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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股文》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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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书名《清代八股文》,而清代八股文是继承明代而来的。清初进关在北京建立政权不久,即开科取士,一切都依照明代旧制。这时虽然政权是清代的,八股文基本上还是明代的。经历顺治、康熙初年之后,清代八股文从法定体制上,到各种形式及作者文风上,逐渐形成了清代自己的八股文,与明代八股文比较,自有其独特的地方,但从文风上比较,在今天说来,比较难以理解,只能从表面上说些特征。

一是由顺治二年开始,即规定了八股文的字数,定为每篇不得过五百五十字。这当然是为了考试需要,因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高考时间,语文只二小时。那时考秀才天不亮进场,天黑才出来。举人、进士考试三场,每场头天进场,第二天才出来。时间较长,不限字数,才气大的只要有时间写成洋洋数千字长文,那试官阅卷,就无法看了。所以要限制字数,最少下限,最多上限,均有规定。康熙二十年,因考虑五百五十字,似乎过少,作者词意未尽,就草草结束,影响文章内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明确规定乡试、会试四书文字数为七百。即:百字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给参试者以较大字数上的自由,这样写起来较为方便。《制义丛话》中总结说:“长短得中,至今遵守,间不可易之定式也。”这一字数限制,大概到废八股文时,也还执行着。至于前选袁昶文,篇幅过长,那是特殊例子,或因系拟作,自持才大,不受科场限制,随意写长,也未可知。

二是明代制义有大结,即在文章结束后,作者又作总结性的发挥,词句较多,可抒发作者见解。清代八股没有“大结”。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祖父《书香堂笔记》并加按语补充道:

“前明制义,每篇之后,多有大结。本朝陆清献亦尝论大结之不可无,汉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题立论,随题可以缀入。明之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后因文日加长,此调渐废,至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悬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忽有复用大结之请。大学士张廷玉等奏驳:以为若用大结,未见有益,而弊窦愈起,断不可行。其议遂寝,至今遵守。”

所说陆清献,是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为著名清廉官,学宗朱子。因反对捐官被夺职。康熙三十一年卒,是康熙前期著名学者。乾隆元年,特追谥“清献”。主张应有“借题立论”之大结。此处称其“谥号”,故曰“陆清献”,其实他官并不大。编修杨述曾字企三,江南阳湖人,乾隆七年壬戌进士。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是康熙后期、雍正一代最重要的汉大臣。雍正临终与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奏驳“用大结断不可行”时,已七十多岁。按“大结”之争议,亦因利弊着眼点各不同。主张有“大结”的人,以八股文是据《四书》命题,只强调代圣人立言,全是孔、孟口气,那汉、唐以后的史事、各种观点就无人说起,不能借题立论,就不能表现作者对汉唐以后各盛世的知识,也不足以知作者的见解。而反对有“大结”的人,则因明代常有人以“大结”内容通节,如与考试官、阅卷官约好在“大结”中汉代文、景之治史实、或贞观之治史论以及其他具体汉、唐种种故事,这样作为暗号,便可取中。弊端容易孳生,所以悬为禁令,不能再用大结。再有满洲入主中华,处处防止文人在诗文言论上用正面或侧面的种种讽刺语言来反对,所以大兴文字狱,用各种办法压制言论。科场科试制度极严,也数为科场案兴大狱。因此在八股文考试上,也限制极严,把内容也严格局限在入孔、孟圣人口气、“代圣人立言”上,决不允许考生发挥自己议论,借题发挥说其他话,那就更不允许。如不遵守,弄不好,要丢脑袋了。

梁章钜本人意见如何呢?他是主张有“大结”的。但他不正面表态,却引唐彪(字翼修)《读书作文谱》中的话来代替他说话。唐文先讲有人评文谓某文后幅“圣人口气未完,不当入子游口气”等等是误解了作者。接着说《左传》、《史记》等书篇末多有断语。又说皇上经筵讲书,“每讲一书毕,必证以三代以后事,或证以当日时事,以为实据。令人主知书与事合一之理,庶几不至书自书,事自事也。”最后总结说:

“宋时王安石经艺体裁,后幅必入实事作证,如此为文,方显得士人实学。夫制艺为排偶词章,称为帖括也久矣。后幅略入学人口气,以为证据,犹能使学人留心实学,考究经史。且前半破承以断语起,后竟不能以断语相应,有头无尾,成何体裁。今必使作文者皆顺口气到底,今无学者得以文其空疏浅陋,不惟不知古今文之体裁,且使学人竟不必多读书矣。国家用人,亦何贵此无实学之士子哉?”

梁章钜引用唐文之后,又加按语说:“按唐氏此文显与功令相违,而其理则甚足。唐氏所辑《读书作文谱》,全书皆不免兔园册陋习。惟此条典实可取,言人所不能言,因附登之。”显然梁氏虽然说他违功令,却十分同意他的意见,赞赏其“言人所不能言”了。“兔园册子”是鄙视世俗八股文书籍的叫法,用《五代史·刘岳传》嘲笑冯道的故事,即乡间三家村塾、冬烘陋儒教田夫村童所诵之书。明清鄙视闱墨八股文等选本,常用“高头讲章”、“兔园册子”等词语。

三是所谓“临文不讳”,就是在考场中,写八股文时,没有什么忌讳,不管吉祥与不吉祥的字眼都可使用。这在明代情况如何,未作研究,先不必说。而在清代,却是下了上谕的。梁章钜《制艺丛话》引康熙五十二年上谕云:

“《四书》、‘五经’,皆圣人讲理明道之书,贯始彻终,无非精意。近见乡会试,俱择取冠冕吉祥语出题,每多宿构幸获。致读书通经之士渐少,今后闱中题目,应不拘忌讳,庶难预作揣摩。实学自出,钦此。”

这是因为《四书》中不吉利的话是很多的,如《论语》中“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见《里仁》。“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见《雍也》。“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表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见《子罕》。《孟子》、《大学》中类似这样的句子也有不少。如要以冠冕吉祥话命题,像这一类的词句就都不能出作题目了,命题范围更小,参试者更容易预猜题目,所以下了这样的“上谕”,“临场不讳”也成为科场惯例了。这种实际例子也不少,如《制艺丛话》记乾隆时彭文勤公(名启丰,字翰文,江南长洲人,即今苏州。雍正五年会试、殿试皆第一。)任浙江学政,视学浙江各府时,喜触景生情出题,有一次府试时,监场教职(即教喻,清代各县管文庙、童生的官)二人因乡间某官宦人家办丧事,要去行礼,临时请假。这位学政便出了五道试题:一是“伯牛有疾”,二是“康子馈药”,三是“子路请祷”,四是“充虞路问”,五是“右师往吊”。按照南方话说,这全是触霉头的话语,可是这位学政就出了这样一连串“触霉头”试题,可见其没有什么忌讳了。不过也看具体情况,有时试官倒霉,出一般题目,忽被人认为讽刺时政,构成文字狱的,如著名的查嗣庭案。据戴菔塘《石鼓斋杂录》记:

“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鸿图典江西试,查为主考,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二句、及《山径之蹊闲》一节命题,其时方行保举,或劾其有意讥刺,茅塞于心,更不知何所措,因搜其笔札诗草,语多悖逆,遂伏诛。并兄慎行、嗣栗遣戍有差。因停浙人丁未会试。俞鸿图以副考自辨系出《日省月试》题,得免罪,旋出学差,以不知检束,亦论死。”

试看彭启丰乱出触景生情题,如像查嗣庭一样,被人检举,再遇上皇帝发怒之际,不也要出乱子,断送头颅吗。清后期俞曲园任河南学政,出《君夫人、阳货欲》截搭题,正是西太后垂帘听政,聚敛财货之时,被人检举有意讥讽,为此虽未断送头颅,却被革职。后来讲了一辈子书,再未作官。所以这“临场不讳”的尺度,也要灵活掌握的。

四是明文规定《四书》出题时各书的次序。明代科举考试,只规定从《四书》中命题,并未规定出那种书,因为《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种书的总名,题目过分集中在某一种书,不免影响考试成绩。据记载明代不管这些。洪武二十年丁卯应天乡试,首题《老者安之……》三句,次题《兴于诗……》三句,三题《克己复礼为仁……》三句。三题全出自《论语》。清代顺治二年一开始就改变明朝含混办法,而明确规定为两种情况。第一种:首题《论语》,次题《中庸》,三题《孟子》。第二种首题《大学》,次题《论语》,三题《孟子》。规定载于清代《科场条例》中,乡、会试各届考试官,均按此规定出题。如有违反,便要担处分。法式善《清秘述闻》、王家相等人《清秘述闻续》、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诸书,把清代自顺治二年起,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止,把清代二百六十多年中乡、会试一百十二科的考试官姓名阙里、解元及三鼎甲姓名、所有试题、包括文题、诗题,都作了记录,题目次序,都是按照《科场条例》规定各书次序出的。据《制艺丛话》记载:道光庚子山西乡试,首题《德润身心广体胖》、次题《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两题并用《大学》、《中庸》而无《论语》题,实与《科场条例》不符,旋经主考检举,监临奏参,部议“照违制律”,拟革职留任。梁章钜说:“亦可谓宽典矣。”按是科据钱维福《清秘述闻续》卷五记载,为道光二十年恩科乡试,山西主考官为侍读李棠阶、字文园,河南河内人,壬午进士。副考官为户部郎中有庆字余庆,汉军正白旗人,丁丑进士。三题除上记《大学》、《中庸》二题外,尚有《孟子》题《既竭心思》二句:诗题为《赋得“淡烟楼阁数声钟”,得“钟”字》,解元卫德玉,闻喜人。据此可知清代科举出题严格规定,三题中《论语》、《孟子》一定要有。《大学》、《中庸》可任出一题。

五是明文规定可以出截搭题。据《制艺丛话》卷二十二记载:

“乾隆三年,议准考试命题,固取发明义理,而亦以展才思。遇有人文最盛之区。若命题专取官冕,士子蹈常袭故,或无从濬发巧思。间出截搭题,则旁见侧出,亦足以觇文心之变化,第必须意义联属,血脉贯通。若上下绝不相蒙,恣意穿凿,割裂语气,殊属伤雅。嗣后学正出题,宜以明白正大为主,即间出长搭题,亦必求文义之关通,毋蹈割裂之陋习,则既不诡于义理,而亦不问其性灵,庶文章之能事曲尽,而课士之法亦周详矣。”

这就是八股文中大量截搭题的依据,但是出的太怪了,又引起争论:乾隆四十年又因四川乡试试题《又日新·康诰曰》六字,连上牵下,全无义理,不足以见学问、书卷。而稍知机法者,便可侥幸获售。为此请部议禁止。不过这种禁止,并不能禁绝,出“截搭”怪题以及其他怪题的情况仍时发生。据明代邱琼山《大学衍义补》中云:“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依据。”可见“强截句读”的截搭题在明代已有了。只是没有法定依据,清代则经“部议议准’,成了合法的了。

写截搭题八股文,要把两句或两个半句无关的连在一起,成为有机的结合,这中间有手法,有窍门。即前面说的“稍知机法者”,“机法”便是窍门,如前举《曲园课孙草》范文,《皆雅言也·叶公》,在破题中“明圣训之有常,而楚大夫又可记矣”,只一句话便把无关系的两个半句连在一起,便成有关系、可理解,可发挥的了。梁章钜《制艺丛话》记举人喻世钦的一个写截搭题的例子,也十分有趣。文云:

“喻孝廉世钦,为诸生时,应试得截搭题《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隔舍生作承题云:‘夫人不如鸟,则真可耻矣。,因转不到下截,将此二句,再三吟之,喻闻而生憎曰:‘耻之、耻之!如耻之,莫若师文王。’隔舍遂寂然,盖已录之矣。主司阅其文平庸,惟承题为通场之冠,因获售,乃访喻所居,执弟子礼焉。’

这个例子很生动,本来这两截的确很难连在一起,所记是巧合,却很自然。而这喻孝廉本身不知如何作法,如记录者把两个人的破、承题都记录下来,比较一下,就更有趣了。至于有名的截搭题笑话:《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文中什么“一杖而原壤痛,再杖而原壤倒,三杖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阵清风,化为阙党童子……”这就是拉郎配式的办法,硬把两截接在一起,自然是笑话了。

六是乾隆初方苞奉敕编了《钦定四书文》,后来收到《四库全书》中。明代八股文虽然名家很多,时文选本、专集很多。但没有钦定的专书收八股文。梁章钜《制义丛话》例言中说:

“《四库全书》中,所录历代总集别集,至为详晰,而于制义,惟恭录乾隆初方苞奉敕所编之四书文四十一卷,此外时文选本,及各家专集,一概不登。”

按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清代江南包括安徽和江苏)。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因母病未应殿试归。学宗程、朱,著文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是桐城派古文创始人。融古文笔法入八股。乾隆初奉钦命编制艺文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集,清文二集。凡例八则。《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云:

“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思教无穷,即于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也。”

“以为士林之标准”,这说的是很重要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样板”。广大士子就照着这个标准模式来写八股文。但是文风也在不断变化,一时有一时时尚,同样是八股文,康熙、乾隆各个时期,也有不同的时尚差别。据记载:嘉庆中叶,文体变的怪异,可能受当时汉学考据的影响,参试士子往往寻找僻书字句,以炫耀新奇,显示自己的学问。当时有一御史黄任万,奏请续选“钦定四书文”,以正文体。奉上谕云:

“制义一道,代圣贤立言,本当根柢经史,阐发义蕴,不得涉于浮华诡僻,致文体驳而不醇。自乾隆四年,钦定四书文选,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裒次。而于本朝文之清真雅正者,一并采列成编,选择精严,理法兼备,操觚家自当奉为正鹄,乃近科以来,士子等揣摩时尚,往往摭拾《竹书》、‘路史’等文字自炫新奇,而于经史有用之书,转未能潜心研讨,揆之经义,渐失真源,今该御史奏请修正文体,固为矫弊起见。但折内所称欲另选近年制义,以附《钦定四书文》之后,此则尚可从缓。试思近时能文之士,求其经术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轶过前人。即广征博采,亦恐有名无实。是唯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别,一以‘清真雅正’为宗,而于引用艰僻,以文其固陋,专尚机巧,以流入浮浅者,概屏置弗录,则海内士子,自各知所趋向,力崇实学,风会日见转移,用副国家振兴文教至意。钦此。”

这篇“上谕”较长,在此全文引用,除说明当时八股文风情况外,有一点却十分值得赞赏,就是对御史奏请续编“钦定八股文”全无兴趣,而指出“即广征博采,亦恐有名无实”的本质,十分坦率可取。使人不免想起近年不少大部头书,种种“辞书热”,辗转剪贴(连抄袭都不肯),似乎自知之明差多了。当然为了发财那是例外。

七是钦定的统一衡文标准,就是上段所引嘉庆上谕中“清真雅正”四字,不过这不是嘉庆定的标准,而是他祖父所定的。据梁章钜《制义丛话》记载: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复经礼部议奏,应再饬考试各官,凡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以为多士程式。乾隆十四年,复奉“上谕”云:

“国家设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设非读书穷理,笃志潜心,而欲握管发挥先圣之义蕴,不大相径庭乎?我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训,朕题贡院诗云:‘言孔孟言大是难。’乃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臆说也。等因钦此。”

梁章钜于此则笔记后小结说:“是‘清真雅正’四字,代圣贤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圣训相承,规重矩袭,永为艺林之矩矱,制义之准绳矣。”可见这四字,是清代八股文评价的法定标准。俞曲园《曲园课孙草》序言中说:“教初学作文,不外清醒二字。”这也是按照这四个字的法定客观最高评价,进行按程序教学的。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二十一记云:

“余五上公车,惟辛酉科以回避未入场,前三科皆荐而不售。第一科为乾隆乙卯,房师胡果泉克家批曰:‘文笔清矫’。第二科为嘉庆丙辰,李石农师銮宣批曰:‘格老气清’。第三科为己未,吴寿庭师树萱批曰:‘词义清醇’。每次领回落卷,必先呈资政公。公一日合阅之笑曰:‘功令以清真雅正四字宣示艺林,而汝文只得头一字,毋怪其三战而三北也。’余不觉爽然若失。迨壬戌科,立意欲以词藻见工。又闻纪文达师为总裁,最恨短篇假古文字。故于首艺竭力降格为之。中二比云:

古未有为君而见疑于人者,而艰贞蒙难,至文王始际其难。夫受命改元之迹,后世可断其必无,而阴行善政之疑,当日几无以自解。则子民将嫌于震主,怀保且指为阴谋,尽君之心而不克释臣之憾,固时事之未可轻言者也。

古未闻外臣而见忌于内者,而毁谤丛生,至文王始极其变。夫崇侯之谗,犹以小人而中君子;而祖伊之告,竟以忠臣而忌忠臣。将加之罪,固无补于圣明;即不加之罪,亦何减于忧患。竭臣之力,而祗以彰君之非,斯又圣人所不忍当此者也。

后二比云:

畔援歆羡之悉泯,无私乃为博爱之原,盖仁所从生,文王实身入其中而深知其故。其统斯民而被之者,其先斯民而全之者耳。视如伤者仁心,不敢侮者仁政。想当年勤勚多端,惟此祥和无己之心,虽至难甚有以相赴。所以洛西除刑之献,以纍臣而感动天朝。

雍宫肃庙之交修,主一实为靖其之本,推敬所由立,文王独精于其体而妙于所施。其臣节之无少亏者,皆其圣功之无或及者也。翼翼者敬之原,祗祗者敬之实。想当日危疑交迫,惟此旦明不渝之志,历万变而不离其宗,所以汝坟恨乱之词,虽邦君而不忘王室。

本房韩湘帆师抡衡批云:‘酣畅流丽,典雅之章。’却无清字,始悟闱中风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这个例子很有趣,不妨略作解说:按所说乾隆乙卯、嘉庆丙辰、己未三科主考官房考官及试题均载于法梧门(式善)《清秘述闻》一书。“壬戌科”是嘉庆七年会试。则载于王家相《清秘述闻续》卷一,具体记载如下:

“嘉庆七年壬戌科会试,考官:礼部尚书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甲戌进士。左都御史熊枚字谦山,江西铅山人,辛卯进士。内阁学士戴均元字可亭,江西大庾人,乙未进士。内阁学士玉麟字振之,满洲正黄旗人,乙卯进士。

题《为人君止》四句,《道之以德》一节,《居天下之》三句。《赋得‘山辉川媚’》得‘藏’字。

会元吴廷琛字震南,江苏元和人。

状元吴廷琛字震南,江苏元和人;榜眼李宗防,字芝龄,江苏山阳人;探花朱士彦,字郁文,江苏宝应人。”

梁章钜所说“纪文达师为总裁”,不但这科是,嘉庆元年丙辰科也是礼部尚书纪晓岚挂帅,为阅卷大臣总裁。所记三题,首题“为人君止”四句,见《大学》,原句是: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题目删去后三止、六句,只出了四句。这四句是赞美周文王的,前面引了《诗经》句子:“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这章书是释“止于至善”的,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朱注云:“诗,文王之篇,穆穆,深远意……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之大者也。”梁章钜这中二比、后二比四股文章专写文王,集中写“君、仁、臣、敬”四字。文王是纣的臣子,纣王被武王所灭,建立周朝,武王又尊其父为文王。又成周朝开国之君。四股文章一弹三叹,反复论证这四个字文王如何止于至善处。文章有内容,有文彩,有气势,即使现代人读起来也很有意思。评语是很中肯扼要的。有“雅”字而无“清”字,可见“清真雅正”四字,“清”似乎是初步的,清楚、清晰、当然“一清如水”,也是很高的境界,“真”应是真实、率真、醇真,不做作。“雅”的标准是什么,它排在第三个字,“典雅之章”,比“清矫”、“清醇”等似乎好看多了。因而只是“清矫”等等,虽由分房阅卷官荐给主考官,却未取中,写出“典雅”文字,才入了试官眼,中了进士。丙辰科总裁也是纪昀,梁的荐卷批语是“格老气清”,却未取中。这科相隔七年,同样是纪昀总裁,却取中了。也可见这七年功夫不是白下的,至于最后一字“正”字,那就更是封建时代衡文的极限。谥法上文下加一正字,也不容易,如宋代范文正公,清代曾文正公等等。大概要十分圆满才能当得一个“正”字。八股名家韩菼后,追谥“文懿”,当时上谕云:“谕旨,故礼部尚书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其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从来未邀易名之典,着加思追谥。”这就“清真雅正”,四个字都有了。

八是要“磨勘”。所谓“磨勘”,就是每届乡试、会试之后,为防止敝端,把取中的卷子,派官拿来重新研究,如发现毛病,便要追究;纵无毛病,也可以研究文风,观察士子思想动态,这在清初是十分注意,十分认真的。在乾隆时,更加注意此点,乾隆每每亲自过问。戴璐《藤阴杂记》记云:

“自己卯严磨勘之条,顺天停科四人,亦有幸免者,有诬指者。壬午勘卷,某摘一用‘社稷镇公子’卷应议,裘文达公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客有以出《左传》对者,命立取书以证,果出《左传》,遂长跪而几受责,时麟己官编修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顾天骏五十外中举,题为《孟公绰……》节,用‘国狗之瘈’句,为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达虚心查《左传》而救之。”

戴璐所记:“己卯科”是乾隆二十四年,“壬午科”是乾隆二十七年,庚寅是乾隆三十五年。裘文达公是裘日修、字叔度,乾隆己未进士,江西新建人。累官礼、刑、工部尚书,替乾隆编过不少书,学问很好,但《左传》忘了。按《左传》是当时八股文教育中的必读书,这些“大磨勘”居然忘了,可见不知多少人因磨勘而被诬指了。

据记载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首题为《唐棣之华》至《未之思也》。场中士子,有用“肠一日而九回”句者。上以言孔孟言,不应袭用《汉书》语。先是派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至是令再颁礼部、顺天府,各于外帘存贮,俾试官知衡文正轨,并严重磨勘。著以下科为始。磨勘诸卷俱于卷面填写衔名。据此可知当时磨勘多么重要。其他具体例子的记载还多,不一一赘举了。

说清代八股文,必然先要知道一点清代八股的特征,以上八点,可供参考。不过所说大多是具体的规则条例等等。至于文风派别,因太抽象,要举大量原文才能比较,今天亦难说清,不多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