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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之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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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打定主意要为海伦弄到一张西班牙签证。领事馆外面的人群,可真是吓人。我知道警察说不定早已在搜寻那辆汽车,可是我非得冒一次风险不可。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格奥尔格的护照,倒是早已有了签证了。

“我把汽车慢慢地开过去。人们看见那德国汽车牌照,这才开始移动起来。他们为我们让出了一条路。有几个难民逃跑了。我们穿过一条憎恨的大道,向大门驶去。有个宪兵敬了个礼。对我来说,这样的事已经好久没有碰到过了。我随随便便地还了个礼,往里走去。那宪兵站到了一边,给我让路。我痛苦地思忖,要受到尊敬,你就该做一个杀人凶手。

“我的护照一拿给他们看,海伦的签证马上就弄到了。那个副领事望着我的脸。他看不见我的手。我已经把那双从汽车里找到的手套戴上了。‘战争的纪念品,’我说,‘是肉搏战呢。’他同情地点点头。‘我们也有过自己的战斗年月咧。希特勒万岁!一个伟大的人物,跟我们的领袖一样。’

“我走了出来。汽车四周已经腾出一片空地。车的后排位子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受惊的孩子。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用双手捂着嘴,从他脸上我只能看到一双眼睛。‘我们应当把他带着一起走。’海伦说。

“‘为什么?’

“‘他的证件过两天就要到期了。要是他们把他抓住的话,他肯定会被送回德国去的。’

“我觉得自己的衬衫里面和背上尽是汗水。海伦瞪着我看。她十分镇静。

“‘我们已经死里逃生,’她用英语跟我说,‘我们有责任也救人家一命。’

“‘让我们看一看你的证件。’我对那孩子说。

“他一言不发,把一张居留许可递了过来。我接过之后,就走回领事馆去。走回去可真是十分困难了,那汽车仿佛有一百只扬声器在大声喊出它的秘密。我若无其事地告诉那位秘书,说我刚才忘了,还需要一张签证——受责任的驱使,需要一张过境后的身份证明。他看到证件,便迟疑起来。随后,他露出一副同谋的神气,微微一笑,就把签证交给我了。

“我走进汽车。人群甚至比刚才更加怀有敌意了。他们大概以为我正在把这个孩子带到集中营去呢。

“我离开城市,满心希望我的运气一直能很好。驾驶盘抓在我手里,我觉得火烧火燎地发烫。我原来也想到这辆汽车我们也许随时得把它抛掉,可是那会儿我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在这样的天气,要海伦穿过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是不可能的。她身体太弱,一旦没有了汽车,那么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这种奇异的保护便不起作用了。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法国的许可。而这种证件,步行的时候要比乘坐一辆豪华的汽车更为需要。

“我们往前驶去。那一天也真奇怪。现实仿佛已经没进了深渊之中。我们在低垂的云层下面,顺着一条又高又窄的山脊奔驰,如同坐在一辆缆车里。我所能想起的,跟这个最为相似的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水墨画,绘着一些旅行者在峰峦、浮云和瀑布中间单调地移动。那个孩子蜷缩在后排座位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他在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就只是不信任每一个人,不信任每一件事。当民族社会主义文化的卫道者猛击他祖父脑壳的时候,他才三岁。七岁那年,他父亲被绞死了。九岁那年,他母亲给毒气熏死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的孩子。他设法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凭他自己的机智越过了边境。他要是给逮住,那准会被送回集中营绞死。现在,他准备设法去里斯本,那里有他一个当钟表匠的舅舅,这是他母亲被处毒气刑的前一夜,替他祝福,还给他最后几句嘱咐的时候告诉他的。

“一切都很顺利。在法国边境上,没有人来要出境签证。我只是把护照拿给他们看了看,还为汽车填了一张表格。宪兵们行了个礼,闸门升起来,我们便离开了法国。几分钟之后,西班牙的海关警卫员对我们的汽车非常艳羡,问我一加仑汽油能走多少公里。我有的没的跟他们聊了几句,他们便开始夸说他们的西班牙-瑞士牌汽车[81]。我告诉他们,这种汽车我也有过一辆,还描述了汽车水箱上的标志——一只飞鹤。他们很高兴。我问他们哪里可以去加油。他们对西班牙的友邦是有特供的。我身边没有比塞塔[82]。他们替我用法郎去换了些。我们互相道别,礼节周到而热情。

“我往座位背上一靠。山脊和浮云都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再也不像是欧洲的国家。我们还不很安全,但是离开了法国,这件事情意义就很大了。我看到了街道啊,驴啊,人啊,当地的服装啊,岩石嶙峋的乡村啊——我们像是在非洲了。在比利牛斯山那边的那个国家,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西欧。随后,我看到海伦在啜泣。

“‘这会儿,你来到了你想来到的地方了。’她说。

“我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我对我们干这件事时的这份悠闲自在,仍然感到很吃惊。我想到那种殷勤,那种问候,那种微笑——这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年没有经历过了,而为了受到这种人的待遇,我就非得杀人不可。‘你为什么在哭啊?’我问。‘咱们还不太安全咧。西班牙到处都有盖世太保的暗探。咱们得尽快穿过这个地方才行。’

“我们投宿在一个小村子里。我本来想把汽车在什么地方抛掉,改乘火车前进。可是,后来我决定不这样做。西班牙并不安全,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最迅速的旅行方式。从某种无法解释的意义上来说,汽车倒成了一个黑暗的吉祥物:它技术上的完美甚至把我的恐惧都给赶跑了。我需要这辆汽车,这使我忘记了格奥尔格。日子也太久了,他一直是笼罩在我生命头上的一种威胁。现在,他已经死啦,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想到了那个笑眯眯,他还活着,说不定他正在四处打电话,试图追寻我们的踪迹。对于凶杀,所有的国家都会引渡凶手。那是自卫——可是这一点,我只能到那个出事的城市去证明。

“第二天深夜,我们到达葡萄牙边境。没什么困难,我在路上就弄到了签证。一到边界,我把海伦留在汽车里,让引擎开动着。万一出什么事情,她可以将汽车径直开到我面前来,我一跳上去,我们就一个劲地冲到葡萄牙一边去。也不会有多少事情落到我们头上来的。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边防警卫在黑暗中还没来得及瞄准和射击,我们就可以溜走了。到了葡萄牙还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穿着制服的边防警卫站在黑魆魆的风口里,活像戈雅[83]一幅画里的人像。他们行了个军礼,我们把车开到葡萄牙一侧的检查站,他们也一样轻易地让我们通过了。等我们开车起步的时候,有一个警卫从我们后面奔上来,叫嚷着要我们停车。稍稍迟疑了一下,我依从了。如果我继续往前走,那么到了下一个城镇,这辆汽车也很容易被拦住。我停下车来。我们连呼吸都屏住了。那警卫走到我面前。‘你的carnet [84],’他说,‘你把它留在办公桌上。你回来的时候会用到它咧。’

“‘多谢你了。’

“在我背后,那小孩子宽慰地舒了一口长气。有一会儿工夫,我自己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眼下你到了葡萄牙啦。’我跟那个孩子说。他慢慢地把一双手从他嘴上挪开,第一次朝座位背后靠下去。一路行来,他一直保持向前弯腰低头的姿势。

“一个个村庄飞闪过去。狗在吠叫。一家铁匠铺的火光在晨曦中闪耀,那铁匠正在给一匹白马钉蹄铁。雨已经不下了。我期待着那种渴望已久的释然之感,可是它并没有到来。海伦默默无言地坐在我身边。我想望幸福,可是我却觉得空虚。

“在里斯本,我给马赛的美国领事馆通了个电话。我把格奥尔格出现之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那边接电话的人说,很好,那我是平安到达了。从他那儿,我得到的是这样一句诺言:如果签证被核准,他会把它寄到里斯本的领事馆。

“保护我们那么多时日的汽车,现在必须要抛弃了。‘把它卖了。’海伦说。

“‘我就不能把它推到什么地方的海里去吗?’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啊,’她说,‘你需要钱。就把它卖了吧。’

“她说得对。把它卖掉很容易。买主跟我说,他可以支付税金,再把汽车漆成黑色。他是一个商人。我用格奥尔格的名义把汽车卖给了他。一星期之后,我看见它安上了葡萄牙的车照。这种汽车,里斯本有好几辆。只因左边挡泥板上稍稍有一点凹痕,我才把它认出来了。格奥尔格的护照,我把它烧了。”

施瓦茨望了下表。“再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了。每个星期,我去一次领事馆。就靠出卖汽车得来的钱,我们在一家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我要海伦尽量享受一下舒适的生活。我们找到一位医生,他帮她弄来了镇静剂。我甚至把她带到赌场里去。我为此租了一套无尾晚礼服。海伦仍然穿她那身从巴黎带来的夜礼服。

“我还给她买了一双金色的拖鞋。我把她原有的拖鞋落在马赛了。你知道那家赌场吗?”

“知道,也算是倒霉。昨天夜里,我就在那边。那是一个错误。”

“我要她赌博,”施瓦茨说,“她赢了。她有着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她把赌注随意一掷,那个号码就开出来了。

“那最后的几天简直跟现实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在别墅时的那段生活似乎又重新开始了。我们俩都有几分演戏的样子,不过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已经完全属于我了,虽然她一小时一小时地从我身边流逝,正在投进那个最残酷的情人的怀抱。但这会儿,她还没有向他投降,可是她已经停止战斗了。有多少个受苦忍痛的黑夜,她哭了。可是接着,又来了那几乎是超凡绝俗的瞬息,甜蜜、悲愁、智慧以及一种没有肉体限制的爱情,达到那样强烈的程度,弄得我动都不敢动了。‘我亲爱的,’有一天夜里她跟我说,说这样的话,她只有这么一次,‘咱们不能一起看到你的应许之地[85]了。’

“那天下午,我曾带她去看医生。现在,我突然被一种无力反抗的感觉所压倒,这种感觉,是一个无法抱持住他所爱着的人会有的。

“‘海伦,’我的窒闷的嗓音说,‘咱们怎么啦?’

“她没有吭声。随后她摇摇头,笑了。‘咱们尽力而为吧,’她说,‘那就够了。’

“后来有一天,领事馆里有人告诉我,那件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两张签证寄来了。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酒醉之后忽然发出的奇想,居然产生了不管多少次拼命的恳求也达不到的效果。我笑了。真是歇斯底里。如果你能笑,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可笑的事情还多着呢。你说对吗?”

“有时候,我们却非得不笑才行咧。”我说。

“怪就怪在,最后那几天里,我们竟笑得那么厉害,”施瓦茨接着说道,“我们仿佛待在一个港口里,哪一边来的风都吹不到。苦痛已经溜走,眼泪已经没有,我们的哀愁变得那么清澈明净,跟一种叫人啼笑皆非、消沉抑郁的欢乐往往难以区分。我们住进了一家小公寓。我带着难以置信的盲目,继续进行着逃往美国的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条船也没有,随后,终于宣布有一班轮船就要启航了。我把最后一幅德加的画卖了出去,买进了两张船票。我很高兴。我想我们是得救了。不管那重重艰险!不管那医生的话!

“船期又延了几天。后来,就是在前天,我又到航运公司的办事处去了一趟。轮船决定在今天开船。我告诉了海伦,然后自己出去买了点零星东西。等我回来的时候,她却已经死了。房间里的镜子,统统被砸了个稀烂。她的夜礼服,也被撕碎了扔在地板上。她就躺在夜礼服旁边,她并没有躺在床上。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她被一个窃贼谋害了。随后,我又当她是被一个盖世太保的特务杀死的。可是,他要追捕的是我,而不是她。后来,看到除了镜子和夜礼服,其他什么也没有损坏的时候,我这才明白了。我记起我曾经交给她的那点毒药,据她说已经弄丢了。我站在那儿,定睛观看,随后,我找找有没有遗书。没有。什么也没有。她不留片言只字,就这样走了。这一点,你能理解吗?”

“能。”我说。

“你理解?”

“是啊,”我答道,“她能写些什么呢?”

“总有可写的嘛。什么原因。或者……”

他不说下去了。他大概正在想着那最后的话,爱情的最后的标记,以及他说不定可以把它一起带进他寂寞中去的什么东西。多少传统的想法,他都已经摒弃了,可是这一点分明还没有。

“她要是一动笔,”我说,“那是怎么也写不完的。干脆不写,她告诉你的反而比她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要多。”

他思忖了一会。“你有没有看见旅行社里的那块指示牌?”他随后咕咕哝哝地说。“延迟了二十四小时。如果她知道,她准会多活一天的。”

“不会。”

“她不愿意去。所以她才寻了短见!”

我摇了摇头。“她再也受不了这个痛苦了。”我说。

“那我不信,”他答道,“为什么正当有关远行的事统统都已经解决了的时候,她偏偏要走这条绝路呢?还是,她难道想到了由于她害着病,美国将不准她入境?”

“这一点,我们能不能让一个将死的女人去决定呢?那时候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说。“依我看,我们对此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直瞪瞪瞅着我。“她已经竭尽所能,能支撑多久就已经支撑多久了,”我说,“为了你的缘故,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仅仅是为了你一个人的缘故。她一知道你已经得救,她便不想再活下去了。”

“如果我没有那么瞎了眼,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不是一个劲地硬要到美国去,那又会怎么样呢?”

“施瓦茨先生,”我说,“那也治不了她的。”

他古怪地动了动脑袋。“她已经死了,”他低声说着,“而蓦然间,仿佛她从来也不曾存在过似的。我瞅着她,没有一点反应。我到底干了什么?是我杀死了她,还是我给了她幸福?她爱我吗?还是我仅仅是一根拐杖,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依仗一下?我找不到一个答案。”

“难道你非要找到一个答案不成?”

“不,”他说,“原谅我。大概不是。”

“没有什么答案。从来也没有——除了你自己做出的那一个。”

“我把故事讲给你听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因为我非得弄个明白不可。我一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虚生活,一个毫无用处的、妻子不忠的丈夫的生活,一个凶手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如果你喜欢,那也是一个恋爱中的男人的生活,或者,如果投合你的心意,那也是一个圣人的生活。可是,名字有什么用处呢?那是你过去的生活。这不就够了吗?”

“的确是这样!可是现在呢?”

“你能生存多久,它就能保留多久。”

“保存这段生活往事的只有我们,”施瓦茨轻轻地说着,“你和我,此外一个也没有了。”他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千万不要忘记这段经历。总得有人把它保留下来。不该让它消失。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在我这儿,是不安全的。可是,千万不该让它消失。它必须继续保存下去。在你那儿,是安全的。”

尽管我抱着怀疑态度,可还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忽然涌上心来。这个人到底要什么?他是不是要把他的往事跟他的护照一起遗赠给我?他是不是打算自杀?

“为什么在你那里它就会消失呢?”我问道。“你还要活下去,施瓦茨先生。”

“我不会自杀,”施瓦茨不动声色地答道,“只要我知道那个笑眯眯仍然活着,我就不会自杀。可是,我的心意却是试图摧毁这个记忆,把它嚼烂,把它弄碎,把它篡改,把它驯化,使它变成一种我能据以生活下去的东西。甚至几个星期以后,我就不可能把今天告诉你的话讲给你听了。我之所以要你听我讲,原因就在这里。你不会将它篡改,因为对你来说,它不会带来危险。而它总得有个地方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忽然他显出十分孤独凄凉的样子。“总得有人把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至少保存一段时间。”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护照,往我面前一搁。

“这儿还有海伦的一张护照。两张船票你都已经拿了。现在你又弄到了美国签证。两个人的。”一丝朦胧的笑意掠过他的脸上,他不吱声了。

我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两张护照。费了好大的劲,我才勉强问了这么一句话:“难道你当真再也不需要这两张护照了吗?”

“你不妨拿你的一张来跟我交换,”他说,“我还要用一用,也只消一两天工夫。仅仅是为了出境。”

我瞅着他。

“在外籍志愿兵团里,他们是不会查看护照的。我用不着告诉你,他们容许流亡者去参加。只要像笑眯眯之流的野蛮人仍然活着,那么自杀将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那就糟蹋了一条本来可以用来跟他们战斗的生命。”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护照,递给了他。

“谢谢你,”我说,“我真心诚意地感谢你,施瓦茨先生。”

“另外,还有一点儿钱。我用不着那么多。”施瓦茨看了看表。“你能不能再替我做一件事?过半小时,他们就要来运走她了。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好的。”

施瓦茨付了账。我们走出屋子,进入了绝妙的清晨。

外面停着那艘轮船,白皑皑、晃悠悠地浮在塔霍河上。

我站在那个房间里,挨在施瓦茨旁边。镜子的框架依旧吊在那儿——空空的。打碎的玻璃都已经扫清了。“昨天夜里,我是不是应该跟她在一起?”施瓦茨问。

“你是跟她在一起啊。”

那女人躺在棺材里,凡是死人总是这个样,她的脸看上去是无限的超脱。什么都与她无关了,施瓦茨也好,我也好,她自己也好。无法想象她从前的模样。躺在那儿的,是一尊塑像,只有施瓦茨一个人才留有她呼吸时的印象。可是,施瓦茨现在却相信我也跟他有同样的印象。

“几封信……”他说。“就在昨天……”

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几封信。

“这些信我都没有看过,”他说,“把它们拿走。”

我拿了信,正想把它们放进棺材里。随后,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决定不这么做——此刻,这个死了的女人毕竟只属于施瓦茨一个人,或者他相信是这样。别人的来信已经变得毫不相干——他不需要她将它们带走,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把它们毁掉,因为它们到底曾经是属于她的。“由我拿着吧,”我说着,便把信藏进了口袋,“它们已经失去了意义。它们的价值,还比不上一张你可以用来买一盆汤的零钞。”

“拐杖,”他答道,“我知道。她曾经管它们叫作拐杖,说是她要继续对我忠实就需要这些东西。这你明白吗?说来荒谬……”

“不,”我说,随后,我十分小心谨慎并怀着满腔的同情说,“在这最后的时刻,你为什么不能让她安静一下呢?她爱你,她已经竭尽所能,跟你一起生活了那么久了。”

他点点头。蓦然间,他显得非常虚弱。“我就是要知道这一点。”他喃喃地自语着。

屋子里热得厉害——那个死了的女人,一股刺鼻的气味,一群苍蝇,几支残烛,还有外面的太阳。施瓦茨看到我的眼色。

“有位女士帮了我的忙,”他说,“在异国他乡,事情很难办。医生啊,警察啊,他们把她带走了。随后,就在昨天夜里,他们才把她送回来。尸体解剖。死亡的原因。”

他朝我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他们……她的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他们关照我不要掀开盖在她外面的……”

抬棺材的人来了。棺材给上了盖。施瓦茨似乎就要昏倒了。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路不是太远。晨光璀璨,风在疾卷,如同一只牧羊犬,正在追赶着一群毛茸茸的云。到了公墓,施瓦茨站在广袤的天穹底下,显得又瘦小又孤零。

“你要回到你的公寓吗?”我问他。

“不。”

他已经把一个手提箱带在身边。

“你知道谁会把护照涂改吗?”我问。

“格雷戈里乌斯。他已经在上个星期来到这儿了。”

我们一起去找格雷戈里乌斯。他很快就把我的护照改成了施瓦茨的。这个工作本来也不需要做得太细致。施瓦茨身边有一张外籍志愿兵团征募站出具的证件。他只要能越过边境就行。一到兵团的驻地,他就可以把我的护照扔掉。兵团对他过去的经历是不感兴趣的。

“你带到里斯本来的那个小孩,后来怎么样啦?”我问。

“他的舅舅讨厌他,可是那孩子却很高兴。他想,被他的亲戚讨厌总比给陌生人讨厌好。”

我瞅着这个如今用着我的名姓的人。“我祝愿你万事顺利。”我说,自己留意着不要再唤他施瓦茨。我也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话要说的了。

“我今后不会再跟你见面了,”他说,“这也没有关系。我跟你讲了那么多的事,本来也用不着再跟你见面了。”

这一点我可不那么肯定。似乎也有可能,正由于那个原因,他往后还需要跟我见面。他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拥有他一生没有被歪曲的形象。可是,这件事可能会使他怀恨我。也许他会感觉到,我已经把他的妻子从他那里夺了过来,这一次,是无法挽回的了——如果他当真相信他自己的记忆欺骗了他,而独有我的记忆却依旧清楚明晰。

我看见他沿着街道走去,手里拎着手提箱,一个可怜的身影,一个永恒的妻子不忠的丈夫和英雄般的情人。可是,那个他爱得比所有那些愚蠢的征服者更加深挚的女人,他不是曾经占有过了吗?而我们,其实真正占有什么呢?对这些充其量不过是借给我们片刻工夫的东西,我们干吗要这样大惊小怪呢?再说,当“占有”这个虚幻的字眼仅仅意味着抓住空气的时候,干吗还要谈这种占有的程度之类的话呢?

我身边带着我妻子的一张证件照。在那些日子里,你往往需要这种照片贴在什么身份证件上。格雷戈里乌斯马上动手工作。我跟他在一起。我生怕这两张护照离开我的视野。

中午时分,两张护照都改好了。我奔到我们住的那个窝里。露特坐在窗边,望着院子里那些渔夫的孩子。“你输了吗?”我在门口出现的时候,她就问。

我把两张护照高高举起。“咱们明天就动身。咱们改个名姓,用另一个姓名,到了美国咱们还得重新结一次婚。”

我根本没有想到,眼下我使用的这张护照,是属于一个为了凶杀说不定正在被悬赏缉拿的人。第二天下午,我们乘的轮船启航了,毫无困难地到了美国。可是,这一对爱人的护照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幸运:六个月之后,露特跟我离婚了。为了使离婚合法,我们首先必须重新结一次婚。后来,露特跟那个有钱的美国人结了婚,他就是曾经把宣誓书交给施瓦茨的那个人。在他看来,这整个事情委实太滑稽,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是我们重新结婚时的男傧相。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在墨西哥离婚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所有的时光我都是在美国度过的。说也奇怪,我开始对绘画发生了兴趣,这玩意儿我从前几乎一点也不在意——我仿佛觉得这是死去的、遥远的那个最初的施瓦茨遗传下来的。我常常想起那另一个施瓦茨,这个人也许至今还活着,而他们两个又合成了一个迷迷糊糊的幽灵,有时候我会觉得它就出现在我眼前。它甚至好像还在影响着我,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想法纯粹是虚妄无稽。我最后在一家艺术商店里找到了一个工作,我的屋子里挂着几张德加的画的复制品,对这些画,我已经变得十分喜爱了。

我常常想起海伦,这个人我只见过她的遗容,在我单独生活的时候,还一度梦见过她。我在海上的第一个夜晚,便把施瓦茨交给我的那些信,连看也没看,统统抛进了海里。在一个信封里,我摸到了一小块硬邦邦的东西,就在黑暗中把它取了出来。后来,在灯光下一看,那原来是一块扁平的琥珀,里头有一只小小的蚊虫,几千年之前被抓住,已经变成了化石。我把它藏了起来——一只蚊虫的垂死挣扎,被保存在一个金色珍珠的樊笼中,而它的伙伴们却都已经冻死或者被吃掉,从地球上消失了。

战后,我回到了欧洲。要证明我的身份,确有几分困难,因为那个时候,德国正有成千上万的优秀种族的成员企图摆脱他们的身份。我把施瓦茨的护照给了一个逃过边境来的俄国人——又一股难民潮开始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至于施瓦茨,我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什么消息。我甚至还去过一次奥斯纳布吕克,打听他的下落,虽然他的真姓名我都已经忘记了。可是,那个城市早已成为一片废墟,谁也没有听到过他,而且谁也不感兴趣。在回车站的路上,我以为我看到他了。我撒腿就去追他。可是那是一位邮局的职员,他告诉我,他名叫扬森,他有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