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旗》署“西陵李梅实草创，东吴龙子犹详定”。对于原作者李梅实，我们别无所知。修订这个剧本的龙子犹，是明末着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冯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室名墨憨斋，因此又号黑憨斋主人。江苏吴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年（1754），卒于清顺治二或三年（1645或1646）。崇祯时曾为福建寿宁知县，不久退职家居。所作传奇有《双雄记》、《万事足》，经他改编、修订的戏曲有《墨憨斋新曲十种》，《精忠旗》是其中的一种。他的戏曲主张接近吴江派。经他收集、改编、整理和创作的还有小说“三言”、《新列国志》、《平妖传》，散曲《太霞新奏》，俗曲《挂枝儿》，笑话、笔记《古今谭概》、《智囊补》、《情史》等，诗文集有《七乐斋诗稿》、《春秋衡库》、《中兴传略》等，在中国俗文学史上有杰出地位。
《精忠旗》写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被卖国贼秦桧谋害的故事，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比较优秀的悲剧作品。岳飞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久远，在宋元戏曲中就有《秦太师东窗事犯》和《宋大将岳飞精忠》；明代传奇有《东窗记》、《精忠记》等作品。清中叶以后，花部勃兴，地方戏曲中出现了许多岳飞故事戏，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当民族矛盾加剧的时候，岳飞形象更起了鼓舞人们团结抗敌的重要作用。
《精忠旗》描写的是在金兵攻陷汴京，掳获徽、钦二帝，行将席卷全国的情势下，南宋政权内部出现的两派截然相反的主张，一派以大将岳飞为代表，主张“扫尽胡尘，把金瓯重补”；一派以丞相秦桧为代表，力主“通和”。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岳飞与秦桧之间，“清忠报国”与“穷奸卖国”的冲突。《琵琶记》刻划悲剧主人公赵五娘的形象相当成功。在蔡伯喈被逼应试后，她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在贫困灾荒的艰苦环境里，她没有丝毫的怨言。她典了自己的钗梳首饰来养活公婆，自己却在背后咽糟糠。作者是有意把赵五娘作为封建社会孝妇的典范来刻划的，但作者为了把戏写得“动人”，就必须从主人公的悲剧璋遇出发，通过既有鲜明的个性又跟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有广泛联系的情节，造成悲剧效果，藉以打动观众和读者。于是我们从剧本里便看到了灾荒岁月赵五娘和公婆、张太公之间的相互体贴、关怀；即使那些委屈和错怪赵五娘的情节，也质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特定情境下农村习见的婆媳伦理关系，曲折委婉地表现出赵五娘心地的善良和生活的悲苦，使读者、观众不禁为她一掬同情之泪。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描写，赋予人物以活生生的思想感情，也正是剧本得以突破“孝妇”局限而达到悲悯动人的力量所在。
《琵琶记》的作者在开里场便表明了宣扬“风化”的目的。蔡伯喈一上场便说：“功名富贵，付之天也”。后来他不肯去应试，蔡公不从；他要辞婚，牛丞相不从；要辞官，朝廷又不从。依照作者看来，这些都是命里安排定的，只有顺从它，屈就它，丝毫不能反抗。正因为如此，剧本描写的蔡伯喈是个“畏牛如虎”的孱头，赵五娘的性格里也缺乏一个受迫害的妇女甩应有的反抗性。虽然这一家人在长时间里经受了种种痛苦，最后却落得“一门旌表”的大团圆。然而，反抗压迫固然可敬，在生活重压的磨难历劫下苦苦挣扎、顽强生活也能激起人们的怜惜和共鸣；痛苦是历史的必然，是封建统治下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读者、观众心目中，这感人至深的印象是很难用浮饰的团圆结局所掩盖的。
《琵琶记》的情节发展，曲折多，有波澜；细节描写也很逼真；有许多重要关目采取画家层层渲染的手法来刻划人物、突出主题。如在《勉食姑嫜》和《糟糠自餍》里，赵五娘对蔡婆已再三忍让，蔡婆仍步步进逼，到最后才真相大白。《代尝汤药》一出开始写蔡公不肯进芭、进粥，甚至要媳妇不要埋他的尸首，为后来写遗嘱酝酿了足够的气氛。接着又写他为身后的安排和赵五娘争论了一场，之后才叫请张太公过来。张太公来了，他说要写遗嘱让媳妇改嫁，赵五娘不肯，直到蔡公生了气，张太公又从旁劝说，赵五娘才取纸笔给他。蔡公拿起笔来还没有就写，叹一声说：“咳！这一管笔倒有千斤来重！”作者这样层层渲染，把三个人物都写活了。尤其是把蔡公既关心媳妇日后的生活，又痛恨儿子一去不归的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琵琶记》的语言虽也有某些文人卖弄才情的表现，但总的来说本色白描是它的特色。除前人多提及的如写赵五娘吃糠时唱的【孝顺歌】、蔡伯喈奏琴时唱的【桂枝香】等曲文外，其它如《蔡母嗟儿》、《代尝汤药》、《乞丐寻夫》等出戏里那些直接从生活中提炼的曲白，表面上看朴素无华，其实都是从人物性格里自然生发出来的，有真实动人的艺术力量。被推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对于后来的戏曲创作产生了广泛在的影响。特别是从明初的《荆钗记》到明末清初的李玉、朱素臣等人的大部分作品，在艺术风格上都比较接近《琵琶记》，在民间有深刻的影响。《琵琶记》在国外一八四一年便有法译本，是我国古典戏曲中较早的被外人翻译的剧本之一。
本剧以《六十种曲》本底本，以李卓吾评本和陈眉公评本以及钱南扬根据元刊本校注的本子参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