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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著中国通史》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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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发生在悠远年代中的某一时,当时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后诸事件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

正确的年代,原于(一)正确,(二)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而又不断的记载,起于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周朝厉、宣两王间的共和元年。下距民国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公历纪元841年,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于人类的历史,还如小巫之见大巫。世界之有人类,其正确的年代虽不可知,总得在四五十万年左右。历史确实的纪年,只有二千余年,正像人活了一百岁,只记得一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确的年谱,就很难了。虽然历史无完整的记载,历史学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据断片的记载,涉及天地现象的,用历法推算。中国用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较为通行的,一为《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所推算,一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刘歆所推算:周朝867年,殷朝629年,夏朝432年,虞舜在位50年,唐尧在位70年。周朝的灭亡,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六十七年,公历纪元前256年,则唐尧的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十五年,公历纪元前2305年。据邵雍所推算,则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公历纪元前2357年。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不过这所谓不可信,仅系不密合,论其大概,还是不误的。《孟子·公孙丑下篇》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颂昭王破齐之功,说他“收八百岁之蓄积”。《韩非子·显学篇》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此700余岁但指周岁。都和刘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远。古人大略的记忆,十口相传,是不会大错的。然则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4000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连断片的记录,也都没有,则只能据发掘所得,推测其大略,是为先史时期。人类学家把人类所用的工具,分别他进化的阶段,最早的为旧石器时期,次之为新石器时期,都在有史以前,更次之为青铜器时期,更次之为铁器时期,就在有史以后了。我国近代发掘所得,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周口店的遗迹,约在旧石器前期之末,距今2万5千年至7万年。甘、青、河南遗迹,早的在新石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2600至3500年之间;晚的在青铜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1700至2600年之间。案古代南方铜器的发明,似较北方为早,则实际上,我国开化的年代,或许还在此以前。

中国古书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说得极远而且极确实的,虽然不足为凭,然因其由来甚远,亦不可不一发其覆。案《续汉书·律历志》载蔡邕议历法的话,说《元命苞》、《乾凿度》都以为自开辟至获麟,获麟是《春秋》的末一年,在公元前481年。276万岁。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则说《春秋纬》称自开辟至获麟,凡3276000岁,分为10纪。据《汉书·律历志》刘歆的三统历法,以19年为1章,4章为1蔀,20蔀为1纪,3纪为1元。2759280年,乃是613元之数,《汉书·王莽传》说莽下36000岁历,36000被乘于91,就是3276000年了。这都是乡壁虚造之谈,可谓毫无历史上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