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训诂学的传统观念形成于唐代的孔颖达，而国学大师黄侃则创立了训诂学的现代观念。黄氏界说一出，训诂学的现代观念有了很大发展，主要有“分工派”与“综合派”两家。前者以陆宗达、王宁的“古代文献词义学派”影响最大，后者以殷孟伦、许嘉璐等的“综合派”为代表。笔者在考察以往训诂学史的基础上，继承章太炎、黄侃的学说，首次提出训诂学的“二重性”问题，并将训诂学划分为三个部门：“词义生成学”、“微观文献疏证学”与“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前二者属训诂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后者属训诂学的应用学科。
一 现代观念的产生
从观念上对训诂学进行思考，已有很久的历史了。
在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尔雅》中，第一篇与第三篇分别以“释诂”“释训”命名。在这里，“诂”与“训”分立，这表明，在作者心目中，“诂”与“训”是“释”的对象，是作为两个实在对象出现的，并非构成一个术语。这从《尔雅》十九篇均以“释×”为命名方式也可以得到证明。清代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豫部第九》说得更加明确：“《尔雅·释诂》者，释古言也；《释言》者，释方言也；《释训》者，释双声迭韵连语及单词、重辞与发生助语之辞也。”
到了西汉《诗诂训传》中，“诂”“训”“传”三字并立，这是汉代毛亨在继承前人及《尔雅》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三种训释方式。“诂”大致为训解古词古义及其他基本词，“训”大致是训释连绵词及重言词，“传”是在“诂”与“训”的基础上阐释诗的内在涵义等。毛亨的“诂”“训”“传”有两个特点，一是“诂”“训”“传”的含义及使用，仍具有词源的特征，二是《周南·关睢·诂训传第一》之类名称表明毛亨并未将“诂”“训”及“传”作为一个术语来使用，因此，毛诗中“诂训”并非连用，而是分用。
到了东晋，郭璞在《尔雅·序》中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ｙǒｎｇ①，ｈū②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郭璞又在《尔雅·释诂第一》中第一条下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里郭璞已接近于在概括了。
到了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犹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学，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诂训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在这段话中，孔颖达展示了他的概括历程：由“诂训传”概括为别名“注解”构成了一个术语，这是一次对学科认识的质的飞跃。又由“诂训”总括其对象：“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最后又加以补充道：“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可见，孔颖达在训诂领域中已初步进入了术语的确定及对象的划分领域中，已由具体的对象初步上升为抽象的概括了。可以说，到孔颖达这里，传统的训诂学观念已形成了。从孔颖达到清代乾嘉学派，这一观念一直流传了下来，时至今日，这一训诂学的传统观念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支配着许多人的工作实践。
训诂学现代观念的产生，要算是从黄侃先生开始的。
清朝末年，随着反清革 . 命运动的高涨，国学大师章太炎与黄季刚两位先生，在宣传革 . 命思想与参和革 . 命活动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说：“合此三者（按：指文字、训诂、声韵），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此种学问，仅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章太炎将“小学”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标志着语言文字学学科观念的产生。太炎先生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创始者。在学科观念的支配下，太炎先生撰著了《文始》，这是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我国的第一部语源学专著。
太炎先生撰写《文始》之初，黄侃先生曾参与了条例的拟定（见黄侃《声韵略说》）。在继承太炎先生“语言文字之学”的基础上，黄侃先生进一步发展了学科观念。黄先生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②］该书还记载道：“黄先生云：‘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也。’以上黄先生语。”黄先生的界说中，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研究对象，即“解释语言”，而且没有“时地之限域”，这较之于古人的训释古语显然是扩大了范围；第二是理论和方法，即“法式”和“义例”；第三是研究目的，即“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黄侃先生对训诂学所作的这一界定，是在明确的学科观念下作出的。即使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一界说也称得上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是训诂学观念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黄先生对训诂理论的建议，并没有局限在观念的更新上，而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初步创建了训诂学的现代理论体系。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他便拟定了训诂学的理论提纲，定名为《训诂学讲词》，并且在多所大学施以讲授。该提纲由“训诂述略”与“十种小学根柢书”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属理论与方法部分，后者属训诂要籍介绍。这虽然是一份简略的提纲，但其中已明确有了理论与方法，对象分类等当代学科思想。黄先生在他的教学活动与著述中，具体阐述了他的理论与方法，并施之以实践。可以说，黄先生是中国现代训诂学观念的提出者。
二 现代观念的发展与分歧
黄侃先生的训诂学界说问世后，有关训诂学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
齐佩ｒóｎｇ③说：“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③］这可以称为“古语义学派”。在这种观点中，历史观点是其重要支柱。
王力说：“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但是在治学方法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④］王力先生一方面认为二者在方法上差异很大。学科的大致相当表明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当，而从大致相当的对象却导出了方法上的“很大差异。”这表明王力先生对训诂学的认识还不太明晰。近年来，王力先生的弟子们明确宣称：训诂学就是语义学。这可以叫做“语义学派”。
陆宗达先生说：“训诂学（狭义的）：语言所含的思想内容是它的核心。传统的训诂学着重研究词语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词的产生和发展变化。”［⑤］陆宗达、王宁先生又对训诂学解释说：“对象：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任务：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目的：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如果把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扩大到各个时期的汉语，包括现代方言口语的词义，就产生汉语词义学。可见，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⑥］这可以称之为“古汉语词义学派”或“古代文献词义学派。”
殷孟伦先生说：“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以语义为核心，用语言解释语言而正确地理解语言、运用语言的科学，因此它是兼有解释、翻译（对应）和关涉到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学科。”“应该注意的是，训诂学虽然以语义为核心，但不限于语义的范围。因此，训诂学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语义学。”［⑦］许嘉璐先生说：“传统训诂学以训释实践为其主要形式，以文献语言的内容形式为其对象，因此它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语言以及用语言形式表现的名物、典章、文化、风习等等都在诠解范围之内。……现代的训诂学就应该在更高的层次上把训诂学与社会学、文化学等等结合起来，这就是所谓训诂学的延伸。”［⑧］许先生对训诂学的解说在本质上与殷先生一致，只是解说得更加明确了。持这一主张的还有洪诚等先生，我们称之为“全面解释派”。
从以上各家对训诂学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训诂学观念在当今的发展不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是“分工派”，认为训诂学是向着语言学的方向发展，齐佩ｒóｎｇ③、王力、陆宗达、王宁诸先生均属此列。在分工派中，尤以陆宗达、王宁两位先生的影响最大。陆、王两位先生在其代表作《训诂方法论》一书中，鉴借当代国外语义学理论，科学地分析了乾嘉学派以及章黄学派的训诂理论与实践，使传统的训诂学理论系统化，然后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比较互证”这一新的训诂方法。是书一出，古老的训诂学便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从理论渊源上看，陆、王两位先生继承并发展了黄侃先生的训诂理论，但是又有一定差异，即在黄先生训诂观念中加进了“时”的限制。这一“时”的限制，使训诂学在对象上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区间”，这十分有利于理论的系统化。但陆、王两位先生并未将对象“区间”限得很死，而是展望了未来：训诂学的对象区间将“包括现代方言口语的词义”。
以殷孟伦先生、许嘉璐先生等为代表的“综合派”，强调对古代文献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阐释。从理论渊源上讲，这一派继承了黄先生界说中“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观点并界定训诂学的对象区间是从古代文献的形式到内容，这是对黄先生观点的一个延伸与发展。这一派的重点是在语言及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上，如果我们结合训诂学观念的发展史来观察，“综合派”的训诂学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的复归。但这决不是说这种观念等同于传统观念，而是说这一派在诠解文献语言上以整体为对象，在诠解内容上自觉地同社会学、文化学相结合，这是一种对象区间与方法论的延伸，即许先生所说的“训诂学的延伸。”
三 训诂学观念中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唐代孔颖达为代表的传统训诂学观念以及以近代黄侃先生为代表的现代训诂学观念来考察，我们发现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在传统训诂学观念中，“注解”是其核心观念。从起源上看，训诂学产生于对古代文献的诠解、疏理，《周易》有经有传，其传便是对经的诠解；《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对《春秋》经文的诠解，这可以说是训诂学的萌芽。西汉毛亨的《诗诂训传》，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训诂学著作了。尽管在秦汉之际已出现了《尔雅》，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训诂学的“注解”性质，无怪乎唐代孔颖达要得出“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的结论了。传统训诂学的这一“注解”性质，形成于毛传，延续到清代的乾嘉学派之前。
有清一代，有休宁戴氏东原出，他在《转语二十章序》中说：“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为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此“音”“义”互求之说，戴东原的学生段玉裁以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创造性地运用于他们的训诂实践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以音义互求之法，开创了训诂实践中的语言学研究领域；段玉裁的《诗经小学》，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则是具有“注解”色彩的训诂学专著。到了清代末年，章太炎已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训诂学的“二重”性质，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章太炎先生的一段话中所说的：“今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这是训诂学二重性的首次明确的表述。
现代训诂学观念的提出者黄季刚先生，继太炎先生之后，又给训诂学的二重性以明确的表达：“以语言解释语言”与“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
第二，从训诂学的二重性，更可以明确地看到“分工派”与“综合派”的分歧根源所在。“分工派”中的“语义学派”，撇开训诂学的诠解性质，将训诂学的对象区间死死地限在纯语言学范围之内，无怪乎得出训诂学和语义学大致相当，但治学方法却有很大差异的自相矛盾的结论了。
“分工派”中的“古汉语词义学派”或“古代文献词义学派”，比起“语义学派”来，照顾了训诂学的二重性，但从其定名来看，也是偏向于语言学范围的。
“综合派”，从其“以文献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为其对象”的理论宗旨来看，似乎是关照了训诂学的二重性。但其训解文献语言而不限于词的目标，将其训解目标扩展到文献语言的全部，这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及训解实践上，将使自己不知不觉地走向纯语言学的一端，这样，势必使其理论体系变得十分庞大而最终难以建成，其训解文献语言的内容并将这种内容无节制地扩展到名物、典章、文化、习俗等各自的领域。鉴于语言承载信息量之无与伦比，名物、典章、文化、习俗等各自领域内容之庞大，训诂学将变得无所不训、无所不解，而这又是难以完成的。这是“综合派”在训解对象上所陷入的困境，这种对象上的困境又导致“综合派”在理论建构上的困惑。
第三，除了“分工派”中的“语义学派”外，无论是“古汉语词义学派”，还是“综合派”，他们的工作实际都是以文献词义的考辨为中心的。目前流行的考据方式。多是条条式考辨，此种形式，起源于何时，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其大量出现，无疑是在清代，像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都是比较著名的笔记式考辨。至于这种考辨笔记的性质，赵振铎先生说得明白：“读书笔记本不在于著书，而是为了著书作的一种准备工作。平日读书有了心得就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材料多了，就进行整理。”至于其价值及缺点，赵先生说：“这些笔记，精粗程度不太相同，同一书中各条之间的水平也不一样，但是从训诂学的角度看，它们却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可以利用的材料。”［⑨］可以看出，笔记式考辨原是训诂学家们用来著书的一种准备材料，但由于他们功底深厚，便有了可资利用的价值。今天有相当多的人把古人这种材料的准备方式当成了考辨的正宗形式。由于今人在材料功底上远不如古人，甚至在传统训诂理论的修养方面也赶不上古人，因而错误很多。有的误把随文释义当作了义项，有的不考虑文献性质而胡乱解释，如有人将李白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⑩］之“疑是”解为“好像”，事实上，前三句都是作乾“遥看”之景，第四句，作者并没看到其景，但古人认为实有“银河”。“疑是”正表明作者心中疑疑惑惑，这瀑布似乎是来自九天之银河，这正反映了当时李白的认知心态。
但是，今人在功力赶不上古人，在训诂理论素养有时也不及古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提高考辨，尤其是笔记式考辨的可靠性呢？
四 训诂学——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
笔者在前辈成果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２年湖南湘西索溪峪训诂学年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训诂学，应当是以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为对象与目的的一门学科。
首先，我们应弄清“古代文献”的含义。我们所说的“古代文献”，是以古代汉语为记录工具的古代书面文献。由于古代汉语包括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文言”以及以六朝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因此“古代文献”便相应地形成两个系统：一个是古代文言文献系统，另一个是古代白话文献系统。
其次，要弄清一部具体“古代文献”的内在组成。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深入的探讨了。事实上，一部具体的古代文献，例如一部富有哲理意味的书，像《论语》、《庄子》、《老子》之类，便是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系统；而这一系统事实上是由各个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复合系统。这一复合系统中的语言系统是一部古代文献的承载系统；对象（或知识）系统是一部古代文献内事物的组成系统；此外，还有一个上下文义及言外之意粘附在语言系统及对象系统上。具体古代文献的语言系统，又是由语义系统和语言形式系统（由语序、形态、虚词、特殊文例等组成）所组成的；就承载功能而言，语义系统是主体，而词义又是语义系统的核心。可以说，抓住了词义，理解了词义，是我们诠解、理解一部古代文献语言系统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们对具体文献的诠解、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对该文献语言系统的诠解、理解层次上，是很不够的，也是不能彻底了解文献的整体的。例如《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字面理解并不难；但语言背后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可见，对具体文献的理解还必须深入到该文献的对象系统中去。“上下文义”及“意外之意”在具体古代文献中并不构成与该文献语言系统、对象系统三足鼎立的一个子系统，而是粘附于语言系统与对象系统之上的。其产生原因，是由于语言自身未能完全达意及表情而出现的。这一点在文学作品（诗歌尤甚）与哲学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古代科技文献中则微乎其微。
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古代文献词义”是存在于“古代文献”这一大范围之内的，它和字典辞书中的“词义”虽然有联系，但并不相同。字典词书中的“词义”，是一种词义的系统，它一般由本义或基本义与引申义、比喻义、假借义所组成，而且是处于静止状态，尚未与事物系统发生动态的、表述的联系，更不会有上下文义及言外之意附丽于其上。“古代文献词义”是字典辞书词义系列中的一个个体，或为本义或为基本义或为引申系列中的一个义项，而且它与事物发生了动态的、表述的关系。有时，尤其在文学作品中会产生大量的上下文义及言外之意。
因此，我们这里所谓的“古代文献词义”，是由下列两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抽象义及附加义，这是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载于字典辞书的词义；
第二部分，是上下文义及言外之意，这是附着于具体文献的语言系统及对象系统之上的。
正如我们在前边所提到的，无论是训诂学中的“分工派”或“综合派”，都是以诠解古代文献词义为核心工作的。如果我们从“古代文献词义”的组成来审视这两派，二者的分歧便一目了然。“分工派”，将自己的诠解对象拘囿于古代文献词义的抽象义及附加义上，所得的结果是语言学范围的成果，是一种近乎纯语言学的考释。“综合派”虽然在理论上宣称自己要解释古代历史文献的全部，从语言到语言的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实现目标的全部。从以往的训诂名著来看，如西汉毛亨的《诗诂训传》，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没有任何一部训诂专著能达到训解古代文献语言与文献语言所表述表达的全部对象的目标。但“综合派”的优点，是在于走出近乎纯语言学的训释天地，进入了文献语言所表述的对象领域。这是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优点，值得肯定。
我们以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应从它的研究对象去看，另一方面又要从它的功用去看。世间的学科，有的以研究实体对象为主，有的则以研究关系，功用对象为主，前者如生物学、地质学、语音学，后者如技术经济学、数学。此外，还有一类学科，它既研究实体对象，又研究关系、功用对象，我国的传统训诂学就是以研究实体对象和关系，功用对象为主的一门学科。一方面，它以诠解“古代文献词义”这一实体为对象；另一方面，它又以训诂学是诠解古代文献的工具这一功能以及训诂学家对文献的理解关系等为对象。可以说，我国自汉代以来的训诂学史，便是一部对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史以及训诂学家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史。古人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语）正揭示了训诂学的性质。但是，我们主张的“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既不是“分工派”近乎纯语言学的考释，又不是“综合派”的对古代文献的全面阐释，更不是主客浑然一体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以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为中心，而在考求中一要弄清具体文献中词义的音义、形义以及形音义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制约关系，二要弄清“知识义”（属具体文献的对象系统及该知识的自身系统）与词义中抽象义、附加义的关系，即“知识义”对词义的生成关系及词义对知识义的表述关系，并进而从“词义”及“知识义”这一微观角度阐述古代文献。如果我们将我们所理解的训诂学作进一步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下列三个部门：一个部门是“词义生成学”，它探讨怎样从“知识义”生成词义以及词义与词音、字形之间的生成关系；另一个部门是“微观文献疏证学”，（又属“文献疏证学”的一个部门），它探讨词义对知识义的表述关系以及文献作者怎样运用词义与知识义在微观上生成文献。
当代的古代文献词义考证中“考未知、证已知”这两种形态，可以列入第三个部门。目前，这一部门比较发达，在理论上也较前两个部门成熟得多。但这一部门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如不讲求词义与“知识义”的关系，笔记式考据中愈益脱离文献系统的偏向等等。
那么，我们所理解的训诂学中的三个部门——“词义生成学”、“微观文献疏证学”与“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前二者为基础理论学科，后者为应用学科。
综上所述，我们对训诂学提出新的理解，是在借鉴中国两千年训诂学史与当代训诂学观念及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两千年的训诂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验证新观念的场所；“分工派”的理论研究引导我们更接近了真象；“综合派”的倡导唤起了我们对训诂学本质理解上的复归之心。如果我们对训诂学的新理解能站住脚的话，那也是站在前辈巨人臂膀上的登高一望，而不是“代沟”，更不是“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