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目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如上四目，可见中国人为学主在学为人，学为一理想人。天地生人，固属平等，然由于学与不学，则有君子小人邪正善恶品格之分。西方为学尽在外，其在人群中，只求不犯法，法之外每一人各可自由。求富求贵，则必争。中国则重人道，行道始是自由，其于道之践履与到达，又有大小远近之别。故中国人惟求各自志于道，又务其大者远者，以求得为一理想上最高标准之人。不在与人争，乃在与已争，于是乃有改过迁善克己复礼之此一目。
人之为学，始知在己有过，则必改。始知于道有善，则必迁。中国人之从事于学，主要在为一善人，而达于贤与圣。若富与责，财富与职位之相较，与人品不相关。非如善人，即人是善，即善是人，乃属一体。己者，乃人之所得私。礼，则为人与人相交和合而见之共同体。人之为学，即为人之学，则重在克去己私，而归入于人群之共通人体中。人固由天而生，然天之生人，则为生此群，非为生群中之一己。西方宗教言亚当夏娃，其观念已偏重在己不在群。但亚当夏娃又必同时而生，故中国人以夫妇为人伦之首。故为人之学，首当克己复礼，始能成伦。各私其己，则不成伦，又乌得谓之人。或又疑礼为人制，朱子说：“礼者，天理之节文。”斯得之矣。
改过为儒学极重大一要目，此事又当深论。儒学重在明道行道，孔子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在明道阶段。故曰：“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但孔子五十出仕，终不得意，而去鲁至卫，又至宋，周游在外十四年。而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是孔子之老而返鲁，亦即孔子之知过而改也。故孔子闻蘧伯玉之欲寡其过而未能，而深赞之。亦可见孔子之晚年心情矣。孔子早期施教，重言语政事，皆重有为。晚年之教重在文章，则务求明道，不汲汲于行道。惟冉有之出仕季孙氏，使季氏富于周公，乃曰：“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则孔子之对当时现实政治，已抱一种消极态度矣。《论语》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此乃孔子晚年意态，实经其周游返鲁之一番改过后始然。此当郑重阐明者。孟子之辞齐位而归，亦其年老改过之一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一意惟求完成其《史记》一书，不再以预闻政事为务，此亦其晚年之知过而改也。其他不缕举。下至周张二程，昌明道学，汲汲于明道，不务于行道，此乃鉴于当时之新旧党争，而为悔过知变，改弦易辙之一道。此为世运转移一大机。今或以日常人生一言一行之小过小失，认为乃当时理学家注重提倡改过大义所在，则又失之矣。有志讲究中国儒学史进展，倘能于此改过一节，审细求之，则庶乎能见其大。孔子之为圣之时，当于此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