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民国十年前后曾投帖于上海法租界捕房包探头子黄金荣门下为门生，黄金荣在法租界依仗洋人势力，贩土开赌，逼良为娼，是第一名大流氓，名师出高徒，所以蒋介石一生作事，深得流氓三昧，（有人说蒋介石是黄金荣的徒弟，是错误的，因为黄金荣是“孔子”，没有资格开香堂收“徒弟”，只收“门生”。中国的秘密会社分为清红两帮，红帮为反清组织，加入者通称弟兄，其首领称“大哥”，名称有“天地会”“哥老会”“小刀会”等，通称洪门，相传由郑成功开创，一般仇视官厅，带有民族革命与原始的平民革命性质。清帮名安清帮，则起源于代满清运粮，供满清朝廷利用，长江以北一般称“三番”，因安清帮祖师，相传为翁、钱、潘三个师兄弟，其后翁钱两人均为潘所谋害，潘即独揽粮运，故安清帮均为潘之徒子徒孙，“三番”即拆开“潘”字而成。加入者讲行辈，须拜师父。拜某人为师，即为某人的徒弟，师徒关系有如家庭间的父子，徒弟要绝对服从师父。黄金荣既非洪门，亦非清帮，照江湖规矩叫做“孔子”，既不能收弟兄，亦不能收徒弟，只能收门生。又江湖规矩：做了某人徒弟，就不能再改，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门生得法，老师可以把帖子退给他，就不算“门生”了。蒋介石做了总司令，黄金荣就把帖子退还他，所以蒋介石既不肯说他曾拜在黄金荣门下为门生，黄金荣也不肯承认曾收过蒋介石为门生。）
流氓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是虚张声势，装腔吓人；第二是翻面无情，栽脏害人；第三是卖身投靠，仗势凌人（封建社会有所谓江湖义侠，讲信用，打抱不平，那与流氓完全不同，封建统治阶级常把两者混淆起来，把反抗统治阶级的叫做流氓地痞，把为统治阶级利用的称做侠客义士，实际上往往相反）。蒋介石的老师黄金荣就是一个典型。黄金荣在法租界捕房做包探，专门帮法国人敲中国人的竹杠，今天想法收一种捐，明天建议创一种税，后天又说什幺事应该罚款，以孝敬法帝国主义。法国派到殖民地的官吏都是“万里为官只为财”的，目的就在刮钱，黄金荣能帮他刮钱，就成了法帝国主义的好奴才，逐步高升为探长，为督察长；黄金荣得到法国主子的信任，愈加耀武扬威，欺压同胞。但仅是一样还不够，他只能靠了法捕房的势力吓人，在一般社会中，只要不违法，不违警，就不必怕他，不必睬他。于是黄金荣又生一条妙计，一天组织了一批喽，分为两队，同到戏园去看戏，一语不合，就互相打起架来，打得很厉害，连戏也做不下去。开戏园的都是和大流氓有渊源的，于是去请了“老头子”来，但无论什幺大面子，不管他是“礼”字辈、“大”字辈的大亨，都喝不住，劝不开，在没有办法中，有人建议去请黄金荣来，戏园老板虽不相信黄金荣有此能耐，但出于无可奈何，只好去试一试。黄金荣一到场，登台一喝，打架的立即停止，全场鸟雀无声，静听他吩咐。这一幕戏演过后，全上海都知道黄金荣是最有力量的“大亨”，比其他清红帮的头子都有面子，于是成为一霸。
蒋介石的所以能成为国民党军事领袖，主要是靠共产党人的力量，没有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政治工作，六个月到一年的黄埔军校能够训练出什幺人材？其次是苏联的协助，没有苏联的接济，就组织不成军队；另外还有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和邓演达等支持与帮助，否则也搞不成一个学校。蒋介石羽毛未干，就暗杀廖先生，羽翼初成，就制造“三月二十日事变”。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出师北伐，第一大功是叶挺所率的独立团，那是大家所知道的差不多完全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部队，汀泗桥、贺胜桥两役，打得吴佩孚的精锐溃不成军，奠定直下武汉的基础。在北伐出师之前，蒋介石抽调了分散在各军的黄浦一二期学生，组成了教导师，是他的亲信嫡系精兵，由王柏龄任师长，北伐时即作为总预备队。那时北洋军阀连打败仗，所遇到的尽是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其钰率领，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及叶挺独立团）、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还没有遇到正牌党军，已经如此厉害，不知正牌党军狠到如何地步？”王柏龄的总预备队后来在江西遇上了孙传芳的第四师（师长谢鸿勋），一交手就全军覆没，王柏龄和党代表缪斌仅只身脱逃。原来国民革命军从连起各级设党代表制，军官所发命令必须党代表连署始发生效力，三月二十日事变后，蒋介石为取悦于黄埔学生，在第一军及教导师中将营连党代表取消，于是那些营连长就可以毫无忌惮地自由活动，北伐时教导师刚到韶关，营长竟无一人宿于营房者，一进城时即四出作乐。蒋介石知道了，也很焦急，立即电告陈果夫，要他选派一批人马上恢复第一军和教导师的营连党代表，而且特别注明，必须选派共产党员，否则就没有用场。他很知道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全心全力为革命办事。局势紧急了，就想到共产党员的好处；但危急时期一过，马上就想消灭共产党，驱逐共产党！可是他那批得意门生所组成的教导师，纪律废弛已达极点，虽然恢复了营连党代表，也不能约束，所以一战即溃。照那时的军律，王柏龄、缪斌两人都应枪毙，但蒋介石却送三千元路费给王柏龄，叫他到日本去暂避风头，而缪斌则不仅未受处分，反升任第一军副党代表（党代表由汪精卫兼）。这就是蒋介石的“军纪军令”！
十五年秋，蒋介石为讨好英帝国主义，出卖了省港大罢工，恢复了香港和沙面英租界的繁荣；是年冬，又派戴季陶到日本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为出卖中国革命找寻主子。蒋介石到了南昌之后，和兰银行的买办、上海英租界的华董虞洽卿（与蒋介石为宁波同乡，又是蒋曾寄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有恩于蒋）衔英美日等国帝国主义和中国金融买办阶级的使命到南昌去谈判，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借给蒋介石六千万元款子，以****灭共为条件。蒋介石对于革命事业，对于孙中山的遗教，本来抱着孔子的教训：“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听到了这偌大的价钱，当然一口承诺，绝不犹豫。十六年三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三次暴动，驱逐了直鲁联军，光复了上海，汪右军（总指挥程潜，党代表林祖涵，统率第六军第二军及贺耀祖、叶开鑫的独立师）击溃了麇集南京的十几万直、鲁联军，收复了江宁。当时民气蓬勃，各界欢腾，各地工农群众迅速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有气壮山河之势，老牌帝国主义侵华的首领大英帝国甚至已考虑退出上海及长江各口岸，只求能保留香港就心满意足。江南父老无不认为这一次中国可以翻身了！蒋介石太太平平地从江西到浙江，从浙江到上海，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本家商议如何摧残人民群众及其领导的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好取得六千万元的卖国卖身钱！四月八日首先从上海开刀：
上海三次暴动后，工人以缴自直鲁联军的军械武装了自己，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计有三千余武装，实力与那时蒋介石驻在上海的第二师（师长为刘峙）相等。如果双方以武力比赛一下，则工人政治觉悟高，地形熟悉，有群众拥护，被缴械的会不是工人纠察队而是刘峙的第二师，所以蒋介石不敢公开发难。七日晚上，工人纠察队总部东方图书馆四周，突然受到袭击，纠察队以深夜不明真相，即隔墙抵抗，到天明时见第二师的一个团长率队赶到，问明原因，纠察队说攻击者一定是反动派，第二师即将那些人缴械并捆送师部讯办。工人纠察队眼看那些人的确缴械捆绑而去，认为那个团长很好，刘峙虽右倾，但他的部下却有进步份子，不能一概而论。那个“进步”的团长向纠察队慰问，并提议举行一个联欢会，“以消除过去某些误会和隔阂，便利今后密切合作”，这个提议当然马上得到工人纠察队的同意，于是同到北火车站附近空场上去开“联欢会”。到了那里，工人纠察队刚把枪架好，第二师的兵突架起机关枪勒迫纠察队后退，出其不意地把纠察队的枪全部缴去。纠察队退回到队部去的时候，东方图书馆已被第二师占领，队部里的武器也被抢去了（东方图书馆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对面，是直鲁联军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是工人打了两昼夜才攻克的，所以工人纠察队总队部设在那里）。上海总工会得到这个消息后，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突接杜月笙的电话，说有极关重要的消息，要和汪寿华面谈，希望汪马上就去。因为在三次暴动时，张啸林、杜月笙都表示“进步”，与汪寿华时有往来，所以汪想去谈一谈也好，对事情的真相可以多得些材料，弄得清楚些。汪从总工会会所（湖北会馆）绕道到法租界去的时候，在路上被预伏的匪徒乱枪打死！而总工会会所也即被封。蒋介石宣布“工人持械内哄，影响治安，所以缴械”。
四月十二日，全上海八十万工人在极度愤慨的情绪下向蒋介石请愿，要求立即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启封总工会，惩办刘峙，当工人列队拥挤在宝山路上时，蒋介石下令以机关枪扫射徒手挤在一起的工人群众，因为几十万人挤在一条马路上，当前面被射击倒下的时候，后面的人还在向前涌，要退的也退不出，霎时间血流成河，从此蒋介石就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大屠杀！建立了二十年的血腥与铜臭熏天的独裁****皇朝。当血洗宝山路的一天，工人纠察队晚上受袭击的真相也揭开了：由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出面宣布成立了“共进会”，以****灭共为宗旨，蒋介石则聘请他们为总司令部的少将顾问，原来晚上袭击纠察队部的就是他们的喽。（按：“共进会”的组织在民元时即有，民二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凶手应桂馨，即“共进会”首领之一，其后因为人所不齿，就阴消了，至此蒋介石再抬出这块招牌，称为“义士”。主持“共进会”的，除黄张杜三大流氓外，还有王柏龄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为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陈群，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等“党国要人”。）
“四·一二”以后，就由吴稚晖出面提议“清党”并在南京另立“政府”与“中央党部”，与武汉分裂。五六月间蒋介石派“清党”的要员杨虎、陈群两人（上海人民叫他们为“狼虎成群”）到宁波去“清党”，因为宁波是蒋介石的家乡，所以杨虎、陈群特别向蒋请示方针，蒋介石对他们说：“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我们将来终是要给人杀的，不如多杀几个。”蒋介石自己知道是一个纸老虎，所以只能以残杀来壮胆逞威，“唯懦弱者最残忍”，的确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