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迷帚》壮者著。二十四回。原载1905年《绣像小说》第43至第52期,每回前有一幅绣像。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1960年5月中华书局版《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阿英编)收入。
小说第一回《挈领提纲全书大旨,开宗明义箴世名言》,对全书主旨作了总的说明。它起句就说:“看官!须知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莫若迷信。”本来“黄种智慧不下白种”,但到今日却“相形见绌”了。这是“因数千年人心风俗习惯而成”,特别是历代帝王假借神权以“检束民智”、陷官民于迷信愚昧的结果。作者痛感于“自宫廷以至外臣,自士夫以至民庶,一倡百和,举国若狂,日醉心于祈禳祷祝,其遗传之恶根性,牢不可破。虽今日地球大通,科学发达,而亿万黄人,依然灵魂薄弱,罗网重重,造魔自迷,作茧自缚,虽学士大夫,往往与愚夫愚妇同一见识。”他将中国和西方作了如下的对比:
中国之民智闭塞,人心腐败,一事不能做,寸步不能行,荆天棘地,生气索然,几不能存立于天演物竞之新世界。视西人之脚踏实地,凭实验不凭虚境,举一切神鬼妖狐之见,摧陷廓清,天可测,海可航,山可凿,道可通,万物可格,百事可为,卒能强种保国者,殆判霄壤。
这个比较难免片面和绝对化。但作者急切改变现状,希望中国摆脱愚昧落后、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的心情和愿望,还是灼然可感的。作者从比较中深切感到:“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而改革习俗,首先就要反对封建迷信。作者热切希望,中国“合四万万同胞,人人鼓勇直前,从实理阐起,实事做起,”“举层层关键,一拳打破,重重藩篱,同时冲决,”让扫除迷信之巨帚,将神州大地上的一切愚昧、无知、落后统统扫光!
小说的主人公卞资生,是江苏吴江县的布衣,他“学兼新旧,其胸襟磊落,思想高尚,真有空前绝后之慨。生平专讲实践,最恨鬼神、仙怪、星相、卜筮诸说,谓此实陷害人群进化的蟊贼。”他和“把这因果祈禳之说,看作圣经贤传,身心性命之事”的表弟同游各地,对所见所闻种种迷信事实,逐件加以剖析,从反复的论辩与验证中,充分揭露了迷信的危害和虚伪,从而教育了这个起先是“八股之外,绝无事业”,“顽固不通,充数儿的秀才”。后来杨心斋以从他这儿获的“所得”,去“薰陶”从前与怀“宗旨性情”相投的旧朋好友,使他们“渐渐移步换形”,取得了“合同而化”的效果。这实质上是对卞资生描写的廷伸,也是作品关于科学征服迷信题旨的外化。
这一点,卞资生说得更直接:“小弟愚见,原思双管齐下,一边将迷信关头重重勘破,一边大兴学堂,归重德育,使人格日益高贵。”大声疾呼扫除封建迷信,是当时西方科学文化思想输入中国后产生的一种社会效应,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思想,无疑具有明显的启蒙作用。
而正是这种过重启蒙的特点,使作者未能在人物的绘形写神上下功夫,故书中人物,包括主人公,几乎都成了演绎作者观念的符号,乃至有些人物干脆就用“甲”、“乙”、“丙”的代号名之。同时,小说也不精心结撰生动诱人的故事情节,不讲究故事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而是以卞资生和杨心斋的辩论,以及壮抱等几个同道在一块交流见闻观感,来贯穿全书,他们分别摆出一桩桩充斥于社会的迷信习俗,又一件件地加以评判、剥示、慨叹和否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阿英说:“《扫迷帚》是以朴质清丽的笔姿,缜密的理论,不可变易的事实,扫荡着一切的迷信风俗,可说是晚清的一部最优秀最有着影响的启蒙运动的书,但不能说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晚清小说史》)从思想内容看,它很有价值;但从小说艺术的角度,主要是从小说对人物和情节的要求看,它几乎不能称为小说。
作者所关注的,不在人物和情节,而在那些迷信的现象和事件,他所操纵的笔就是扫迷帚,这帚主要扫向苏州,旁及各省的迷信风俗。例如它重点扫到的“盂兰盆会”。
“盂兰盆”本梵文音译,“救倒悬”的意思。“盂兰盆会”是每逢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的一种仪式,中国从梁代开始仿行,后世除设斋供僧外,还加入拜忏、放焰口等活动。作品写到,每当这天,“日则扎就灯彩鬼像,沿街跳舞,夜则延请僧道,拜忏唪经,搭台施食。各处大同小异,而以苏州为最著。”而苏州出会这天,“万头攒动,空巷出观”,只见:
前导有金鼓、有灯牌、有十景旗伞、有茶担、玉器担、香亭、锣鼓、十番棚等项。次则扮出各种鬼相,如大头鬼、小头鬼、摸壁鬼、无常鬼、两面鬼、独脚鬼、长子鬼、矮子鬼、胖子鬼、瘦子鬼、胀死鬼、饿死鬼,以及刻薄鬼、势利鬼、强横鬼、懦弱鬼、说谎鬼、骄傲鬼、色鬼、酒鬼、胁肩谄笑鬼、招摇撞骗鬼。末后有焦面大王鬼,摆来踱去,全是官样,是鬼是官,令人莫辨。又有小孩数十,身穿号衣,手持各样军器,装作鬼兵。另有一童,翎顶翘然,骑马按辔,装作鬼将,押解鬼饷,冥镪纸帛,高积如山。更有一巨鬼,匍匐作求乞,演出借债鬼的模样。以上诸鬼,却都兴高采烈,鬼混鬼闹,鬼笑鬼跳,一路人看鬼,鬼看人,应接不暇。(第四回)
真是群魔乱舞,鬼气冲天,使人感到艰于视听的窒息。
此外,小说在写苏州的“社戏”、“赛会”以及杭州的“香市”时,都很详细而颇具特点,堪称明晰生动的工笔风俗画。
民俗描写是构成小说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金瓶梅》、《红楼梦》以及鲁迅小说富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巨大魅力的原因之一。《扫迷帚》也写民俗,其比重远远超过了上举小说,但它不是为了渲染人物活动的文化氛围,更不象鲁迅那样怀着一种深情,寄托着一种乡思,而是以深深的憎恶和感叹去揭露这些民俗中所掩藏着的迷信与愚昧,因此,作品除了描写许多民俗的落后与可笑、可叹外,还愤慨地列举了许多借迷信活动以售奸骗钱的事:
有的瞎子算命妄断祸福,咬定别人尚还康健的父母“决已不在”;(第四回)
有的和尚以拜佛修仙为名,引诱妇女入寺,做出“种种暧昧之事”;(第五回)
有的“斋男斋女,赤体对坐”,“甚至脐腹相摩相荡,若能行所无事者,则谓道行已高,”将来“必升大罗仙班”;(第十二回)
有的仅是十六七岁少女,却自称“仙姑”,以符咒为人治病,骗取钱财无数;(第十三回)
有的道士以粪汁代药,致令贫户“立时气绝”;(第十四回)
至于溺鬼讨替、妖言惑众、念经打醮、求签请丹、病危冲喜、接眚净宅、风水求吉、立庙修寺、卜筮祷神,等等,小说更是不遗余力地几乎描写殆尽。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本应着力于文化教育、开启民智的学政大人,竟昏愦到相信仆从关于神化青蛙的胡说,“率眷属多人,衣冠叩拜,并备牲酒祭献”,用彩舆将一青蛙送至庙中。资生为之感叹:昔云之“道高一丈,魔高十丈”当易之为“官高一级,愚高十级”了。(第九回)
小说还对表现蒙昧无知的俚谚及一般习俗进行了精细的辨析,如指出“二八勿打灶”并非说二月八日不能打灶,而是说“篱笆”附近不能打灶,“二八”乃“篱笆”之误;而“母家过一冬,夫家死一公”,则是重男轻女观念的表现;“他如耳朵热,则谓有人说他。眼睛跳,则谓是非将到。鼻打嚏,则谓报信不爽。得梦兆则妄测吉凶,睹物象则妄分休咎,以及日月之为兄妹,雷电之有公母,鸭之脑有秦桧之灵,鸺鹠之鸟是冥王之婿,见寸星之蛇而谓吾祖,见灯火之花而曰有喜,此皆无理之尤者。”(第五回)
民俗,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是人们心态的一种折射,对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它是集体潜意识接受的,因而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而社会变革的深刻与否,民俗的变化往往成为一个标示的尺度。今天,当有些地方又泛起迷信的浊浪,“建庙热”超过“建校热”,不少青年人热衷看手相、扑克算命、电子测吉凶的时候,《扫迷帚》是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的。
“这部小说最好的部分,不是各地迷信事件的报告,而是苏州迷信风俗的叙述。”“这是可以称作《苏州迷信风俗志》”的,尤其是“苏州‘社(戏)赛(会)’之盛,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扫迷帚》足可为明代王伯谷专写苏州风俗之《吴社编》的补充。“书里此类风俗的记述,是全书最好的部分,文字也很清丽”(阿英《晚清小说史》)。由此可见,《扫迷帚》给人的与其说是艺术审美价值,不如说是历史认识价值。
不过,小说中也不乏幽默和讽刺,如它写职业迷信者们诪张弄鬼,却常常败露出丑:以粪汁灌重病贫户,治病却致人于死的苏州道士陶宗王,念经时,被某“提溺壶直灌道士的头顶”,“恍与大成仿某贫户的粪汁报仇”;(第十四回)自称祈禳可以除去狼患的山西沁水城关女巫,借此敛财无数,本人却“竟为狼所食”;(第十六回)因为“六十六,阎王请吃肉”的寿忌,新阳李翁闹出了拒邀赴宴,当不得已而赴了一次宴时,就“大有生去死归之惧”的笑话;(第十七回)“行同诳骗,其计甚狡”的张天师,“每到一处,仪仗喧赫”,常乘绿呢八抬大轿“拜谒当道,招摇过市。出售财神、避火、治病、镇煞、保身、免疫、五雷、五将等符箓,价目高下互殊,自十二元至数十元不等,”以至“人欲瞻仰颜面者,须费十四文,为挂号金,每日亦动以数十千文计”,但结果因推断“湖北票必中大彩”失灵,被人“责以哄骗之罪”,而狼狈逃去;(第二十二回)等等,这一切,显示了迷信的荒诞与危害,表达了作者的轻蔑与嘲弄。
小说中,迷信与科学、中国与西方、愚顽之徒与通达之士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随时出现的充满科学精神的议论,使作品显出了特有的雄辩和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