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

　　变新法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事，并提举京城所课利条析以闻。

　　五月乙末，并罢提举汴河堤岸司。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置，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今名。

　　诏尚书省左、右司在京免行纳支钱窠名取旨。

　　旧录云：先帝以浊流入汴淀淤湍急，都人有水忧，乃导洛通汴，置司提举，又官司市物迫行人供应[1]。吏并缘为奸，至逃亡破产，民患之，乃等第纳钱，免充行役，以钱募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于民，民得不扰。至是，奸臣欺罔帘帏，以为非是。时先帝崩才越月，变乱法度由此始。其后事无小大，悉更革。上未亲政也。新录辨曰：神宗皇帝尝诘兴利之弊曰：『事太伤鄙，有害国体。』盖深责有司之过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诏墨具在，可考而知。通汴司本为救患，免行钱本为便民，其末在有司，皆近于兴利之举。至是，诏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惟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以浊流入汴』至『未亲政也』一百一十六字并删去。

　　又诏：『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户马，近已支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阙马军分。自今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指挥并罢。』(余见《保马》）又诏：『在京并京西及泗洲所置物货等场并罢。在京委监察御史黄降、驾部员外郎贾种民；京西令本路转运副使沈希颜[2]；泗州令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路昌衡点磨物数，会计当职官夫交割桩管，条析措置结罪事件以闻。』诏曰：『恭以先皇帝临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厉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泽天下，垂之后世。比闻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或过为烦扰，违戾元降诏旨；或苟且具文，不能宣布富惠；或妄意窥测，怠于举职，将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谕中外，以自今以来，协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

　　旧录云：时蔡确等虑法浸改废，故降是诏，然卒弗能禁。新录辨曰：蔡确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当，过为烦扰，寔惠不孚，则不能不更化也。法少更，则身必不安于位。是语诚确等有以启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爱民，而饰确之谋，以欺后世，今合删去。吕大防《政目》诏有司奉行先帝诏旨失当事以闻在八日。

　　丁丑，御史中丞黄履言：『福建盐法，惟邵武军、汀州受数为重。邵武县近以盐多民匮，难于出籴，遂以人户产钱纽定卖盐，不循朝旨乡铺之法。至于建宁、光泽等县，其弊亦然。汀、剑、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体量。』监察御史安惇言：『福建转运副使王子京擘画官卖腊茶岁三百万斤，访闻抑认。乞委官采访。』遂诏：『先帝以诸路监司责任不轻，朝廷当加考核，其烦急掊克与旷弛不职者，当有所惩。去岁已诏修立分遣郎官御史察举之法，可依先帝诏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监察御史陈次升，福建路遣监察御史黄降。』乙酉，枢密院言保甲（详见《保甲》）。己丑，司马光上疏曰云云：『及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是臣积年之志，一朝获伸，感激悲泪，不知所从。顾天下事务至多，臣思虑未熟，不敢轻有条对。但乞下诏，使吏民皆得寔封上言，庶几民间疾苦，无不闻达。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禁，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欢跃。及臣归西京之后，继闻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专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闼，皇帝陛下虽富于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间众情，久在圣度。四海群生，可谓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定负万死。夫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板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急务，厘革所先者。臣今别具状奏闻，伏愿决自圣志，早赐施行。』又曰：『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美。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罢遣之，时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儿暴横为民患，盐铁月进羡余。顺宗即位，皆罢之，中外大悦。是皆改父之政，而当时人谁复非之者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藉藉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德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盛哉?』

　　五月丙申，户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闻奏；又奉圣旨，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诏：『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场，京东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广济河船渡、京城诸处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菜园并依旧。方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各废罢，令贾种民等依罢物货已行指挥堆垛般运。东南及西河客人物货亦废罢，其见差官吏人等并京东西收力胜钱，并仰贾种民等一就相度措置奏闻。洛口两岸滩地，令提举京西北路常平张绶相度措置闻奏。其依旧去处已前，并向去及废罢窠名，所收课利，并于内藏库送，别作帐桩管，以备朝廷支用。』绶言：『洛口两岸滩地，除系官者量减二分租钱外，余依旧输税。』从之。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专一制造军器所隶军器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所置司，不当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以核实，既就绪，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

　　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待郎。光以札子辞免，乞对讫赴陈州，并请更张新法，曰：『臣曾上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之。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将官专制军政，州县无权，无以备仓卒，万一饥馑，盗贼群起，国家可忧。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先宜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揽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断国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体甚盛，何为而不可?』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曰：『嗣君年德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要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维奏：『臣近去都下日尝具奏陈，愿陛下深察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何则?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而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更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近岁保甲以筑土为场，号为团教。一丁在官训练，更须一丁供馈饮食。家阙耕作，身受劳苦，不无怨怼。夫使失业怨怼之人操兵器，习击刺之事，岂非可虑?近者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渐亦作过，凌暴良民，州县几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且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胜天地，可不务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加圣虑，详酌施行。』癸未，诏户部：『提辖拘摧市易钱物，准岁除放息钱外，其合纳本钱，特与转限三年。』戊子，吕公著既上十事（见《复用旧臣》），太皇太后遣中使梁维简谕公著：『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备见忠亮，良切嘉称。当此拯民疾苦，更张庶政，何者为先，更无灭裂，具悉以闻。』庚寅，公著复上奏曰：『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学士。当时亲见先帝至诚求治，尝令臣草诏书，以宽民力为意。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力，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贱之患。如此三事，并须别定良法，以为长久之利。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茶盐过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且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二路保甲，犹宜先革者也。以上数事，皆略陈大概，其他详悉，非书所能尽。然臣所深虑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惊骇物听，而宜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故臣前日辄献愚诚，乞陛下广开言路，选两制、台谏官，诚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职，使求天下利害，议所以更修之术。朝廷上下，协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则天下不难为矣。』

　　八月己巳，诏青苗不许抑配（详见《青苗法》）；差役（详见《差役》）。

　　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谕辅臣曰：『民间保马宜早罢，见行法有不便于民者改之。』丁丑，诏罢义仓，其已纳数，遇歉岁以充赈济。乙酉，诏罢方田（见本事）。

　　十二月辛未，罢后苑西作院。丙子，罢增置铸钱监十有四。己丑，司马光言：『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神宗继统，材雄器英，以幽、蓟、云、朔沦於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窥伺小利，敢肆大言，只知邀功，不顾国患，争贾余勇，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陈迹，不知合变，竟为奇策，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专务市恩，不恤残民，各陈遗利，自谓孔、桑复出，相与误惑先帝，自求荣位。于是置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泉。又驱畎亩之民为保甲，使舍耒耜，习弓刀。又置都作院，调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置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以领之，自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皆不得干预。舍祖宗教阅旧制，诵射法，效胡服，机械阵图，竞为新奇，朝晡上场，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买，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孙破其家；及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致其子孙、邻保籍没赀产，不能备偿；又增茶盐之额，贱买贵卖，强以配民，食用不尽，迫以威刑，破产输钱。又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送。教兵既久，积财既多，然后用之。承平日久，人已忘战，将帅愚懦，行伍骄惰，加以运筹决胜者乃浮躁巧伪之士，不知彼己，妄动轻举，于是顿兵灵武，力疲食尽，自溃而归，执兵之士、荷粮之夫，暴骨塞外，且数十万，筑堡永乐，怠忽无备，纵寇延敌，阖城之人，剪为鱼肉：曾未足以威服四裔，而中国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厌截截谝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为痛心疾首、泣血追伤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绪，太皇太后同听庶政，首戒边吏毋得妄出侵掠，俾中外两安。今契丹继好，秉常纳贡，乾德拜章，征戎开拓之议皆已息矣，则此置提举官，散青苗、敛免役钱、点教保甲、置都作院、养马置将官、市易司实封状、买坊场茶盐额、措置河北籴便司，皆为虚设。陛下幸诏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余章，未有不言此数事者，知其为天下公患，众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群臣又习常安故，惮于更张，虽颇皆裁损，而监司安堵，将官具存，保甲犹教阅，保马犹养饲，边州屯戍不减，军器造作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旧法未复。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共为国忧患，岂敢尽言哉?伏愿陛下断自圣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余臣民以为不如旧之事，欲乞陛下宣谕执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议利害进呈，以圣鉴裁决而行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刘挚言：『神宗皇帝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谓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复有之矣。其事则非一，而其大者，则役法是也。于役法之弊，相为首尾而牵连当更者，则坊场吏禄是也。』(详见《役法》)市易务（详见《市易》）。甲辰，监察御史王岩叟奏：『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莫如茶盐之法，流害数路；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贼狠戾。』丙辰，户部言：『相度河北盐法所言，乞废罢见行新法，复行旧法通商。』从之。

　　二月丁卯，承议郎章元方言：『两浙每岁旧买盐本钱，尝以三千万贯为额，近来又以四十万贯。虽本数有加，而计利益寡。刑严赏重，私盐盗贩，州县积压巨万。欲乞废罢诸处买场，将见管亭户，召情愿分等，令每月纳净利钱，许依旧停池煎盐出卖。余人愿纳钱煎盐者听，仍许通商，于所过州县输税。』诏本路转运司相度以闻。复州县（见《神宗朝度复郡县》），议诗赋、经义、贤良方正、明法等科（见《贡举》）。

　　闰二月甲午。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自改官制以来，备置尚书，有六曹、二十四司及七侍、三监，各令有职事，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既不相统摄，帐籍不尽申户部，户部不尽知天下钱谷之数，五曹各得支用钱物，有司得符，不敢不应副，户部不能制。户部既不能知天下钱谷出纳见在之数，无由量入为出，五曹及内百司各自建白理财之法，申奏施行。欲乞且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其右曹所掌钱谷，非尚书奏请得指挥，不得擅支。诸州钱谷、金帛隶提举常平仓司者，每月亦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不得一面奏乞直支。应掌钱物诸司，不见户部符，不得应副。其曰前三司所管钱谷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

　　是日，诏尚书省立法。司门郎中吕陶言：『初，熙宁十年，朝廷依李杞、蒲宗闵、刘佐等起请，尽数榷买川茶，收息出卖，远方不便，本州茶户累有陈数。及堋口茶场减价，亏损园户，臣尝三具论列，已蒙施行。从来李稷贪功急利，欺罔滋甚，皆臣论奏。后来浸生弊害，岁月愈久，为患愈深。近闻遣使人川按察，所有臣昔年奏状，并今来条析利害，伏乞详酌指挥。』诏札与黄廉[3]。

　　甲辰，户部言：『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言：「臣僚上言，解盐两池，自来通行货卖。今京西转运司设官置局，使民间不得货卖，颇为不便。伏乞放行通商，每席止令增贴价钱一贯或五百文，并京西转运副使范纯礼相度到本路增收贴价钱无数，乞依旧法，许令通商。将来见在盐井钞，令本路依客例变转，拨还逐处。』从之。庚戌，户部言：『广南西路桂州修仁县等处茶货，昨刘何逐年差官置场，收买出卖，收息止及一万余贯。臣远方因此茶价增长，有妨民间食用，乞依旧放令通商。所有元丰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广西路榷茶指挥更不施行。』从之。辛亥，诏以刘贽所言乞罢坊场新法，及创增吏禄，付韩缜等相度以闻。先是，刘贽言：『伏见京师所置水磨茶场，前后累有臣僚论列，乞行寝罢，尚未蒙指挥。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犹许公私交易，故商贩之茶或不中官，则卖之铺户。自去二月，逐禁止铺户不得置磨。然都下虽禁，犹有府界县镇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脚费，津置出入。至当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于是商贾以茶至者，触藩抵禁。须至中卖入官，而又使牙侩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价。留滞邀遏，其状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数，其亏额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壅蔽，浸潴民田，被害者数邑。伏望圣慈早赐，出自睿断，罢水磨茶场，以通商贾，以养细民，以宽州县税额，以免农民水害，而上以副仁慈惠爱天下之意。』丙辰，诏在京水磨茶场废罢，其结绝官物等，令户部措置施行。

　　三月己卯，诏御史中丞刘挚、右正言王觌、刑部郎中杜纮将《开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贽言：『神宗仁厚之德，哀矜万方，欲宽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广其意，乃增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变而生一条，其意烦苛，其文隐晦。』右谏议大夫孙觉亦言：『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于是有刊定修立之命。壬午，刑部修立重禄条。

　　五月戊辰，诏修立国子监太学条制（见《学校》）。

　　六月辛卯，监察御史陈次升奏：『熙宁以前，上供钱物无额外之求，州县无非法之敛。自后献利之臣不顾此意，惟务刻削，以为已功。若减一事一件，则据其所减色额，责转运封桩上供。别有增制合用之物，又令自办上供名件。岁益加多，有司财用，日益不足。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勘会熙宁以来，于旧上供额外创行封桩钱物，并与放罢，庶使官吏不致过有诛求，而民无搔扰之患。』癸巳，户部言：『百姓昔年请盐，谓之蚕盐。及至采蚕之时，大有所济，然后随税纳钱入官。昨因言者罢所偯蚕盐，止令百姓虚纳钱，于义未安。请依旧偯蚕盐。』从之。庚子，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臣于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乞并罢将兵官。后来不闻朝廷有所施行。窃见近岁，诸处久阙雨泽，贼盗颇多，州县全无武备，侍卫单寡，禁军尽属将官，多与长吏争衡，长吏悉出其下。万一有如李顺、王伦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则窃发肘腋之变，岂不为朝廷旰食之忧耶?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尽罢诸路将兵官。其禁兵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管辖，一如未置将官已前之法。』丙午，左司谏王岩叟言：『自辟举之法罢而用选格，可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材，中外患之，于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阴用举官之寔，而削同罪，非善法也。选材荐能而曰踏逐，非美名也。当择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计也。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非通术也。臣伏望圣慈特赐指挥，复内外官司举官法，以允公议。』

　　七月丙辰朔[4]，尚书省言：『旧制，中外学官并试补。近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二员，宜罢试法。』先是，王岩叟言：『臣窃见内自太学，外至诸郡，学官之制，皆自就试。四方之士，区区于进卷，屑屑于程文，不但奔驰之远，滞留之久，顾岂其心哉?禄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师道、崇儒风、惜士人之节也。臣愚伏望圣慈令罢此法，一用应诏荐举之士为中外学官，以崇教导之选，为天下劝。』

　　九月辛酉，以大享明堂，肆赦。

　　《吕公著家传》云：文靖公之当国也，每搜访四方利害，有可以施舍使民者，手笔记录，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数十事。其后漫益多。至是，始尽贷青苗、市易息钱及其他逋负，贫不能偿者，凡蠲放数百万。官吏坐违法，用一切之制不得理去官，及以赦原者，并听收叙。总校前赦，凡增一十七事。四方欢呼。以为新天子赦令以忧民为意，无不称庆。

　　十月丙申。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言：『三省胥吏许引有服亲人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为恩幸，可谓厚矣。点检诸司文字差错，乃是职分当然，何至字字论功，日日计赏?或升名次，或减磨勘，或添料钱，或支银绢，以彼易此，有如己物。望敕励大臣裁抑侥倖，杜绝姑息，弃旧例，禁换法，复讲治平以前条格循用之，庶可以肃百司而清四方。』诏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以闻。于是试给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诸房，缘事陈乞，件数不多。近年酬奖，乃有岁岁转官者。其他因事陈乞，率多如请，比治平以前，委是过厚。今将治平以前及熙宁后来条例看详，参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条。』从之。

　　二年正月乙卯，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坊场一事，犹有余弊，未尽蠲除。盖累界放卖，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则有定封投状，竞利争占，虚增价直，诈通抵产之欺。其中则有净利过重，月纳不足，出限罚钱，年满不替之患。其终则有正名已败，壮保纳官钱，余欠尚存，邻人买产业之禁。期会严迫，节目烦多。不惟酒户缘此困穷，抑困贫民，因而朘削，或系狱，或受箠，或转徙道路，或自经沟渎。天下郡邑，何处无之?大率一县之内，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保而失业破产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数千贯，少者亦三五百缗。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臣愚伏望陛下推广先志，遍发异恩，以远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数蠲免。如此，则大为简易，不力官吏之沮遏。圣泽宽深，遂除生灵之疲瘵。』

　　六月甲申，承义郎彭汝砺为起居舍人。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汝砺曰：『政无彼此之辨，归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流言，未见其可也。』

　　七月甲寅，朝奉郎、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干，奈何便议变更?又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轼得之，

　　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黜之。

　　此据新录《商英传》及邵伯温《辨诬》修入。邵伯温作《章惇传》云：『惇既拜相，荐蔡卞为右丞，林希为中书舍人，商英为谏官。蔡卞为王荆公复仇，又以元祐中除知广州为置己于死地。林希在元祐间，自中书舍人，以修撰出知杭州，不除待制。张商英在元祐初为开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简苏内翰子瞻云：「老僧欲住乌府，呵佛骂祖一巡，如何?」偶孙抃过子瞻，窃得其简，示吕申公之子希纯。希纯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为河东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辅者云。』

　　八月癸未，诏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十五指挥、广武左第三军第二右第三军第一两指挥，以先销废宽衣天武第六指挥，会一岁廪给，别招中、下禁军以补其额故也。

　　九月壬申，户部请立明状增钱买坊场法，从之。

　　十月庚子，范纯仁言：『窃见赏功旧格，其间亦有未尽便合行修正者，皆随事便行改正。陛下临御之初，将臣方立功效之际，赏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惰其斗志，后虽有改更，众人未信，必于边事有损，追悔莫及。伏望指挥三省、枢密院，应今来推赏旧格中，有人情不便者，即且据事改，令均当行下，仍一面将旧格别行修正，庶几不误圣政，边事早了。』诏裁定军功赏格。

　　三年正月庚戌，复广惠仓。丁巳，诏改封桩钱物库为元佑库，隶尚书省左、右司[5]。

　　四年三月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曰：『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天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惟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他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摇，则反覆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为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又曰：『临御以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诽新政，今布列中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之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又曰：『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人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而考之，则无所取也。』又曰：『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耳。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之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有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邪?夫立政之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道，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又曰：『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人；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幸甚！』

　　校勘记

　　[1]迫行人　原本作『洎行人』，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2]沈希颜　原本作『沈希贤』，据《会要·食货》五五之四二、《长编》卷三五四、三六○改。

　　[3]黄廉　原本此下衍一『一』字，据《长编》卷三六八删。

　　[4]丙辰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5]尚书省　原本脱一『省』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