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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股文》第一章: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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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没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语言条件、文字条件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产生八股文。这种说法,好像是笑话,实际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如不去认识它,乍一听好像是说海话,但如仔细结合中国的语言文字特征,传统思维方法特征,历史制度特征等方面认真地思考一下,便会感到这不是说笑话、海话,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只有从实际上才能回顾历史上的种种客观事物,用今天的眼光认识它的本质,包括其产生、发展和作用,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语言、文字是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从远古汉族就形成的。中国汉族语言的特征,是单音词组合的词语,如“我吃饭”、“你走路”,纵然南北各地方言语音有种种不同,差异很大,但语词分子、组合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音调也是单独的、而且都有音调上阴阳上去入五音的变化,而且口音的不同,并不影响阴阳上去人的音调的变化。如诗韵中山西读平声的字,广东人也照样读平声;山西读入声的字,广东照样念入声,尽管声音差异很大,而调子却一样。现在一般说普通话中没有入声,但严格讲:中原音韵还是有入声的。北京音也有入声,京剧演员在韵白及唱腔中都要把入声读出来。这里先不专门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因为这是题外话。但先明确这点,却是和八股文的产生大有关系的。

单音词语特征,又有阴阳上去入五音构成抑扬顿挫的音节,这样就使语言在读音上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节奏的和谐、回荡,听起来好听、读起来有劲,这种语言特征,是产生中国各种诗歌韵文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产生八股文的主要因素之一。八股文是要读出声的,学习八股文,首先在于读书、背书,读八股、背八股,所谓琅琅书声、抑扬顿挫,越读越有劲,像唱歌一样,直接从声音上得感受。这是八股文在声音上的特征之一,也是产生的因素之一。

文字是语言词语的符号,单音词语,就是单音字,在形体上整齐画一。抑扬顿挫的单音词和整齐画一的形体字,这就给语言上、文字上整齐和谐的对仗、对偶准备了自然产生的条件,也给后来的八股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从无到有的先秦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了。而这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说: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易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俪辞,卒然成对。”

刘勰所举例子,都是《书经》中《大禹谟》篇中的例子,所谓“所营俪辞,卒然成对”,就是说所写这些工整的句子,不是有意写骈体文,而是自然成对。为什么自然成对呢?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具备了成对的特征。其实不但刘勰所举“罪疑惟轻”两句成对,其上下文也是对仗的句子。现引此章全文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这段话中,“临下”、“御众”、“罚弗”、“赏延”等句,不也是“卒然成对”的吗?这种能够“卒然成对”的语言文字,出自最古老的文献《书经》,而在现代人读来,如“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的对仗句子,不但好读好记,而且也并不难以理解。这种语言文字特征,是产生发展为四六骈文的基础,也是发展成八股文的基础。因为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对的,等于长对联。但又不是纯粹的对子,而是加入许多虚词,包括连接、转折、语气“且夫”、“夫然后”、“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词语的对子。但对仗的语言文字,却是最根本的八股文基础,没有对仗,便没有八股文。清人汪随山《松烟小录》说:

“柳宗元《故国子监祭酒兼安南都护张公墓志铭》骈体小句,大类后世制艺中之二比。”

这段文字形式如何,现分两小段引在后面,可以参看:

“文单环王,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毂,海合艨艟,再举而克殄其徒,廓地数圻,以归于我理。

乌蛮酋师,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

每一小段,读音节奏明显,短句又自成对仗,而语气上用虚词“于是”、“再举”、“一动”、“以归”、“以被”等转折、推进、完成。而两小段在字数、句数、词性、语气、平仄音调上又自然成对。八股文的中心部分,都是写成这样的。所以说对仗是八股文的基础,但又是在汉语、汉字本身的基础上形成。

以上只就语音和文字的外表形式上说明其产生八股文的条件。如进一步理解,便要理解到概念和思维上。因为人类语言的任何声音都是表现某种感情和意思的。汉语的单音词,每个声音都表现一种概念,或是具体的、或是抽象的。许多声音组织在一起,便是一组完整的思维程序,因而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这中间就表现了对客观事物的思维程序的对照。世界上任何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是复杂的、多变的、多角的,这都能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中去想像、去推理,或分析、或综合,这样一切的对仗,就不只是语言文字的对仗,而是思维意思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有形的事物对照,而且先要抽象的意思道理的对照,正反两面的意思对仗才好,同样的意思就不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这是因中国语言文字特征所形成的特殊思维程序。用现在话说: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的思维。中国对仗的思维程序,语言文字的对仗特征,最能体现这一点,也最容易养成这种思维方法。当然,八股文的对仗思维和所用语言材料,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

对仗,表面看是声音、文字、词语对仗;实质是思维上的对仗,进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对仗,而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从无到有的先秦典籍,独尊儒术的“经书”:“五经”、《论语》、《孟子》(后加《大学》)、《中庸》成为“四子书”一直是两千年间惟一的读书教材。虽然自六朝以后,四六骈文盛行,骚赋《文选》一度为读书人所重视,唐代以诗、赋考试取士,一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读书人热衷于读《文选》。但仍要考群经为内容的“帖经”,又称“帖括”,即任选参试者平日所习之某种经书考试之。且以写注疏为主,全凭平时熟读记忆。因之对“五经”、《论语》、《孟子》等仍是最基本的学习教材,其传统的学习内容及方式并未中断。只因唐天子姓“李”,祟尚道教,学子要多读一种李耳的《道德经》,即《老子》。至宋代初年以后,国家不再以诗、赋试士,考试经义。士子于初步读书教育完成后,即专治一种经书,参加考试。直至最高级(中间有郡贡士)礼部考试、殿试对策。文天祥《过零汀洋》诗:“患难遭逢起一经”句,所谓“一经”,就是以精研一部经书的老明经自居。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因而可以说:易于对仗的单音词语汉语、汉文是产生八股文的语言文字基础、思维逻辑基础;那“五经”、《四书》就是产生八股文的思想教育基础,文章内容基础。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的安定,首先在于经济政治的安定,在于人材的和平涌现,国家行政人材的不断接替。汉代人材的涌现是乡举里选,有如乡里逐层推荐。魏晋六朝国家动乱之际,讲求门第氏族,寒门子弟无进身之阶,人材涌现不平衡,也是动乱根源之一。唐初采用了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以迄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自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开始,国家利用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任命官吏的办法,延续了一千二三百年,以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制度,是相对合理的。关系到文化的长期绵延,人材的不断涌现,各朝政治在各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稳定,各种权力能在和平情况下交接。这对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试制度遴选人材,给每个人以相等的竞争机会,相对说来是比较公平的。对参加考试的竞争者来说,不管其将来考试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先学习文化,学会考试的内容,学会竞争的本领。从个人讲,固然有考中与考不中得失之忧,而从整个国家民族讲,则不但能在各个历史时期,遴选人材为国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学子读书苦学,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断绵延、发展、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光辉历史文化,这和历代的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

考试制度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考试内容和表现方式。这些考试内容和范围,以及表现形式的制定,是为了便于考试评定程度,分别成绩优劣来制定的。必然要有一定的难度,但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纵然表现方式不同,实际也还只是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因为这种凭文章考试的办法,首在考试其在共同知识基础上的思路条理、见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总而言之,不是一般的知识考试,而是一种包括高级智力测验、政治见解观察、作人处世观考察的综合考试。“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比较能达到这种考试测验客观要求的有效工具,是为了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是一种有相当难度的文体,而其难度所显现的,正可以看出某人的以上所列各点。这是用现代的观点回过来观察历史事物,我们应该对这一历史事物有一较客观的理解和认识,不然,对这一延续了五六百年、涌现了数不清的历史优秀人物的以“八股文”教育训练学子,进行考试遴选人材的制度,如何理解呢?不能人云亦云、莫名其妙地乱骂。受了现代教育,有一点现代科学观点的人,对历史事物,不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实际的客观科学认识吗?

“八股文”是因了汉语、汉字的单音四声条件、对仗思维特征,传统文化儒家的五经、《四书》等文献理论教育内容,以及遴选人材、考试目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条件限制十分严格,写作难度很高的文体。近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引清人焦循《时文说》,江国霖为梁章钜《制义丛话》写的“序”,论“八股文”之体制道:

“至其体制,焦循〈时文说〉曰:‘御宽平而有舆思,处恒虑而生危论。于诸子为近;然诸子之说根于己,时文之意根于题,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江国霖〈制义丛话〉序曰:‘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究之束缚过于策论,措词隘于辞赋,而又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曰代圣贤立言。圣贤而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子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题目非圣贤语,而为阳货、孺子、齐人妻妾,与夫权臣、幸臣、狂士、隐士之流,亦须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肖其口吻以为文,不可不谓为文格之创体也。则记事题或连章题则不入口气耳。”

这段文章说“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尤其《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白文和朱熹注解都要背熟,而且要天天温习,一句也不能忘。要记熟《佩文韵府》,每个字的四声要弄清,要学会对两个字以上到十几个字的长对子。要读熟名家的八股文几百篇,要学会写小楷,要具备了这些基本功,才能学作八股文。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现先将这些难点,作一概括的说明,以后再结合各节细述之。这样难的考试特定文体,其产生基础及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不再赘述。但有两点,现代人回顾历史事物,必须在认识上很好思维一下:一是如何学会写这样繁难的八股文;二是学会写八股文对学习者说来有什么用?这是两个十分重要,十分有趣的问题。我们是现代人,必须用现代眼光去认识它,作出比较科学的答复。不然,我们虽然读历史书,谈历史人物,而对元、明、清以来五六百年的文化历史,在认识上总是模糊的,正像王国维讲词的境界一样,总是“隔”着一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