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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理窟》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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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未至而好语变者,必知终有患。盖变不可轻议,若骤然语变,则知操术已不正。

    吾徒饱食终日,不图义理,则大非也,工商之辈,犹能晏寐夙兴以有为焉。

    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于不知矣,学者须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后,俄顷不舍,岂暇安寝?然君子向晦入燕处,君子随物而止,故入燕处。然其仁义功业之心未尝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无以为接,无以为功业,须亦入息。

    此学以为绝耶?何因复有此议论,以为兴耶?然而学者不博。孟子曰:“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孔子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

    人不知学,其任智自以为人莫及,以理观之,其用智乃痴耳。棋酒书画,其术固均无益也,坐寝息,其术同,差近有益也,惟与朋友燕会议论良益也。然大义大节须要知,若细微亦[不]必知也。

    凡人为上则易,为下则难。然不能为下,亦未能使下,不尽其情伪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尝为之则能使人。

    凡事蔽盖不见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义所得,所至不得见底,又非于吾言无所不说。

    人虽有功,不及于学,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则虽接人事即是实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则终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强自是,乐己之同,恶己之异,便是有固、必、意、我,无由得虚。学者理会到此虚心处,则教者不须言,求之书,合者即是圣言,不合者则后儒添入也。

    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则当以博大求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也。

    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凡未理会至实处,如空中立,终不曾踏着实地。性刚者易立,和者易达,人只有立与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然则刚与和犹是一偏,惟大达则必立,大立则必达。

    学者欲其进,须钦其事,钦其事则有立!有立则有成;未有不钦而能立;不立则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人惰于进道,无自得达,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从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终学不成也。

    闻见之善者,谓之学则可,谓之道则不可。须是自求,己能寻见义理,则自有旨趣,自得之则居之安矣。

    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则死,此则常在。

    耳目役于外,揽外事者,其实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长,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尽亦可,有终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当识其要,总其大体,一言而乃尽尔。

    释氏之学,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岂是物能役心?虚室生白。

    今之(性)[人]灭天理而穷人欲,今复反归其天理。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

    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

    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则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复明之理。志于道者,能自出义理,则是成器。“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圣人之能而为不能,则狂者矣,终身而莫能得也。

    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知德斯知言,己尝自知其德,然后能识言也。人虽言之,己未尝知其德,岂识其言!须是己知是德,然后能识是言,犹曰知孝之德则知孝之言也。

    三代时人,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学者易为力,今须自作。

    为学大益,在自(能)[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阴阳鬼神莫不尽之矣。

    仁不得义则不行,不得礼则不立,不得智则不知,不得信则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兹愈远。

    学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颜子未至于圣人处,犹是心粗。

    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学者言不能识得尽,多相违戾,是为无天德,今颦眉以思,已失其心也。盖心本至神,如此则已将不神害其至神矣。

    能乱吾所守脱文。

    有言经义须人人说得别,此不然。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

    且滋养其明,明则求经义将自见矣。又不可徒养,有观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须是速行之。

    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学者潜心略有所得,即且志之纸笔,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养其心,立数千题,旋注释,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始作文字,须当多其词以包罗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为之忧,则不敢惰,四益也。

    有急求义理复不得,于闲暇有时得。盖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矣。盖所以求义理,莫非天地、礼乐、鬼神至大之事,心不弘则无由得见。

    语道不简易,盖心未简易,须实有是德,则言自归约。盖趣向自是居简,久则至于简也。

    闻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适周,诚有访乐于苌弘,问礼于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觐老子薄礼,恐非其人,然不害为两老子,犹左丘明别有作传者也。

    家语国语虽于古事有所证明,然皆乱世之事,不可以证先王之法。

    观书且勿观史,学理会急处,亦无暇观也。然观史又胜于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爱,终无益,不如游心经籍义理之间。

    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万物纷错于前,不足为害,若目昏者,虽枯木朽株皆足为梗。

    观书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则都不见,须是大体上求之。言则指也,指则所视者远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体则失之,是小儿视指之类也。常引小儿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视焉,只视于手,及无物则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观书见一言大,一言小,不从博大中来,皆未识尽。既闻中道,不易处且休,会归诸经义。己未能尽天下之理,如何尽天下之言!闻一句语则起一重心,所以处得心烦,此是心小则百物皆病也。今既闻师言此理是不易,虽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经义不过取证明而已,故虽有不识字者,何害为善!易曰“一致而百虑”,既得一致之理,虽不百虑亦何妨!既得此心,复因狂乱而失之,譬诸亡羊者,挟策读书与饮酒博塞,其亡羊则一也,可不鉴!

    人之迷经者,盖己所守未明,故常为语言可以移动。己守既定,虽孔孟之言有纷错,亦须不思而改之,复锄去其繁,使词简而意备。

    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吟)[唫]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

    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观书以静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岂能长静,须以制其乱。

    发源端本处既不误,则义可以自求。

    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理)[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礼记则是诸儒杂记,至如礼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礼未必胜如诸儒。如有前后所出不同且阙之,记有疑议亦且阙之,就有道而正焉。

    尝谓文字若史书历过,见得无可取则可放下,如此则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书。又学史不为为人,对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胜。医书虽圣人存此,亦不须大段学,不会亦不甚害事,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顷刻之生,决无长生之理,若穷理尽性则自会得。如文集文选之类,看得数篇无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释典,不看亦无害。既如此则无可得看,唯是有义理也。故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画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语道断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虽文字不能传,然义理不灭,则须有此言语,不到得绝。

    由学者至颜子一节,由颜子至仲尼一节,是至难进也。二节犹二关,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诗礼不得。孔子谓学诗学礼,以言以立,不止谓学者,圣人既到后,直知须要此不可阙。不学诗直是无可道,除是穿凿任己知。诗、礼、易、春秋、书,六经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说义理,命字为难,看形器处尚易,至要妙处本自博,以语言复小却义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

    从此学者,苟非将大有为,必有所甚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