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袁世凯废弃约法，继之段祺瑞以新法改选国会，一时法统问题，嚣然国中。然历经一次护法战争，而法统意义辄随之蜕变，至民国八九年间，所谓法统者，已不复为人所重视，于是联省自治运动遂代之以兴。
按所谓联省自治者，必先由各省自行制定一宪法，依据之以组织省政府统治本省，然后再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联省宪法，依据之以产生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照此意义，则必当时握有中央及各省军权者，咸能幡然觉悟，舍弃武力，诚心受治于省宪及联宪而后可，试问当时一般军阀是否果能如此？殆不待智者而知之。然何以此种运动，竟能如火如荼，大有旦夕观成之势？盖失意政客，既为求适应其政治环境而倡为是说，而一部分军阀，亦以其适足藉此自固而乐为赞成，遂致如响斯应，蔚为大观。但观国民、进步两党，在五六年国会中，因地方制度列入宪法问题，演成互殴，而此时唱联治者，竟多属平昔主张集权之党人，而素持分权者反间出而反对之，至各省中之表赞同者，如浙卢（永祥）、奉张（作霖）、闽李（厚基）等，亦皆为前此拥护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之军人，此中消息，实不难于窥见矣。但正因其如此，故此种运动，外观虽盛极一时，究皆水月镜花，转瞬消逝。
犹忆当段祺瑞武力主义失败时，熊希龄曾发一电，主张采用联邦制，电中略谓：“双方既以武力争法律，苟有一方可以战胜攻取，屈服群雄，统一全国，未始不可以慰人民云霓之望，无如彼此均衡，各无把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即为熊氏主张联邦惟一之理由。余时在北京《晨报》，曾着《为联邦问题质熊希龄氏》一文，刊诸报端，大意略谓：“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大小军阀均无放弃军权之感悟，使其有也，则联邦制也可，即单一制也，亦何尝不可？否则所谓联邦，不过群雄割据之变相而已，于实际宁有丝毫裨益哉？”
其后此种论调愈唱愈高，各省且由议论而进入行动。其中以浙江一省，自十年六月四日，卢永祥通电主张自行制宪后，即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计有所谓九九宪法草案、三色宪法草案等，终以卢恐省宪实行，己之权力将受拘束，再三延宕，不肯交付公民票决，致成流产。他如四川、广东、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已制成宪草，或由当局宣言制宪，或由人民积极自由制宪，亦皆难收实效。惟湖南一省，以环境特别关系，曾经于十一年一月一日，将省宪公布施行，且历两三年之久，但亦不过具备自治之形式，并未能发挥自治之精神。至十五年北军进占湘省，而省宪遂宣告消灭矣。
由此可知，凡欲倡行一政制，必其自身先具有真知灼见，认为合民情、适国势，可以垂诸久远而无弊，然后本其信仰，出以至诚，不断鼓吹，不懈努力，久而久之，自能得全国之拥护而见诸实施。其驱于一时之感情，眩于目前之利害，甚，或为图一部分、一阶级之利便者，皆不足以语此。彼倡导联省自治者，既犯此原则，其不能有成，早为识者所共知。夫岂独运动新制为然，即已经确立之制度，果使执行者信仰未深、诚意不足，或仍存自便之思想，其成与不成，相去又几何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