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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简说曾子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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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子其人

(一)孔子的关门弟子曾参。

曾子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今山东嘉祥)。生于春秋时代,周敬王十五年。其父名点,是孔子深为喜爱,甚至欣赏的弟子。曾点在五十三岁时,将十七岁的曾子送入孔门学习,曾子是孔子门下最年少的弟子。曾子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十年,至二十七岁时孔子过世。故曾子深得孔子真传,可为关门弟子。

(二)儒家“宗圣”曾参。

曾子是孔门三千弟子中著述最多的弟子,他的著作主要有四种:一是《论语》,二是《曾子》,三是《孝经》,四是《大学》。

据考证,《论语》最先是由曾子主持,他的弟子最后编辑成书的。《曾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曾子》十八篇”,并注明“名参,孔子弟子”。《孝经》也是曾子所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样说:“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关于《大学》,朱熹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古人普遍认为,在孔门三千弟子中,曾子深得乃师“仁”学大道,同时也颇有孔子师道之风范。故尊为“宗圣”。现在看来,这四种著作的成书过程,与《论语》大致相同,应当都是曾子阐述,门人整理而形成的。当然,也包含了门人们的思想在其中。这大概就是后人认为,这四种著作的作者尚有争议的根源所在。

曾子之所以被称为“宗圣”,有三个原因:

其一,曾子是孔子思想的衣钵传人,在这四种著作中,《论语》为曾子所整理和编纂是争议最少的,而《论语》也准确地反映了孔子思想的主线。那么,曾子深得孔子真传的说法也是可以确定的。

其二,如果只有前面这条理由的话,曾子被奉为“宗圣”的理由就不充分了,宗者,开拓开创和接续发展之意,那么,从孔子至孟子,即:曾子--子思—孟子的近两百年的儒学传承,才应当是曾子被奉为“宗圣”的真正原因。

其三,作为一代宗师的曾子他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建树,应当就是《大学》。因为《大学》的最高成就,在于将孔子之学的精华,阐述成了修身养性,自我修学和实践的“三纲八目”,当然,在曾子将它作为了讲解儒学的大纲的同时,也就成为了后世儒家修生养性的教程。

(三)《大学》的来历和命名

《大学》一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之前未见刊印。唐代韩愈、李翱为建立儒家道统开始重视《大学》。此后,北宋二程极力推崇,影响了朱熹,朱熹将《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集成并加了注解,这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也由此而来。

后经元朝钦定为官学教材之后,“四书”就成为元明清三代沿袭的科举教材。“四书”也便成为了儒学的入门读物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

古人普遍认为,《大学》的命名正如朱熹所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这里的“大人”,是相对孩童而言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易经·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里“大人”是指学养到了一定境界的人。可见,这里的“大人”,是和孩童相对而言而不是和“小人”(人品不端者)相对而言的。故名之为《大学》。

二、《大学》义理简论

(一)古人研究《大学》的方法

古人研究《大学》的方法为:三纲领八条目七次第。自程、朱之后,宋儒将《大学》调理成为:“三纲八目”。

三纲就是:“明德”、“亲民”、“至善”。

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七次第也就是:“知、止、定、静、安、虑、得”。“虑而后能得”,便是明德了,就是达成“大学之道”这个道的境界。

我个人观点认为,在“阳明心学”诞生之前古人学习《大学》,是按照上述的步骤进行的。

在“阳明心学”诞生之后,儒家把“八条目”整理成了“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在外在修炼功夫,把“七次第”归结为“定”、“静”、“安”、“虑”、“得”的内在 “静坐”功夫。

传统观点认为,《大学》的核心在于讲明白了人之为人的道理,那就是“明明德”,第一个“明”字为动词,第二个“明”字为形容词,就是说作为人应当使自己具有光明的德行,这是做人的根本。那么,如何“明德”呢?就是“亲民”,“亲民”有两解:一是个人的学问道德要走向社会,服务与人;一是要不断觉悟和精进。这样一个人的境界就可以达于“至善”。

(二)儒家训练内圣外王的教程

此为《大学》的精髓所在。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体系中,没有一本著作有甚于《大学》,正因为该书具有崇高的地位,古人把它整理成了“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什么古人如此重视《大学》?

道理很简单就是这本书将儒家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的融合在了一起,“三纲领”讲明白了儒家的形而上之道,“八条目”又给出了形而下的,具体修学、训练和运用的方法。中国文化强调“知行合一”,理易知易明,但践行难,这样《大学》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就是把难行之道,条理成为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所以《大学》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儒家“忠恕之道”的训练教程。

《大学》通篇围绕“三纲领”“八条目”进行逐一的论证,所阐释莫非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

如果进一步分析,《大学》之道就在于把儒家文化的思想方法,分为了内外两个方面:

外在功夫就是八条目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齐治平”的修炼过程”。这里,《大学》的重点在 “诚意正心”,但难点则在“格物致知”四字上。

如何“格物致知”?重点又在一个“格”字上,近人刘熙载说:“‘格’字汉儒训‘来’,言当辨也;宋儒训‘至’,言当明也,宋以后或训‘去’言不可玩也”。

大致意思是说,汉儒以“来”启人明辨事物之理,宋儒以“至”强调明理要达到究竟的程度,而宋以后释为“去”,就是今天所说的革除物欲,方能实事求是之意。

《大学》的内在功夫则是“静坐”,即:“知、止、定、静、安、虑、得”的思虑过程。

关于这七次第,从秦、汉以后,已与道佛两家深相融合,道家“静虑”,佛家“禅定”的止观方法,也借用了“止、定、静、虑”的说法。

“知”字为入德之门。即由知觉到知识再达到智慧的过程。

“止”字是让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的程度。

“定”就是儒释道三家达到智慧的方法之学,包括儒家“精思”,佛家的“息思虑”,“禅定”和道家的“心斋”、“守一”。

“静”为“存诚” “主敬”的“守静”过程,就是《老子》第十六章的“致虚极,守静笃”。

“安”的本意是传统文化中“乐天知命”的意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是“安”的表现。

“虑”为“精思”之意。

“得”是 始于“明德”终于“明道”的体道的表现。

从上面可以看出,儒家“静坐功夫”,应该是《大学》率先倡导起来的,这一思想直到宋明两代援佛入儒之后,才成为儒家文化心法的。故只有宋儒才将《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视为儒学源头阶段的心法总纲。儒家修养心性之法的“静坐功夫”,在本书中篇“儒道释心性浅论”中有专章讨论,这里不作赘述了。

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总体上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其一,是在道体层面的思想探索,即“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如何契合天道,这个问题的讨论始于春秋战国的子学时代,但自董仲舒之后成为中国文化主线。其二,在方法论的层面讨论“知行合一”,这是中国哲学的副线。这个讨论的开创者就是《大学》,《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学和训练过程,就是追求“知行合一”的过程。

附:《大学》精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wù:厌恶)恶(è,难闻的)臭(xiù,通“嗅”,气味),如好(haò:喜欢)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注:“慎独”,语出《中庸》:“莫见于隐,莫显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意是当一人独处时,也要表里一致,严守本分。)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pán),故君子必诚其意。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