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对中国近代史有所兴趣和了解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不知道张之洞张南皮的。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谥号文襄，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原籍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故又称张南皮，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清流派首领。
张之洞自幼人称“神童”，于咸丰二年(1852)16岁中顺天府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四川学政、礼部侍郞、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官至太子太保。
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里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他创办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还创办汉阳兵工厂(湖北枪炮厂)，发展军事工业，“汉阳造”步枪在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主力武器之一;教育方面，他提出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并亲自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前身)、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前身)、广雅书院(广东广雅中学前身)等。但对维新变法改良，他由最初支持到后来镇压。
他的事迹还有在湖北建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武昌师范传习所，在四川建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制订“癸卯学制”，兴建湖北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提议修改大清法律，倡导修筑芦(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江浙铁路、川汉铁路，反对杀袁世凯等;著作还有《輶轩语》、《书目答问》、《张文襄公全集》等。
像这样一位地位赫赫、成就巨大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大学士，官居一品，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华东区第一书记;而且他还生有13个儿子，但一生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办理后事时竟然连丧葬费都拿不出，还是靠其亲朋门生筹集的(包括后来的“反清先锋”黄兴、中共元老之一董必武等)。尽管清廷赏银3000两治丧，但仍远不够开销。临终前，他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其嫡孙女张厚粲追忆祖父亦说，家族以耿直清廉为训，“祖父老家在河北南皮，当时祖父主张兴修铁路，就是不同意把铁路修在老家。掌管铁路修建的官员纷纷把路线往自己老家‘引’，而张公却偏偏避开自己的家乡，以明其廉。”
若拿张之洞与李鸿章相比，其个人操守远在后者之上。张之洞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贿，因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之类。当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并不开箱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松动一点，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张之洞的弟子傅岳(字治芗，武昌人，民国时任北京师大教授)曾回忆恩师身后的情形：“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