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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辞集》心口且不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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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相符看似易易,却是有知识者一件颇难作到的事。姑不论知与行二者孰难孰易,若能不分外夸言,更不“周章,吊诡”,心有所主,知有所附,验之于行为,正如流水行云,进止自如,以其素诚,著为文章,措之事业,虽有苦辛,实则平澹,先不必存一份特别的奢望;不必故意划上一种独异的记号。本来,由于才质的不同,教养的周至,知识分子,他们如有所表现,不必是故求立异鸣高,当然有多少地方非一般人所能达到。这,并不稀奇,也不值得自示身份。此中分际,差别甚微,著一“矜”字,便易显出病根。“行其所安”,纵使偏于狂,或偏于狷,无论文字,行事,或不合于世俗的乡愿观,或是真正的“中道”,都无关系,反见出个性的精纯,与不敷衍,不对付的态度。

谈到这里似跑野马,暂不多论。只谈心口且不相应的知识分子的情形,在历史上,已够令人深思。有时会引到更远大的疑问:……如思想问题、文化问题等等。

清初,北方学者颜习斋主张学业与力行同时并进,尤其看重“事”;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这两句话是他的人生哲学的根本观。他不止轻视徒然的文词,就是有学究天人的思想,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他也认为于世无补,对己没尽其为人的责任。他,经过明末士大夫的大言玩世,虚夸误国,以及种种的士林现象,早有深感。及至身历破家亡国之痛,举世纷扰,草野潜活,遂拼其一生精力作学行的倡导;去伪,存诚,实学,实习,给清代北方学派立下了深固的基础。他曾说:

“……以此知心中惶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这样主张在一般人看来,很少不以为是过分的迂阔话。但,且不论在人生哲学上是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即对于心中,口中,纸上的纵横万端的知识分子,何尝不是一帖清凉剂。类如,“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诚然是言之过当,但知识分子好以思自夸,以言自眩,临到事实的边缘,便容易显出进退都有粘着的情态,知识分子所以有这等现象,正是“非才之罪”,只是把不住“吾行吾素”的一种极平凡的态度。有的则原非立其诚,修其辞,到某一时期,某一种机缘,便连“心口且不相应”,何况其他。从消极态度说,能有流水行云萧然自得的真态,已大不易易。这绝非只靠心中,口中,纸上的那些事便能了当的。颜氏立论似略有所偏,而在存诚去伪的人生本分上说,确是“片言居要”。

想起颜氏这几句话,每每顾影悚然,——那些字眼像挟着风霜的清威向世间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