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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第11章 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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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亟言天志,于性则阙之,是亦有故。大凡以宗教为思想之主宰者,所隆者天也,而人为藐小,故可不论。务求脱去宗教色彩之哲学家,不得不立其大本,而人适为最便于作此大本者。此虽不可一概论,然趋向如是者多矣。墨学以宗教为本,其不作人论也,固可假设以书缺有间,然墨义原始要终,今具存其旨要,辩说所及,枝叶扶疏,独不及于人论者,绝不似天人之论失其一半,盖墨子既称天而示行,则无所用乎称人以载道也。

孟子一反墨家自儒反动之路,转向儒家之本而发展之,其立场比孔子更近于全神论及自然论,即比孔子更少宗教性。夫立于全神论,则虽称天而天实空,并于自然论,则天可归之冥冥矣。此孟子不亟言天而侈论性之故与?

孟子之言天道也,与孔子无殊,在此一界中,孟子对孔子,无所增损,此义赵岐已言之:

宋桓魋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

其谓际合成败有待于天命者如此。虽然,孔子孟子之所谓天命,非阴阳家之天命,其中虽有命定之义,亦有命正之义焉,所谓“修身以俟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尽心·上》)。此以义为命之说,自谓述之于孔子:

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万章·上》)

且以为天命之降否纵一时有其不可知者,结局则必报善人: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乖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梁惠王·下》)

其命正论之趋向固如是明显,然命运论之最早见于载籍者亦在《孟子》中: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此则微似邹衍矣。孟子固不自知其矛盾也。

今于说孟子性善论之前,先述孟子思想所发生之环境。墨翟之时,孔学鼎盛,“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要略》)盖务反儒者之所为也。孟轲之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以为杨朱之言性(生),徒纵口耳之欲,养其一体即忘其全也,遂恶养小以失大,且以为性中有命焉。

今杨义不存,孟子言之激于杨氏而出者,不可尽知,然其激于墨氏而出者,则以墨义未亡,大体可考。墨子立万民之利以为(第三表,孟子则闻利字若必洗耳然,以为此字一出乎心,其后患不可收拾。其务相反如此。墨子以为上天兼有世人,兼而食之,遂兼而爱之。孟子以为“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其受墨说影响之辞气又如此。此虽小节,然尤足证其影响之甚也。

若夫孔子,以为杞宋不足征,周监于二代,乃从后王之政。墨子侈言远古,不信而征,复立仪范虞夏之义,以为(第一表。孟子在墨子之后,乃不能上返之于孔子,而下迁就于墨说,从而侈谈洪荒,不自知其与彼“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义相违也。故孟子者,在性格,在言谈,在逻辑,皆非孔子之正传,且时与《论语》之义相背,彼虽以去圣为近,愿乐孔子,实则纯是战国风习中之人,墨学磅礴后激动以出之新儒学也。

在性论上,孟子全与孔子不同,此义宋儒明知之,而非宋儒所敢明言也。孔子之人性说,以大齐为断,以中性为解,又谓必济之以学而后可以致德行,其中绝无性善论之含义,且其劝学乃如荀子。孟子舍宗教而就伦理,罕言天志而侈言人性,墨子以为仁义自天出者,孟子皆以为自人出矣。墨孟皆道德论者,道德论者,必为道德立一大本,墨子之大本,天也,孟子之大本,人也,从天志以兼爱,与夫扩充性端以为仁义,其结构同也。是则孟子之性善说,亦反墨反宗教后应有之一种道学态度矣。

当孟子时,论人生所赋之质者不一其说,则孟子之亟言性也,亦时代之所尚,特其质言性善者是其创作耳。当时告子以为“性无善无不善”,此邻于道家之说。又或以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此似同于孔子之本说。又或以为“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此则孔子所指上智下愚不移之例外也(以上或说皆见《告子篇·上》)。今孟子皆非之,与孔子迥不侔矣。

《告子》性超善恶之说,以为仁义自外习成,非生之所其,欲人之仁义,必矫揉之然后可。孟子性善之说,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于内心,即皆生来之禀赋,故以性为善,其为恶者人为也,《孟子》书中立此义者多,引其辨析微妙者一章:

孟季子问于公都子曰,“何以为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

“酌则谁先?”曰,“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义者,是非之辩,所以论于行事者也,孟季子重言行事之本身,以为因外界之等差而异其义方,故认为义外,孟子重言其动机,以为虽外迹不齐,而其本自我,故认为义内。自今日视之,此等议论,皆字面之辩耳。虽然,欧洲哲学家免于字面之辩者又几人乎?

今更引孟子论性各章中最能代表其立说者之一章: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材者也。(《告子·上》)

夫曰“可以为善”,即等于说不必定为善也,其可以为善者,仁义礼智之端皆具于内,扩而充之斯善矣,其不为善者,由于不知扩充本心,外物诱之,遂陷于不义,所谓不能尽其材也。此说以善为内,以恶为外,俨然后世心学一派之说,而与李习之复性之说至近矣。孟子既以人之为善之动机具于内,乃必有良知良能论: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而此良知良能又是尽人所有者,人之生性本无不同也。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是天下之足同也。

“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故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既以为天下之人心同,又以为万物皆备于我。以为万物皆备于我,而孟子之性善论造最高峰矣。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返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古无真字,后世所谓真,古人所谓诚也。

至于为恶之端,孟子皆归之于外物:

孟子曰,“牛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入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义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告子·上》)

孟子既以善为内,以恶为外,故其教育论在乎养心放心,而不重视力学,其言学问亦仅谓“求其放心而已矣”。此亦性善说之所必至,犹之劝学为性恶论者之所必取也。

孟子之论性如此,自必有尽心之教育说,养生之社会论,民贵之政治论,些三事似不相干,实为一贯,盖有性善之假定,三义方可树立也。不观乎《厄米尔》之作者与《民约论》之作者在欧洲亦为一人乎?

孟子之性命一贯见解

依本书上卷字篇所求索,命字之古本训为天之所令,性字之古本训为天之所生。远古之人,宗教意识超过其他意识,故以天令为谆谆然命之,复以人之生为天实主之,故天命人性二观念,在其演进之初,本属同一范域。虽其后重言宗教者或寡言人性,求摆脱宗教神力者或重言人性,似二事不为一物然,然在不全弃宗教,而又走上全神论自然论之道路之儒家,如不求其思想成一条贯则已,如一求之,必将二事作为一系,此自然之理也。孟子以前书缺不可知,孟子之将二事合为一论者今犹可征也。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