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溪先生的小说是洋人做的
正在大家把“旧形式的采用”问题，闹得烟雾笼天的时候，我却发现了一个“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的奇迹，那就是在《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面：杨昌溪先生的小说《鸭绿江畔》，是请俄国的法捷耶夫作的。
读者诸君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将杨先生的《鸭绿江畔》和隋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大江书店版）来互相对照一下：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的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毁灭》的开头——以后简称毁）。
在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鸭绿江畔》的开头——以后简称鸭）
“将这送到夏勒图巴的部队去吧”！莱奋生递过一束信去……（毁）
“来！拿这个到苏桥队部去”！金蕴声……递出一卷公文来……。（鸭）
但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队长同志，一要到什么地方去，立刻是木罗式加，木罗式加的。好象部队里简直没有别人一样。……”（毁——同页）
“哦！司令官同志，你叫一叫别人也可以，时常都是李宣廷。好象这队伍中只有我一个传令兵样。（鸭——同页尾）
为了篇幅，我不能再多举例了。总之，《鸭绿江畔》从开头到煞尾，除了人名字和《毁灭》的不同以外，内容，形式，故事，乃至每字每句，都是从《毁灭》上搬运过来的。
不久以前，何家槐先生借用了徐转蓬先生的作品，不幸遭了告发而被指为“文绑公”。现在呢？（其实不是现在，因为《鸭绿江畔》还是去年发表的）我们又发现了杨昌溪先生这篇《鸭绿江畔》。（也许法捷耶夫的《毁灭》是偷窃得杨先生的，不过在杨、法二先生都未发表《我的自白》以前，我也只好暂时这样武断着）。
不过，杨先生的手段似乎还比何先生高明一点，他所绑的是洋鬼子的来路货，而不是好朋友的作品。这一点杨先生是比较聪明的，假如说，杨先生也应当“活谥”为“洋文绑公”的话。
临了，我还觉得那些正在讨论什么新形式、旧形式的先生们，真是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傻子，倒不如象杨先生一样，直捷了当地把“洋内容”和“洋形式”一齐“窃取”“借用”过来，舒舒服服“登龙”“领稿费”的为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