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所认识的最了不起的人是我叔叔爱德华·菲利普·李柯克——五六十年代以前温尼伯的很多很多人都认识他，他们管他叫爱·菲。他的性格是那么与众不同，只需平辅直叙他的一些事迹使足以说明问题，它本身已经够夸张的了，你再也不可能对它添油加醋。
在我还是一个六岁小男孩的时候，我父亲就带着我们全家到安大略的一个农场定居了。我们当年住的地方非常偏僻，在无线电盛行的今天，世界上无论哪儿恐怕都找不到那么一个地方了。我们住的地方高铁路三十五英里，没有报纸可看，没有客人往来，也没有地方可去。漫长的冬夜一来临，便让人觉得仿佛坠入了永恒的孤寂与黑暗之中。
两年以后，我那位精力旺盛的爱德华叔叔——我父亲的弟弟闯进了我们与世隔绝的农场。他刚从地中海一带回来，在那儿周游列国已有一年时间。他想必已有二十八岁，但看起来远比一般成年人成熟，面肤呈古铜色，一脸的自信，还留着方形的胡须，俨然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他只要一开口，不是谈阿尔及尔，就是谈非洲奴隶市场，要不就是讲黄金角和金字塔。在我们听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方夜谭》。我们问他：“爱德华叔叔，您认识威尔士王子吗？”他回答说：“和他非常要好。”然后再也不往下说了。他这一鬼把戏让人觉得他非同小可。
一八七八年那一年，加拿大举行普选，爱·菲马上全副身心投入了其中。他一天之间熟读了上加拿大的历史和政治，一周之内熟悉了乡间的每一个人。他在每一次集会上都发表演说，不过他拉选票的绝招是私下里游说和在酒吧请客。这为他施展吹牛拍马的卓越天才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噢，让我想一想，”——他会手拿酒杯，煞有介事地对他身边的某个衣衫褴褛的乡巴佬说，“对了，如果您是姓弗雷姆利，您一定是我亲爱的老朋友骑炮兵司令查尔斯，弗雷姆利爵士的亲戚吧？”“也许吧，”那个被奉承的人会回答说，“我想这完全可能，不过我对老家的那些亲戚已记不大清楚了。”“太好了！我一定告诉查尔斯爵士说我见到您了，他会非常高兴的。”……就这样，不出两个星期，爱·菲已使乔治亚镇区一半的人具备了高贵血统和显赫门第。这些人重新又回到了早已失去的王公贵族的生活氛围里。投票吗？像他们这种出身的人，除了保守党还能投谁的票呢？
不用说，在政治方面爱·菲历来是站在保守党——也就是贵族一边的，但与此同时他又能和最卑贱的人打成一片。这是一种本能。一个民主党人没法屈尊降贵，因为他地位已够低的了。而一旦一个保守党人纤尊降贵，他便能征服人心。
竞选当然是轻而易举取得了胜利。爱·菲本可以留下来享受胜利果实。但是他另有所谋。当年的安大略对他天地太小了。再说那段日子正值安大略农业很不景气的时候，抵押债券有如漫天飞雪，农民们迫于生计只好变卖自己的家当，有的逃去了“合众国”，还有的则无声无息地进入了地下世界。
但与此同时，人们在大谈特谈马尼托巴的大开发。爱·菲觉得他和我父亲只有去西部才有前途。于是，我们卖掉了我·们家的农场，而且还按古老的习俗宴请了买主。那些瘦弱可怜的耕牛以及破旧的农机卖到的钱还不够买威士忌的酒资。但爱·菲对此付之一笑，他引用某个人的话说：帝国的福星在西部闪耀。于是，他们就去了西部，留下我们几个孩子在安大略继续上学。
他们到达温尼伯时，它刚好处在兴旺时期，爱·菲立即成了如鱼得水的时代弄潮儿。一座“兴旺”的城市——就像八十年代的温尼伯、六十年代的卡森城……它那忙忙碌碌、风云变幻的景象有某种神奇的魔力。生活聚焦在一个点上：只有此时此地，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和外界——只有锤子的了当声和锯子的吱嘎声，只有一轮接一轮的痛饮和大把大把的钞票。在这种氛围下，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非凡人物，都是出类拔萃的旷世人杰，每个人的个性各不相同，人们的性格之花都像盛开的玫瑰。
爱·菲如鱼得水。他很快便做到了无事不知，无人不晓，普提奇街上上下下各色人等都从他那儿获得了高贵血统和显赫门第。不出六个月，他的账面上已有了大笔财富。然后，他去东部游玩了一圈，从多伦多带回一个迷人的妻子。他还在河边修了一幢豪宅，里面挂满了他声称是他的祖先们的画像。他在这里广交天下豪杰，宴饮之声长年不断。
他大显其才的范围很广。他是一家银行（它从未开张过）的行长，是一家酿酒厂（酿出的是红河水）的厂长，而最重要的是，他还是温尼伯一哈德逊湾——北冰洋大铁路的财务总管——这条铁路呀，其实不过是允许他们修一条通往北冰洋的铁路的一纸批文而已。他们连一条铁轨都没有，可他们已印出公文信笺和免费车票，于是作为交换爱·菲弄到了整个北美大陆的免费火车票。
当然，他的主要目标还是在政治方面。他很快被选进了马尼托巴议会。要不是省内政坛元老约翰·诺奎还在世的话，人们准会选他当省长的。尽管如此，没过多久，就连约翰·诺奎也成了爱·菲的座上食客，从而也就成了爱·菲的掌中玩物。我至今还记得在我还是小学生时他们南下多伦多时的情景：一群拥戴他的“西部人”，个个都穿着厚重的水牛皮衣，蓄的胡子像古代亚述人似的。爱·菲领着他们在国王大街游行，那派头俨然一个探险家带回一群野人。
自然爱·菲在政治上仍旧是保守的，不过他把调子唱得更高了。连那些他供奉着画像的老祖先他都还嫌不够，于是他又胡诌出了一个什么葡萄牙公爵（我们家一度有人在葡萄牙做过事），而且，他还通过某种继承权把爵位转授给了我的哥哥吉姆——他此时已到温尼伯，在爱·菲的办公室干活。在他的大豪宅里，在看完祖先的画像之后，他会对来客们说——用手掩着嘴悄悄地说：“想来真是奇怪，那两个人一死，孩子就是葡萄牙公爵了。”但吉姆从来不知道该杀的到底是哪两个葡萄牙人。
为了表明自己的尊贵，爱·菲还有一个提高自己的声望的高着，那就是时刻摆出一副随时会奉召奔赴重任的架势。假如有人问他：“您整个冬天都会呆在温尼伯吗，李柯克先生？”他的回答是这样的：“那主要要看西部非洲的局势如何。”就这样，西部非洲之说足以叫他们折服。
后来，马尼托巴的繁荣受挫。像我父亲那样的老实人一天之间就完蛋了。但爱·菲没事儿。马尼托巴的衰落反倒使他更出众了，就像大浪打来时把游泳好手托到高处一样。他一如既往地过着红火日子。我相信实际上他已彻底破产。但那对他没什么区别。没有现金，他可以赊账。他仍然拥有他那想象中的银行和那通往北冰洋的铁路。他的大豪宅里仍旧宾客盈门，商人们照旧为他付账。要是有人前去讨账，他会得到这样的答复：爱·菲的行动还没有决定下来，那主要视约翰内斯堡的局势而定。这样账又会拖上半年。
正是在这段时间我经常在东部见到他——他定期“东巡”，为的是给他的债主们造成他正在采取行动的假象。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他住旅馆可以赊账，买东西不用马上付钱，没钱还可以借到钱。银行家，尤其是乡镇的银行家，是他天然的坑害对象。他们一见爱·菲进门就会发抖。就像小野鸽见了老鹰一样。爱·菲的手段很简单，就像向乡巴佬玩碗底变豌豆游戏一样。一进那个银行家的小办公室，他就会说：“哟，你爱钓鱼，墙上挂的那根一定是绿心木钓杆吧？”（爱·菲对什么都能叫上名字来）。银行家一听就受宠若惊，立即喜盈盈地从墙上取下那根钓杆，还从抽屉内的盒子里拿出作钓饵的假蝇来给他玩赏。爱·菲离开的时候口袋里已多揣了一百元现钞。他没交任何抵押品，可一切借款手续已办得一清二楚。
他处理借贷、住宿费、车马费和购物款的方式也与此相似。他这一手使所有老板都不知不觉上了当。他买起东西来十分大方，从不过问价格。在买的过程中他从不提付款的事儿，一直到快要离店时候，他才好像刚想起来似的说：“顺便提一下，请尽快把账单给我开来，我可能要出远门。”他好像无意让老板知道似的，对我来上一句“旁白”：“亨利·洛奇爵士又从西非来电报了。”店老板以前从没见过他，以后也再见不着他了。
对付旅馆的做法有所不同。乡村旅馆当然是容易对付的，事实上容易极了。爱·菲有时候宁愿付现款结账，就像一个射击运动员不屑于射杀一只呆着不动的鹧鸪一样。但与大旅馆打交道就另当别论了。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就是说，当大衣、行李包之类准备停当，就只等出发的时候，爱·菲会到服务台要求结账。一看账单，他会突然热情洋溢地赞叹价格合理。“想想看，”他会用他那种“旁白”对我说，“和巴黎的格里隆大酒店的价格相比，这真是太便宜了！”这家旅馆的老板没法做这种比较，只会感到自己的旅馆档次太低了。然后他又会来一句“旁白”：“别忘了提醒我告诉约翰爵士，我们在这里受到的款待太好了，他下一个星期就要来这儿。”所谓“约翰爵士”，就是我们的省长，旅馆老板根本不知道他会大驾光临——他也不会来……接下来爱·菲会使出最后的绝招——“噢，让我看看……七十六块……七十六……你给我”——爱·菲的眼睛直盯着旅馆老板——“给我二十四块，以便我好记着给你汇整整一百块过来。”那老板的手打着抖，但还是把二十四元钱给了爱·菲。
这丝毫不意味着爱·菲是一个骗子，丝毫不意味着他不诚实，他那些账单不过是“缓期支付”而已，就像英国欠美国的债一样。他这一辈子从没干过也没想过要存心坑人。他的种种计谋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都是坦坦荡荡的。
无论在什么场合与人交谈，爱·菲都能投合不同谈话对象的口味。有一次我把他介绍给大学的一帮朋友，这些小伙子快要拿到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切的学位了。在随便聊天的过程中，爱·菲转过头来对我说：“噢，顺便告诉你一声，你听了一定会高兴的，我刚获得了梵蒂冈的荣誉学位——终于得到了！”“终于”两个字撼人心魄——那可是教皇授予的学位，而且是盼望已久的啊！
当然，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渐渐地，他的信誉垮了，他不那么吃得开了。债主们变得强硬起来，朋友们也把脸扭了过去。渐渐地爱·菲潦倒了。他妻子去世后，他成了鳏夫，时常衣冠不整、步履艰难地蹈蹈独行在街上。幸亏他还有那么点不屈不挠的自信和达观信念，不然他可真是悲惨到家了。但即使是这样，日子对他来说也越来越难了。到最后，甚至连在酒吧里赊几个小钱也不行了。我的哥哥吉姆——那个“葡萄牙公爵”——告诉我说，有一次爱·菲竟被温尼伯一个终于醒悟过来的愤怒的酒吧老板撵出了酒吧。当时爱·菲带着几个朋友上那儿去，他张开五指高声说道：“李柯克先生做东，五位！”……酒吧掌柜当即朝他们破口大骂。爱·菲挽起一位朋友的手臂，说：“走吧，我担心那可怜的家伙是疯了！但我讨厌去告他。”
不久，他连云游四方的广大神通也丧失了。各铁路公司终于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北冰洋铁路，另外印刷商无论如何都不愿再替他印免费车票之类了。
他再一次勉为其难地做了一次“东巡”。那是一八九一年六月。我碰到他时他正走在多伦多的国王大街上——衣服有点破烂，但戴着一顶高顶丝礼帽，帽上还缠着一大条黑纱。“可怜的约翰爵士，”他说，“我觉得他的葬礼我是非要来参加不可的。”这时我才想起我们的省长去世了，而且我意识到这一诚挚的悼死之情又为他捞了一趟免费旅行。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爱·菲。不久之后别人出资让他回了英国。他从家族的某项托管财产中获得一笔每周两英镑的小收入。靠着这么点儿钱，他在握斯特郡的某个被遗忘的小村过起了日子，过得也还算体面。他对村里人说——这我是后来得知的——他在那儿果多久还难说，那主要视中国的局势发展而定。但中国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于是他在那个小村里呆了下来，过了一年又一年。他本来很可能晚景凄凉地老死在那里的，但是天赐好运，一项诗意化的公正裁决给他的晚年带来了灿烂的霞光。
说来也巧，在英国我们那个家族所属的那个地区，有一个古老的兄弟会宗教团体，该兄弟会已相传几个世纪，拥有一家修道院和一些荒废的房地产。爱·菲屈尊去拜访了他们，兄弟会的会众们在他眼里是很容易上当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虔诚“归隐”的过程中，爱·菲调查了兄弟会的经济状况，他凭着自己的敏锐发现：兄弟会有一个早就可以向英国政府索赔的项目，赔款数额巨大而且索赔理由非常充分。
于是，爱·菲代表兄弟会立即去了威斯敏斯特。他很清楚如何与英国政府官员周旋，他们甚至比安大略的旅馆老板都容易对付得多。你只需向他们暗示一下你在海外有巨额投资就够了。这些官员从没到过海外，但他们记得不久前他们如何错过了约翰内斯堡的良机，如何在波斯湾的石油问题上让别人抢了先。爱·菲唯一需要的是他的北冰洋大铁路。“您要是到海外去的话，我一定带您在我们的大铁路上周游一番。我真的觉得一旦我们的铁轨辅到了铜矿河，我们就必须把股票发行到这儿来了，纽约城根本吃不下那么多……”
于是爱·菲得到了他所要求的赔偿。英国政府对这种年深月久的索赔早已习惯，因此，索赔很快就兑现了。这样的陈年老账待算的还有不少哩。
兄弟会获得了一大笔钱。为了感谢爱·菲，他们聘他做了他们的常任理事，于是他又过起了安闲富足的生活。一年又一年，在那些古老如十字军的花坛、果园和鱼塘之间，他过得好不自在。
一九二一年我在伦敦搞演讲的时候，他写信给我说：“你一定要来，我现在太老，不能外出旅行了。但无论你什么时候来，我都会派一个司机开车和两个庶务修士一起去接你。”我觉得“庶务修士”之说很恰当——恰好就像爱·菲。
我没能成行，也没有再见到他。他终老在那所修道院里，直到他死时都没有电报召他去西非。几年以前我还把爱·菲视为夸夸其谈的笑柄似人物。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我们可以说，那恰好是不列颠民族的一大特征。
假如有天堂存在的话，我确信爱·菲是能够进去的。他在天堂门口会说——“彼得吗？那你一定是提彻弗尔德的彼得爵士的后辈吧？”
假如他进不了天堂，那么，西班牙人常说的一句话用在他身上非常合适：“愿尘土把他轻轻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