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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大全》中国近代之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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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发明有亡国(今所谓王朝)、有亡天下(今所谓国家、民族)之说,为民族主义之先驱。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为民权主义之先驱。

然此大体上仍不能出宋学之范围,泛览理学家之书多者自知之。

俞正燮。亦一考据家。但深知古今社会之异,古之并不足尚。《癸巳类稿》、《存稿》中,此类作品甚多。在思想方面,非他家可及。

但此亦不出汉学之范围。因汉学家中,亦时有能见到真际者,但不如俞氏之多而且透彻耳。其与近代思想关系最密切者,当首推龚自珍。(自珍与魏源并称。在学问方面,自珍远不如源之切实;以思想论,则源不如自珍之恢奇)梁启超谓近代之思想家,最初无不受自珍之影响,且多好之甚深;此事实也。大抵今文经说,多有与后世普通思想异者,故思想瑰奇者多好焉。庄(存与)、刘(逢禄)已微启其端,至龚、魏而大,至康有为而极。若王闿运、廖平,则流于荒怪,乃走入旁门,不足道矣。但廖氏分别古书源流派别之法,确系极精;其自己所立之说虽荒怪,而此方法在古史研究上,将来必能放一异彩也(现在蒙文通颇能用之)。[前人仅知以古书之整部,言其学问派别。而廖氏知古书之不尽纯,乃就其一章一节而分别之;此其所以胜于前贤也。]

康有为之学问,体段颇大。康氏之思想,自成一系统。其所用其资料者,则(1)西汉以前经学家之微言大义,(2)佛学,(3)理学,(4)又杂以西洋之科学、历史、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等。康氏最富于六经皆我注脚之精神;其所取为资料者,不过取为资料,以佐吾说而已;或非其说之真相也。——康氏原非考据家。现在,有从考据方面,采取其说者,如顾颉刚、钱玄同;有从考据方面驳斥之者,如钱穆。于康氏价值,均不能为增损。

康有为之思想,自成一体段。彼视天下终可达于太平,而其致之必以渐;乃以《礼运》大同、小康及《春秋》三世(据乱而作,进于升平,再进于太平)之说佐之。其对于宗教感情之热烈,及其论修察克治之精严,则其精神,得诸佛学及宋学。其重视物质(有为著《物质救国论》),则其得诸近代欧化之观感者也。有为之为人也,富于理想,而于眼前之事实,认识不甚清楚。观其后来竭力反对对德宣战,且固执民主政体,必至争端,因之牵入复辟案中可知。

其弟子梁启超,世与其师并称为康、梁;实则性质与其师大异。启超之为人也,博学多通,而自己并无心得。但于各种学术,能(1)多所通晓;(2)且能观其会通;(3)又能援引学理,以批评事实。故其言论,对一般之影响甚大。

与康、梁同时者,尚有一谭嗣同,著有《仁学》一书;其思想之体段,亦颇伟大。但立说太幼稚,太杂乱,盖因早死,其思想未能成熟也。

此外近代有思想者,尚有一章炳麟(亦名绛),其人之思想,并不伟大,亦不精深,但极刻核,遇事皆能核其真相,不但就其表面立论;故不牵于感情,震于名声,如其所作《代议然否论》,是其一例。又有严复,论事亦主核实,近于炳麟。要之,近代之思想家,康有为近墨家、儒家、阴阳家。梁启超近纵横家,章炳麟、严复近法家。此外徒读故书,贩译新说,自己并无心得,皆不足称为学也。

西学输入以后中国学术曾受何等影响?此当以根本改变吾人之思想者为限。若忠实翻译,或引伸发论,则仍是他人之学术也。以吾观之,中国学术思想,受西洋之影响者,有下列数问题:(1)受科学之影响而知求真。(2)不责实用。(3)知分科之当务细密:此皆方法问题。在主义上,其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固不足论。后来偏重政治;实则西洋政治学说,与中国并无根本异点。其最后能改变中国人之思想者,达尔文之《种源论》,马克斯之《资本论》;此两书本非只讲一种学问,其影响,可使各种学问之观点,皆因之而改变者也。(凡学问,必如此,乃可谓之伟大。但此等大发明,多系时代为之,非尽个人之聪明才力也)[《种源论》盛于民国前十余年至民五六年,自强之观念,由是普遍于中国。《资本论》盛于民五六年至今日,由是而得认识社会组织(社会之组织,各有不同,皆随环境而定,并无优劣之分)。至于其他西洋有名之学说,若“四度空间”等,则以不合中国学术之个性,未能有影响于中国(四度空间为物理学上最有价值者,而于哲学上则平;中国哲学之发达,远胜于物理学;故其说亦鲜有注意者矣)。学术之事,穷极则复;苟于其穷时,有一新学术输入,而惬心贵当,则遂假而用之,不复劳自己进行新发现。故设西洋学术不于是输入,中国学术亦自将另起一新局面。此犹玄学之后,适有高深之佛教输入,而学者不复旁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