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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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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一动不动地站在更衣室的门口,穿戴得整整齐齐,只是还没有穿靴子。这是早晨六点半,天上在下雪;他已经在窗户前站了一个小时看着雪。现在他就站在通往走廊的门里边,穿着袜子,纹丝不动,瘦高的身子略微低俯,仿佛在倾听,脸上是一副毫无幽默的关切的神情,因为三个星期前他的处境就无幽默可言,他的观点也失去了幽默。从他靠着身子的手上垂着一面法国做的精致讲究的手镜,一面应该躺在女士们的梳妆台上的镜子;尤其是在这种二月天的这个时刻。

终于他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把门一点点地打开;在他的手下门一寸寸地挪动着,没有丝毫声响;在那无边的寂静中他把眼睛凑近门缝,看见在走廊厚实的地毯上有一块骨头。那是块煮过的骨头,一块排骨;上面靠近骨头的地方一些肉上面还有人的牙齿留下的默不出声的重叠的印子。由于门打开了他也就可以听到说话的声音了。他仍然不出声响,小心翼翼地把手镜往前举起来。一瞬间他看见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他停顿了一会儿,带着一种冷漠的狐疑仔细端详起自己的面孔——一个精明、勇敢的战士的面孔,那位正在预测和控制人及他们的行动方面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专家的面孔,现在却堆满了孩子才有的一筹莫展的软弱。接着他把手镜向前稍为倾斜,一直到他能在镜子里看到那走廊。两个人面对面地蹲在地毯两侧,仿佛隔着一条河。他不认识这两个人,尽管他认识那面孔,因为三个星期以来,白天他看见它,晚上他梦见它。这脸胖胖的,黑黑的,有点扁平,有点像蒙古人;诡秘,温文尔雅,莫测高深,很严肃。他不断地看见这张脸以至他不再企图计算见过的次数,甚至不再估计了;即使现在,尽管他可以看见这两个人蹲在他面前,可以听见他们静悄悄说话的声音,他似乎觉得,在令他筋疲力尽的失眠和压力的某个说不出名堂的时刻里,他看见的只是一个人,一个对着镜子照自己的人。 copyright

他们戴着海狸帽,穿着新的长礼服,除了领子和背心等细小的地方,他们腰部以上的穿着无懈可击——虽然在时间上早了一点——现在还是上午。但所有关于合适和体面的观念都给破坏了。乍一看,你会说他们来自匹克威克175的英国,丝毫没有改变,只是那紧身的、浅颜色的短裤下面不是德国雇佣兵176那种膝前有饰穗的长靴,甚至不是任何靴子,而是黑色的光脚丫子。在他们俩身边的地板上各有一捆卷得好好的黑布;在这捆黑布边上是两双脚趾对脚趾、脚跟对脚跟的崭新的靴子,仿佛两个看不见的卫兵隔着走廊面对面地站着。在一个蹲着的人的身边有一个用白桦树皮编的篮子,里面突然伸出一只斗鸡蛇一般的头和脖子,一只圆圆的、黄色的愤怒的眼睛使劲地瞪那镜子里淡淡的光亮。说话的声音是从那里传过来的,轻快、得体、安静的声响。

马又走动起来。“我没看见有枪。”另外那个人说。

“对,是没有,”总统阴沉地说,“这件事,我也得调查一下。我下过严格的命令……”他烦躁地说,“该死,该死。他们去打猎的时候也带着他们的长裤?您知道不知道?”

国务卿在用早饭,尽管他没在吃。他穿着晨袍,没有刮胡子,坐在没吃过的早饭中间;他读着放在他面前空盘子上的报纸,神情苦恼。壁炉前有两个人——一个是外套上还有没融化的雪的骑手,坐在一把木靠椅上,另外一个人站着,显然是国务卿的秘书。总统和他的伙伴进来时骑手站了起来。“坐下,坐下。”总统说。他走近桌子,脱下外套,那秘书上前接了过来。“给我们吃点早饭。”总统说。他坐了下来;国务卿亲自给他拿东西。“现在又出什么事了?”总统说。

“你还问?”国务卿说。他又拿起文件,怒气冲冲地瞪着它,“这一次是宾夕法尼亚来的。”他拍了一下那文件。“马里兰、纽约,现在是宾夕法尼亚;显然,只有波特马克河的水温才能阻挡他们。”他说话的口气很粗鲁,很烦躁。“抱怨,抱怨,抱怨,这次是在盖底斯堡附近的一个农民。他的黑奴天黑以后在谷仓里点着灯笼挤牛奶——突然,那黑奴一定以为有一二百人,因为那农民数着有十一二个——从黑暗里跳了出来,戴着高礼帽,拿着刀子,腰以下没穿裤子。结果,灯笼踢翻后烧毁了一座谷仓和一厩的干草和一头牛;最后一次有人看见那身强力壮的黑奴时,他正以飞快的速度逃离现场,向森林跑去,现在毫无疑问,他不是死于恐慌就是丧命于野兽之口。借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谷仓和干草,一百美元;那头牛,十五美元;黑奴,二百美元。他要求用金币支付。”

“是吗?”总统说,他吃得很快。“我猜那黑奴和牛以为他们是德国雇佣兵的鬼魂。” copyright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那牛是只鹿。”那骑手说。

“谁不会把他们当成地球上或地球下面的任何东西?”国务卿说,“波特马克河北边沿海地区到处都是戴海狸帽、穿长礼服和羊毛内裤的畜生,他们吓唬女人和孩子,放火烧谷仓,吓跑黑奴,杀死鹿……” 欢迎到看书

“对,”总统说,“关于鹿,我自己也要说一点。我来的时候遇到他们一群人正回去。他们有六只鹿。我以为我下过严格的命令他们不许有枪。”

“阁下真是个幸运的人,如果你能忘记什么的话。”国务卿说。他从晨袍口袋里拿出一副金属架子的眼镜。 copyright

但他只是用来又一次气呼呼地看总统,头发像鹦鹉似的怒气冲天。“这个人,魏德尔,卫泰尔——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和他的家庭或家族或不管他们是他的什么人——声称他们拥有这条有争论的河的西部的密西西比的全部土地。哦,转让证书没有问题:他那从新奥尔良来的法国父亲把一切都办好了——呃,碰巧在他家或他种植园对面是三百英里内唯一的浅滩。” copyright

“这一切我都知道,”总统不耐烦地说,“当然我现在很遗憾那里有办法过河。可是除此之外我看不……” 本文来自

“他们也看不出来,”国务卿说,“一直到白人来了以后。”

“……从魏德尔那里买。不大,就像这间屋子那么大,魏德尔或者卫——提出大约十种价格。不是出于收益享用的欲望,你明白,魏德尔会把那块地给他的,或者不管怎么样做一场抛刀游戏的赌注,显然当时他们还没有人想到那人要的那一小块地是去那浅滩的唯一的出入口。毫无疑问这场交易进行了好几天,也许好几个星期,成了一种消磨无事可做的下午或晚上的举动,旁观的人看着那快乐的情景兴高采烈地欢快地笑着。他们一定笑得很厉害,尤其在那人照魏德尔的价格付了钱;后来在他们看着那白人在太阳底下围着他的财产筑篱笆时一定笑得更加厉害,毫无疑问,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中间还是没有人想到那白人是在把进入浅滩的唯一的入口处拦起来。”

“对,”总统不耐烦地说,“可我还是不明白……”

国务卿又举起一只手,傲慢地,警告性地。“他们也不明白,一直到第一个旅行者来了要过浅滩。那白人给自己修了个通行税征收卡。”

“噢。”总统说。 copyright

“对。现在对他们来说,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看着那个白人坐在荫蔽处——他把一个鹿皮做的袋子绑在一根杆子上,让旅行者往里面放钱,他还把大门盖得他可以从他那一间屋子的住所阳台上用一根绳子来开和关而他甚至不必离开他的座位;看着他开始积累财产——其中之一是那栋房子。”

“啊,”总统说,“现在我们快说到点子上了。”

(陶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