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政权”又延期
影佐、周佛海在本年一月初间预定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所谓“新中央政府”，因此他们赶着开青岛会议，接着又开上海会议，准备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开会。事不如人愿，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看见他们登场呢？他们还预备着一个日期——三月十二日，可以成立“新政权”。以今天的情势推测，三月十二日总又是空过那一天。
率直的说，汪，周，梅听命于影佐，影佐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他们纵然挂上招子，上面写着二月二十二日或三月十二日开演，风雨无阻，决不延期；若是日本中央军部要延期，他们也只好延期。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周佛海报告汪道：“日本内阁有一个决议，把新中央成立的事情，全权交给影佐机关”。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可是影佐定的期怎么又不灵呢？简单的说，风雨无阻，王、梁有阻，所以青岛、上海会谈都不顺利。可是大家知道，王、梁听命于喜多、原田。喜多、原田又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日本军部叫喜多、王和原田、梁阻碍他们，他们有什么法子？听说周佛海一度到东京去告御状，也没有告得好，其实事情本没有什么可怪。
我在二月二日发表的论文“新政权是什么”里面，曾指出日本要延宕所谓“新政权”，不好由影佐开口，只好由喜多、原田出马扮演黑花脸来阻挠他们，这是日方的双簧，也是日方对于汪派傀儡化的打磨和训练，训练得他们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
◎二、去年延期的先例
回想去年九月底，也曾有过这么的一回。
影佐、周预定九月下旬乘两伪组织在南京开联合会议的时机，汪往南京会见王、梁，作召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准备，十月中召开“中政会”，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新中央”。
汪于九月二十左右到了南京。第一天中午，汪与两伪组织人会谈，宣布那不久以后被日方全案推翻的“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要望”。会后，汪、王、梁单独谈话，汪要求他们同意于“中政会”的办法并参加；王克敏很老实的说道：“喜多到东京去了，他临行叫我不要同意中政会，我答应也是无效的，要等他来决定。”
第二天上午，喜多与影佐同到南京，影佐当下向喜多、原田、王、梁宣布阿部内阁支持“汪政权”的决意。汪听见了极端的高兴，以为事情总没有问题了吧？谁知道下午九时，王、梁来回答道：“我们对中政会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议题，都不同意”。王克敏补充道：“我们没有意见，这是喜多、原田的意见。”于是汪转为极端的失望，决定明天一早飞回上海。
这样的决定之后，第三日上午，周佛海告知影佐，影佐答道：“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周很高兴把酒醉喜多的事报告汪，汪也欣然相信。于是在影佐、喜多、原田三位导演亲上镜头最紧张一幕中，勉强结束南京会谈。到下午，汪才回上海，原来飞机是日方准备，你要回到上海，那能就飞。
因此所谓十一月十二日的日期延宕下去，直到十月底，影佐、周又定下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中政会”，一月一日成立“新中央”；然而到了十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停了下来，那影佐“将军不见面”回到东京去，这个日期又拖下去了。
这是我耳闻目见的延宕和训练法——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的训练法。今年一月至二月的青岛、上海两次会谈，我虽没有去观光，可是我在去年十二月早已听见日方的消息，说青岛会谈，定有问题，如今且看两次会谈以后，一时之间，“新政权”的成立程序，又呈停滞的状况，听说问题又出在王克敏，王克敏问题，就是喜多问题，喜多问题仍然是日本中央军部的问题，谁叫他们延期，是可想而知又可想而知的了。
◎三、为什么又延期
明白的说，日方又延期，其中原因之一，是观望国际情势的变动。
在去年八月以前，德义日共同防共同盟，助长了日本在国际上威势不少。日本与德义东西呼应，彼此提携，以与英法美对抗，很有些活泼的情形。假如日本那时候树立所谓“新政权”，极少可以得到德义的承认，紧张气焰。
假如日本坚决的加入德义军事同盟，又假如欧洲大战由于德义日军事同盟发动，又假如义大利积极参战，在这样三重假定之下，日本对于所谓“新中央”才可以风雨无阻，决不延期。
不料事实是德苏之间突然订立协定，对抗英法。在日本国内，主张加强德义日同盟的板垣，受了可以使有气节的武士道者切腹的失败，平沼内阁因此下台，日本因此延宕所谓“新政权”最初拟定的成立日期——去年十月十日。
欧战爆发，日本军人欢喜如狂，他们以为这一回，日本的国运可以一转而左右逢源。他们以为英法要撤退印度洋以东的武力，美国的力量，要牵到欧洲的险恶局面去用了。如若这样，日本可以放手解决中国问题，并可以再进一步发展他的国威，一直到印度洋的西首。
又不料事实是英法德三国宣而不战，义大利守着中立，与德日的关系，全然疏隔，义大利无所求助于日本，关系也松懈下来。美国却以全力顾到远东，英国也不肯痛快的退让。
于是日本国内，国民埋怨战争，期望“中日事变”的结束，以趁欧战的时机，发展工商事业。怎样才可以结束战争呢？主张亲英美的一派与主张亲德苏的一派，渐由相激荡而相斗争。他们的战争愈演愈烈，但在实际上，日本亲德苏么？德苏的军事同盟还没有成立，苏联是否全力投入欧战，大是问题，日本亲英美么？阿部以至于米内内阁的媚笑政策，丝毫不收实效。在这样一个拖延而孤立的国际情势之下，日本那有什么明朗的有声势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可取？
他树立“新政权”么？在一方面，英法美尤其美国，决不承认，更可以把美日关系恶化起来；在另一方面，德国的承认没有可能，义大利的承认，日本又拿什么交换条件巴结他？树立“新中央”，于日本外交现势，有害而无益。到了最近，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渡大西洋，第一脚便踏上义大利的国土。威尔斯游历义德英法各国，可以有什么成就，不可预料；但总有很大的影响，留给时局和平的前途，这个影响，反射到远东方面，就是增加日本的孤立。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日本政府不愿大鼓大擂树立所谓“新政权”，惹起人家的憎恶。
他不树立“新中央”么？日本军人又拿什么去欺哄日本国民？他又拿什么法宝对付中国？
于是，日本军部的老办法，又是叫影佐催汪上台，叫喜多、王和原田、梁去阻挠他，延了一期，再看风头。日本外交上的不生不死，叫汪集团在愚园路再不生不死一个不短的时期，五个日期一个一个的过去了，他们仍然是不生不死在愚园路。
◎四、汪政权无力也是原因
日方的心理，是不是说像树立“新政权”这样伟大的行动，要仔细考虑国际情势才敢去作，不，不是的，日本当局以为像这样仅有烟幕作用而毫无实在效能的组织，要在这不利于日本的时机树立，是犯不着的。因为“汪政权”必然无力，所以日本毫不经心的一期延一期，如若“汪政权”有充足的力量帮助日本灭亡中国，日本也就不必顾虑国际环境了。
去年五月以来，日汪谈判的归结，是汪方国旗首都等表面的形式。日方则要汪方备具人力与物力。九个月来，日方责望汪方无力是屡次屡次的，影佐说道：“因为汪先生没有实力，日方只得要求广大的驻兵区。”清水说道：“中国高级知识份子假定三百万，汪先生能吸收一百五十万就好了。”这样使周、梅诸人红脸结舌的闲言闲语，很多很多，互相埋怨的心理，在日汪之间颇为浓厚。
为了应付他们对于日本的报销，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账，例如周佛海向日方说：“我有十二师，都要别的军队动他们才动。”这是去年八月的话，九月间有人告诉我，我笑道：“他的十二师，我已有四师了。”原来有些军事掮客指了几师几师，到处交换赌博的本钱，没有半句话是可以相信的，这种谎报，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细，某人收买游击队，中饱了百万元，某人拿八万去江北收买游击队，全数进了腰包，如此之类，传闻处处。
这是他们的军事运动。说到党务，北平的“汪党办事处”，日日有日本宪兵光临，寸步也行不开。广州的“汪局部”，受日军四面枪击，一班委员被迫伏地，不敢动弹。从此以后，青天白日旗收到屋子里面挂。诸如此类，他们那儿去找党员，人力的充实，又从何说起？
再说汪系的特务。上海特务费，每月卅万元，特务的杀人费，还有另外的开支。实际上他们不过仰仗日本军人对于两租界的压力，闯祸劫人，其所杀者完全是无抵抗的只坐人力车或步行的一些人，稍有保护机警的人们，就在他们想望之外。假如杀和刺可以统一天下，他们的杀和刺也还差得很远。他们唯恐日本人杀中国人不够，还要中国人杀中国人，以此立下户头向日方报账。
一般以为汪可以命令周，周可以命令丁，其实不然，丁默村的特务，是对日本宪兵队负责的，汪方的密件，一落丁默村、李士群之手，立刻就走进日本宪兵队长之手。特务人员在外间自夸道：“汪在周的手里，周在我们的手里。”其实丁、李又在日本宪兵手里，汪的特务不过是日本宪兵队的延长，又算得什么特别的力量，值得他们沾沾自喜？
再说财务。愚园路的权威，建立于金钱之上，可是每月开支到二百五十万，除某氏一家而外，没有人得知底细。有财委而财委会永远不开，因此上谣言就百出。老爷买美金，太太买金钢钻，某人个人每月支配五十万，各种难听的传闻，不独流入中国人的耳朵，并且流入日本人的耳朵，闲言闲语，姑不具述。
去年十二月底，财委会主任委员报告现存六百万元，可是存在何处，无人得知。外面有一位商人说道：“他们的命脉在我手里”，如此汪系的特务财务两种命脉，都落在无人得知的黑手掌心去了。
最后，说到宣传。国民良心，终不易于泯灭，作宣传的人，与别人一样，都存着失败主义或怠工政策的心理。《中华日报》每月经费十万元，报办得比别家坏，并且坏得多。我在上海担任了四个月“宣传部长”，没有方法责备他们，本来“一不做，二不休，”始终要下决心替日本骗同胞的人，可以说很少，也可以说没有。
有人谣传我要宣布受了汪方津贴的人的姓名。尤其是上海有不少的人受过津贴，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只宣布日本军人灭我亡我的秘密，我认为这类秘密，关系到四万万同胞生命财产子孙百代。这种秘密，没有人有权利保持，所以我也没有权利保持，而要宣布给四万万同胞知道。至于中国人在威吓胁制或蒙蔽欺瞒之下，接受了他们的钱，为公为私，我们要始终严守秘密；况且替汪系作新闻运动的人，中饱私囊，确有其事，则经手者说受过津贴，而实际并没有受过也大有其人，我为什么要冤枉他们呢？还有一些无抵抗的人士，如不受钱，就要挨枪，则我对于他们受钱，只有同情，何能攻击？
一天一天，汪集团人力物力之空虚与虚伪，为日方所洞悉；一天一天，日方的拖延乃至于欺骗，也使汪方感受痛苦或失望。我可以大胆向中日两国国民说道：“这是一个国际骗局，日本军人拿去骗日本国民，汪、周、梅拿来骗中国国民，同时日汪之间，又互相一骗”。
◎五、还是放下吧
欺骗不能解决中日两国之间并且与世界问题打成一片的大问题，欺骗只是大问题的一个细流，暂时之间为少数人所舞弄，诚意是说不上的。假如一方有诚意，这一方发见对方是欺骗时，必然立即放手，因为两方都无诚意，所以两方的心总放不下来。
要说汪系里面一点也不烦闷不怨恨，也是过甚其词，他们烦闷以至于散者散，而守者甚至有自杀自戕的心理，这是我在二月二日的论文里面指出过的。这种悲惨的心境，决不是外面的人容易体会得到的。
汪、周、梅诸人的罪过是受了日方的骗，还要替他掩饰，再来欺骗中国人，明明条件是亡国的条件，他们却硬吹“独立平等自由”，明明是“抢”，他们却硬说是“平等互惠合作”，明明是拖延，他们就说也没有说的了。
他们也只好说“从前拖，这回不拖”，“这回不拖”，是去年十二月底的话，可是现在的事实证明，“这回”仍然也是一个“拖”，他们又说什么呢？日方延了又延，拖了又拖，把他们的上台热，用冷水浇成了冰冷的冷水，可是他们硬要在冷水上面造出蒸气来，以维系部属的存在，他们关了房门，一样的倒抽冷气，出了房门，便急进急进“组府还都”。本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若一般知道这些日方欺骗小儿一样的事情，真的连卫队车夫也起不了劲头，那还了得！
他们的错误，是没有放下的勇气。在一月初间，我打电报劝他们道：“提得起，放得下，方是自主。”其实他们早在日方打磨训练之下，失去了自主。我仍然希望他们再鼓一点勇气，把他们无前途的“运动”放了下来。他们不折不扣受日方欺哄一年有余，他们如不忍心转而欺骗中国人，他们便会放手。他们如果放下手来，再没有人去受日本军人的欺骗，因为他们的一面受人家的骗，而又一面来骗人家的最后的一群。
◎六、日方的骗术
日本是亚洲的强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勤苦奋斗，为世所知，何至于想用欺骗的手段来解决中日之间赌国运的战事呢？
大家要知道，在现阶段的日本，权实操在军部科长阶级之手，而实力在于军队里面佐官之手。他们只见一点一滴的事务，以全力达成任务。他们每一个人，看不见大局和全面，而他们的集体又没有中心干部和中心领袖，可以决定他们的行动，所以他们对于中日战事，只能发，不能收。他们对于本国政治家军人，凡能发展战事及推进侵略者，才加以崇拜。他们对于本国有识政治家收拾局面的主张，因其妨碍他们每一个人要用全力达成的任务，他们便听不入耳。
为了达成他们自己的任务，他们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和技术，有时小巧得不易发见其险恶，但也有时幼稚得一看就可以发见其欺诈。例如大柏大佐拜吴子玉做干爹，其拜跪之恭，也并非不足以动人；又如影佐对汪之流泪，在汪居然认定其可虑。每一个较为强硬的中国人，都可以使他们九十度的鞠躬；如果此人认日方为可亲，则他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自责本国军人之强横，侵略之不好，乃至于相与慷慨激昂，认错认罪，更可以夸耀此中国人是爱国者，是英雄；但是如果此人再进一步与他们发生了关系，则他们马上宜漏其秘密，使他受社会的责难，而戴上“汉奸”的衔名，于是此人乃与日方利害合于一致，成为“一不做而二不休”的汉奸份子。到此一步，则日方的面孔一变，由恭敬而为严肃，由和蔼而为凶狠，那时候，此中国人进不可而退不能，于是日方一面策动，一面责难，一面推进，一面妨碍，你做得好，他怕你，你做不好，他骂你，此中国人乃成为十足的傀儡。
日方的双簧，不独影佐与喜多联演，即影佐机关之中，也有各种的角色。周佛海发见影佐的阴狠与诈伪，却爱信犬养的忠厚，梅思平却认定犬养也在书生本色之中，带有间谍的成分。假如犬养真有本色，真有抱负，他决不会与父仇同事。所以犬养颇为有识的日人所鄙，说他是犬养木堂不肖的儿子。
总之，在现阶段的日本，没有条件可以产生一个伟大的手腕，收拾“事变”，挽回颓运，必须国际有重大的变化，而日本国内发生相应的流血巨变，使佐官政治受空前的打击，使无论是影佐或是喜多，一律失脚，那时候，中日之间，才有重大的转机。汪、周、梅虽然是他们的傀儡，假如决然舍弃所谓“和平运动”而跳出傀儡舞台，也可以使他们早一点销声匿迹，因此我仍然希望他们（汪周梅）鼓勇的把一切活动放下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