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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译解》·辗转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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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洪·跋

钱德洪这篇“跋”,乃专为下卷所作,不包含上、中二卷。

【原文】

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继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干条。居吴时,将与《文寻》并刻矣。适以忧去,未遂。当是时也,四方讲学日众,师门宗旨既明,若无事于赘刻者。故不复萦念。去年,同门曾子才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来游蕲,沈君思畏曰:“师门之教久行于四力,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去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惟恐传习之个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开示来学,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

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盖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几迎于言前,神发于言外,感遇之诚也。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

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庶几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则无疑于是录矣。

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

【译文】

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冬,我(钱德洪)和王汝中因为先生的丧事到达广信(今江西省上绕市),在给同门师友的讣告中,我们商定三年内收录先生的遗言。这之后,学友们陆续寄来了各自所作的记录。我挑选了其中比较优秀的,加上我自己的记录,共若干条。在吴(今江苏省苏州市)时,我打算把这些记录和《文录》共同刻印,其时又正逢我因守丧离职,未能遂愿。当时,天下讲学的与日俱增,先生的学问宗旨天下既然已共晓,好象无必要再作刻印,因此,我对这件事也就不再牵挂了。去年,学友曾才汉获得了我的手抄本,又四处收辑了一些,取名《遗言》,在荆州刊刻发表。我阅读《遗言》,甚感采录的不够精确,因而删削了其中重复繁杂的,保留了《遗言》的三分之一,并取名《传习续录》,在安徽宁国的水西精舍刊刻出版。今夏,我来到湖北蕲春,沈思畏对我说:“先生的学说早已天下传播,但是这里还未流传到。蕲春的学者读到《遗言》,有如亲自聆听先生的教诲,指见良知,有如重见日月的光辉。唯担忧收录的不广博,并不因其中的重复而感到累赘。请您把散失的部分收集起来刊刻出版,如何?”我答道:“当然可以。”

先生致知格物的主张,开导点化了学习的人,学习的人亲自修习,默默领悟,不敢单在知识上体会而唯求通过切实理解而有所心得。所以,先生整天不厌其烦地讲说致知格物,弟子们整天也不厌其烦地听讲。因为指示专一,领悟就会更加精细。先生还没说到,弟子已知要讲什么了,言外之意,早已心领神会,充分体现了教学双方的诚心。但是,先生逝世到今天还没有三纪(一纪为十二年),可他老人家的格言和宗旨逐渐暗淡了,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弟子身体力行的不够,凭口空说太多造成的后果吗?弟子的目标不同,先生的学说就得不到光大。于是,我又收集了一些未刊刻的记录,采用其中不违背先生主张的,编成一卷。其余真伪难辨的和《文录》已刊刻过的,全删掉了。我将中卷改成问答的形式,交付黄梅县令张先生增刻发行。希望读者朋友不是从文义的解释上来阅读这本书,而要注重切身体会方能有所收益。如此,就不会对这本书存疑了。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夏四月,弟子钱德洪谨跋于蕲春“崇正书院”。

〔评析〕

《传习录》三卷,均为王阳明门人弟子所记录的讲学言论,以及与友人、弟子谈论学术书信的汇编。与孔门的《论语》相似,语录体裁,有问有答。此书包涵了王阳明全部的哲学体系及其基本主张,是研究修习阳明心学的基本著作,堪称王门之圣书,心学之经典。

《传习录》是在王阳明生前及死后陆续编录和刊行的。明正德十三年(1517年)八月,门人薛侃刊刻《初刻传习录》于江西赣州,即今本之上卷。嘉靖三年(1524年)十月,门人南大吉又命其弟校刻《续刻传习录》 于绍兴, 分上下两册, 增加部分即今本之中卷。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门人钱德洪在其同年曾才汉先刊刻于荆州的《遗言》的基础上进行删定,于宁国水西精舍刊刻为《传习续录》,此即今本之下卷。次年,钱德洪统前三次刊行再付黄梅尹张君刻于蕲(湖北蕲春)之崇正书院,分上、中、下三卷,此书始成规模,流传很广,近代,又由海内传播海外,在台湾、日本、韩国等地广泛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