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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辞类纂》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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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苏子由商论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复兴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贤君,宜若其世之过于周,周之贤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其故何也?

盖周公之治天下,务以文章繁缛之礼,和柔驯扰刚强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贵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爱,兄弟相悦,以无犯上难制之气。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刚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诸侯内侵,京师不振,卒于废为至弱之国。何者?优柔和易,可以为久,而不可以为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不可复见矣。尝试求之《诗》、《书》。《诗》之宽缓而和柔,《书》之委曲而繁重者,举皆周也;而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以为商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刚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败也,一散而不可复止。盖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录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胜;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长,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呜呼!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无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远。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矣。太公封于齐,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寝衰矣!”夫尊贤尚功,则近于强;亲亲尊尊,则近于弱。终之齐有田氏之祸,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于齐,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鲁也。故齐强而鲁弱,鲁未亡而齐亡也。

○苏子由六国论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睢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人于秦哉?韩、魏折而人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苏子由三国论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悲夫,世之英雄,其处于世,亦有幸不幸邪!

汉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击勇,此譬如两虎相捽,齿牙气力无以相胜,其势足以相扰,而不足以相毙。当此之时,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咄嗟叱咤,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徘徊而不得进。其顽钝椎鲁,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用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门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惫矣!

今夫曹公、孙权、刘备,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之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此三事者!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有一刘备近之而未至,其中犹有翘然自喜之心,欲为椎鲁而不能钝,,欲为果锐而不能达,二者交战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人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苏子由汉文帝论

老子曰:“柔胜刚,弱胜强。”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承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遗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杖。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错之计,削诸侯地,濞因之号召七国,西向人关。汉遣三十六将军,竭天下之力,仅乃破之。错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世皆以其言为信,吾以为不然。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其垣墙,深其陷阱,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呜呼!为天下虑患,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为晁错者鲜矣!

○苏子由唐论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馀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之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夫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馀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正;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溉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竦,自以为威震四方,然刘从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肆。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王介甫原过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斗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间,则固不能无过,卒不害圣且贤者何?亦善复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惮改过”,扬雄贵迁善,皆是术也。予之朋有过而能悔,悔则而改,人则曰:“是向之从事云尔,今从事与向之从事弗类,非其性也,饰表以疑世也。”夫岂知言哉?

天播五行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财,见篡于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财,向篡于盗矣。”可欤?不可也。财之在己,固不若性之为已有也。财失复得,曰非其财且不可,性失复得,曰非其性,可乎?

○王介甫复仇解

或问复仇,对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职,其能杀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则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听,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听,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听,以告于天子,则天子诛其不能听者,而为之施刑于其仇。乱世,则天子、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书》说纣曰:“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盖仇之所以兴,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获也。方是时,有父兄之仇而辄杀之者,君子权其势,恕其情,而与之可也。故复仇之义,见于《春秋传》,见于《礼记》,为乱世之为子弟者言之也。

《春秋传》以为父受诛,子复仇,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绝之义,废不可绝之恩也。

《周官》之说曰:“凡复仇者,书于士,杀者无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复仇者,以天下之乱,而士之不能听也。有士矣,不能听其杀人之罪以施行,而使为人之子弟者仇之,然则何取于士而禄之也?古之于杀人,其听之可谓尽矣,犹惧其未也,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书于士,则杀之无罪,则所谓复仇者,果所谓可仇者乎?庸讵知其不独有可言者乎?就当听其罪矣,则不杀于士师,而使仇者杀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或曰:世乱而有复仇之禁,则宁杀身以复仇乎?将无复仇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复仇而不复,非孝也;复仇而殄祀,亦非孝也。以仇未复之耻,居之终身焉,盖可也。仇之不复者,天也;不忘复仇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亲,不亦可矣。

○刘才甫息争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语、文学。其鄙有樊迟,其狂有曾点。孔子之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问子桑伯子,而孔子许其为简。及仲弓疑其太简,然后以雍言为然。是故南郭惠子问于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虽非其实,而好辩之端,由是启矣。唐之韩愈,攘斥佛、老,学者称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党,有朱、陆之同异。为洛之徒者,以排击苏氏为事;为朱之学者,以诋淇陆子为能。

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自力行而入;子贡之“一以贯之”,自多学而得。以后世观之,子贡是则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恶于杨、墨者,为其无父无君也;斥老、佛者,亦曰弃君臣,绝父子,不为昆弟、夫妇,以求其清净寂灭。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独何为訾警之?

大盗至,肤箧探囊,则荷戈戟以随之;服吾之服,而诵吾之言,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是亦不可以已乎!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十足以论人也。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以为非人,岂不过哉!北宫黝、孟施舍,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而孟子以为似曾子、似子夏。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以为似子夏、似曾子可也。

居高以临下,不至于争,为其不足与我角也。至于才力之均敌,而惟恐其不能相胜,于是纷纭之辩以生。是故知道者,视天下之歧趋异说,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馀。夫恢然有馀,而于物无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