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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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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我得说,对我生活和写作最大的一个影响,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间接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我们在同一个房檐下面的生活里,从开始到结束差不多总共十九年,在那些年里,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受到他们繁重而有害的负面影响。

他们的存在让我明白,如果我想写东西,写任何东西,能够真的写完任何东西,并想得到那种完成作品后才有的享受的话,我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写那些我能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

对于我那些所谓的文学尝试,我需要看到触手可及的成果。所以我有意识地,当然也是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写那些我知道我能够坐下来一次写完的东西,最多两次。”

“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优雅地解决困难不仅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作家的职责,如果作家有职责的话,不是提供结论或是答案。如果一个小说能够回答它自己,它的问题和矛盾能满足小说自己的要求,那就够了。而另一方面,我只希望能保证,读者读完我的小说后,不会有受到欺骗的感觉。”

“工人阶级,或说是中低下产阶级。后来变成已经不再是‘中低下’级,而成了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最庞大的下层土壤。这些人无法完成他们经济与道德上的义务和职责。就在他们中间,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对对方说些什么,什么是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什么是他们正在谈论但却没有去做的,什么是他们正在做而没有到处宣扬的。说到底,人物的行为似乎比他们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让我感兴趣。”

“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

“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

“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我得先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至于文学是否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想想当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


    摘自《与雷蒙德·卡佛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Raymond Carver,威廉姆·斯图尔、马歇尔·詹特里编选,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及卡佛散文《论写作》和《火》。      New Criterion,纽约政治保守派的一份文学杂志,兼顾文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