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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编》卷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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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赋人此理谓之命,人受天此理谓之性,性即理也。其所以分,理是泛言事物之理,性是专言在我之性;虚的是心,实的是性。

  程子曰:“去不仁则仁存”,此言最切。又曰:“仁载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谓义,履此之谓礼,知此之谓智,诚此之谓信。”

  又曰:“仁者在己,何忧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忧也,‘乐天知命故不忧’,此之谓也。若颜子箪瓢,在他人则忧,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

  慢易之态,戏虐之言,利欲私邪之心所由生也。

  敬者,天命之所以流行也,衽席之上,一有不敬,则天命为之窒也。

  伊川先生疾格,门人有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才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此乃伊川晚年进处。盖人之所以为学,皆分内当自尽者,非是欲如此用,方去如此学,才有一毫欲用之意,便根本不是,便为外驰,便非圣人为己之传,后世出处不明,皆由于此。且圣贤用处,惟尽其在我,皆是物来顺应,如治国、平天下,如居一官、尽一职,皆尽其心之所知,无所不用其极耳,故自然定当,自无纤介凝滞,而功业先被于天下后世矣。

  用心有二等:纯从天理用心,愈用则精神愈完而心愈明;若略向人欲上用心,用之则精神日耗而心日昏,故众人之聪明每不及于前时,而圣贤之知识常与日皆新。然今日学者不可以用心,不可以不用心,毫厘之间能有以辨之,则圣人之学在是矣。

  朱子曰:“虽有过人天资,也下迟钝工夫始得。”此言最切,无天资者既不足以窥其大,有天资者又不能自力以致其精,此圣人之学所以难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丘〗者焉,不如某〖丘〗之好学也。”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又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岂亦迟钝之意乎?岂为谦己诲人而哉?夫天资莫过于夫子,其言自尚如此,尽之恃天资而不用力者果何为哉?

  学者于凡日月事为之间,勉勉其志,必有以见其当然之理而不容已处,方为有益。若有一毫可以学、可以不学,可以为、可以不为之心间之,则虽终日端坐,终岁诵习,皆为无益矣。

  心存无适者,敬也。常存而无失者,致知穷理之要也。故敬者、明诚之本也,明而诚,圣人之学在我矣。

  学者能以圣人之志深自体究,以验在我之志何如,忽焉不知,其心常若有所持循,不能一刻放下,方为善学。

  观天地之物虽无穷,究天地之理则可知。由可知者而观之,则天地之物尽矣。

  观日月之盈虚,则可以知阴阳之消长;观阴阳之消长,则可以知天地之终始。

  程伯子曰:“忠信为基本,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此乃乾道,由此可以至圣人。

  延平先生曰:“但长存此心,勿谓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亦“允执厥中”之意欤!

  程子曰:“性静者可以为学”,静是寡欲。

  气之轻而清者为天,轻清上浮,此天之所以为高也;气之重而浊者为地,重浊下坠,此地之所以深也。天包于地,是轻清者外运而动健也;地藏于天,是重浊者中凝而静顺也。动静者,天地之气质也。健顺者,天地之性情也。

  天地者,阴阳二气之凝合也。合而言之,则天地同一阴阳;分而言之,则天地各具一阴阳。若以其性而言之,则天者纯阳,故至健而动;地者纯阴,故至顺而静,非曰天之体即阳也、地之体即阴也。

  草木孕育于冬,发生于春,盛长于夏,萎落于秋,此一气之消长也,于此知天地之运化。

  鬼神者,阴阳二气之主宰,而即其发见之象、变动之几是也。故程子曰“造化之迹”,张子曰“二气之良能”。然分而言之,则神为阳而鬼为阴;合而言之,则阴阳之长而伸者为神,消而屈者为鬼,长而伸故神显,消而屈故鬼幽;又合而言之,则神之伸而未见者为幽,伸而可见者为显,鬼之屈而犹可见者为显,屈而不可见者为幽。

  以其形体而言之,谓之天;以其主宰而言之,谓之帝。形体者、物也,主宰者、鬼神也。

  祖考既死,魂升魄降,则精神已散而不在。祭祀之际,全以我之思慕诚敬之心,感其既散之精神而聚之。盖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也,我之精神既聚,则祖考之精神不外矣。祭祀而不诚敬,与不祭何异?

  立法严于朝廷,行法恕于有司,此至治之道也。夫严而不遗,则为恶者必有以自禁;恕而有容,则改过者又得已自新,唐虞三代之法,盖如此也。

  凡为学才有纤毫未明、未安处,即当阙其疑殆,益加笃志反躬,思索弊病之源,然后所知益明而所行必固。如不阙疑殆而苟焉迁就,则旧学皆废,所见反为之病,故孔子以阙疑殆教子张,其示学者至切矣。

  凡读经书只平本心读之,不须强为意见揣度;如有不通,亦不须强用搜索引证,可阙则阙之,只笃志切己,虚心涵泳,自然得益,则无往而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励之功。若才有意记忆,待讲说、资词翰之用,则心便生碍,便不得天理精熟,转头忘记,与俗学何异?此年来用工之方觉者。

  人事稍退,偶与二家兄考论过失,默坐夜分,思近者不幸横罹多故,既乏朋友之助,且风俗不古,本心真体,日就昏扰,旧病私习,隐隐滋蔓,皆不自觉,谋画无度,处事愆义,以来疑谤,岂皆外致也哉?断自今夕,痛惩刮磨,用功立志,宜自刻骨。

  处事少宽裕气象,只是私心,太以事为重。

  “情不可过,会不可数,抑情以止慢,疏会以增敬,终身守此,然后故旧可保。”此白沙先生之言,因一门人不敬而发也。然道非要人敬者,但不敬则不以为重,不重则不信,不信则无传,先生之意也。寒乡俗弊,人心偷薄,自修非易,独立犹难,可不知所自贵自慎也哉?!

  近来用功,虽有是处,只是不曾着实理会,优游放过,所以颓惰昏塞,皆此故也。象山先生云:“善学者,如关津,不可胡乱放人过。”此言最好,便西方之学,只是不容易放过。

  利、害、毁、誉、称、讥、苦、乐八者,古人谓之八风,非自能动摇人,所以能动摇者,只缘自己先有此等私心,潜藏在内,偶其一触便动,究竟只是有我一心,不曾只是理会洗涤,去教洁净也。

  君子从天理,而日进乎高明,故上达;小人殉利欲,而日流于污下,故下达。君子小人,殆毫厘间耳,可不谨哉!

  凡事只在毫厘之间,便有天地悬绝。

  凡事不知不觉,皆是论成败意思多。

  黄楚望论明《易》以明象为先,此意最是。其言曰:“一卦有一卦之象,一爻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诸身,或远取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阴阳消长。”盖象非别自一物,即理之形见而可象者,故谓之也。

  《同人》取六二、九五得中响应之义,为同人之至,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至六二爻辞,则曰“同人于宗,吝”;九五爻辞,则曰“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以一卦之辞而先后忽异,何也?盖全卦之理,以无心而理自同者,故为天下之至同。二爻之用,以有心而欲同者,岂能合理?故遂不得与天下大同之义。圣人作《易》教人之意于此切矣,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是故隐微之中,幽独之际,学《易》者可不知畏哉!

  君子立身,必以圣人自待,三代以下人品恶足为志?眼前流俗声利之习,可一毫容心哉!未有立志不高而能成身者。

  志气最易汩没,略放下即颓坠不振,孔子平生只笃志而已。“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当时弟子孰能及此?惟颜子“语之不惰”,庶几似之,不幸短命而死,此圣学所以无传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丘〗者焉,不如某〖丘〗之好学也。”盖不如者,不如圣人之笃志也。

  为学只在励志,常励志则不息而久,久而不息,所以诚身。

  近日朋友颇觉有竞心,此意最不好。

  人我之心,为害极大,败性陨身,坏乱天下国家,无不由此,故释、老亦以此为第一关。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此言最切。人而不知命,则日用事为无往而非害心者也。不知命则凡事放不过,打不开,其为害心非细。虽然,事物之来,各有其理,须当尽吾之心,穷尽其理,则当□之于命处而委之,庶无卤莽而德日新。此事看得太重,便不能虚心观理,以致过失纷然,只缘不知命也。

  邵子曰:“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不在人事上理会到极致处,则性终不明,道何由著?上等用功无所窒碍,只缘大端打得透。此理分明多在目前,只知之者鲜;上乘释、老亦在此处著力,岂可忽其异端而不知其所用工哉?

  人须知尊德、乐道,方能自立,若不知尊德、乐道,汩没世事,终为流俗而已。孟子曰:“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之,亦嚣嚣”,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

  人能择善固执,则旧习自除;若非择善固执,则叠来并至,何处驻足?择善固执即是存养,其要只在笃志。

  “人皆可为尧舜”,此言分明实理,然所以不到者,只是将就过,一刻将就则错一刻光阴,一日将就则错一日光阴,一岁将就则错一岁光阴,若不及早自振奋、自克励,等闲过去,到百岁亦只如此。

  程子曰:“不学则便老而衰”,此言极切。韩子曰:“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今日身上分明见得是如此,只是不笃志为学故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精诚一致,日新无已,圣贤之心可见矣。

  吾人学问所以不进者,大率有三过去:平时只将就过去;有过失时只迁就过去;有患难时只苍黄过去。如此过了一世,便有资质也无用,便有志气也无用。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望道未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思四事,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疏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子“不迁怒,不贰过”,“终日不违如愚”,“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同一精勤之心。由此观之,圣贤之为圣贤,岂有他哉?只在笃志不息而已。故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丘〗者,不如某〖丘〗之好学也。”好学二字,可易言哉?

  曾点狂者,行有不掩,言志,而夫子独取之,盖取其奋发超迈,恬然事物之表,有似天地气象,非复势利之可拘也。

  脍炙所同嗜也,羊枣所独嗜也,故曾子食脍炙而不忍食羊枣。可见君子于凡天下之理,其所当为与不为者,非以求异于俗,以立为善之名,但顾情之所安与不安耳。孔子取狂狷,以其无利欲之心,便可以进道,非谓狂狷足以尽道。曾子言志之时,盖已得夫子磨砻裁正之力,故其所见超然如此,不可概谓行有不掩。

  “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体认至道之言。

  孟子“说大人则藐之”一章,盖在当时必有所为而发,非是教人交接大人之道当如此。若论交接之道,则如孔子“与上大夫言,喑喑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岂可一例藐之?若学者于凡交际之间,先横此胸中,其为害理何如?若理明之人,使见(0)王公大人,不须藐之,而自无畏摄;有所畏摄而徒欲藐之,只是理不明。及观孟子“堂高”、“侍妾”、“般乐”之言,则知必有所为而发,亦可以见孟子英迈之禀。人若无此等资禀,于道终无担当也。

  为学之道,莫先于择志,择志既精而一,则学不期进而自进,不期得而自得矣。

  释氏之志,在于出离生死,以全神无漏为事,以此为大。其平时所求,只在于此,他事一切不管,最简而径,然犹极其勇猛,竭其精勤之力,方能得道。吾儒以道德为志,而不外乎天下国家;苟非坚苦勤劬,以至至精至一之地,何以能有得也?

  每因家用不给,内外嗟怨,逼迫不堪,遂起货殖之心;久而不返,锓锓变志,与市井鄙夫何异?若不猛省,痛自扫除,将何入道?

  所志不同,行藏已异,恶得不为鄙俗之所猜忌?猜忌不已,横逆之来,固其所也,何怨尤哉?

  横逆之来,最可进德。

  凡百嗜欲之念,才有一丝之微,萌动于心,不痛搜抉澄去,近则数日,远则旬日及数月,虽无所为,必于梦寐见之;既形梦寐,则精神意气可知矣,更说何学?可惧,可惧!

  日间偶与友朋观旧作,不觉少年豪负之气涌塞腔子;夜深寤醒,痛自惩察,才知年来过尤悔吝,皆为此气所使。此等气本来刚锐,欲以上人,凡百所遇,必欲求胜,皆从此起,此所谓意、必、固、我之私,若不痛自洗刮一番,虽日用工,终为此气所汩,能有成哉?

  学而不明,不能造道,只缘遇事将就者多,及为旧时读书意见所蔽。深省支离之病,只是习气惯了,平时不曾着实于心体上用工。虽时时检点,只是于言语上修整要简好,略遇事重,不暇修整,且要简好之意,又不能忘,故益致支离。

  枕上痛省所以学之不成、懈惰优游者,平生虽志远大,然浅近之机,实未洗涤洁净,故小得而喜,小成而足,不知不觉,日复一日,为害何如?!

  人之精神要用,须时时提醒,才放宽,便涣散,盖心体纷杂,虽无事而精神常为之分。神分则气散,气散则神益分,古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常用之道也。

  不度浅深,妄欲干人,是纳侮之端虽小,其失已大,宜当深戒!盖平日于事,只是意、必、固、我之私,未能忘也。

  读书不能记,只是诚意不至;若诚意常至,则无有不记。言语繁冗不当理,文字无精彩,亦皆是诚意不至。《易》云“修辞立其诚”,立此诚意而已。

  言语夸诞冗长,只原于克、伐,克伐得间,只是诚意不存。

  心、一也,以其发于人欲,故谓之人心;以其发于天理,故谓之道心。人欲亦本体之有,常动而不安,故曰“危”;天理易汩没于欲,常隐而不明,故曰“微”;惟能精而一之,一以守之,念念不失,圣学之方也。

  自克、伐、怨、欲而动者,人心也;自仁、义、礼、智而动者,道心也。克、伐、怨、欲固非性有,亦非形气之中所自有者,乃习闻习见之所致也。禀之清者,则闻见无自入;禀之浊者,则为闻见所染而有克、伐、怨、欲之私。四者之来,皆人事之所必有者。贤愚寿夭,贫富贵贱,众寡强弱,常参错而不齐者,乃克、伐、怨、欲之所由生也。

  “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所以言慎独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所以申言之也。于此笃志,不使纤毫有忽,此尧舜精一之传也。

  凡今之所谓豪杰、所谓学者,其实不曾脱得功名富贵窠臼。若此窠臼不脱,纵使凌高厉空,只是世俗之人,恁生做得圣贤事业?孔子谓颜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夫子分明见得当时之人与在门者皆不能脱此窠臼,惟己与颜子能脱之耳。

  记言之道,非徒记师言,己之言亦在此,即此是学也。须要有次第,有大小,有轻重,整整不乱,清切明白,方为得体。朋友有记予言者,多失予意,只为不实用工,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