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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第40章 与颉刚论古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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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一带,本另是些民族,荆或者自商以来即是大国,亦或者始受殷号,后遂自立。楚国话与齐国话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庄狱然后可知。孟子骂他们舌,必然声音很和北方汉语不类。按楚国话语存在者,只有“谓乳,彀;谓虎,于菟”一语。乳是动词,必时有变动;而虎是静词,尚可资用。按吐蕃语虎为stag,吐蕃语字前之S每在同族语中为韵,是此字易有线索,但一字决不能为证耳。又汉西南夷君长称精夫,疑即吐蕃语所谓Rgyal-po,唐书译为赞普者。《汉书·西南夷传》有几首四字诗对记,假如人能精于吐蕃语太语缅甸语,必有所发现。这个材料最可宝贵。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自称日濮。又蛮闽等字音在藏文为人,或即汉语民字之对当?总之,文献不足,无从征之。

秦之先世必是外国,后来染上些晋文化,但俗与宗教想必同于西戎。特不解西周的风气何以一下子精光?

狄必是一个大民族。《左传》《国语》记他们的名字不类单音语。且说到狄,每加物质的标记,如赤狄,白狄,长狄等等。赤白又长,竟似印度日耳曼族的样子,不知当时吐火罗等人东来,究竟达到什么地方。

应该是中国了,而偏和狄认亲(有娀,简狄)。这团乱糟糟的样子,究竟谁是诸夏,谁是戎狄?

中国之有民族的,文化的,疆域的一统,至汉武帝始全功,现在人曰汉人,学曰汉学,土曰汉土,俱是最合理的名词,不是偶然的。秦以前本不一元,自然有若干差别。人疑生庄周之土不应生孔丘。然如(第一认清中国非一族一化,(第二认清即一族一化之中亦非一俗,则其不同亦甚自然。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点三晋文俗而统一中国。汉但接秦,后来鲁国齐国又渐于文化上发生影响。可如下列看:

统一中国之国家者——秦。

统一中国之文教者——鲁。

统一中国之宗教者——齐。

统一中国之官术者——三晋。

此外未得发展而压下的东西多得很啦。所以我们觉得汉朝的物事少方面,晚周的物事多方面。文化之统一与否,与政治之统一与否相为因果;一统则兴者一宗,废者万家。

五 补说(《春秋》与《诗》)

承颉刚寄我《古史辨》(第一册,那时我已要从柏林起身,不及细看。多多一看,自然不消说如何高兴赞叹的话,前文已说尽我所能说,我的没有文思使我更想不出别的话语来说。现在只能说一个大略的印象。

最可爱是那篇长叙,将来必须更仔细读他几回,后面所附着(第二册拟目,看了尤其高兴,盼望的巴不得马上看见。我尤其希望的是颉刚把所辨出的题目一条一条去仔细分理,不必更为一般之辨,如作“原经”一类文章。从(第二册拟目看来,颉刚这时注意的题目在《诗》,稍及《书》。希望颉刚不久把这一堆题目弄清楚,俾百诗的考伪孔后更有一部更大的大观。

我觉得《春秋三传》问题现在已成熟。可以下手了。我们可以下列的路线去想:

(一)《春秋》是不是鲁史的记载?这个问题很好作答,把二百多年中所记日食一核便妥了。

(二)《左氏》经文多者是否刘歆伪造?幸而哀十四年有一日食,且去一核,看是对否。如不对,则此一段自是后人意加。如对,则今文传统说即玄同先生所不疑之“刘歆伪造”堕地而尽。此点关系非常之大。

(三)孔子是否作《春秋》?此一点我觉得竟不能决,因没有材料。但这传说必已很久,而所谓公羊春秋之根本思想实与《论语》相合。

(四)孟子所谓《春秋》是否即今存之断烂朝报?此一段并非不成问题。

(五)《春秋》一名在战国时为公名,为私名?

(六)《公羊传》思想之时代背景。

(七)《公羊》大义由《传》,《繁露》,到何氏之变迁,中间可于断狱取之。

(八)《谷梁》是仿《公羊》而制的,或者是一别传?

(九)《史记》与《国语》的关系。

(十)《史记》果真为古文家改到那个田地吗?崔君的党见是太深的,决不能以他的话为定论。

(十一)《左氏传》在刘歆制成定本前之历史。此一端非常重要。《左传》决不是一时而生,谅亦不是由刘歆一手而造。我此时有下一个设想:假定汉初有一部《国语》,又名《左氏春秋》,其传那个断烂朝报者实不能得其解,其间遂有一种联想,以为《春秋》与《国语》有关系,此为(第一步。不必两书有真正之银丁扣,然后可使当时人以为有关系,有此传说,亦可动当时人。太史公恐怕就是受这个观念支配而去于《史记》中用其材料的,这个假设小,康崔诸君那个假设太大。公羊学后来越来越盛,武帝时几乎成了国学。反动之下,这传说亦越进化,于是渐渐的多人为《国语》造新解,而到刘向刘歆手中,遂成此“左氏传”之巨观。古文学必不是刘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个很长的渊源。且此古文学之思想亦甚自然。今文在当时成了断狱法,成了教条,成了谶纬阴阳,则古文之较客观者起来作反动,自是近情,也是思想之进化。

(十二)《左传》并不于材料上是单元。《国语》存本可看出,《国语》实在是记些语。《左传》中许多并不是语,而且有些矛盾的地方。如吕相绝秦语文章既不同,而事实又和《左传》所记矛盾。必是当年作者把《国语》大部分采来做材料,又加上好些别的材料,或自造的材料。我们要把他分析下去的。

(十三)《左传》《国语》文字之比较。《左传》《国语》的文字很有些分别,且去仔细一核,其中必有提醒人处。

(十四)东汉《左氏》传、说之演进。《左氏》能胜了《公羊》,恐怕也有点适者生存的意思。今文之陋而夸,实不能满足甚多人。

(十五)古《竹书》之面目。

现在我只写下这些点。其实如是自己作起功来,所有之假设必然时时改变。今文古文之争,给我们很多的道路和提醒。但自庄孔刘宋到崔适,都不是些极客观的人物,我们必须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们自己提醒的道路。

现在看诗,恐怕要但看白文,训诂可参考而本事切不可问。大约本事靠得住的如《硕人》之说庄姜是百分难得的;而极不通者一望皆是。如君子偕老为刺卫宣姜,真正岂有此理。此明明是称赞人而惜其运命不济,故曰“子之不淑”,犹云“子之不幸”。但论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诗的作年,恐怕要分开一篇一篇地考定,因为现在的“定本”,样子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改变,而字句之中经流传而改变,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颂的作年,古文家的家论固已不必再讨论。玄同先生的议论,恐怕也还有点奉今文家法罢?果如魏默深的说法,则宋以泓之败绩为武成,说“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即令自己不砚厚脸皮,又如何传得到后人。且殷武之武,如为抽象词,则哀公亦可当之,正不能定。如为具体词,自号武王是汤号。且以文章而论,《商颂》的地位显然介于邹鲁之间,《周颂》自是这文体的初步,《鲁颂》已大丰盈了。假如作《商颂》之人反在作《鲁颂》者之后,必然这个人先有摹古的心习,如宇文时代《制诰》仿《大诰》,《石鼓》仿《小雅》,然后便也。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这样心习。那么,商颂果真是哀公的东西,则鲁颂非僖公时物了。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静庵先生的话,“时代较近易于摹拟”,这话颇有意思,并不必如玄同先生以为臆测。或者摹拟两个字用得不妙。然由周颂到商颂,由商颂到鲁颂,文体上词言上是很顺叙,反转则甚费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遗传的农歌;以传来传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极大之Corruption,故今已不顺理成章。这类诗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风》否也未可知。因为此类农歌,总是由此地传彼地。《鸱鸮》想也是一个农歌;为鸟说话,在中国诗歌中有独无偶。东山想系徂东征戍者之词,其为随周公东征否则未可知。但豳风的东西大约都是周的物事,因为就是《七月》里也有好些句与《二南》《小雅》同。《大雅》《小雅》十年前疑为是大京调小京调。风雅本是相对名词,今人意云雅而曰风雅,实不词(杜诗“别裁伪体亲风雅”),今不及详论矣。

破斧恐是东征罢敝国人自解之言如是。后人追叙,恐无如此之实地风光。破斧如出后人,甚无所谓。下列诸疑拟释之如下:

如云是周公时物,何以《周诰》如彼难解,此则如此易解:答,诰是官话,这官话是限于小范围的,在后来的语言上影响可以很小。诗是民间通俗的话,很可以为后来通用语言之所自出。如蒙古白话上谕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却不然,亦复一例。且官书写成之后,便是定本,不由口传。诗是由口中相传的,其陈古的文句随时可以改换,故显得流畅。但虽使字句有改换,其来源却不以这字句的改换而改换。

周公东征时称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极倦,而船不久停,故只有付邮。尾十多张,待于上海发。

抄的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读中国书后,所发议论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颉刚案:傅孟真先生此书,从1924年1月写起,写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为止,还没有完,他归国后,我屡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写给我;无奈他不忙便懒,不懒便忙,到今一年余还不曾给我一个字。现在周刊需稿,即以此书付印。未完之稿,只得过后再催了。书中看不清的草书字甚多,恐有误抄,亦俟他日校正。

一九二八、一、二

(原文刊载于1928年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