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夏尔在意大利所获取或发展的对艺术的兴趣可由其从旅行中带回的物件来加以评定。幸好当时还处于手工阶段，为旅游者生产的大量纪念品还没有开始。这只桃花心木托盘相互套合着的小盒子，装着一些古代题材的凹雕宝石的印迹，仿佛一些易溶于口的糖果似的排列在一个大糖果商的盒子里，它既是一种有罚则的智力游戏（“啊，朱庇特！”——“不是，那是海神，您瞧他的三叉戟！”），又是人们对一八四〇年左右的博物馆中所喜爱的那些东西的一份清单；这是一个小艺术品，尽管它以大量的样品卖给了一些周游世界的俄国、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的业余爱好者；我用想必是被一些十九世纪的美国佬购买的样品，补足了其中所缺的两三件。这个公元三世纪皇帝半身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制品，脖子上雕着呈褶皱的缟玛瑙，按比例缩小了，刚劲有力，如同鲁本斯从意大利带回来放在其安特卫普家中的那件一样，是我从某个古董商手里买来的，弥足珍贵。一件青铜复制品——被遗弃的阿里阿德涅——则相反，有着那种帝国时期的冷峻。这无所谓：它被放在黑山别墅的台球厅里，让我获知躺卧的身子上微微起伏的褶皱的美。最后是客厅护壁板上的一个暗点，那是一幅油画，是唯一的一幅，是自以为对绘画一窍不通的米歇尔-夏尔挑选得不错的一幅。那是出自卢伊尼某个学生之手的一幅《廉耻与虚荣》或《神圣之爱与亵渎之爱》，画中人嘴角带着那种神秘的、有点抽搐的笑，犹如达·芬奇画中女人和两性畸形人嘴角的那种笑。我从未打听过画中那两个女人的名字，但是我从她俩身上感觉出一种说不清的庄严朴素的芬芳，那是挂在墙上的人物肖像和其他绘画所不具备的。
两个制成古代人半身像的镀金门把儿还在我的手里，一个是提比略，被帝国和生活弄旧，磨损，另一个是年轻的尼奥比德，她大张着嘴，发出委屈而绝望的呐喊。还有一些类似的留在了威尼斯当地的总督宫。这两件四百年前在意大利铸造的小青铜制品——那个提比略和尼奥比德——都已变成了本身业已过时的巴罗克式奢侈品的附属品，上面镀着一层旧时镀金工们的几乎不会褪色的金子；它们被成百上千双陌生人的手触摸过，这些手扭动门把儿，打开那扇仿佛有什么在里面等着他们的门。一位古董商把它们卖给了身着银灰色长裤的青年米歇尔-夏尔，我那年老多病的祖父也许亲切地抚摸过它们。我把它们装在源自我买下的那座美式房屋的小梁的两端；它们基座的木头在米歇尔-夏尔出生之前就生长在当时是真正的“荒山岛”的寂静中了；被建这个小屋的那个人砍伐的那段树干在海湾那金光闪亮的水上漂流过，到了冬天，接触到比它更冷的空气之后，那海水会沸腾和冒气。在我之前住在那里的那些“屋主人”穿着厚重的鞋子在厚地板上走着，从粗糙的会客厅走到厨房，或拉着摇篮走到卧室，一边摸来摸去，把它们上面的棱棱角角都摸光溜了。有人会对我说，每一个物件都能引起人们类似的遐思。这话没错。
我要提一下“买给女人们”的那些首饰，其中有镶嵌的别针，是在一轮富有浪漫气息的圆月下的古罗马竞技场；有浮雕玉石，是卡诺瓦或托瓦尔森的侧影；有经过切削的双层双色玉石，水中仙子们在其上嬉戏，它们全都是用大的金紧爪框起来的。“王后”把它们别在自己那宽大的披肩上，加布里埃尔和瓦蕾丽则把它们别于她们轻而薄的头巾上。但米歇尔-夏尔给自己留了一个风格最纯洁的古浮雕玉石，并把它镶在戒指上；这一次，雕成的是一个年老的奥古斯都的头像。他把它传给了他的儿子，后者在我十五岁生日时又把它送给了我。我戴了十七年，而且天天与这个严格而完美的雕刻杰作朝夕相处，获益匪浅。当你眼前有一块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完全融合的古罗马浮雕玉石时，你也就不再去争论什么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了。大约在一九三五年，我因为永不该感到遗憾的一种激情冲动，把它给了一个我所喜爱或我认为喜爱的男人。我有点怨恨自己不应该把这个漂亮物件交到某个个人的手中，毫无疑问，他不久就把它送给了别人，而不是让它进入他也许能够做到的集体或私人收藏的“避风港”里。难道还有必要提它吗？如果我在把它送给别人的前几天没有发现缟玛瑙的顶边不知碰了什么而出现了一条小裂隙的话，我也许绝不会把这个杰作送人的。我觉得它因这条小裂隙而变得不珍贵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正是对它稍微不太看重的一个原因；可今天，这可能会是稍微更看重它的一个原因。
✑Bernardino Luini（1480-1532），意大利画家。✑Tiberius（前42-37），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公元14-37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