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迟问仁章。
朱子曰：“孟子言存心养性，便说得虚。孔子教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语，则就实行处做工夫，如此则存心养性自在。”今按：此条分说《论》《孟》极有味。《论语》言心，多归之行。《孟子》论行，多本之心。陆王家言多引《孟子》为据，而按之《论语》则易见其未是。西方心理学，只就一身之生理物理上求，最多只可谓是专于心以求心。何如中国人言心，必推极之于言语行为，及其对面接触之事物之为亲切而得实，扼要而有用乎。
又曰：“此章须反求诸已而思之。居处恭乎，执事敬乎，与人忠乎，又须思居处恭时如何，不恭时如何。执事敬时如何，不敬时如何。与人忠时如何，不忠时如何。方知须用恭敬与忠也。”今按：此条尤见亲切平实。人心必从事上物上见，而更要则在反求诸已。西方人一切重客观，研究心理学以洋老鼠小白兔为证，亦浅之乎其视人心矣。
子贡问如何斯可谓之士章。
朱子曰：“称孝称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不能广其固有之良心。”今按：此两语言简意深。有子以孝弟为仁之本。孝弟固即是仁，但仁即心体，其体广大，非孝弟可尽。舜与周公为大孝，斯为能广其心矣。故孔门言仁必兼言知，言行必兼言学。良知乃不学而知者。此条言良心，则虽天赋固有，必学而后能广能尽。阳明提倡良知，于学的方面，未免少用力提倡，流弊遂不胜言。
不得中行而与之章。
朱子曰：“中行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为精密。有狷者之节，不致过激。故极难得。”又曰：“狂者知之过，狷者行之过，二者皆谓过中。”今按：中国言知行，又言志节，不专向一偏，故有中行，亦称中道。但不能称中知。又言志于道，志于学，不专言立志。只就语言文字上细加体会，自可了解到中国之文化大传统。
君子和而不同章。
朱子曰：“二者外虽相似而内实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状之隐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轨。非圣人不能究极而发明之也。且以近代诸公论之，韩富范公，上前议论不同，或至失色，而卒未尝失和气。至王吕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恶相济。而其隙也，无所不至焉，亦足以验圣言之不可易矣。”今按：此条陈义极深。近代一世人，争言同，不言和。即以吾中国言，惟孙中山辛亥革命乃让位于袁世凯，及其创为三民主义，在广州自建政府，又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言和，却存有中国传统君子和而不同之遗风。读《论语》此章者，其试深思之，则为人处事之境界，亦庶有近乎胡五峰所谓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所辨，而心知其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