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三
辛巳庆历元年春正月，朝廷既用韩琦等所画攻策，先戒师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内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易制。及可扰其耕种之务，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至有它虞。且元昊被奸人所误，谓国家太平日久，不知战斗，边城无备，所向必破，以恣桀慢之心。今边备渐饬，度其已失本望。』又言：『鄜延是旧日进贡之路，蕃汉之人颇相接近。愿朝廷存此一路，令诸将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但未行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苟岁月无效，遂举重兵取绥、宥二州，择其要害而据之，屯兵营田，作持久之讨。如此，则茶山、横山蕃汉人户可以招降，或即奔窜，则是去西贼之一臂也。』戊午，诏从仲淹所请。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诸路最远，若先修复城寨，却是远图。乞遣使命令臣督诸将于二月半出兵，先修复废寨，别置戍守。既逼近蕃界，彼或点集人马，朝夕便知。大至则闭垒以待隙，小至则扼险以制胜。』仲淹前后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一寨，蕃汉之民相踵复业。是月，元昊乞和，又遣寨主高延德诣延州与范仲淹约言。仲淹不敢闻于朝廷，乃自为书，谕以逆顺。
二月辛巳，夏竦乞早差近上臣僚监督鄜延一路进兵，同入贼界，免致落贼奸便。诏以竦奏示仲淹。陕西签书经略安抚判官田况言：『昨韩琦等画攻、守二策，其守策最备，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其不可者有七事。乞召两府大臣定议，但令严设边备。若更有侵掠，即须出兵邀击。或探得贼界，谨自守备，不必先有轻举。』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言：『中夏之弱，自古未有。闻臣僚坚执守议，以为必胜之术者。今其异议已阻师期。且令诸路训饬兵马，俟及秋初，若范仲淹招怀未见其效，则别命近臣以观贼隙，如须讨击，便可进兵。』朝廷终杂之。元昊寇渭州，韩琦命任福等御于好水川，战败，福及耿傅、桑怿、王珪、武英等死之。方元昊倾国入寇，而福所统皆非素抚循之师，临敌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趋利，故至甚败。是日，西贼再寇刘璠堡。诏京东西、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招置宣毅军，大州两指挥，小州一指挥，为就粮禁军。丙午，京师雨药。
三月，任福等既败，朝议因欲悉罢诸路行营之号，明示招纳，使贼骄怠。仍密收兵深入讨击。诏范仲淹体量士气勇怯，仲淹言：『任福已下，皆边上有名之将，尚不能料贼。今之所选，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祸未可量。』于是行营之号卒不罢，兵亦不复出。元昊始僭兵未动也，朝廷即欲讨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上言：『国家自景德以来，既与契丹盟，天下忘备殆三十年矣。若骤用兵，必有丧师蹶将之忧。兵连民疲，必有盗贼意外之患。』议者皆不谓然。兵既交，天下骚动，方平又献平戎十策。宰相吕夷简见之，谓参知政事宋绶曰：『大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至是召对。辛巳，除集贤院，寻迁太常丞、知谏院。
夏四月辛巳，降韩琦为右司谏、知秦州，职如故。任福军败，琦即上章自劾。谏官孙沔等请削琦官，仍居旧职，俾立后效。会夏竦奏琦尝以檄戒福见利轻进，于福衣带间得其檄。上知福果违节度取败，罪不专在琦，手诏慰抚之。及是，乃夺琦使权。癸未，降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如故。元昊为书报仲淹，辞益慢。仲淹对使者焚其书。大臣皆谓仲淹不当辄与元昊通书，又不当辄焚其报。宋庠因言于上曰：『仲淹可斩也。』杜衍曰：『仲淹本志盖忠于朝廷，欲招纳叛羌尔，何可深罪?』上悟，乃薄其责。甲申，以右谏议大夫陈执中为同陕西者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等使、知永兴军，仍诏夏竦判永兴军如故。徙秦凤副都部署曹琮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沿边招讨副使。
五月，左正言孙沔奏：『天圣之间，多有内降。景祐初元，首革前弊，澄清仕途。近岁已来，此路复启，中有佞人得以希意。伏望特发宸衷，止绝内降。如有合自中出之事，令两府及诸司依公执奏。』沔累奏皆与大臣牾，又荐田况、欧阳修、张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谏官自代。甲子，沔罢为提点两浙路刑狱。出内藏库缗钱一百万，助三司给陕西军费。辛未，参知政事宋庠守本官知扬州。枢密副使郑戬加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先是，夷简当国，同列不敢预事，独庠数与争论，夷简不悦。上顾庠颇厚，夷简忌之，巧求所以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书元昊，又焚其报，夷简从容谓庠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简诚深罪仲淹也，它日于上前议其事，庠遽请斩仲淹。庠谓夷简必助已，而夷简终无一言。上问夷简，夷简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上从之。庠遂仓皇失措。论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实为夷简所卖也。于是用朋党事，与戬俱罢。知制诰王举正为参知政事。既入谢，上曰：『卿恬于进取，未尝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知益州任中师、知河南府任布并为枢密副使。诏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永兴军夏竦屯鄜州[1]，同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永兴军陈执中知泾州。时两人议边事不合，故分任之。壬申，徙如耀州、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知庆州，兼管勾环度路部署司事。初，元昊阴诱属羌为助，环庆酋长六百人约与贼为乡道。后虽首露，犹怀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立条约。诸羌受命悦服，自是始为汉用。太常丞、直集贤院、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上嘉纳之。六月壬午，改新知河中府范雍知永兴军。初命夏竦判永兴，又以陈执中知永兴。及两人分出按边，而领府事犹如故。及复京兆，于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趋往来，不胜其扰，自昔未尝有也。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言范仲淹、韩琦皆天下选，其忠义智勇，名动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由是忤宰相意，并它议多格不行。
秋七月戊申朔，出御制《观文鉴古图记》以示辅臣。癸丑，上谓辅臣曰：『古之良将，皆能察士卒之好恶而同其甘苦，故众心亲附。切闻边臣多执独见，偏裨之属罕蒙听纳。其密谕朕意，令将佐日夕博议军政，庶下情可通，而士乐为用也。』是月，元昊寇麟、府州。
八月，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逵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蒙奖诏，由是他路竞为掊克，欲以市恩。上谓辅臣曰：『昨造一小殿禁中，而有司不谕朕意，过为侈丽，然不欲毁其成功。今大相国寺方造殿藏太宗御书，寺额可迁置之。』因言：『朕内寝多以黄布为茵褥。』吕夷简等对曰：『陛下孝以奉先，俭以率下，虽圣人之盛德，孰加乎此?』元昊破宁远寨，寨主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死之。又徙围丰州。乙未，元昊陷丰州，知州王余庆、权兵马监押孙吉、三班借职侯秀死之。
九月，知谏院张方平言：『羌贼叛命，王师致讨，故授夏竦陕西招讨等使，四路军政，实节制之。空国事边，于兹三岁，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安有权握大众，坐玩寇敌，至于覆军杀将、蹙国损威而曰我不预知?是安用名为统帅也?』庚戌，鄜延都钤辖张亢为并代钤辖、专管勾麟府军马公事。时地昊引兵屯琉璃堡，纵骑钞麟府间。亢始谋击琉璃堡，谍伏贼寨旁草中，见老羌方炙羊脾占吉凶，惊曰：『明日当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汉儿方藏头股间，何敢至此！』亢知无备，夜引兵袭击，大破之。壬子，知永兴军范雍请于河东产铁州军铸大钱，以助陕西军费。从之。戊午，杖杀中书守当官周卞于都市，坐于内降度僧敕内伪益童行三十四人也。事既觉，开封府止按余人而不问堂吏。知制诰富弼时纠察刑狱，白执政，请以吏付开封。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弼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初，刘从德之妻遂国夫人者[3]，蒙正女也，获谴夺封，既而有诏复封遂国。弼缴还词头，封命遂寝。唐制，惟给事中得封还诏书。中书舍人缴还词头，盖自弼始也。乙亥，诏天下立义仓。自乾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祐中，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请复置，令五等已上户计夏秋二斗别输一升。事下有司。会议者异同而止。于是琪复上其议，上纳之。已而众论纷然，遂诏第令上三等户输粟，寻复罢之。
《讲义》曰：常平、义仓，均之为荒政良法也。然义仓之置自乾德始，亦自乾德而止；自庆历置，亦自庆历而罢，何耶?盖常平出于官，又仓出于民。出于官者，官自敛之，官自出之，其弊也虽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病民。出于民者，民实出之，官实敛之，其弊也不惟民无所出，而官从而病之，此祖宗之亟行亟罢，非为一时虑也，为异日虑也。若夫常平之法，自景德、祥符而始立，固已纤悉曲尽。拔上供以充之，防扰民也：隶司农而不属三司，防移用也；沿边分置，虑其防遇籴也；经二岁则以新易陈，虑其有腐粟也；减价而粜，仍不得追本钱，虑其失陷籴本也。加以仁祖之恭俭爱人，其所积倉久而愈多矣。然孰知嘉祐常平之利民，反而移为青苗，取民之本欤?
冬十月甲午，徙夏竦判河中府，陈执中知陕州。谏官张方平亦请罢竦统帅。执中又言：『千里禀命，非所以制胜。』于是两人俱罢，始分陕西为四路焉。壬寅，张方平言：『自元昊为寇三年，虽常得逞，而绝其俸赐，禁关中市，今贼中尺布可值钱数百。以此揣贼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势未能自通。今因南郊大礼，宜特推旷恩，以示绥怀。或特降一诏，或著之赦文。愿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计而施行之。』上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书。吕夷简读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一月丙辰，以京城谷贵，发廪粟一百万斛贱价出粜，以济贫民。丙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是月，梁适自陕西还，知庆州范仲淹附奏攻、守二议。
十二月丁丑，司天监上所修《崇天万年历》。己丑，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戊戌，诏资政殿大学士自今定置两员，学士三员。
壬午庆历二年春正月丁巳，命翰林学士聂冠卿权知贡举。自元昊友【杰按：友，“反”之误。】，军兴，用度不足，羽毛、筋力、胶漆、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与官吏为奸，至是。诏复京师榷法。知庆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议，诏答以『将帅累经挫衄，若幸于或胜，恐非良筹。假令克获，又烦守备。』仲淹复奏曰：『议攻者谓守则示弱，议守者谓攻必速祸。今臣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盖攻其速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又睹赦文，谓彼无骚动则我不侵掠。臣愿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宁有备而不行，岂当行而无备也?且自古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阜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义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和买绢余三十万，偿以啖戎，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诏陕西诸路经略招讨司参议以闻。
二月丁丑，召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上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契丹谋遣使致书求关南地，知保州王果先购得其书藁以闻，且言契丹潜与昊贼相结，将必渝盟，请预为控守。诏札付河北安抚司密修边备。知制诰富弼言：『省试有三长，殿试有三短。唐武后始有殿试，此何足法?必虑恩归有司，宜使礼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诸殿廷唱名赐第，则与殿试无所异矣。』辛巳，诏罢殿试。而翰林学士王尧臣、同修起居注梁适皆以为祖宗故事不可遽废，越三日癸未，诏复殿试如旧。诏河北诸州强壮自三月后并赴州阅习，委知州择其强壮者刺手背为义勇军，不愿者释之，而存其籍，以备守茸城池。辛丑，以新知澶州王德用为保静军节度使。契丹将渝盟，上起德用于曹州。入见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而不诛，今不足辱命。』上慰劳曰：『今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镇抚尔。』又赐手诏以遣之，即拜节度使。
三月乙丑，上御崇政殿，赐进士杨寘及诸科四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寘，察弟，初试国子监、礼部，皆第一。及是启封见姓名，喜动于色，公卿相贺为得人。通判颍州，未至官，持母丧，病羸卒。己巳，契丹遣刘六符来致书。先是，西兵久不决，六符以中国为怯且厌兵，因教其主聚兵幽、蓟，声言欲入寇。及是，先以书来求关南十县。正月己巳，历选可使北者。宰相吕夷简举知制诰富弼，入对便殿，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上为动色。壬申，命弼为接伴。弼以二月丙子发京师。辛未，授弼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将使弼报聘故也。弼曰：『国家有患，唯命是从，不敢惮劳，臣之职也，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固辞不受。是春，范仲淹巡边至环州，州属羌阴连北为边患，仲淹乃奏种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之。诏从仲淹所请。有牛家族奴讹者倔强，未尝出。闻世衡至，遽郊迎。世衡与约：诘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险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结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缘险以进。奴讹方卧帐中，世衡蹙而起，奴讹大惊，率其族罗拜。其后百余帐皆自归，莫敢贰。夏四月戊寅，命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谏院张方平、入内都知张永和与权三司使姚仲孙同议裁减浮费。
吕中曰：我仁祖天性恭俭，必不妄兴一役，妄费一物，又何待诸臣进节用之说?盖我朝之财，始蠹于天禧、祥符，再蠹于宝元、庆历。自祷祠之事兴、宫室之役起，內之帑藏稍已空竭，则省浮费之策不得不申明于天圣之年也。自元昊叛于西，契丹扰于北，外之财用不免告匮，则节冗费之说不得不条画于庆历之日也。
庚辰，诏以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为回谢契丹国信使，西上阁门使符惟忠副之。初，虏书言太宗举无名之师直抵幽、蓟。一时莫知所答，拱辰独请问曰：『河东之役，本诛僭伪。契丹遣使行在致诚款，已而寇石岭关，潜假人兵以援贼。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继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谓之无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谕执政曰：『非拱辰详识故事，殆虽答也。』补延州僧光信为三班借职。知青涧城种世衡言：光信与西贼战，屡获首级。又言光信本姓王，请赐名嵩，仍乞权授一官，故以命之。时世衡既遣嵩入辽境，间野利旺荣兄弟矣。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诏谕以选任之意。初，刘六符见德用于澶州，喜曰：『闻公名久，乃幸见于此。今岁大熟，非公仁政所及邪?』德用谢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丰年。』因言己衰老，中国多贤士大夫。指坐客历陈其家世，六符竦听。庚戌，河北都转运使李昭述请修澶州北城，从之。先是，河决久未塞，昭述但以治堤为名，调农兵八万，逾旬而就。刘六符过之，真以为治堤也。及还而城具，甚骇愕。癸丑，命知贝州、供备库使、恩州团练使张茂实为回谢契丹国信副使，代符惟忠也。
五月甲寅，诏三馆臣僚上封事及听请对。集贤校理欧阳修上疏曰：『臣闻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臣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最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将也，无财用也，无御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忧其未有，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谓三大弊?一曰不谨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大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废坏于下。』戊午，建大名府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知开封，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及契丹将谕盟，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请。吕夷简谓：『敌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必长敌势。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敌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诏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张虚声尔，未足恃也。城洛阳既卯及，请速修京城。』议者多附仲淹议。夷简曰：『此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识者韪之。己未，以知天雄军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定州路都部署王德用改判定州。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习战，顷之皆可用。契丹使人来觇，或请捕杀之。德用曰：「被得其实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战也。』明日大阅于郊，乃下令：『具糗粮，听吾鼓声，视吾旗所向。』觇者归，告契丹谓汉兵将大入，既而复议和，兵乃解。
六月甲戌，出内藏库银一百万两、绸绢各一百万疋下三司，以给边费。
秋七月壬寅朔，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别文武为两途。为政多门，自古所患。乞断自渊衷，特废枢密院，或并本院职事于中书。』丙午，枢密副使、给事中任布罢为工部侍郎、知河阳。戊午，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简判枢密院，户部侍郎章得象兼枢密使，枢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议宰相兼权枢密使，上曰：『军国之务，当悉归中书，枢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废，故止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及张方平请废枢密院，上乃追用弼议，特降制命夷简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为使如故。
《大事记》曰：西事方兴，因富弼之言而以张士逊同议枢密院。北狄方横，因方平之言而以吕夷简兼判枢密院。边事孔棘，则以相臣而谋兵政，谁谓我朝之兵民不相知耶?
初，富弼、张茂实以结婚及增岁币二事往报契丹，惟所择。及见北主，弼曰：『两朝人主父子继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北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竟请举兵，寡人以为不若遣使求关南故地，求之不得，举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皆为其身谋，非国计也。』北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末帝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计，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北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势不得不增，城隍皆修旧，民兵亦旧籍，特补其缺耳，非违约也。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乎?』既退，六符谓弼曰：『吾主耻受金帛，坚欲十县，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尝言：「朕为人子孙，岂敢妄以祖宗故地与人?且北朝欲得十县，不过利其租赋尔。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资国用。朕念两国生民，不欲使之肝脑涂地。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弃好，朕独能避用兵乎?」』退而六符谓弼曰：『皇帝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结婚可议尔。』弼揣北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资送不过十万缗尔。』由是北结婚之意缓。北主曰：『俟卿再至，当择一事授之。宜遂以誓书来也。』弼还奏。癸亥，弼与茂实再以二事往，于是吕夷简传帝旨，令弼草答契丹书并誓书，凡为国书二、誓书三。弼奏于誓书内创增三事：一、两界溏淀毋得开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因请录副以行。中使夜赍誓书追及弼于武强授之。弼自念所增三事皆与契丹前约，万一书词异同，则北必疑。乃密启副封观之，果如所料，即遣其属宋诚、蔡挺诣中书白执政。上亟召问，乃诏弼三事但可口陈。弼乃以礼物属藏实，疾驰至京师求对，得入见。曰：『执政固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国事何?』上急召吕夷简等问之。夷简曰：『此误尔，当改正。』弼语益侵夷简。晏殊言：『夷简决不肯为此，真恐误尔。』弼怒曰：『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遂诏王拱辰易书。其夕，弼宿学士院，明日乃行。
八月丁卯，御崇政殿，策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殿中丞钱明逸对策入第四等次，以为太常博士、通判庐州。明逸，易子也。戊寅，策试武举人。
九月辛丑，孙甫为秘阁校理，杜衍所荐也。衍守京兆，辟甫为司录。曰：『吾辟属官。得益友。』初命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宜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王举正言：『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夷简改兼枢密使。富弼、张茂实以八月乙未至契丹，北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离，固不若岁增金帛。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弼曰：『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北主曰：『改为「纳」字如何?』弼曰：『亦不可。』虏主曰：『南朝既以厚币与我，「纳」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当时所遗，或称献、纳，亦不可知。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更有此礼?』北主度不可夺，于是留几增金帛二十万誓书，复遣耶律仁先、刘六符赍其国誓书以来，仍求『纳』字。乙巳，弼等还至雄州。诏即以弼为接伴使。弼奏曰：『彼求「献」、「纳」二字，臣既以死拒之，北气折矣，不可复许。』然朝廷竟从晏殊议，许称「纳」字，弼不豫也。
《讲义》曰：前非谓读国史至富郑公奉使一事，未尝不私切倦倦也。方契丹拥重兵压境，使者之来，词意悖慢。上命宰相择所以报聘之人，满朝嘿嘿，无敢行者，独郑公毅然请往。入对使殿，忠激于心，义形于色，仁祖亦为之改容，遂用为报聘使。乃单车入不测之北庭，诘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郑公所以能为是者，人皆谓其博洽多闻之功，余独有取于入对便殿之数语，壮矣哉『主忧臣辱，臣不能爱其死』之言，凛凛乎与秋霜烈日争严。窃谓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济，功求其必成，虽鼎镬在前而有所不避，虽甘言重币而有所不能诱。郑公惟能如是，故其拒北主关南十县之请，却北主请婚公主之求，请勿许北人『献』、『纳』之二字，皆往返辨论，不啻数千百语，具見于《奉使录》之数篇，至令契丹君臣晓然知通好用兵之所在，伊公之力也。呜呼!虽古之北使，何以加诸?
乙丑，即【杰按“即”，“耶”之误。】律仁先、刘六符入见。时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中国方困西兵，宰相吕夷简等持之不坚，许与过厚。北既岁得金帛五十万，因勒碑纪功，擢刘六符极汉官之贵，子孙重于国中。
闰九月庚辰，复命富弼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弼又固辞。先是，吕夷简当国，弼数论事侵之，夷简因荐弼使契丹，变易国书，欲因事罪之。而弼受命不少辞。自初奉使，闻一女卒；再奉使，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尔。』以尹洙直集贤院。洙奏：『今命令数更，恩宠过溢，赐予不节。三者因循不革，弊坏日甚。』癸巳，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与元昊战，没于定川寨，曹英、李知和、赵珣、王保、王文、刘贺、李岳、张贵、赵璘、许思纯、李良臣、杨遵、姚奭、董谦、唐斌、霍达皆遇害，余军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余匹悉陷于贼。自刘平败于延州，任福败于镇戎，葛怀敏败于渭州，贼声益震。然所以复守巢穴者，盖鄜延路屯兵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
冬十月丙午，以右正言富弼为翰林学士。弼言于上曰：『增金币与敌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过元昊，未暇与敌角，故不敢以死争尔，功于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卒辞不拜。敌既复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谮弼奉使不了乞斩于都市者。上虽不听，而弼深畏恐，故每迁官辄力辞云。辛亥，以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范仲淹、秦凤路部署经略安抚韩琦并为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庞籍为左谏议大夫。葛怀敏败，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知贼已出寨，乃还。帝始闻定川事，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虑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职进宫。』甲寅，以王尧臣为泾原路安抚使。始尧臣迁自陕西，请先备泾原，弗听。及葛怀敏败，上乃思其言，故复遣尧臣往，于是前所格议多见施行，及任韩琦、范仲淹为统帅，实自尧臣发之。河东都转运使文彦博为龙图阁直学士、知谓【杰按：谓，疑为“渭”之误。】州兼泾原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戊辰，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惩五代方镇之盛，尽收其权。自此以来，兵不复振。昨西羌之叛，骤择将领，鸠集士众。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方今备边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驭将帅，二曰复土兵，三曰训营卒，四曰制戎狄，五曰绥蕃部，六曰明探候。』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朝议欲以金帛啖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许我而有功，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陆贽以为不可。后乃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和【杰按：“和”为“知”之误。】契丹计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上嘉纳之。
十一月，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而徙彦博帅秦，宗谅帅庆，皆从仲淹之请也。甲申，以处士孙复为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复居太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石介而下皆以先生事。介既为学官，语人曰：『孙先生非隐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复有经术，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吕中曰：《春秋》之学前乎此，凡例而已。自孙太山治《春秋》，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袁，推见王道之治乱，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义，是虽穷理尽性、全体大用，未及于伊洛之精微。然自孟子而下，其有此学者，此皆我祖宗培养之力也。
《讲义》曰：祖宗法度宽简，上之所以作成激厉者，有在于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尽出于程文之中，故起孙明复于泰山，而处之言监师儒之地：拔苏洵于眉山，而置之容台礼阁之中；起程颐于西洛，而置之广厦细旃之上。则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耸动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之所以盛也。
十二月壬戌，知庆州滕宗谅言：『自定川丧师，朝廷命韩琦等都统四路，则逐路帅臣当禀节制，其官号不可同称也。』遂诏韩琦、范仲淹、庞籍巳带四路招讨使，其诸路招讨使副并罢。宰相吕夷简感风眩不能朝，手诏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俟疾损，三五日一入中书。夷简力辞，复降手诏曰：『古谓须可疗疾，今剪以赐卿。』元吴之贵臣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谋，边臣多以谋间之。刚浪凌即旺荣也，诈使浪理、赏乞、媚娘等三人诣青涧城请降。种世衡知之，曰：『与其杀此三人，不若因此为间。』命监商税，出入有骑从。又为蜡书，遣王嵩遗刚浪凌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旌节已至，趣其归附。』以枣及画龟喻意。刚浪凌得书大惧，自所治执嵩归元昊。元昊颇疑刚浪凌贰己，不得还所治，且锢嵩井中，遣李文贵以刚浪凌旨报世衡，且言：『不达所遗书意，岂欲通和乎?』时世衡已去青涧城，籍止文贵于青涧城数月，贼果大败葛怀敏于定川，朝廷益厌兵。籍乃自青涧城召文贵，谓之曰：『汝王若诚能称臣归款，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礼数必优。』文贵顿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籍乃厚赆遣之。元昊闻籍语，大喜，亟出嵩于井，厚礼之，使与文贵偕来，复持刚浪凌及其弟旺令、嵬名怀卧、誉净等书抵籍议和。
《大事记》曰：任一狄青而岭南平，拔青于行伍者，执政庞公籍也。擢一种世衡而西师捷，置世衡于幕府者，参政范公仲淹也。得一明镐而贝州平，荐明镐以讨贼者，相臣文彦博也。
癸未庆历三年春正月，泾原安抚使王尧臣言：『至陕西，见鄜延、环庆路，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惟泾原则不然。臣略论一路五州军城寨控扼要害及贼径交通之处备御轻重之策凡五事，望下韩琦、范仲淹相度施行。』从之。辛卯，诏陕西沿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凡军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从事，用王尧臣议也。建渭州笼竿城为德顺军，亦用尧臣议也。初，曹玮开山外地置笼竿等四寨，募弓箭手自守。其后将帅失抚御，众怒，遂劫德胜寨主姚贵，闭城门叛。尧臣适过境上，作书射城中，谕以祸福，且发近兵讨之，贵出降。尧臣为申明约束如玮之旧。癸巳，延州言元昊遣贺从勖来纳款，其书元昊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庞籍乃具以闻，且言：『虏辞稍顺，必诚有改事中国之心。愿听从勖诣阙，更选使者往申谕之，彼必称臣。』吕夷简数求罢，上优诏未许。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言：『祖宗未尝以言责人，景祐以前，纲纪未甚废，犹有感激进说之士。观今之政，是可恸哭，无一人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为正人地。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出镇许昌，乃荐王随、陈尧佐代己，又以张士逊冠台席，此尽夷简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复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简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将帅累以败闻，契丹无厌，乘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义士传闻诏语，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二十年，三冠辅相，所言无不听，所请无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为陛下报?今契丹复盟，西贼款塞，夷简意谓四方已宁，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书其罪也。若荐贤才，合公议，犹可宽天下万世之责；苟遂容身，不救前过，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心，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以谄佞为君子，以庸懦为长者，使之居廊庙，布台阁，是张禹不独生于汉，而李林甫复见于令【杰按：令，今之误。】也。书闻，帝不之罪，议者喜其謇切。夷简谓人曰：『元规药石之言，但恨闻此迟十年尔。』人亦服其量云。
吕中曰：夷简之罪，莫大于因私憾而预瑶华之议，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夷简之功，莫大于释仲淹之宿怨，容孙沔之直言。君子论人，功不掩罪，罪不掩功可也。
二月己卯，韩琦、范仲淹等言：『元昊如大言过望，为不改僭号之请，则有不可许者三：如卑词厚礼，从兀卒之称，亦有大可防者三。伏愿陛下与执政大臣密谋而深思之，无令陷虏计。』
三月，吕夷简再辞位。戊子，罢相为司徒，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加工部尚书，枢密使、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晏殊依前官平章事兼枢密使，判蔡州夏竦为户部尚书，充枢密使，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为参知政事，知制诰富弼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弼辞不拜。癸巳，鱼周询为起居舍人，王素为兵部员外郎，欧阳修为太常丞，并知谏院。周询固辞，以余靖为右正言，谏院供职。吕夷简既罢相，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谏官员，首命素等为之。甲午，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改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弼时再上章辞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执政之官，汉使所未见者，臣皆见之；两朝使臣所讳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详知其情状。彼惟不来，来则未易御也。愿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赏，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钺之诛，天下公论其谓臣何?臣畏公论甚于斧钺。愿收新命，则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赏，则事未可知，其于守备决不敢懈弛。非臣务饰小廉，诚恐误国事也。』上察其意坚定，特为改命焉。是月，上令内侍宣谕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候边事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地。又令琦等密奏可代处边任者。琦等言：『元昊虽约和，诚伪未可知。愿尽力塞下，不敢拟它人为代。』
夏四月甲辰，以韩琦、范仲淹并力枢密副使，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琦、仲淹凡五让，不许，乃就道。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须藉材。若二人俱来，或恐缺事。群论皆愿一名召来，使处于内；一名就授枢副之命，且令在边，表里相应，事无不集。以臣愚虑，亦谓允当。』乙巳，枢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充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赴本镇。先是，以枢密使召竦于蔡州，台谏交章论竦在陕西畏懦苟且，元昊尝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钱三千。为贼所轻如此。卒于败丧师徒，略无成效。会竦已至国门，言者益急。御史中丞王拱辰对上极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毕其说。前后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罢竦，而用衍代之。己酉，著作佐郎、馆阁校勘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初，王素、余靖、欧阳修除谏官，襄作诗贺之，辞多劝激。三人者以其诗荐于上，寻有是命。己未，翰林学士、兵部员外郎王尧臣为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尧臣始受命，言于上曰：『今国与民俱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请自择僚属。上纳其言，尧臣果以治办闻。是岁，尧臣取陕西、河东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以此推之，军兴之费广矣。
吕中曰：钱谷之职，非它官比。国初为三司使者，必选计相居之，下而副使，又下而判官，至于子司之属，皆通知钱谷而后除。当时三司皆得自择僚属，三司缺则以副使补之，副使缺则以判官代之，判官缺则选外之转运为之，所以专其职也。自元丰官制既行，户部尚书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司副使也，户部及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子司判官也，然皆以为迁官之地。簿书之弊犹不能救，不过按其数而督之，视其籍而支之，况望其较诸道之有无，制国用之多寡哉?
庚申，盐铁判官吕绍宁为淮南转运使。绍宁亟上羡钱十万，谏官欧阳修请却所上钱，并治绍宁欺罔之罪，以戒奸吏刻剥。吕夷简虽罢相，犹以司徒预议军国大事，上宠遇之不衰。于是谏官蔡襄疏言：『夷简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今日之患。执政以来，屡贬言者，或谪千里，或抑数年，或缘私恨，假托人主威权，以逐忠良，以泄己怒。见为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贵污之。当国之后，山外之败，任福以下死者数万人。丰州之战，失地丧师；镇戎之役，葛怀敏以下死者又数万人；庙堂之上，成算安在?今以疾归，尚贪权势，或闻乞只令政府一两人至家商议大事，足验夷简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罢商议军国大事。』从之。襄又言：『伏见陕西路招讨使韩琦、范仲淹等各除枢密副使，并以西寇未宁，恳辞恩命。臣以物议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谋人望，则仲淹出韩琦之右。处内者谋之而处外者行之，故仲淹宜来，琦当留边，于理甚当。其韩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听辞让，各授恩命。』是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
《龟鉴》曰：乾兴以来，维持公论，收拾善类，为寇之朋者拔茅类进，为丁之朋者草蔓尽除。斥丁谓，罢冯拯，逐王钦若。而张士逊之进由曹利用，既用而旋罢。王曾以攻丁谓而相之，李迪以异丁谓而召之，张知白以尝不阿钦若而亦擢之。召宋绶，召仲淹，虽微而献可，亦被显擢。罢张耆，罢夏竦，虽大而夷简，亦解相位。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实惟其时。而况迩英三十五事之书有曰：『进静退，求忠正，无非所以辨君子。』有曰：『杜希旨，斥谄佞，无非所以别小人。』高若讷之不可用，则目以不肖；林瑀之贡佞，则随见屏逐。察钦若之奸，知安石之诈，旌别淑慝，了不可欺。
五月，江淮岁漕不给，京师乏军储。枢密副使范仲淹言：『国子博士许元可独倚办。』辛未，擢元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师者，吾不信也。』至则命濒江州县留三月粮，余悉发之，远近以次相补，引千余艘转漕而西，未几，京师足食。乙亥，忻州言地大震。上曰：『地道贵静，今数震摇，得非兵兴民劳之致乎?宜诏本路转运经略司安恤百姓，毋得辄弛边备。』先是，谏官欧阳修既受命，首建议：『天下官吏员数极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欲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勤干明著实状及老病不才显有不治之迹，皆以朱书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别无奇效，亦不至旷败者，以墨书之。』然朝廷重于特遣使，未即行也。参知政事贾昌朝前为御史中丞，尝言：『转运使，朝廷责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未正。』于是参取修议，诏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按察使副；提点刑狱虽不带此使名，并当准此。』辛巳，上谓辅臣曰：『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朕不德所致。但日于禁中蔬食精祷，引咎而已。朝廷细故，朕与卿等未尝不留意。惟民间疾苦，尤须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卿等其务公心咨访，以答天意。』丁亥，置武学于武成王庙。戊子，雨。辅臣称贺，上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
《讲义》曰：读文帝、太宗纪，则多灾异，读武帝、宣帝纪，则多祥瑞。然日食地震，一旱三蝗，不足以捐【杰按：捐，疑为“损”之误。】文帝、太宗之治，而白麟赤雁，黄龙神爵，亦何益于武帝之德哉?我朝之治，莫盛于仁祖，而灾异之多，惟仁皇之世为屡见。惟我仁祖减膳撒乐，旱而撒盖，雨而徒跣，其祷祈之切至，露立于坛陛，其训辞之切至。移灾于朕躬，是以天鉴其诚，民感其仁，而庆历之灾异，转为四十二年之和气。王安石论仁宗之为君『仰畏天，俯畏人，所以获天助。』以王氏倡为『祖宗不足法』之说，而仁宗之所以格于天者，岂奸言之所能掩哉?
辛卯，筑钦天台于禁中。谏官欧阳修言：『韩琦、范仲淹久在陕西，备谙边事，是朝廷亲信委任之人。况二人才识不类常人，其所见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访问，使其尽陈西边事宜合如何处置。』韩琦、范仲淹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为重，得其人则治，失其人则召乱。推择之际，不可不谨。虽曾诏臣僚各举所知，或举主非贤，则多谬荐。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令中书、枢密院臣僚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赐敕一道，令于通判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知州，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簿尉中举有出身三考已上、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县。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或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当议旌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并与同罪。所贵生民受赐，寇盗自息。』从之。
六月甲辰，诏曰：『议者多言天下茶盐矾铁铜银坑冶之有遗利，朕惧开掊克之政，常抑而弗宣，虑有过而伤民者。转运司其谕所部官吏条上利害以闻。』初议欲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既而范仲淹以为『茶盐商税之人，但分减商贾之利尔，于商贾未见有害也。今国用未省，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必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己巳，徙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判亳州。竦既至亳州，因上书自讼凡万余言，诏付学士批答。孙抃为之辞，略曰：『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行实。』竦见之甚恨。御史中丞王拱辰请遇朔望日退御后殿，召执政之臣赐坐，以讲时政得失。上曰：『执政之臣，朕早暮所与图事者。至于从容开述，虽至中昃，朕何怠焉?又何朔望之拘也。』辛未，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他有所陈，或朕非时留对者，不限时刻。』丙子，给事中、参知政事王举正为礼部侍郎、知许州。初，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以仲淹代之。上从其请。丁丑，以枢密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力陈所以辞避之意，且曰：『愿陛下坐薪尝胆，不忘修政。』上许焉，乃复以诰命送中书。弼因乞补外，累章不许。甲申，枢密副使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东亦当为备。中师尝守并州，上即命使河东。两人留京师，第先移文两路云。乙酉，元昊复遣吕你为定幸，舍寮黎罔聿瑰，与邵良佐俱来，所要请凡十二事，其欲称男而不为臣，犹执前议也。两府厌兵，欲姑从之。独韩琦以为不可，屡合对于上前。晏殊曰：『众议已同，惟韩琦独异。』上顾问琦，琦历陈其不便。上曰：『更审议之。』及至中书，琦持不可益坚，殊变色而起。欧阳修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二曰无识之人欲急和，三曰奸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将欲急和，五曰陕西之民欲急和。四者皆不足听也，惟西民因乏，意必望和。请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然后深戒有司，宽其力役可也。』枢密副使韩琦上疏当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条列以献，其大略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事，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继又陈八事，大略谓当今救弊之术，不过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抑侥幸、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谨入官之路。上嘉纳之。
八月，诏谏官日赴内朝。先是，知制诰田况言：『有唐两省自谏议大夫至拾遗、补阙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谏官随而入，有所缺失，即时规正，其实皆中书、门下之属官也。今谏议大夫无复职业，自司谏、正言、知谏院皆遗补之任，而朝廷责其言如大夫之职矣。而地势不亲，位序不正，在朝廷间，与众人同进退，非所以表显而异其分也。兼王素、欧阳修、蔡襄皆以他官知谏院，居两省之职而不得预其列，于礼未便。』诏送两制详定。学士承旨丁度等乞今后比直龙图阁及修起居注例，令日赴内朝。从之。况尝面奏事，论及政体，帝颇以好名为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论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实而生，非徒好而至也。尧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鸿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纤晦者，有实美而然也。陛下倘奋乾刚、明听断，则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摄奸宄，则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风俗，则有崇俭之名；澄冗滥，轻会敛，则有广爱之名；悦亮直，恶谀媚，则有纳谏之名；务咨询，达壅蔽，则有勤政之名；责功实，抑侥幸，则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为，则天下何所望乎?抑又圣贤之道曰名教，忠谊之训曰名节，此群臣诸儒所以尊辅朝廷。纪纲，人伦之大本也，陛下从而非之，则教化微，节义废，集诟无耻之徒争进而劝沮之，方不行矣，岂圣人率下之意耶?』己亥，出内藏库绸绢三百万下三司，以助经费，用韩琦之言也。丁未，以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弼犹欲固辞，会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上俟弼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谕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虏故也。』弼不得已，乃受。癸丑，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贼请和无他，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毋劳往也。』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
九月，上既擢任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与弼、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下，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
《大事记》曰：自李沆抑四方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之缓势。自范仲淹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仲淹之于庆历，亦犹安石之于熙宁也。十事之奏，庆历三年九月也，始于明黜陟，终于重命令，当时之言，一一见用：明黜陟之法则以十月壬戌行，择守长之法则以十月丙午行，任子之法则以十一月丁亥行，馆职之法则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壬戌行，贡举之法以明年三月行，减徭役之法以五月行。其余厚农桑、覃恩信、重命令，悉用其说，或著为令。然行之未及一年，而侥幸者多不悦矣。
司徒吕夷简固请老，戊辰，授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谏官欧阳修言：『吕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纲纪大隳。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平生罪恶偶不发扬，正赖陛下终始保全，未污斧锧，是陛下不负夷简，夷简上负朝廷。今虽陛下特推仁恩，厚其礼数，臣乞因其来让，便与寝罢。』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面谕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襄数求补外，以便亲养。枢密副使富弼曰：『谏臣不当远去，许给假迎亲可也。』上许襄归宁而不许其罢。甲申，太白犯岁星，又犯太微左执法。谏官余靖言：『风闻司天之奏，乃以商洛群盗便当其占。臣历观汉、晋、隋志，凡五星之变，金、火谓之罚星；太白与金星相犯，皆主兵丧及饥。其变乃出端门之右，执法之测，前志所占，将有伏尸流血之变，岂山泽小寇所能当之?伏望陛下责躬修德，以谢天变。内宣慈爱，以敦九族，外选才良，以安百姓。与廊庙大臣叶忠虑善，无怠于政，则天下幸甚!』丙戌，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事。先是，枢密副使富弼言：『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太祖创立示度，太宗克绍前烈，真宗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施于天下，咸以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刬革。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分明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俯，俾为模范。』上纳其言，故命靖等编修，弼总领之。明年九月书成，分别事类凡九十六门，二十卷。先是，参知政事范仲淹言：『臣数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孙绵远，盖由积德之深。臣言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动天地，此圣嗣无疆之本也。今有札子三道进呈，内一道为议赎法事，即乞降出；二道乞不降出，其一曰：今来宫中人数几多，或供使有余，宜降诏旨，特令减放，以遂物性。其二曰：乞出圣意，以内帑物帛委边臣渐次收赎，陷蕃汉户人口各还其家，使父母子孙再得完聚，至德动天，降祐王室，书之史策，光于后代。』
欧阳修言：『近日诸处盗贼纵横，若不早图，恐难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臣曾建言：方今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乞朝廷选差按察使，纠举年老、病患、赃污、不才四色之人，并行澄汰，莫若精选明干朝臣十许人分行天下，尽籍官吏能否，坐而升黜之。谨别条具冗官利害六条，以明利博效速而可行不疑。一，去冗官则民之科率十分减九；二，不才之人为害深于赃吏；三，内外一体，若外官不澄，则朝廷无由致治；四，去冗官则吏员清简，差遣通流；五，去冗官则中才之人可使劝惧；六，去冗官则不过期月，民受其赐。此臣所谓及民速于事功者也。』
冬十月丙午，盐铁副使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知谏院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盐铁判官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请诏一府通选转运使，如不足，许权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择通判人。既已得人，既委逐州自择知县、县令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幕职。凡权人者，必俟政绩有闻，一二年方真授之。上既纳其言，于是昷之等首被兹选。素入辞，上谓曰：『卿今便去谏院事，有未言者，可尽言之。』丁未，以右正言、集贤校理余靖为契丹国贺正旦使。入辞，书所当奏事于笏，各以一字为记，凡数十字。上顾见之，指其字令一一条奏，日几昃，乃罢。甲寅，复置诸路转运判官，仍诏中书、枢密院同选用。壬戌，诏曰：『自今两地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非次罢免者，毋以转官带职为例。两省以上旧法，四年一迁官。今具履历听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历任尝有赃罪，先以情重轻及勤绩与举者敷奏听旨。朝官迁员外郎，须三年无私罪，而有监司若清望官五人为保引，乃磨勘迁郎中，少卿、监亦如之。举者数不足，增二年迁大卿、监、谏议大夫，弗为常例，悉听旨。』又定制：『监物务人亲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举者，数不足，毋得关升。』甲子，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言：『顺德军生户大王家族元宁等以水洛城来献。其地通秦州往来道路。寻遣静边寨主刘沪招集其酋长，皆愿纳质，子求补汉宫。今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从之。
十一月丙寅，上清宫火。寻有诏，以宫地为禁军营。先是，谏官欧阳修言：『臣伏见御史台缺官，近制令两制并中丞轮次举人，遂致所举多非其才，不能称职。近闻梁适举王砺、燕度充台官，其人以适在奸邪之目，各怀愧丑、惧其污染，风闻皆欲不就。以此言之，举官当先择举主。仍见朝班中虽有好人，多以资考未及。今乞不限资考，惟择才堪者为之。况台中自有里行以待资浅之人，仍乞重定举官之法，有不称职者，连坐举主，庶几称职，可振纲纪。』癸酉，太常博士李京、殿中丞包拯并为监察御史里行，中丞王拱辰所荐也。京，赵人，尝知魏县，奉法严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监司果议以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适堕吏计中。』京赖以免。拯，合淝人，事父母以孝闻。尝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徙知端州。州岁贡砚，前守缘贡，率取十倍以遗权贵人，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州晁仲约度不能御，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欲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弼曰：『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而高邮无兵器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醵出财物而得免于杀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上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君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终不以为然。其后两人不安于朝，相继出使。弼还自河北，及国门，不许入，未测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癸未，诏：『自今两府及大两省已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官，进士三人已上，一任回无过犯者，许进著述召试，取优等者充。』丁亥，诏曰：『今之荫法推恩太广，以致疏宗蒙泽，稚齿授官，非所以审政重民也。其著为令，使夫冢嗣先录，以笃为后之体；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设考课之格，立保任之条。诸子孙须年过十五，若弟侄年过二十。必五服亲乃得荫。已尝荫而物故者，无子孙录任，听再荫。』自是任子之恩杀矣，然犹未艾也。
吕中曰：古者将用人之才，必先养人之心。后世虽用人之才，亦徒富贵其人之身而已。古者有教国子之法，故凡嫡子，皆可以继世为卿，而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所以凡列王朝左右者，无一而非可用之人也。后世徒以一夫官爵之所至，苟应法令，则不限贤愚，概居录仕，未离髫龀，已紆青紫。以为恩则滥，以为法则弊，此仲淹所以欲抑侥幸，此至道间所以欲世录家自成均出仕也。
辛卯，同修起居注欧阳修请自今后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门，俟修注官出面录圣语。从之。壬辰，诏限职田。自此人有定制，土有定限，吏以职田抵罪，比前目稍稀阔焉。司天监言：五星皆在东方，主中国大安。
十二月，元昊又遣张延寿等来议事。知谏院欧阳修为右正言、知制诰。初，中书召试而修辞不赴，特除之。陕西宣抚使韩琦言：『如闻修生户所献水洛城颇为未便，其土功以百万计，又须正兵三四千人，更岁积粮草，始能屯守之。况刘沪昨已降水洛城一带生户，诸小蕃族岂敢要阻?是则虽无水洛之援，官军亦可往来。如朝廷未以为然，乞选差亲信中使至泾原、秦凤路询问文彦博、尹洙、狄青等。』盖彦博、洙、青皆以为未便也。戊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庚申，许广州立学。沣州献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谏官欧阳修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契丹骄悖，藏伏之祸在后。一祸未灭，一患已萌。西则泸戎，南则湖岭，无一处无事，实未见太平之象。若使木文实是天生，其文止曰太平之道，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则太平，失其道则危乱。臣方今但见其失，未见其得也。指望太平，渐生安佚，则此瑞木乃误事之妖木尔。』诏诸祥瑞不许进献。
是岁，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谏官孙甫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缓之应。舒则政事弛，赏罚差，百官废职，所以召乱也。地震者，阴之盛也；阴之象，臣也，后宫也，戎狄也。三者不可过盛，盛则阴为变而动矣。陛下救舒缓之失，莫若自主威福，特出英断；救阴盛之变，莫若外谨戎备，内制后宫，此应天之实也。』韩琦既至陕西，属岁大饥，群盗啸聚商、虢之郊，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为之渠率，而光化军宣毅叛卒五百余人，邵兴为之长，与上官珙战，珙死之。琦寻遣属官乘传往商于料简钱监役兵，收集上官珙下散军。邵兴被杀，张海等相继歼衄擒捕，关辅遂安堵矣。是冬大旱，琦即选官分诣州县，发省仓以赈之，所活凡二百五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数称是。选禁军不堪征战者，停放一万二千余人。后田况乞诸路军不堪战者为厢军，云：『若谓兵骄久，一旦澄汰，恐致乱，则去年韩琦汰边兵万余，岂闻有乱者哉?』
校勘记
[1]鄜州 原作『鄜川』，据《长编》卷一三二、《宋史﹒仁宗纪三》改。
[2]刘从德 原作『刘德从』，据《长编》卷一三三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