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从父薄游[1]，往来荆湖豫章[2]，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间[3]，冲簸波涛，以为壮也。登匡庐山[4]，游赤壁[5]，览古名贤栖遁啸咏之迹[6]，有发其志，遂学为诗，耽酒自放。当其酣嬉颠倒，笑呼欢适，以诗为娱，顾谓人莫知我[7]。人亦皆易之[8]，无以为意者。其诗不行于时。屋壁户牖[9]，题墨皆满，涂污淋漓，以诧家人妇子而已。贫不自谋，家人诮之曰：“何物可憎，徒涴墙户[10]，曾不可食，其为画饼耶[11]！”取笔砚投掷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为。君不为怒，亦不变也。
一日，郡守出教[12]，访所谓朱诗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问市中，莫识谓谁，久乃知其为君也。吏人至门，强君入谒。君衣褐衣[13]，窄袖而长裾，阔步趋府。守下与为礼，君无所不敢当，长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处田坳林麓之交，终日无人迹。守独出访之。老亭数椽欹倾[14]，植竹撑拄，坐守其下。突烟昼湿，旋拾槠叶，煨火烧笋，煮茗以饮守。皂隶忍饥诟骂门外，君若不闻。于是朱诗人之名，哗于郡中，其诗稍稍传于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15]，指目者众，讪疾蜂起[16]。而守所以礼君如彼其降，又不为能诗故。守父故与君之父有道路之雅[17]，以讲好而报旧德耳。君诗虽由此闻于人，人犹不知重其诗，复用为谤。呜呼，可谓穷矣！
凡世之有好于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惬于心[18]。其求之而得，得之而乐，虽生死不能易，而岂有所计于外。诗之不足贾于时[19]，以受资而取宠，君诚知之矣。若为闭关吟讽，冻饿衰沮而不厌，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诗，焉足以挠其气，而变其所业哉！
君尝谒予，怀诗数十首为贽[20]，色卑而词款[21]，大指自喜所长，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为信也。岂其刻肠镂肺，酷于所嗜，虽无所计于外，而犹不能忘意于区区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为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诗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22]，岂以予文为足重君之诗于身后哉！
——选自《国学基本丛书》本《明文在》
注释：
[1]薄：发语词，无义。[2]荆湖豫章：指湖北、湖南、江西一带。[3]彭蠡：鄱阳湖的古称。[4]匡庐山：即江西九江的庐山。相传殷周之际的匡裕结庐隐居于此。故称匡庐。[5]赤壁：三国时孙权、刘备联军破曹操处，在今湖北嘉鱼县。另有苏轼游后作前后《赤壁赋》处，在今湖北黄州市。[6]栖遁：栖息遁世。[7]顾谓：只是说。[8]易之：轻视他。[9]牗（yǒu）：窗户。[10]涴（wò）：污染。[11]画饼：谓画饼充饥。[12]教：告示。[13]褐衣：粗布衣服。[14]欹（qī）倾：倾斜。[15]邦君：指太守，[16]疾：嫉妒。[17]道路之雅：指故旧之交。[18]惬（qiè）：满足，畅悦。[19]贾于时：卖给时人。[20]贽：古代初见尊长时所送的礼品。[21]款：真诚，垦挚。[22]不孤：不辜负。
译文：
诗人朱碧潭君，名汶，以名门世家子弟，少年时随同父亲出游，往来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泛舟洞庭湖、鄱阳湖、九江之间，颠簸在波涛之上，以为壮举。又登临庐山，游赏赤壁，观览古圣贤隐居逃世歌啸咏唱的遗迹，志气有所启发，于是学习做诗，饮酒放浪。每当酒醉高兴，呼叫欢笑，便要做诗，自得其乐，还说他人哪能了解于我。人们也都轻视他，不把他的诗当回事。他的诗不行于时，只有在自己家里的墙壁窗户上，写得满满的，涂得到处皆是，以此来唬弄家人孩子。自己贫穷得无法谋生，家里人讥笑他说：“你涂些什么东西，真讨人嫌，只会弄脏墙壁窗户，又不能吃，难道画饼充饥！”拿起笔砚往他身上掷去，想以此激怒他，让他别再做诗。他可不发怒，照旧做诗。
有一天，知府出了一张告示，要寻找所谓朱诗人碧潭的。差人拿着告示到市里喊问，没有人认识是谁，最后才知道是朱君。差人到门，强迫朱君去见知府。朱君穿了粗布衣服，窄袖子长下摆，大摇大摆地上了知府衙门。知府走下座位施礼迎接，朱君无所谓的样子，作一个揖就坐上宾之座。朱君住在府城西郊，地点荒僻，处于田头林尾地方，终日没有人迹。知府独去拜访他。他住的几椽老亭倾斜要倒，用竹竿撑住，让知府坐在下面。家里揭不开锅，捡一点储备的树叶，生起火来，煮几颗笋，烧水冲茶，款待知府。那些差役忍饥挨饿，在门外骂骂咧咧，朱君就像没有听见。于是朱诗人的名字，一府传开了，他的诗也稍稍有人看了。但是一个布衣同知府相交，大家的眼睛都盯上了，毁谤妒忌全来了。何况知府的所以降低身份给他礼遇，并不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而是因为知府的父亲与朱君的父亲是故旧之交，所以与朱君表示修好，报答旧日的交情。朱君的诗虽然由此为人们知晓，但是人们并不懂得看重他的诗，反而以此诽谤他。唉，真可说是穷到头了！
大凡世人对于某件事物特别喜爱，必定是这件事物深得其好，而大悦其心。他追求并得到这件事物，这得到的快乐，是生死也换不到的，哪里还去理会生死之外的事情呢？做诗不能像货物那样卖给人们，得到钱财，取欢于人，这道理朱君是很清楚的。但他情愿关门做诗，虽挨冻受饿，衰病失意，也不厌倦，就是因为这是他的爱好。人们不懂得看重他的诗，怎么能阻挠他的志气，改变他所从事的事业呢！朱君曾经来看我，送我几十首诗以为见面礼。他的态度很谦虚，谈话很诚恳，大概的意思是对做诗是很自信的，不怕人们不知道他，只求我讲一句话做证明。我想他这岂不是如此刻苦专心，爱好做诗，虽然不计较生死之外的事情，但还是不能忘怀于区区的小名吗？唉唉，这确实就是朱君的所以爱好之深了。朱君已经死了，我所以为他的诗写一篇序言，使他的诗行之于世，庶几不辜负他的好意，虽然我的文章说不上能够让他的诗见重于后世。
王慎中 （1509～1559）
字道思，因读书于清源山中峰遵岩，初号遵岩居士，更号南江，明。泉州晋江安海人，徙居泉州府城。生于明。正德四年（1509年），是着名的古文学家。
王慎中从小聪颖过人，4岁父母即教他吟诗、作对。14岁起从理学家易时中学习。易时中是理学名师蔡清高徒，在文坛上很有名气。他选授学生要求甚为严格，但对王慎中却非常器重。
嘉靖四年（1525年），王慎中17岁，即乡试中举。嘉靖五年（1526年）连捷进土（18岁）。同年回乡完婚。
嘉靖六年（1527年），王慎中假满回京，授户部主事，监兑通州。任内改革陈规陋习，力除积弊，清理仓廪，查办税蠹。同时体察漕运士卒民夫的疾苦，特加优抚周恤，粮食在转运中霉烂，从不责怪运卒，及时处理，分与军士，因而得到人们的拥戴，称赞他办事“廉仁练达”。空闲时间认真读书作文。
嘉靖八年（1529年），王慎中调礼部祠祭司。世宗建四郊举行郊祀，王慎中制大祀诗八章，文声大振。当时名士唐顺之、陈东、李开先、赵时春、任翰、熊过、屠应竣、 华察（华鸿山）、陆铨、江以达（江年波）、曾忭等都在部里任职，王慎中精古文词，得以互相切磋，学识大进。因文风相近，文学主张一致，自成一派，有“嘉靖八才子”之称。
嘉靖十年（1531年），王慎中出任广东主考官。在主持乡试中，他所作的卷面评语，准确精练，文辞雅丽，人争传诵。他亲自拔取的榜首解元林大钦，第二年会试高中头名状元，由此博得“慧眼识英才”的美誉。
嘉靖十二年（1533年），王慎中转主客司员外。时诏令在各部属员外郎中选可任翰林职的，众推王慎中。内阁大学士张孚敬想笼络他，暗示王慎中先往拜谒，王慎中不赴，曰：“吾宁失馆职，不敢失身。”遂不应选，而名声益着。
不久，改调吏部考功司员外郎，旋晋验封司郎中。时皇帝信方士，要封张衍庆官职，王慎中把原件封还，不肯执行，因而受到诘责，降为常州通判。
在常州通判任上，他勤于职守，整饬吏治。江苏巡抚郭宗臬对王慎中的才学非常赏识，刚好江阴县出缺，就委他署理江阴。王慎中一到任，就察访民情，兴利除弊。江阴地方有不少豪强势族，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历任地方官员都不敢招惹他们。王慎中把一些罪恶昭彰的大恶霸拘捕归案，严加惩治，各地豪强闻风震慑，相戒敛迹。
江阴任满，王慎中先后迁升南京户部主事和礼部员外郎。清闲的衙门官，使他更有充裕的时间钻研学问。在南京，他与王龙溪等文人学土研究着名理学家王阳明的学说，从原来“文必秦汉”的尚古观念中解脱出来，趋向于唐宋文风，推崇北宋文学家曾巩、欧阳修等。
嘉靖十五年（1536年），王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任内致力端正学风，革除陋习，制定新的规章条例。规定生员进谒只行常礼，免去一切繁文缛节。同时，重视人才的发掘、培养与提拔，如驰名文坛的“后七子”李攀龙、后来位居宰辅的殷土儋，都是由他一手提拔出来的，由此，山东士子对王慎中十分尊崇。
不久，王慎中升江西参政。江西是着名学者王阳明讲学的地方。王慎中追寻王氏旧迹，经常往来于白鹿洞、鹅湖之间，与欧阳南野、邹守益、罗念庵、聂双江等学士交游讲学，阐发经学新义。
再迁河南布政司参政。时河南大饥，饿殍遍野。王慎中协同放赈大臣、户部侍郎王杲开仓发票，赈救饥民。王杲见王慎中办事干练，廉正有方，荐请朝廷重用。不想王慎中早年在礼部供职时，不屑于曲意奉承，得罪夏言。此时夏言已为首辅阁臣，发现奏请拔升王慎中的表章，压下不报。
嘉靖二十年 （1541年） ，王慎中33岁。时考核外任官员，王慎中的考核未及时报吏部，内批“不谨”，遂落职。
王慎中落职，朝野惊异，而他毫不介意。遂纵游淇水、太行、王屋、苏门、百泉、武当、衡山、武夷九曲等名山大川之间。得大自然之旨趣，文思为之一变，成为明代唐宋派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推崇唐宋散文。
王慎中归家后，专事古文着作，对好学之士都勉励诱导，出入其门，交游、问学者很多，对泉州文风的影响特别大。 与俞大猷交谊颇深，互有诗文赠勉。俞的年龄大于王，却尊王为师。
嘉靖三十八年 （1559年） 病逝，年仅 51 岁，墓在南安三十四都竹洋乡。着有《遵岩集》二十五卷、《玩芳堂摘稿》等行世。
王慎中的文学贡献
自永乐以后，“台阁体”长期统治文坛，致内容贫乏，篇章冗赘，文风萎弱，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 为了矫正这种流弊，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七人，结成一个文学集团，打起“复古”旗号，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风气所促，竟至于“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把秦汉的好文章拿来，刻意摹仿，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完全着眼于形式的追求，即使损伤作品的内容也在所不惜。在文学内容上没有提出任何主张。“前七子”鼓吹一阵之后，终因其弱点而消歇。
王慎中为文，早年受“前七子”的影响，标榜秦汉，“徒知掇摭割裂以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遵岩集。再上顾未斋》）。二十八岁以后，始悟高谈秦汉、鄙薄唐宋的非是，认可唐宋大家欧阳修、曾巩等的作文手法，不受古人形式羁绊，言能达意。认为“学问文章如宋诸名公，皆已原本六经，轶绝两汉”（《与汪直斋书》）；“学六经史籍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九》）。这就和李、王等盲目尊古、不读唐以后书的偏颇狭隘的论调不同。
他似乎看到秦汉文和唐宋文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在唐宋文中，他特别推尊曾巩，认为曾文“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该之蔽亦已少矣”（《曾南丰文粹序》）。
王慎中公开反对复古派的文学理论，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倡导文崇唐宋，主张意定词立，文从字顺。他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即写出真精神，这就和以抄袭类比为能的拟古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 王慎中写文章，先反复沉思，立意遣词，博而有条理，深而无穿凿，成章列队，琅琅上口。受他影响的有唐顺之，唐顺之初不服其说，久乃变而从之，天下并称“毗陵唐，晋江王”，与唐顺之、归有光并称明代三大散文家。
唐宋派的重要人物除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外，还有第坤。他们给复古派以严重打击，给明代文坛增加几分生气。 唐顺之称王慎中为“二百年来中兴之文”。
但即使理论上如此之正确有力，文章表现得生意盎然，其主张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嘉靖中继起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 ”，就是这一流人物。他们变本加厉，又把复古运动余波，搅起一阵浪花。而攻击王慎中之主张最力的，正是王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时识拔的山东秀才李攀龙。
尚书蒋德璟《读遵岩先生集》评论得很明白。他说：
“欧阳公 （欧阳修） 识苏子瞻，置第二，子瞻推重欧公不啻口。吾乡王道思（王慎中）先生，识李于鳞（李攀龙）先生，置第一，而于鳞讥毁亦不啻口。论者以此定二人优劣，非也。使于鳞之文果胜道思，如子瞻出永叔一头地，即毁之于师见薄，而于文示公犹未为过。今举世厌于鳞文，即元美（王世贞 ）奉之最亲而晚年已有异议，大约如《史》、《汉》语，辅以赘牙而己，非真《史》、《汉》也。即元美戈猎五车，于今故亡所不综；辨史才高，而六经之学似亦惘惘。故学元美者，入门甚便，去古弥远。道思先生尝云：学马（司马迁）莫如欧（欧阳修），学班（班固）莫如曾 （曾巩），吾正是学马、班，岂学欧、曾哉。第其所学，非今人所谓学。今人何尝学马、班，止是每篇中抄得四五句《史》、《汉》，余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而曰学马、班，亦可笑也。此语直为七子传神。然元美渊富故不易及，亦自成其元美。故余尝私论：明文以金华（宋濂）、北地（李梦阳）、晋江（王慎中）、太仓（王世贞）为四大家。而为晋江者，非沉酣经术，酿深力厚，独立间架，未易下手，政恐逗入第套、寒温蹊径耳。若于鳞不足论也！” （《明文海。卷132.述》）
王慎中的诗也风味隽永，因文的成就而相对逊色。
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评论说，前后七子的成就不高，大部分作品一般化，形式上的古色古香掩盖不了内容的苍白空虚。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文风之弊深恶痛绝，批评十分尖锐 ，具有深刻的揭露意义。但是唐宋派仍摆脱不了道学思想的某些影响，当时的人对道学思想论调不感兴趣，因此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局限。又说，复古派大都有诗有文，而唐宋派偏重教文，在诗的方面无所建树，所以始终未能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
清。学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评明人诗者不及王道思，然道思五言，文理精密，足以嗣响颜（颜延之）、谢（谢灵运）。”
清代另一位评诗权威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也说：“（王慎中）五言古诗亦窥颜、谢堂庑，无一浅语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