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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第38章 与颉刚论古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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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正名为成事之本,说三桓之子孙微,说陪臣执国命,论孟公绰,请讨田氏,非季氏之兼并等等,尤其清楚的是那样热烈称赞管仲。“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但虽然这般称许管仲,而于管仲犯名分的地方还是一点不肯放过。这个纲目,就是内里整纲纪,外边攘夷狄,使一个乱糟糟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的文化上,所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借用一位不庄者之书名。正以挪来说诸侯;也只有以这个题目的原故,列国的君觉着动听,而列国的执政大臣都个个要赶他走路了。颉刚:你看我这话是玩笑吗?我实在是说正经。

我明知这话里有许多设定,但不这样则既不能解孔子缘何得大名之谜,又不能把一切最早较有道理的孔子传说联合贯串起来。假如这个思想不全错,则《春秋》一部书不容一笔抹杀,而《春秋》与孔子的各类关系不能一言断其为无。现在我们对于《春秋》这部书,(第一要问他是鲁史否?这事很好决定,把书上日食核对一番,便可马上断定他是不是当时的记载。便可去问,是不是孔子所笔削。现在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确据去肯定或否定,现在存留的材料实在是太少了。

然把孔子“论其世”一下:连串其《论语》等等来,我们可以说孔子订春秋,不固名为《春秋》或即是现在所存的“断烂朝报”。即不然,在道理上当与现在的“断烂朝报”同类。所以才有孟子的话。这书的思想之源泉,总是在孔子的。既认定纲领,则如有人说“孔子作春秋”,或者说“孔子后学以孔子之旨作春秋”,是没有原理上的分别。

公羊家言亦是屡变。传,繁露,何氏,各不同。今去公羊家之迂论与“泰甚”,去枝去叶,参着《论语》,旁边不忘孟子的话,我们不免觉得,这公羊学的宗旨是一个封建制度正名的,确尚有春秋末的背景,确不类战国中的背景,尤其不类汉。三世三统皆后说,与公羊本义无涉。大凡一种系统的伪造,必须与造者广义的自身合拍,如古文之与新朝政治是也。公羊家言自然许多是汉朝物事,然他不泰不甚的物事实不与汉朝相干。

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都是后人以历史待他的原故,于是乎有“断烂朝报”之说。这话非常的妙。但知《春秋》不是以记事为本分,则他之为“断烂朝报”不是他的致命伤。这句绝妙好词,被梁任公改为“流水账簿”,便极其俗气而又错了。

一、春秋像朝报而不像账簿;二、流水账簿只是未加整理之账,并非断烂之账。断烂之账簿乃是上海新闻大家张东荪先生所办《时事新报》的时评,或有或无,全凭高兴,没有人敢以这样的方法写流水账的。“史”之成一观念,是很后来的。章实斋说六经皆史,实在是把后来的名词,后来的观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等于说“六经皆理学”一样的不通。且中国人于史的观念从来未十分客观过。

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即司马君实也是重在“资治”上。郑夹漈也是要去贯天人的。严格说来,恐怕客观的历史家要从顾颉刚算起罢。其所以有鲁之记载,容或用为当时贵族社会中一种伦理的设用,本来已有点笔削,而孔子或孔子后世借原文自寄其笔削褒贬,也是自然。我们终不能说《春秋》是绝对客观。或者因为当时书写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为忌讳,所以成了《春秋》这么一种怪文体,而不得不成一目录,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义而已。这类事正很近人情。

鲁史纪年必不始于隐公,亦必不终于哀公,而春秋却始于东迁的平王,补弑的隐公,终于获麟或孔丘卒,其式自成一个终始。故如以朝报言,则诚哉其断烂了,如以一个伦理原则之施作言,乃有头有尾的。

孟子的叙诗和《春秋》虽然是“不科学的”,但这话虽错而甚有注意的价值。从来有许多错话是值得注意的。把诗和伦理混为一谈,孔子时已成习惯了。孔子到孟子百多年,照这方面“进化”,不免到了“诗亡春秋作”之说。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头一句颇可注意。

以狭义论,《春秋》中齐桓晋文事甚少。以广义论,齐桓晋文事为霸者之征伐会盟,未尝不可说《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孔子或孔子后人做了一部书,以齐桓晋文之事为题目,其道理可想。又“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翻作现在的话,就是说,虽然以历史为材料,而我用来但为伦理法则之施用场。

《春秋》大不类孟子的工具。如孟子那些“于传有之”的秘书,汤之囿,文王之囿,舜之老弟,禹之小儿,都随时为他使唤。只有这《春秋》,大有些不得不谈,谈却于他无益的样子。如谓春秋绝杀君,孟子却油油然发他那“诛一夫”,“如寇仇”,“则易位”的议论。如谓“春秋道名分”,则孟子日日谈王齐。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孟子则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这些不合拍都显出这些话里自己的作用甚少,所以更有资助参考的价值。

当年少数人的贵族社会,自然有他们的标准和舆论,大约这就是史记事又笔削的所由起。史决不会起于客观的纪载事迹;可以由宗教的意思,后来变成伦理道德的意思起,可以由文学的意思起。《国语》自然属下一类,但《春秋》显然不是这局面,孔子和儒宗显然不是戏剧家。

总括以上的涉想,我觉得《春秋》之是否孔子所写是小题,春秋传说的思想是否为孔子的思想是大题。由前一题,无可取证。由后一题,大近情理。我觉得孔子以抓到当年时代的总题目而成列国的声名,并不是靠什么六艺。

孔子,六艺,儒家三者的关系,我觉得是由地理造成的。邹鲁在东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六艺本是当地的风化。所以孔子与墨子同诵诗书,向观列国春秋。与其谓孔子定六艺,毋宁谓六艺定孔子,所以六艺实在是鲁学。或者当时孔子有个国际间的大名,又有好多门徒,鲁国的中产上流阶级每引孔子以为荣,于是各门各艺都“自孔氏”。孔子一生未曾提过《易》,而商瞿未一见于《论语》,也成了孔门弟子了。孔门弟子列传一篇,其中真有无量不可能的事。大约是司马子长跑到鲁国的时候,把一群虚荣心造成的各“书香人家”的假家谱抄来,成一篇“孔子弟子列传”。我的意思可以最单简如此说:六艺是鲁国的风气,儒家是鲁国的人们;孔子所以与六艺儒家生关系,因为孔子是鲁人。与其谓六艺是儒家,是孔学,毋宁谓六艺是鲁学。

世上每每有些名实不符的事。例如后来所谓汉学,实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学:后来所谓宋学,实在是明朝官学。我想去搜材料,证明儒是鲁学,经是汉定“今文亦然”。康有为但见新学有伪经,不见汉学有伪经。即子家亦是汉朝给他一个定订。大约现行子书,都是刘向一班人为他定了次序的。《墨子》一部书的次叙,竟然是一个儒家而颇芜杂的人定的;故最不是墨子的居最先。前七篇皆儒家书或是有道家言与墨绝端相反者(如太盛难寄),知大半子书是汉朝官订本(此意多年前告适之先生,他未注意),则知想把古书古史整理,非清理汉朝几百年一笔大账在先不可也。

三 在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几个趋向

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那样子而止,就是柏拉图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自贷嘉,来卜尼兹以来的。我们若呼子家为哲学家,大有误会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现在我们姑称这些人们(子家)为方术家。思想一个名词也以少用为是。盖汉朝人的东西多半可说思想了,而晚周的东西总应该说是方术。

禹,舜,尧,伏羲,黄帝等等名词的真正来源,我想还是出于民间。除黄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尧,我拟是唐国(晋)民间的一个传说。舜,我拟是中国之虞或陈或荆蛮之吴民间的一个传说。尧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时)。颛顼为秦之传说,喾为楚之传说,或即其图腾。帝是仿例以加之词(始只有上帝但言帝),尧舜都是绰号。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称其神与传说;其后以互相流通而传说出于本境,迁土则变,变则各种之装饰出焉。各类变更所由之目的各不同,今姑想起下列几件:

(一)理智化——?一神秘之神成一道德之王。

(二)人间化——?一抽象之德成一有生有死之传。又有下列一种趋势可寻:

满意于周之文化尤其是鲁所代表者(孔子)

不满意于周之文化而谓孔子损益三代者

举三代尽不措意,薄征诛而想禅让,遂有尧舜的化身

此说又激成三派:

(1)并尧舜亦觉得大有人间烟火气,于是有许由务光。——与这极端反背的便是“诛华士”,《战国策》上请诛于陵仲子之论。

(2)宽容一下,并尧舜汤武为一系的明王。(孟子)

(3)爽性在尧舜前再安上一个大帽子,于是有神农,黄帝,伏羲等等。

这种和他种趋势不是以无目的而为的。

上条中看出一个古道宗思想与古儒宗思想的相互影响,相互为因果。自然儒宗道宗这名词不能安在孔子时代或更前,因为儒家一名不过是鲁国的名词,而道家一名必然更后,总是汉朝的名词,或更在汉名词“黄老”以后。《史记》虽有申不害学“黄老刑名以干昭侯”的话,但汉初所谓黄老实即刑名之广义,申不害学刑名而汉人以当时名词名之,遂学了黄老刑名。然而我们总可为这两个词造个新界说,但为这一段的备用。我们(第一要设定的,是孔子时代已经有一种有遗训的而又甚细密的文化,对这文化的处置可以千殊万别,然而大体上或者可分为两项:

一、根本是承受这遗传文化的,但愿多多少少损益于其中。我们姑名此为古儒宗的趋势。

二、根本上不大承认,革命于其外。我们姑名此为古道宗的趋势。

名词不过界说的缩短,切勿执名词而看此节。我们自不妨虚位的定这二事为AB,但这种代数法,使人不快耳。造这些名词如尧、舜、许由、务光、黄(这字先带如许后来道士气)帝,华士、神农,和《庄子》书中的这氏那氏,想多是出于古道宗,因为这些人物最初都含些道宗的意味。《论语》上的舜,南面无为。许行的神农,是并耕而食。这说自然流行也很有力,儒宗不得不取适应之法。除为少数不很要紧者造个谣言,说“这正是我们的祖师所诛”(如周公诛华士)外。大多数已于民间有势力者是非引进不可了。便把这名词引进,加上些儒家的意味。于是乎绝世的许由成了士师的皋陶(这两种人也有共同,即是俱为忍人);南面无为的舜,以大功二十而为天子;并耕的神农本不多事,又不做买卖,而易击的神农“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加上做买卖,虽许子亦应觉其何以不惮烦也。

照儒宗的人生观,文献征者征之,本用不着造这些名词以自苦;无如这些名词先已在民间成了有势力的传说,后又在道宗手中成了寄理想的人物,故非取来改用不可。若道宗则非先造这些非历史的人物不能资号召。既造,或既取用,则儒宗先生也没有别法对付,只有翻着面过来说,“你所谓者正是我们的‘于传有之’,不过我们的真传所载与你这邪说所称名一而实全不同,词一而谓全不同。”

反正彼此都没有龟甲钟鼎做证据,谁也莫奈得谁何。这种方法,恰似天王教对付外道。外道出来,(第一步是不睬。不睬不能,(第二步便是加以诛绝,把这书们加入“禁书录”上。再不能,(第三步便是扬起脸来说,“这些物事恰是我们教中的”。当年如此对付希腊哲学,近世如此对付科学。天主教刑了盖理律,而近中天文学算学在教士中甚发达。

我这一篇半笑话基于一个假设,就是把当年这般物事分为二流,可否?我想大略可以得,因为在一个有细密文化久年遗训的社会之下,只有两个大端:一是于这遗训加以承认而损益之,一是于遗训加以否认。一般的可把欧洲千年来的物事(直至十九世纪末为止)分为教会的趋向与反教会的趋向。

何以必须造这一篇半笑话?我想,由这一篇半笑话可以去解古书上若干的难点。例如《论语》一部书,自然是一个“多元的宇宙”,或者竟是好几百年“累层地”造成的。如“凤鸟不至”一节,显然是与纬书并起的话。但所说尧舜禹诸端,尚多是抽象以寄其理想之词,不如孟子为舜、象做一篇“越人让兄”、“陈平盗嫂”合剧。大约总应该在孟子以前,也应该是后来一切不同的有事迹的人王尧舜禹论之初步。且看《论语》里的尧舜禹,都带些初步道宗的思想。尧是“无能名”,舜是“无为”。禹较两样些,“禹无间然”一段也颇类墨家思想之初步。然卑居处,薄食服,也未尝违于道宗思想。至于有天下而不与,却是与舜同样的了。凡这些点儿,都有些暗示我们:尧舜一类的观念起源应该在邻于道宗一类的思想,而不该在邻于儒宗一类的思想。

尧舜等传说之起,在道理上必不能和禹传说之起同源,此点颉刚言之详且尽。我想禹与墨家的关系,或者可以如下:禹本是一个南方民族的神道,一如颉刚说。大约宗教的传布,从文化较高的传入文化较低的民族中,虽然也多,然有时从文化较低的传到文化较高的,反而较易。例如耶稣教之入希腊罗马;佛教之由北印民族入希腊文化殖民地,由西域入中国,回教之由亚剌伯入波斯(此点恐不尽由武力征服之力)。

大约一个文化的社会总有些不自然的根基,发达之后,每每成一种矫揉的状态,若干人性上初基的要求,不能满足或表现。故文化越繁丰,其中越有一种潜流,颇容易感受外来的风气,或自产的一种与上层文化不合的趋向。佛教之能在中国流行,也半由于中国的礼教、道士、黄巾等,不能满足人性的各面,故不如礼教道士黄巾等局促之佛教,带着迷信与神秘性,一至中国,虽其文化最上层之皇帝,亦有觉得中国之无质,应求之于印度之真文。

又明末天主教入中国,不多时间,竟沿行于上级士大夫间,甚至皇帝受了洗(永历皇帝),满洲时代,耶稣会士竟快成玄烨的国师。要不是与政治问题混了,后来的发展必大。道光后基督教之流行,也很被了外国经济侵略武力侵略之害。假如天主耶稣无保护之强国,其销路必广于现在。我们诚然不能拿后来的局面想到春秋初年,但也难保其当年不有类似的情形。这一种禹的传说,在头一步传到中国来,自然还是个神道。但演进之后,必然向别的方面走。大约墨家这一派信仰,在一般的社会文化之培养上,恐不及儒家,墨子虽然也道诗书,但这究竟不是专务雅言。这些墨家,抓到一个禹来作人格的标榜,难道有点类似佛教入中国,本国内自生宗派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