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下，清晨的阳光溪水似的流进教室里，无叶无风的窗外，又是一个冬季。手机“滴”的一声，一条短信。
外公走了。
4年后的春天，也是一条短信，外婆走了。
我在巴黎的7年里，唯留着这两条短信。我知道人生终有一别，没想到这么匆忙，这么遥远——飞回去也要12个小时，人要走的时候，留不住的。
那天的课，老师说的法语我一个词儿都不懂，真听不懂，像几年前刚学的那样，完完全全是陌生的语言。由于没能回答好问题，老师很生气，说这么基础的东西都没掌握好——偏偏这些批评我都听得懂。他相当失望，我也是。我没解释，坐在角落里，安静得像根委靡接近枯萎的秋草。
我觉察到异样是在两天后，我以为睡不好，整个人被抽筋剥骨了似的，软得连站着都没力气。背后有块儿地方，一摸，一片疹子。我打电话给医生，要定个日期。法国人急不了，看病都得先约好哪天哪时，俗称RDV，除非是马上要见上帝了，救护车才会来。
皮肤科的老医生说下个月才有空，看病的人排队都排到圣诞节了。我又打给另一个医生，很年轻的声音，他说今天就可以来。
刚出校门的毕业生，我大概是他第一个病人，接待得很谨慎。他说我背部这东西叫“zona”，拉丁文，湿疹。疹子也有好多种。他给我检查全身皮肤，当我把裤腿卷起来时，发现小腿肚也有一片疹子，跟背部的不一样，红疹自脚尖开始，呈螺旋形攀爬到腿肚子上。这病生得滑稽而富有几何美感。
年轻的男医生说：“这病无药可医。”
我躺在诊床上，看着窗外风雪欲来的天空，想着该怎么跟这世界说拜拜。
年轻的男医生说：“它自己会好的。”
我问：“不是说无药可医么？”
他说：“目前没有药可以治，但它自己会好。”
“会传染吗？”
“不会。”
“这是什么病？”
“不知道，医学界还没有给出一个原因，但它自己会好，别担心。”他说，“痒了不要挠，就不会留印子。”
我欲哭无泪，昨晚疯狂地挠了一夜。
年轻的医生给我开了盒治疗背部湿疹的药，我去药店买时，药师噼里啪啦地敲了通电脑，说：“100欧元。”一小盒药，100欧元。
我问：“可以报销吗？”
药师说：“当然，如果有医疗卡，这药可以全部报销。”
我递上绿色的全民医疗卡。在法国，不管是法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只要有合法居留权，都会拥有一张绿色的医疗卡，报销项目分得极细，不过一视同仁。
还没放假，我还得继续上学，放假前还要考试。巴黎很少下雪，刚来的那年下了场雪后，雪花变得不通人情，极少再来光顾，就像那年的人，似乎不会再来了。
很累，要上学，还得挣钱养活自己。我多么想像三毛小说里写的那样，把书往雪里一埋，什么都不顾，然后在火车站碰到一位极帅极帅的军官，来一段倾城的爱恋。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德国，我在30多年后的巴黎，巴黎连雪都不肯下。
我记得有人送我回来，那人的发色像火，在寒冷的天里烧着。
安祖的头发是黑的，跟我一样。
我一回家就躺倒了，那人说会替我向老师请两天假，什么都不用担心。这不是梦，我的心一下子着地，在睡梦里疯狂地休息去了。
凌晨，天还没亮。灯一直开着，我没力气去关，昏昏沉沉地梦了又醒，醒了又梦。我清楚地记得，室内那盏灯爆着火花，毕剥不停，我的眼皮很沉重，脑子很清楚。
小姨站在我的床边，一身灰蓝色的休闲衣，如烟浮动。她问我：“你今年20岁吧？”
“我25了，姨。”
“哦……”一声沉重的叹息，“我死了已经5年了啊……”
很怕很怕，那感觉是如此清晰，我就是不敢睁开眼睛。
几年前，小姨因车祸走了，留下丈夫和3个孩子。现在，孩子们都上大学了，他们也早已有了年轻的新妈妈。
我说：“姨，外公走了。”
她点点头，无悲无喜。她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我说我病了，请假两天。这一次，梦境那么清晰，她站着，很瘦小，小姨的个子本来就小，梦里的她仿佛被风吹成了一道纤弱的剪影。我对自己说，那是因为我长得高吧……
我陆陆续续几次梦见她，都是在这里，离家很远的地方。
她很少夸我，给我打过毛衣，一件白底蓝紫色织花的小毛衣。我不记得那时我多大，还未上小学吧，她的新房落成不久，家里永远有着一堆理不齐的会计凭证和最时尚高档的家具。从未和她谈过知心的话，回首依稀中，管束得比母亲还紧。
讨厌过她。
很多年后，妹妹突然对我说，她现在还是觉得小姨最好。
姨，我在这里很好啊，还是你终究有什么话未来得及对我说？
“继续上学。”那是她在梦境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清晨，那一点点的光攀过窗沿，染着窗帘，最后倾倒在室内，注满整个房间。弟弟的空间更新了一篇文章：“……火葬场，外公的遗体烧了很久……”
外公太想小姨了，他想再看看他的小女儿，所以迫不及待地走了。
我睁开眼睛，觉得四肢尚在。病痛和梦一同消失，剩下的还是那个欲转不转的巴黎，我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推着它，它才会前进一点点。
我的腿留了疤，浅棕色螺旋形的花纹，绕着小腿肚，从脚背一直绕到膝盖。留给我的，还有那个梦。它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