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衰落——下迄十字军时期知识的复兴
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精神迅速地从它所曾达到的高度降落下来，以及接踵而来的愚昧，在这里是凶暴，在那里又是精心制造的残酷，总之，到处都是腐化和背信弃义。难得有一些才智的光芒、难得有灵魂和善意的伟大心性，是能够穿透那个深沉的黑夜的。神学的梦境、迷信的骗局，成为了人类惟一的天才，宗教的不容忍成为了他们惟一的道德；而欧洲则在教士暴政和军事专制主义的交相煎迫之下、在血和泪之中，期待着新的知识将会允许她在自由、在人道和德行之中复活的那个时刻的到来。
这里，我们不得不把史表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将包括西方，那里的衰落更为急剧并且更为彻底，然而在那里，理性的光芒却会重行出现而永不熄灭；第二部分是东方，那种衰落对她来得更为缓慢，长期以来也更不全面，但她至今还看不到理性可以照亮她并打碎她的枷锁的那个时刻。
基督教的虔诚，几乎没有打倒使西方沦为野蛮人的战利品的那场胜利的神坛。野蛮人接受了新宗教，但是根本没有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只有教土们才把它保存了下来；并且正是由于他们的愚昧、他们对人类文献的鄙视，我们便看到我们可能期待于研究拉丁书籍的一切东西都消失了，因为除了他们便再没有人能阅读这些书籍。
我们十分清楚征服者的愚昧无知和野蛮的风尚；然而正是在这种愚蠢的凶暴性之中才着手摧毁了家内奴隶制，这个奴隶制曾使得希腊的智慧和自由的美好岁月蒙受了羞耻。
土地农奴在耕种征服者的土地。这个被压迫的阶级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家内奴仆，奴仆的依附性满足了他们的骄做和放肆。因而，他们在战争之中追求的就不是奴隶了，而是土地和隶农。
况且，他们在被他们侵入的国土上所发现的奴隶们，大部分或者是战胜者民族的某个部落的人沦为俘虏，或者是这些俘虏的子孙。在征服之际，这些奴隶们大多数都逃亡了或者是参加了征服者的队伍。
最后，构成为基督教道德一个部分的普遍博爱原则，是谴责奴隶制的；而教士们并没有任何政治的利益要反对使自己的事业得以尊荣的那些格言之中的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以言论来促进这场由历史事件和风尚所必然引起的奴隶制的破坏。
［这一变化是人类命运中一场革命的胚胎；它将使人类认识到真正的自由。然而这一变化，起初对个人命运只产生了几乎难以觉察的影响。假如我们把古人的奴役比作我们今天对黑人的奴役，那么我们就对古人的奴役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斯巴达人。罗马的显贵、东方的高官显宦事实上都是野蛮的主子。在矿山劳动中，贪婪把他们的残酷性发挥得淋漓尽至；然而在各个家庭中，他们的利益几乎到处都缓解了奴隶制。但对土地农奴施加暴力而不受惩处，却是越演越烈，因为法律本身已经规定了它的价格。依附性几乎是照旧不变，却没有那么多的照顾和帮助作为补偿了。屈辱虽然少了一些，但是骄横却更加肆无忌惮。奴隶是一个人受到偶然性的惩罚而沦入一种状态，而战争的命运有朝一日可能也把他的主人投入那种状态。农奴则是一个下等的和不光彩的阶级中的一个个人。]
［因此，我们主要地应该是从其遥远的后果来考虑家庭奴隶制的这场灭亡。]
所有的野蛮国家差不多都有着同样的体制：有一个被称为“国王”的共同领袖，他有一个议事会，他宣布判断并做出决定，而若加以拖延就会有危险；他有一个由一批特殊的领袖组成的会议，一切有点重要性的决策都要向他们咨询；最后，他还有一个人民大会，在那里讨论有关全体人民的问题。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这三种权力的权威各有多少，——那不是由它们职能的性质来区分的，而是由问题的性质、而尤其是由公民群众所赋之于其上的利益来区分的。
在那些农业民族中间，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在异族的领土上形成了最初定居的民族中间，这些体制要比在游牧民族中间，采取了一种更经常、更巩固的形式。何况，那里的国家是分散的，数量相当多的露营地并没有结合在一起。于是，在国王的背后就没有一支经常是聚集在一起的军队；而专制主义也就几乎无法立刻随着征服而夹，像是在亚洲的那些革命中那样。
战胜的国家是根本不会被奴役的。同时，这些征服者保存下来了城市，而自己并不在那里面定居。既然并不存在什么永久性的武装力量，因而就不受一支常备的武装力量的压制，这些城市也就获得了一种力量；而这就成为了被征服民族的自由的一个支点。
意大利经常遭受野蛮人的入侵；但是野蛮人没有能在那里形成持久的根据地，因为意大利的财富不断在刺激着新的征服者的贪欲，并且希腊语民族长期都怀着要把它收复到他们的帝国里来的愿望。意大利从来也不曾整个地或以任何持久的方式被任何民族所奴役过。拉丁语是人民惟一的用语，它在意大利腐化得也更迟慢；愚昧也并不那样完整，迷信也并不那样愚蠢，像是在西方其余的地方那样。
罗马承认了主人，只是为了要改换主人，所以就保存有一种独立性。它还是宗教领袖的居住地。因而，当东方俯首听命于一个惟一的君主时，教士团体时而是操纵皇帝，时而是阴谋反对皇帝，但仍维护专制主义，哪怕是在与专制君主进行斗争，也宁愿利用一个绝对主人的全部权力而不愿向他们争夺一部分权力；相反地，我们看到在西方，教土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领袖之下，提高了与国王的权力相竞争的权力，并在这些分裂的国家中形成了一种惟一无二的和独立的君主国。
［我们将要表明，这个统治者的罗马城试图以一种新暴君制的枷锁加之于全世界；它的教皇们以粗制滥造的法律汇编来掠获愚昧无知的信任；他们把宗教掺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交往之中，以便自己可以任情地享受自己的贪欲和虚骄；他们以一种可怕的诅咒来惩处人民的信心对他们律法的最微小的反对、对他们无聊的装腔作势的最微小的抗拒；他们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拥有一支僧侣大军，时刻准备着以他们的欺骗来提高那些迷信的恐怖行径，为的是更加有力地增高人们的狂热性；他们剥夺了支持着各个国家自己的宗教热望的那些宗教崇拜和仪式，以便激发他们去打内战；他们搅乱了一切以便统治一切；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裁决叛变和作伪、谋杀和弑亲；他们一步一步把国王和战士造成了他们报复的工具和牺牲品；他们支配武力，但从不掌握武力；他们对敌人是凶恶的，但却在自己的保卫者面前发抖；他们是全能的，直到欧洲的边缘，甚至于可以在自己神坛的脚下胡作非为，不受惩罚；他们在天上早已找到了可以推动全世界的杠杆的支点，但在地上却找不到一个调节器可以随意地指导和保持自己的行动；最后，他们树立了一尊巨像，但却是站在泥足上，它在压迫了欧洲之后，还会长时期以它那残骸的重量使得欧洲精疲力竭。]
征服使得西方屈服于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人民在其中呻吟于国王、战士领袖和教士们的三重暴政之下；然而那种无政府状态在它的体内却带来了自由的胚胎。
我们从欧洲的这一部分中，可以理解罗马人所从不曾渗入过的那些国度。那些民族也被卷进了这场普遍的运动，也交替地在征服和被征服，也有着和帝国征服者们同样的起源和同样的风尚，于是他们双方就混合成为一个共同的整体。他们的政治状态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并走着一条类似的行程。
我们将追溯这种封建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用以描述它的特点的名称——的历次革命的史表。
立法这时是不一贯的而且野蛮的。假如我们在其中往往也发现有一些温和的法律的话，那种表面上的人道性也无非是一种很危险的不受惩罚的特权而已。然而我们在那里面也发现有一些可贵的制度；确实，它们只不过是献给统治阶级的权利的，因此它们就更加侵犯了人权；但是它们至少保留了我们某些微弱的权利观念，并且有朝一日会成为使人重新认识人权并重新建立人权的向导的。
［这类立法表现出两种独特的做法，它们都是国家的幼稚状态和粗野世纪的愚昧状态的特征。]
［一个罪人可以用法律所规定的一笔钱为自己赎刑，而法律则是根据人们的身份或出生来评估人们的生命的。罪行并不被看成是对公民的安全或权利的侵犯，是害怕受刑就可加以防止的；倒不如说罪行被看成是对于某个个人的冒犯，此人本身或他的家庭是有复仇权的，但法律已为此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补偿。人们对于可以用来确定事实真相的证据，很少有什么观念；以致于人们发现更为简单的倒是，每一次需要区别犯罪与无辜的时候，就向上天去要求奇迹；而一桩迷信证据的成功或一次决斗的命运，就被看作是发现真理和认识真理的最可靠的办法。]
［在那些混淆了独立和自由的人们中间，哪怕是只统治着一小块领土的人们之间的争端，也会蜕化成为私人战争；而这类从区到区、从乡到乡都在进行着的战争，习惯性地会把各个地方的全部领土都付与各式各样的恐怖，——而在大规模的侵略中那至少还只是暂时性的，并且在一般的战争中也只是蹂躏边境而已。]
［每一次当暴政极力要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那一小部分人的意志之下时，它在自己的手法中都要利用受害者的偏见和愚昧；它力求以少数人力量的集结与活跃来弥补看来是不可能不属于大多数人的真正力量的优势。但是他们希望的最终目标——那是他们很少能够达到的——乃是要在主人和奴隶之间确立一种实实在在的区别，那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要把自然本身也转化为政治不平等的同谋犯。]
［这就是遥远的时代东方祭司们的技术，我们看到他们同时是国王、大祭司、法官、天文学家、土地测量家、艺术家和医生集于一身。但是他们对知识能力的垄断性的占有，都是从我们软弱的祖先们的那些粗鄙的暴君由于他们的制度和他们的好战习惯而获得的。他们穿着刺不透的甲胄，一味骑在也像他们自己一样地无懈可击的马上作战；除非是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训练，是不可能获得必要的力量和敏捷来装备和驾驭他们的马匹并维持和使用他们的武器的；所以他们就可以不受惩罚而压迫别人、不冒危险而屠杀人民，人民却没有钱财足以取得这些昂贵的盔甲，而他们的青年被有用的劳动耗尽了精力，也无法献身于军事训练。]
［于是，少数人的暴政就由于使用这种作战方式而获得了力量上的真正优势，这就足以防止一切抵抗的念头并且长期以来甚至于使得挺而走险全都归于无效；于是自然的平等，就在人为的物理力量的不平等的面前销声匿迹了。]
惟有教士们才能够教诲道德，其中包括有任何教派都不会不承认的普遍原则；但是它也创造了一大堆纯属宗教的义务和纯属想象的罪恶。这些义务要比自然的义务来得更加强有力；而与此无关的、合法的、往往甚至是有德的行为，却比真正的罪行要受到更为严厉的谴责和处罚。然而，片刻的悔罪，被一个教士的赦免所认可之后，就向恶人打开了天堂；而向贪婪心献媚的捐献和向教会的虚骄谄媚的某些行为，就足以解脱充满了罪恶的一生。人们甚至走到了给免罪制定了一套价目表的地步。在这些罪行中就精心地包括有从最无辜的爱情软弱性和一些单纯的愿望，直到精致的享受和最堕落的骄奢淫逸。他们懂得几乎没有人能逃过这种检查；而这就构成教会最有出息的一宗生意。他们想象甚至在地狱里也有一定的期限，教士们是有权加以缩短的，甚至于还可以减免；于是他们就推销这种恩惠，首先是向活人，后来就向死者的亲友。他们出售天上的一块土地，以换取地上同等的一块土地；而且他们还谦虚得并不要求换回来。
这些不幸期间的风尚，确实是配得上如此之深刻腐化了的一种制度的。
这个制度的进步就是：僧侣们时而发明出古代的奇迹，时而炮制出新的奇迹，他们以神话和灵验来培育人民的愚昧元知，他们欺骗人民为的是败坏人民；教会的博士们用尽了他们所有的想象力来丰富他们对某些新的荒诞不经说法的信仰，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丰富了他们从前人那里所接受过来的种种荒诞不经；教士们强迫诸候们把那些敢于怀疑他们任何一项教条或揭穿他们的欺骗或愤恨他们的罪行的人以及那些片刻抛弃了盲目服从的人统统烧死；最后甚至还有那些神学家本身，——当他们竞允许自己梦想到与教会的最有威信的领袖们不同的时候。……在那个时代，这就是欧洲西部的风尚所能向人类史表贡献的惟一特征。
在统一于一个惟一的专制君主之下的东方，我们看到衰落是更为缓慢地随着帝国的式微而来到的；每一个世纪的愚昧和腐化都在某种程度上胜过前一个世纪的愚昧和腐化；同时财富减少了，边境在朝着都城收缩，革命更加频繁了，而暴政也就更加卑怯而且更加残酷。
在追溯这种帝国的历史，在阅读每个时代所写的书籍时，这种符合一致都会跃入最缺乏训练和最粗心大意的眼帘之中。
在东方，人们首先是投身于神学的争论；它们在历史上占有更大的一个部分，并首先是影响到政治事件；这里的梦呓显示出一种为羡嫉的西方尚未能达到的精致程度。这里的宗教不宽容是同样压迫性的，但不那么凶暴。
然而福蒂乌斯的著作却说明，对理性研究的兴趣井没有完全熄灭。有些皇帝、诸侯、乃至公主，其荣誉绝不仅限于以神学争论夺人耳目，而是降尊纡贵地去培植文艺。
罗马的立法只是慢慢地在改变，那是由于贪婪和暴政在强迫皇帝或者是迷信抓住了他们的弱点而掺入了坏法律的结果。希腊语丧失了它那纯洁性和它的特色；然而它仍然保存着它的丰满、它的形式和它的语法；君士但丁堡的居民也还能阅读荷马和索福克里斯、修昔底德和柏拉图。安第米乌斯阐明了阿基米德反光镜的构造，普罗克鲁斯就用它来成功地防卫了都城。当帝国灭亡时，君士但丁堡还保留有一些人，他们逃亡到意大利，他们的学问是有助于意大利的知识的进步的。所以在这同一个时代，东方还没有达到野蛮的最终一步；但是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现出复兴的希望。东方成了野蛮人的俘虏；那些微弱的余烬消失了；希腊古代的天才仍然有待于一个解放者。
在亚洲的另一端。在非洲的边缘却有一个民族，他们由于自己的位置和他们的勇气，得以逃脱了波斯人的、亚历山大的和罗马人的征服。这些为数众多的部落，有些是靠农业为生的，另有些则保留着游牧生活；他们都从事商业，有的还从事抢劫。由同一个来源、由同一种语言并由某些宗教习惯结合在一起，他们便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然而其间并没有任何政治联系把各个不同的部分联合起来。突然之间，他们里面崛起了一个富有炽热的激情和深远的谋略的人，他天生具有诗人的才能和战士的才能。他设计出一个大胆的规划，要把阿拉伯各部落结合成一个单独的整体，并且他有勇气执行这个规划。为了给一个至今从未曾驯服过的民族推出一个领袖，他就由在古代宗教崇拜的残余之上建立起一种更纯洁的宗教而开始。立法家、先知、祭司长、法官、统帅，——所有这些征服人的方法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懂得巧妙地而又威严地运用它们。
他讲过一大堆据他说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可是他打了胜仗。他的光阴都分配给了祈祷和爱的欢乐。在享有二十年的无限权力之后——这是史无前例的——他宣布，如果他曾犯下过什么不公正，他准备进行赔偿。所有的人都沉默，惟独有一个妇女敢于要求一小笔钱。他死去了，而他所传染给他的人民的那种激情，却是要改变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面貌的。
阿拉伯人的风尚具有一种崇高和温和；他们爱好并且培养诗歌；并且当他们统治了亚洲最美好的地区之后，当时间已经平息了宗教狂热的激荡之后，对文艺和科学的爱好就掺入到他们对传播信仰的热诚里面来并缓解了他们征服的热望。
他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翻译了他的著作。他们培育了天文学、光学、医学的各个部门，并以某些新的真理丰富了这些科学。我们都是由于他们才普及了代数学的应用，而在希腊人那是只限于某一类的问题的。如果说对点金术和长生液的那种虚幻无稽的研究玷污了他们化学方面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却是直迄当时为止一直是和药物学或与工艺制作的研究混淆在一起的化学那门科学的复兴者、或者不如说是它的创立者。正是在他们那里，化学才第一次呈现为把物体分析成使人可以认识的元素，呈现为它们的结合的、以及这些结合所遵从的规律的理论。
在阿拉伯人那里科学是自由的，而阿拉伯人正是有负于这种自由才能够复活希腊天才们的某些火花；然而他们却屈服于一种被宗教所神圣化了的专制主义之下。因此，这种光明并没有闪灼多久，就让位给了最浓厚的黑暗；并且阿拉伯人的工作是会被人类丧失的，假如他们不曾有助于准备好那场更为持久的复兴的话，而那是西方将要贡献给我们的这份史表的。
［因而我们就第二次看到，天才被委之于已经启蒙了的民族；并且还是在暴政和迷信的面前，它又被迫销声匿迹了。天才诞生于希腊，依傍着自由，但它既不能阻止它的衰亡，也不能保卫理性反对已经被奴隶制所败坏了的那些民族的偏见。天才诞生于阿拉伯人中间，是在专制主义的怀抱里、并且几乎是在一种狂热的宗教摇篮里；但正如那个民族大度慷慨的性格一样，它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即自然界要严惩受奴役的而又迷信的民族的卑贱和愚昧——之一幕过眼烟云的例外而已。]
［因而，这第二次的前例不应使我们畏惧将来；而仅只是告诫我们当代人绝不可忽视保全并扩大我们的知识，假如我们想要变得自由或保持自由的话；并且绝不可忽视维护自己的自由，假如我们不想丧失知识为我们所取得的好处的话。]
我要对阿拉伯人的业绩的历史，补充一下那个国家迅速兴起和倏忽衰落的历史。他们在君临了从大西洋边界到印度河畔之后，就被野蛮人驱逐出了大部分他们所征服的地区；而所保留下来其余部分则只是呈现为一个堕落的民族到了奴役。腐化和悲惨的极端地步的一付丑恶的形象。他们仍然占领着他们古代的祖国，在这里保存着她的风尚、她的精神。她的特性，并且力图重新获得并保卫她那古代的独立。
我要指出穆罕默德的宗教——它那教条是最简单的，它那实践是最少荒谬的，它那原则是最宽容的——是怎样地仿佛把他的帝国所囊括的全部广阔的大地都罚入了一种永恒的奴隶制、一种不可救药的愚蠢之中；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最荒谬的迷信之下。在最野蛮的不宽容中间，却闪耀着有科学和自由的天才。中国向我们提供了一付同样的现象，尽管那种愚民政策的毒害的效果在那里，其致命的程度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