯心理又重现了。过去日常生活范围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似乎都要给他带来危险和灾祸。这是他对形形色色的外界现象过于疏远的结果。
比方，他卧室里天花板的裂缝他并不害怕，因为他已经看惯了。至于房间里永久窒闷的空气，长期的闭门不出，比晚间的潮气更有害于健康，每天吃得过饱是一种慢性自杀等等，这些问题他也从未考虑过，因为也是习惯了，所以也不害怕。
他对运动，对生活，对人多的场合，对忙碌都不习惯。
在拥挤的人群里他感到憋闷，乘船他担心不能顺利地到达彼岸，乘车他又感到马要狂奔起来，把他摔得粉碎。
不然就是一种神经性恐惧症的发作：他害怕周围的寂静，或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害怕什么——只是觉得不寒而栗。有时他恐惧地瞟一眼黑暗的角落，于是，想象力便跟他开玩笑：鬼神出现了。
他在社交界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对于青年时代那些受人欺骗或者被他欺骗过的希冀，那些温馨而又忧伤的美好回忆，他只是手一挥就过去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即使到了老年，想起来也会心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