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清代八股文 » 清代八股文全文在线阅读

《清代八股文》第五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二

关灯直达底部

八股文与科举考试是分不开的,而说到科举考试,除前文所说一些考试程序,及府、乡、会试这三级考试制度而外,尚有三点,必须注意到:即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合理性与公平性的衡估;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艰苦性;考试弊端及科场狱。在大体介绍完考试程序、制度,照现在说法:地区级、省级、国家级考试情况之后,再大体介绍一下这三方的概况,在全面理解清代八股文和考试制度上是有帮助的。

先说第一点:我国历史上国家遴选人材,任用官吏,在汉代用的是乡举里选,九品中正的办法;六朝时南朝因南渡偏安,家族势力影响政权,遴选人材,一时讲求士族门第,所谓王谢门第,高不可攀。到了唐代立国,国势强盛,政治稳定,便以诗、赋开科取士,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样给年青才俊之士,以一个公平合理的进身竞争机会。其后宋、元、明、清一直采用这一科举考试制度,尽管考试文体不一样,公平竞争的机会还是一致的。清代继承明代办法和考试内容,后来在乾隆时除八股文而外,又加了试帖诗。作通八股文、试帖诗,已经是很难了;作好那自然就更难。正因为其有相当难度,所以对各级考试说来,才能有所区分,有所遴选。从国家的角度讲,才能真正遴选出聪明才智、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从个人的角度讲,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奔竞的目标。纵使寒家子弟,一旦金榜题名,便能致身高贵。不然,纵使富贵之家,子弟不肖,便也日渐没落。在客观上,也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知识分子”吧,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和平作用。但是世界上任何时代,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机会也不是平等的。有竞争,便有胜利者、失败者、幸运者、倒霉者……而竞争者本身,条件也各不相同,有聪明、有平庸、有愚鲁、有努力、有懒惰、有健康、有疾病、有遇到名师的、有求教无门的、有富贵的、有贫穷的……在几百年中八股文科举考试的竞争中情况多种多样,说也说不完。而其间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就是有的人少年科第,十分顺利,很快在二十来岁就考中进士,甚至得中三鼎甲。有的人就十分困难,进学成了秀才之后,经过好几年,才艰难考中举人,又过许多年,才考中进士,等到这时,人也老了。更有一些人,努力了几十年,却根本考不进,考不中,不仅进士、举人考不中,甚至连个学也进不了,岁数很大了,还是一个童生。戏剧、小说中这样的角色太多了,且不说,就是真实历史人物,这样的情况也很多。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

清初大诗人王渔洋:顺治七年十七岁,童子试进学成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连登中第六名举人;顺治九年十九岁,会试报罢落第归。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中试,因故未殿试。顺治十五年,补殿试,二甲成进士。

清中叶林则徐:嘉庆三年(即一七九八年)十四岁进学成秀才,嘉庆九年,二十岁,中二十九名举人,嘉庆十年、十四年两次会试落第,嘉庆十六年二十七岁,会试、殿试二甲第五名成进士。

再如清代后期的近代人:张之洞二十六岁一甲二名进士及第。著名的洪状元洪钧,同治七年二十九岁时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再晚一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光绪十五年二十二岁时中举人,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时成进士。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在八股文科举考试中比较顺利的,所谓少年科第。清代二十岁以前会试中进士者,也很多。商衍鎏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记载了许多人,大多十八九岁就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些同现在名牌大学的少年班一样,大都是早慧的。而一般每三年一届的会试、殿试,取中均在三百人左右,用现在的话说,也还是两头小、中间大,即特别年青、特别年老的在少数,大多是二十五到卅五之间的年龄。这是正常的科举年龄,但是也有八股科举考试不十分顺利的。如清代后期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道光三十年二十一岁时入学成秀才,考了十一次举人,都未考中,直到第十二次经过二十年,同治九年才考中举人,又经过五次会试,至光绪六年,即又过了十年才成进士,前后经过三十年,成进士时已经六十一足岁了。他有一枚藏书章,上刻朱文:

“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这自然是他晚年的图章,从中也可见他在八股文科名考试途径上的坎坷与执著,以及重视科名的欣慰。他为了凑四个“庚”字,把他咸丰末到北京入资为郎,捐户部郎中衔的年分说成“明经”,其实明经是汉、唐的科甲名称,清代是无这一官方名称的。只能说“老秀才”为明经,他十年秀才仍未中举,因而自称明经了。

近人南通张謇十六岁进学为秀才,到光绪十一年中举人,已三十三岁,光绪二十年中状元,已四十二岁。由秀才到举人,用了十七年;由举人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用了九年。前后也二十六年。这中间也是经过十次以上乡、会试落第的经历,最后才得中状元的。比起那些连中的(即春天进学作了秀才,当年秋天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到北京会试、殿试中进士点翰林),或经过一两次乡、会试落第接着便考中的人就艰难多了。

不过像李慈铭、张謇这一类的人,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总算还中了进士、状元。而有的人则更不走运,进了学,成了秀才,却考不中举人,甚至考几十次也考不上。最著名的人物如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据《淄川县志》记载:“弱冠应童子试,即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按即施闰章,顺治己丑进士,曾提督山东学政。康熙己未,又举博学宏词,是清初大家。),文名藉甚。”说来年青时八股文写的一定很好的了。可是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考了一辈子举人,也未考中。直到七十岁时才援例补了贡生。另一位著名诗人黄仲则,《两当轩诗集》的作者,乾隆三十年十七岁时进学成为秀才,常州府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在三千人当中,以第一名进学。可是以后在江宁乡试三次,在顺天乡试三次,直到卅二岁时,尚未考中举人,卅五岁时就短命死了。他的好朋友洪亮吉十五岁时学写八股文全篇,十六岁开始考秀才,考了四次才进学;二十五岁开始考举人,也考了四次,到卅五岁时才中举。卅九岁才首次参加会试考进士,也考了四次,到四十五岁,才会试一甲二名榜眼及第,也是十分艰苦的。

书读的不好,八股文真正写不通的,考不中,自然无话可说。问题是有些人不但学问好,而且八股文写的也好,甚至是八股名家,却也在科举考试途中,坎坷终生,有的老来勉强一第,有的到老还是一个诸生(即秀才,写履历出身均写诸生),甚至是个白丁,一点功名也没有。这种人自然是极少数,但也使社会上同情,所谓“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到老仍不能搏得一第,这样便将其原因都归罪到八股上去了。简单地说:八股文科举考试,就是以八股文得人,又以八股文失人,这自然也是实际情况。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如用现在的高考来作比较,那科举考试的命中率比现在高考要困难的多。也不妨简单介绍之。先说考秀才。清代全国各府县都有秀才名额,而且这名额是法定固定的。如陕西延安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浙江绍兴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等等,都有定额。但是各地文化程度不一,各地水准不一、读书人多少不一样,因考试难易大不相同,如在江浙各府,考秀才时应考童生少时上千人,多则数千人,如黄仲则在常州府考秀才时就有三千童生参加,这样竞争就十分剧烈,不但要八股文完篇,而且要写的好,能考中一名秀才,也很不易。相对在西北边远省份,有的府文化十分落后,读书人极少,参加考试的人,有时不足法定人数名额,这就极易成为秀才,有时文章不足完篇,甚至只作个破题就可进学了。但名义上也是秀才,可以维持住边远地区的文化结构,形成读书影响。有利于行政管理,社会安定。这种形式维持着,间或也会涌现出特殊人材,中举、中进士,反过来又影响其本乡文化,促使别人学习上进。所以清代纵使极边府县,在各个时期,总有一些读书人。会试各科,也总有边远省份的人被取中。

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如《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万五百五十二人。闱号万八百余间。而浙江取中名额原定只百零七人,后减至九十四人,咸丰、同治间输饷增额,又增十人,则百零四名。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陕、甘原在一起,光绪元年分闱),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所以纵使八股文写的很好,临场发挥正常,而大家都好,突出出来被取中,也很难。再有北京派往各省的主考官只正副二名,临时调来阅卷官大省不足十七八名,小省十来名,头场制艺一万多份卷子,每份卷子三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八韵试帖诗,每个阅卷官在十来天中平均要看六七百份卷子,近两千篇八股文,这工作量是很大的。阅卷官水平不同,爱好不一致,责任心也不一样。也许有很好的八股文,他看不入眼,或看不懂,或看上几行,随手乱加个批,扔在大字纸篓中,根本送不到主考面前,便已名落孙山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常见的。所以叫“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又说“临考一时运”,把中与不中,归之于命运了。因而考中考不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文章的好坏。这在文风发达的省份更是如此。有时好文章多,阅卷官的标准自然相对提高了。

清代乡、会试卷子,中与不中,在放榜后自己可以领回卷子,得中可以刻出来刷印分送亲友;落第的也可以研究文路,未得中的原因。梁章钜《制艺丛话》记祟祯末有艾南英是八股名家,会试却落第,领回落卷,知卷子落在当时较有名的项水心房中,第一篇八股文,只圈点了四句就丢掉了。艾很生气,把他几篇文章都刻印出来,前面加了序大量分送。序中说士子三年用功,不远数千里到北京会试,而试卷房考官只看四行,就弃置不顾,这难道是有人心的人的行为吗?刊书到处散发后,项水心声誉大受影响。不久明朝就亡了。这个故事就今天来说,也还有现实意义。在今天高考中,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最好把卷子也能还给参试者,那怕收一些复印费,也是好的。清代墨卷由抄手改抄朱卷,防止从笔迹中认识熟人,考官作弊。

清代另一点八股文府、乡、会试特征,就是不限年龄与次数。《儒林外史》小说中的例子先不去说他。就说真实的,这种情况也很多。最有名的是广东顺德人黄章,康熙三十八年已百岁,长途跋涉数千里到北京参加顺天府北闱乡试考举人,入场时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字,曾孙打着为之前导。这样故事还有,如写科场考试专书,可以多介绍,在此重在讲八股文,书中不赘述了。

二是八股文科举考试,不论府、乡、会试在考试的时候,都是十分艰苦的。故事很多,具体环境、考试情况等等,在此也不细说。这里只引一篇《制艺丛话》中所录,说到八股文写作经验的《应试文自叙》,以见一斑。作者即崇祯时八股名家艾南英,宇千子,东乡人。《明史·文苑传》有传。文云:

“余以童试受知于李养白先生,其明年为万历庚子,始籍东乡县学,迄万历己未,为诸生者二十年,试于乡闱者七年,饩于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学使者凡六人,于是先后应试之文,积若干卷……乃取而寿之梓,而序所以梓之之意曰:

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旧制,诸生于郡县有司按季课程,各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为观风,二者既非诸生黜陟之所系,而予又以懒慢成癖,辄不与试。独督学试者,于诸生为职掌,其岁考,则诸生之黜陟系焉。非患病,及内外艰,无不与试者。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达于乡闱。不及是者,又于遗才大收以尽其长。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长。故予先后试卷,尽出是二者。

试之日,衙鼓三通,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绯坐堂上,灯烛闱炉,轻暖自如,诸生解衣露立,左手执笔砚,右手持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捡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果腹赤踝,至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悚傈,以下大都寒冱,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萐自如,诸生什伯为群,拥立尘坌中,法既不放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蒸熏腥杂,汗流浃背,勺浆不入口。虽设有供茶吏,然卒不敢饮,饮必朱钤其牍,疑以为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既就席命题,一以教官宣读,便短视者,一书牌上,吏执而下巡,便重听者。近废宣读,独以牌书某学某题,一日数学,则数吏执牌而下,而予目短视,不能咫尺。必屏气询旁舍生,问所目。而督学又望视台上,东西立了望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四顾、离立倚语者。有则又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虽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絷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

所置坐席,取给工吏,吏大半取渔所费。仓卒取办,临时规制,狭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缝,据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坐诸生,常十余人,虑有更号,卒十余坐,以竹联之,手足稍动,则诸坐皆动。竟日无安境。且自闽中一二督学,重怀挟之禁,诸生并不得执砚。砚又取给工吏,率皆青创顽石,滑不受墨。虽一事,足以困其手足力。不幸坐漏痕泳檐所在,霖雨倾注,以衣覆卷,疾书而毕。其受困于胥吏之不谨者又如此。

比阅卷,大率督学以一人阅数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虚实,烦简浓淡之异,而督学之好尚亦如之。取必于一流之材,则虽宿学不能以无恐。高下既定,督学复衣绯坐堂上,郡县有司,候视门外,教官立阶下,诸生俯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噤不放发声,视所试优劣,分从甬道西角门而出,当是时,其面不可以语妻孥,盖所为拘牵文法以困折其气者又如此。

至入乡闱所为搜捡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昼曝,暑喝风沙之苦,无异于小试。独起居饮食,稍稍自便。而房师非一手,又皆簿书狱讼之余,非若督学之专静屏营,以文为职。而予七试七挫,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而闱中目之为野。改而从震泽、昆陵,成宏正大之体,而闱中又目之为老。近则虽以《公》、《毂》、《孝经》、韩、欧、苏、曾大家之句,而房师亦不知其为何语。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制义自鹤滩、守溪、下至宏正、嘉隆大家,无所不究,书自六籍子史,濂洛关闽、百家众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无所不习,而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入谒上官,队而入,队而出,与诸生等。每一念至,欲弃举业不事,杜门著书,考古今治乱兴衰以自见于世。而又念不能为逸民以终老。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若予者也。

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则必追原其敭历勤苦之状,以自警上。至古昔圣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艰难创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予虽事无所成就,试卷亦鄙劣琐陋,不足以存。然皆出于勤苦忧患,惊怖束缚之中,而况数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巨公,予以一日之艺,附弟子之列。语有之:知己重于感恩,今有人于此衣我以文绣,食我以稻粱,乐我以池台鼓钟,使其读予文,而不知其原本圣贤,备见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终不以彼易此。以其出于勤苦忧患、惊怖束缚之中,而又有存知己之感,此试卷之所为刻也。若敷科闱中所试,则世皆以成败论人,不欲尘世人之耳目,又类好自表见,形主司短长,放匿之。终不能忘其姓名。騊儿五岁,能读书,将分职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今伊为房考时所摈也。既以阴志其姓名,且使騊儿读而鉴,鉴而为诡遇之文以逢时,无学乃父之拙也。”

这是一篇妙文,虽是明代快亡时所作,亦同清代的情况一样。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篇连考七次都未中举的老秀才,用八股文语气写的一篇诉苦书。引在此处,目的有三:第一以见作秀才的难处,要苦练八股。童生进学之后,成了秀才,回到县中,归教谕管。每年学政要到各府巡回岁考,考秀才分等级,好的一二等奖励,给膏火银,叫廪膳生。坏的四等要处罚,三年科考,是乡试考举人前的预试。以上二种考试秀才都要参加,都要用心作八股文。如考了四等,不客气学政要叫衙役打板子,褪下裤子像犯人一样挨打。除非不作秀才,放弃考举人的机会,或改作幕僚师爷及其他职业。所以俗话说:“秀才好作,岁考难过。”第二可以看用八股文的笔法也可以写出很有趣的记叙文,作者叙述诸生岁考情况,都是督学、诸生两两对照,写的十分生动。第三可以看出八股文作法,不断变化,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但他七次考举人,七次失败。虽不断变换文章手法,但仍未被试官看中,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了。引此文以见八股文科举考试苦况之一斑,限于篇幅,原文就不详加注解了。

第三,清代八股文科举考试,虽有时有弊端,但制度是很严的,一有发现弊端,便严加处理,甚至酿成大狱,成为著名的科场案。这些案件,有的是因为考试官舞弊,有的是因为八股文题目出了问题,最著名的是雍正时查嗣庭案。当时正举办保举用人,他任江西主考,首题出《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廷旨谓其有意讥刺。又查他手札诗草,内多悖逆语,所着《维止录》一书,又被人误传出《大学》题“维民所止”等等,是“雍正”二字去头去脚,大逆不道。成为大狱,一家几十口为此遭殃。咸丰时俞樾任河南学政,出《论语》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时那拉氏正以生了同治而被咸丰宠爱,招权纳贿。此题也被御史所劾,因而罢职。同时功名也被革。这都是因出八股文题目惹的祸。在前数文中所述乾隆时,兵部侍郎舒赫德奏请变通科场规则,废时文事,亦因当时科举考试会试时,当场搜查出怀挟夹带数十人而起。所以八股文存废之争,与科举考试是分不开的。限于此书专讲八股文,科举考试制度及科场诸事,只能约略提到。要加详述,必须另写科举考试、科场制度等专题的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