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钟》是20世纪初年与 《猛回头》齐名的著名爱国主义宣传著作。陈天华著。1903年继 《猛回头》之后出版于日本东京。有1903年初版本和1904年增补本两种。通行本系根据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所收文字排印,经考订,属初版本。后全文收入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陈天华集》中。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刘晴波、彭国兴编校的《陈天华集》第2版,又将《警世钟》再版本增补内容,标明注出,可作对比阅读,为当前较完整版本。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星宿,字星台、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母早亡,父为乡村塾师,家境清寒,十五岁始入蒙塾。后经人资助入新化资江书院、新化实学堂及长沙岳麓书院就读。1903年以官费东渡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不久即积极参加东京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活动,并于这年秋天写下了《警世钟》。
《警世钟》开头即以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诗句向同胞宣传中国已面临灭亡的局势,中国人民“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暗牢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
陈天华指出造成这种亡国灭种局面的主观原因,在于清朝政府和顽固党“不于变法”和“遇事阻挠,以私害公”。他抨击清政府直到辛丑条约以后,才被迫“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实行过,不过借此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的光明,那黑暗倒反加了几倍。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
他接着指出中国眼前已遇到了真实的被瓜分的形势,但痛心于有些中国人“倒帮着外国人杀中国人,全不要外国费力”。他更耻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沦落,“到如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甚至做了帝国主义的“牛马还不算,还要灭种,连牛马都做不着”。
陈天华并没有完全陷入悲痛而气馁。为了避免被瓜分的命运,追求近代民族独立的精神,他以豪迈勇敢的气概号召人们: “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语句沉痛,无愧处于当时反侵略前列的气度!
《警世钟》的后半部分系为了 “救我中国”这一目的,提出了 “十个须知”和 “十条奉劝”,作为具体的爱国步骤。
“十个须知”强调瓜分之祸是 “亡国”“灭种”,侵略的各国仍然支持清政府压制人民; 指出救亡的紧迫性,“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要求认明 “种族”和 “国家”“人人有份”; “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要着急,东家越加要着急”。要求若拒外人“要先学外人的长处”,首先学习其 “爱国、有公德、不做外种的奴隶”的精神,还要去掉我们民族自己的短处,要“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这些都强调了民族独立、爱国和为之牺牲的精神。
十条“奉劝”是向全国各阶层的人们进行号召。奉劝做官、当兵的人,要 “尽忠报国”;贵族要 “毁家纾难”;读书士子,要 “会说”“会行”,富的 “舍钱”,穷的 “舍命”; 劝新、旧两党,各除意见,都要爱国; 会党要“文明排外”,教民要“爱国为主”,妇女“也要想救国”。
在爱国的前提下,各阶层一致对外以救亡,这是陈天华敲响警世之钟声的主要内容。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呼喊。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当时的幼稚和弱点:有强烈的反侵略要求,但缺乏明确的途径;揭露清政府的腐朽和主张反满,但尚未能达到以革命推翻专制制度的认识。虽然如此,在当时革命宣传中影响很大,为辛亥革命准备阶段的重要读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