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第三部分

她告诉弗里妲，如果可以保护她，自己愿意余生永远在刀尖上行走；如果能拯救她，她愿在地狱的烈火中煎熬；如果她能够浮起，她愿在最深的河底溺水身亡。现在她要为她做这最后也是最难的一件事了。

1926年8月

当他决然地走出房间，她感到不知所措。100

蜜蜂嗡嗡吟着夏日的摇篮曲，苹果树树荫下，昏昏欲睡的厄苏拉扔下小说《O侯爵夫人》。从耷拉的眼皮下，她悠悠看着几码外的远处，一只白兔正满足地啃食青草。它不是没注意她，而是相当大胆。莫里斯处在她的位置一定会向它射击。他已毕业回家，等待暑期后的法律学习，整个暑假在家过得无所事事，且聒噪不堪。（“明明可以去找个暑期工打一打，”休说，“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打暑期工，又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

莫里斯由于实在无聊，竟答应教厄苏拉射击，甚至同意用旧瓶旧罐，而不打自己经常对着放冷枪的各种野生动物——兔子、狐狸、鼬獾、鸽子、雉鸡，甚至打过一只幼狍，为此帕米拉和厄苏拉谁都无法原谅他。厄苏拉喜欢射击，只要不打活的就行。厄苏拉用休的旧鸟枪，莫里斯则有一把帅气的普迪猎枪，那是祖母送他的二十一岁生日礼物。阿德莱德嚷嚷自己快死了嚷嚷了好几年，但仍健在，希尔维说她“一直说话不算数”，伊兹形容她“像大蜘蛛”一般还继续盘踞在汉普斯泰德。说着还冲面前的à la Russe（俄式）小牛肉片打了个抖，虽然打抖也许是为了肉片本身。这道菜并不是格洛弗太太菜谱里较受欢迎的一道。

希尔维与伊兹之间共识不多，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休母亲的这种反感。“她也是你的母亲，”休向伊兹指出。伊兹说：“噢，不对，她经常说，我是从路边捡来的。说我相当淘气，连吉卜赛人贩都不要我。”

休走来看莫里斯和厄苏拉打枪，说：“哎呀，小熊，你成安妮·奥克莉101了。”

“你知道吗？”希尔维突然走来，将厄苏拉从昏沉中唤醒，“像这样悠长、慵懒的日子，你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你以为还会有，其实不会了。”

“除非我长大富可敌国。”厄苏拉说，“那样一来我又能整天闲晃了。”

“也许吧，”希尔维说，“但夏天有一天也会结束的。”她在厄苏拉身边坐下，捡起那本克莱斯特的书。“一本要死要活的言情小说。”她不屑地说，“你真的要学现代语？你父亲说拉丁语似乎更有用。”

“怎么会有用？已经没有人说拉丁语了。”厄苏拉提出合理分析。为这事，两人已周旋了整整一夏。她举手伸了伸腰，说：“我应该去巴黎待一年，只说法语。这才叫很有用。”

“呵，巴黎，”希尔维耸耸肩，“大家对巴黎都过誉了。”

“那么去柏林。”

“德国乱得很。”

“那么维也纳。”

“太多人。”

“布鲁塞尔，”厄苏拉说，“布鲁塞尔总挑不出错了吧？”

真是这样，希尔维对布鲁塞尔真说不出什么来，两人的欧洲漫游只好戛然而止。

“反正要等大学毕业以后了，”厄苏拉说，“还有好几年呢，你就别担心了。”

“大学不会教你怎么为人妻、为人母。”希尔维说。

“那要是我不想为人妻、为人母呢？”

希尔维笑了。“你只是为反对而反对罢了。草坪那边准备了茶。”她不情愿地站起身，“还有蛋糕。不幸得很，还有伊兹。”

晚餐后，厄苏拉去小路散步，乔克高高兴兴地打着头阵。（它是一只相当快乐的狗，伊兹做出如此正确的选择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令厄苏拉想要独处的夏夜。“哦，”伊兹说，“你这个年龄，正好是满心渴望雄浑伟大的时候。”厄苏拉不是很明白她为什么要说这个（“伊兹的话什么时候能听明白过？”希尔维说），但她感到自己明白了一点。空气摇晃，弥漫着一种古怪气氛，一种紧迫感让厄苏拉心脏膨胀，仿佛充满了整个胸膛。她觉得那也许是一种无上的神圣——她没有其他词汇形容它。也许可以叫作未来，她想，那就是时刻逼近的未来。

她十六岁，一切正要开始。她甚至已经初尝了亲吻的滋味，就在这一年的生日上，与莫里斯吓人的美国朋友。“只能让你亲一下。”她这样说。因为他越来越冒进，她不得不推开他。可怜他绊在自己的大脚上，倒进一丛栒子木，看来摔得不轻，且颜面尽失。她将此事告诉梅丽，后者大笑。但是，梅丽说，亲还是亲到了。

不知不觉，她来到了火车站。她向弗雷德·史密斯问好，对方拿她当大人对待，举了举乘务员的帽子致意。

她目送他的火车呼哧呼哧向伦敦方向开去，那即刻就要发生的事仍未发生，甚至少了一丝迫在眉睫感。她往回走，遇见正为自己的自然粘贴簿寻找素材的南希，两人相伴同行一阵，本杰明·柯尔骑着自行车从后面经过，刹停，下车来说：“我能送二位小姐回家吗？”这像是休才会说的话。南希咯咯直笑。

厄苏拉感到双颊发烫，暗自庆幸夏日的高温已将自己的脸烘成粉红色。她随手抓了把峨参叶，拿在手里扇着（没什么用）。原来刚才觉得即将发生的，就是这件事呀。

本杰明（“噢，请叫我本，”他说，“如今只有我父母还叫我本杰明。”）将两人送到肖克洛斯家门口，说一声“再见，我走了”，便跨上自行车，向不远处的家骑去。

“啊，”南希替她感到失望，轻声道，“我还以为他会送到你家呢，就你们两个人。”

“我是不是太明显了？”厄苏拉整个人都沮丧了。

“相当明显，不过别气馁。”南希拍拍她的手臂，仿佛大四岁的不是厄苏拉而是她自己。她又说：“好像回家晚了。我不想晚饭迟到。”说完，抱一堆宝贝树叶往家门口跑去，嘴里“嗒啦啦啦”哼着歌。且把“嗒啦啦”哼得字正腔圆。厄苏拉多么希望自己成为南希那样的女孩。她转身往家走，心想自己的晚饭恐怕也迟了，却听见自行车铃乱响，这是本杰明（本！）来了。“我忘了说，”他说，“下周我家办聚会——周六下午——母亲让我邀请你。是丹的生日，我家男孩太多，她想请些女孩来稀释一下。这是她的原话。她想请你和梅丽来。南希还太小，对吧？”

“对，她是太小了。”厄苏拉迅速表示同意，“不过我愿意。梅丽肯定也愿意。谢谢你。”

那即将要发生什么事的感觉又降临到她的心里。

她目送他吹着口哨骑车远去，再转身时，差点撞进一个男人的怀里。这个男人在附近游荡似乎就是为了候她。他举了举帽子，说：“晚上好，小姐。”他面相不善，厄苏拉往后退了一步。“能告诉我车站怎么走吗，小姐？”他说。她指着小路远方说：“那边。”

“能给我带路吗，小姐？”他说着，又向她逼近。

“不，”她说，“不，谢谢。”突然他伸手攥住她的手腕。她甩手就跑，只跑到家门前才敢回头看。

“你没事吧，小熊？”见厄苏拉飞奔进门廊，休问。又说：“怎么气喘吁吁的？”

“不，我没事，真的。”她说。要是把男人的事告诉休，不知他又要怎样担心了。

“A la Russe（俄式）小牛肉片，”格洛弗太太将一只大白瓷盘放到桌上，说：“特意告诉你们是因为，上次我做这道菜时，有人见了说看不出盘里装的是什么。”

“柯尔家有个派对。”厄苏拉对希尔维说，“请我和梅丽去。”

“真好。”希尔维说，因为在意白盘里装的东西而有些心不在焉，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要在稍后喂给一只不大挑食（或按格洛弗太太的说法，更不“鸡毛蒜皮”）的西高地猎狐梗。

派对令人失望。整个场面很吓人，猜字游戏不断（不用说正中梅丽下怀），还有许多抢答游戏，厄苏拉虽然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柯尔家兄弟和他们的朋友嗓门实在太大、抢速实在太快，没有人听见厄苏拉说什么。厄苏拉感到自己像空气，本杰明（现在已经不觉得他是亲切可人的本了）只问她了一次是否想吃水果杯，却忘了将她要的水果杯拿回来。没有舞会，只有成堆的吃的喝的。为自我安慰，厄苏拉在各式甜点中精挑细选。监视食物的柯尔太太对她说：“天哪，你这个小东西，这么瘦，蛋糕都吃到哪里去了？”

是啊，这么瘦的小东西，厄苏拉步履沉重、垂头丧气地往家走，边走边想，怪不得没有人看得见她呢。

“你吃蛋糕了吗？”她一进门，泰迪就急着问。

“吃了许多。”她说。两人坐下来，分食临走时柯尔太太给她包的生日蛋糕，乔克分到不少。一只雄狐小跑穿过暮色中的草坪，厄苏拉往它的方向也扔了一块。然而蛋糕被这食肉动物蔑视了。

重新开始的地方

1933年8月

“他来了！他来了！”一个姑娘喊起来。

“这么说他终于来了？”厄苏拉看了一眼克拉拉，说。

“显然是这样。感谢上帝。都快饿死、无聊死了。”她说。

两人感到，身边姑娘们的英雄情结，既难以理解，又相当滑稽。天气炎热，大家已在路边等了整整一下午，除喝了两个姑娘从附近农场弄来的一桶牛奶外，什么也没下肚。有些姑娘听说元首今天要到山中别墅来，就几小时几小时地等着。有几个耐不住，在草地边午睡了一会儿，但为一睹元首风采，谁也不肯回家去。

陡坡下面，通往贝希特斯加登的盘山路上，远远传来一阵欢呼，大家都迅速站好。一辆大黑车呼啸而过，有些姑娘尖叫起来，但“他”并不在车上。接着一辆华丽的敞篷奔驰驶入视野，一面字小旗在车前盖上猎猎作响。它比前一辆车开得慢，新政权的总理就坐在里面。

元首向后翻了翻手，潦草地做出他的致意手势，看上去仿佛在拢耳音，为了更好地聆听她们的欢呼。站在厄苏拉身边的希尔妲一见元首，立即兴奋得难以自持，“啊”了一声。接着，仿佛白驹过隙，车过去了。汉娜双手交叉在胸前，仿佛虔诚的圣女。“我的人生完整了。”她笑道。

“他照片上比真人好看。”克拉拉嘟囔说。

高度兴奋了一整天的姑娘们，在女队长102（十八岁的阿德尔海德，高大的金发女斗士，能力强，受人爱戴）的领导下，迅速排成方阵，开拔回青年旅舍，一路走，一路唱。（“她们干什么都要唱歌，”厄苏拉写信给梅丽时说，“这种泛滥的热情真难以适应。我觉得自己参加了一个曲风特别欢快的乡村合唱团。”）

乐团曲目繁多——民谣，离奇动人的老情歌，高昂狂放的爱国歌曲，关于染血的旗帜，还有篝火边必有的大合唱。她们尤其喜欢Schunkeln——手臂挽手臂，边唱边随节奏摇摆。每每厄苏拉不得不领头时，总是唱《友谊地久天长》，四三拍最适合Schunkeln。

希尔妲和汉娜都是克拉拉的妹妹，狂热的BDM队员，BDM即德国少女联盟103，是女版的希特勒青年团104（“我们叫她们Ha Jot。”希尔妲说完，立即咯咯笑着与汉娜一起陷入对英俊制服青年的幻想）。

厄苏拉刚到伯伦纳家时，对两个组织毫无耳闻，但在那里住的两周内，希尔妲和汉娜每时每刻都在说它们。“这是个好活动，”她们的母亲伯伦纳太太说，“能推进年轻人之间互相理解，和睦友好。再也不会打仗。还能把她们与男孩们分开。”克拉拉与厄苏拉一样，也刚从学校进入社会——曾在职业学院中修习艺术，她对妹妹们的爱好毫无兴趣，但主动提出带两人上巴伐利亚山脉夏令营，沿路入住各个青年旅社105。“你也来吧，好不好？”克拉拉对厄苏拉说，“一定很好玩，还能看看田园景色。要是你不来的话，就只能待在城里，跟爸爸妈妈捆在一起了。”

“我想大概与女童子军差不多。”厄苏拉写信给帕米拉说。

“有不小的区别。”帕米拉回信道。

厄苏拉本来不想在慕尼黑久留。德国只是生活节外生枝的一部分，是她赴欧旅行一年中小小的一站。“这一年我将独自完成伟大的旅行。”她对梅丽说，“虽然去的都是二流的地方，只能说是‘不很伟大的旅行’。”她计划去博洛尼亚而不是罗马或佛罗伦萨，慕尼黑而不是柏林，南希力劝她去巴黎（南希·肖克洛斯对这一选择的结果相当期待）——这些城市里都有大学里曾辅导过她的老师们所了解的好人家，可供她借宿。为了维持花销，她还要教书，虽然休已经安排好定时给她寄一笔数目不大的钱。休知道她拜访的都是些“省级城市”，大大松了口气，因为“那里的人行为举止大多更得体”。（“也就是说更无趣。”厄苏拉对梅丽说。）休明令禁止了她去巴黎的计划，他对这座城市有一种特别的反感（“就因为巴黎在法国。”厄苏拉指出），对坚持拥护法国的南希也好感尽失。他在大战中去了欧陆不少地方，他说，完全不明白有什么好激动的。

虽然希尔维不十分赞成，厄苏拉仍坚持学了现代语——法语、德语，还有一点意大利语（真真一点）。毕业后因为别无他事，就报了一个考教师资格证的班，被录取后，她决定拖一年再去上课，想在黑板前“安顿”下自己的一生之前先看看外面的世界。名义上的理由如此，实际上这是她对付家长的托词。她的真实目的是希望旅途上能发生什么令她不用回去考教师资格证的事。至于能是什么样的事，她还不知道（“也许是爱情。”梅丽满怀期待地说）。任何事都行，只要不落得在女子语言学校教书，成为苦命的老姑娘，终生与动词变化做斗争，任粉笔灰像头皮屑一样落在肩头。（这番想象建立在她自己的老师留给她的印象上。）再说身边最亲近的人里，也没有人对教书这个职业特别赞许。

“老师有什么好当的？”希尔维质疑道。

“真的，假设她的眼界再高那么一点点，就要高出大气层去了。”厄苏拉对梅丽说。

“但你是认真的吗？真的想教书？”梅丽说。

“为什么我认识的每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时都是这种语气呢？”厄苏拉烦躁了，“难道我当老师不合适？”

“不合适。”

梅丽自己在伦敦一所戏剧学院上了一门课，现在在温莎的一个剧院工作，出演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二流苦情剧。“等着被发掘。”她说着，做了个剧场亮相动作。又是一个等待中的人，厄苏拉想。“最好别等，”伊兹说，“想到就去做。”她倒是说得轻松。

梅丽和厄苏拉一起，在狐狸角的草坪上坐着藤椅等狐狸，希望它们能到草地上来玩。希尔维一直将剩饭剩菜放到户外，母狐已经习惯与人共处，会像狗一样大胆地坐在草地中央等喂食。小崽子们——六月里已经长得长手长脚——在她的身边翻滚打闹。

“那我做什么好呢？”厄苏拉无助（亦无望）地说。正说着，布丽奇特端着茶和蛋糕出来了，将托盘放在两人当中的桌子上。“难道去学速记和打字，到民政部门工作吗？听上去也很没劲。梅丽啊，一个女人入了社会如果不想立即嫁人，究竟还能做什么呢？”

“你是说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梅丽补充道。

“对，受过教育的女人。”厄苏拉同意。

布丽奇特小声嘀咕了些什么，难以听清。厄苏拉说：“谢谢你，布丽奇特。”

（“可是你见识过欧洲呀，”她对希尔维说，几乎是带着责备，“那时你也很年轻呀。”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我有父亲陪着。”希尔维说。但没想到这番讨论竟在希尔维心里起了效果，最终还多亏希尔维力压休的反对意见，旅途才成行。）

出发去德国前，伊兹带她去买真丝内衣和丝巾，还有漂亮的蕾丝边手帕，“一双很好很好的鞋子”，两顶帽子和一个新手袋。“别跟你母亲说。”她叮嘱道。

在慕尼黑时她住伯伦纳家——一父一母，带着三个女儿（克拉拉、希尔妲嘉德、汉娜洛蕾）和一个还在上学的儿子赫尔穆特，住在伊丽莎白大街上。休与伯伦纳先生之间反复通信后，终于放心让自己女儿去做客。“他们肯定要大失所望了，”她对梅丽说，“父亲做了这么多准备，搞得像基督第二次降临。”伯伦纳先生自己在德语学院教书，为厄苏拉安排了向初学者教授英语的工作，也将她殷勤地介绍给了寻求私人辅导的学生。他在火车站接她时，将这些消息告诉了她。她还未决心开始工作，且刚从一趟恼人的长途火车上下来，舟车劳顿，听到这个消息很沮丧。从巴黎东站开出的特快列车与“特快”毫无关系，她又偏偏跟一个一路上不是在吃香肠就是在抽雪茄的男人同厢，又尴尬、又难受。（“在巴黎只看到了火车站。”她写信给梅丽说。）

她离开车厢去找洗手间，吃香肠的男人也跟她一起来到走廊上。她以为他要去餐车，等她找到洗手间时，才惊讶地发觉他也想跟着她进来。他说了几句话，她听不懂，但似乎相当粗鲁色情（以雪茄和香肠作为这番活动的前奏显得十分奇怪）。“Lass mich in Ruhe。”她毅然用德语说“请别骚扰我”。但他仍继续推，她也继续推回去。她不相信两人真的要打起来，因此一边抵抗一边还保持着适度的礼貌，对旁观者来说这一幕一定相当滑稽。厄苏拉希望走廊里有旁人可以让她求救。她不敢想象，一旦男人成功与她共处幽闭的洗手间内，会对她干出什么。（事后她疑惑自己为什么不干脆尖叫。多么傻。）

两个军官走来救下了她。二人穿黑制服，配银徽章，相当帅气，不知从哪里就冒了出来，一把将男人制住，严正警告了一番，其中许多单词她都没听明白。接着，两人又慷慨地将她换到了女宾专用车厢。她不知道车上还有这个配置。军官走后，车厢里的女伴们不住嘴地感叹起“SS”军官有多么多么地英俊来。（“亲卫队106的，”一个女人钦慕地喃喃道，“跟那些穿咖啡色制服的冒失鬼可不一样。”）

火车到慕尼黑时已经晚点。出了一件事，伯伦纳先生说，一个男人从火车上掉下来了。

“真可怕。”厄苏拉说。

虽然是夏天，天气仍微凉、多雨。阴沉的天幕没有因为她抵达伯伦纳宽敞的公寓就晴朗起来。公寓里到了晚上不开灯，冷雨敲打着蕾丝窗帘后的窗玻璃，仿佛非要从窗口进来才肯罢休。

厄苏拉和伯伦纳先生一左一右抬着她笨重的行李箱上了楼，整个过程俨然一出闹剧。总该有人来帮把手吧？厄苏拉气恼地想。如果休在，就会雇个男人——或者两个——负责这事，而不会指望由她自己完成。她想到了火车上的SS军官，想到如果是他们来对付这个箱子，将会是多么高效而殷勤。

伯伦纳家的女眷们都不在。“哦，还没回来。”伯伦纳先生毫不在乎地说，“好像去买东西了。”房里家具看来都相当笨重，铺着破旧地毯，养了许多叶子植物，有一种丛林的气氛。她打了个冷战，屋内冷得很，似乎不像一年这个时候应该有的温度，似乎不欢迎她的到来。

他们想尽办法将行李箱搬到了她的房间。“以前是我母亲的房间，”伯伦纳先生说，“都是她用过的家具。她不幸去年死了。”他凝视眠床——一个宽大的哥特式物体，制造它唯一的目的似乎就是要使睡在上面的人做噩梦——的眼神很明显地暗示出伯伦纳老夫人正是在它的鸭绒盖被下仙逝的。床大得几乎要撑满整个房间，厄苏拉突然感到十分紧张。她与吃香肠的人在火车上的经历仍历历在目，令她感到难堪，可眼下自己却又与另一个全然陌生的外国人独处一室了。布丽奇特讲的白种人贩子的可怕故事突然浮出了记忆的水面。

幸好，前门开了，门厅里出现一番不小的响动。“啊，”伯伦纳先生高兴地笑了，说，“她们回来了！”

姑娘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公寓，都被雨淋湿了，嬉笑着，手里大包小包地提着、捧着。“瞧谁来了。”伯伦纳先生说，这一说，两个小女儿更兴奋了。（事实证明，厄苏拉在这以后的生命里，再也没有遇到过比希尔妲和汉娜更容易激动的女孩子。）

“你来了！”克拉拉说着，“啪”地用自己冰湿的双手握住厄苏拉的双手，“德国热烈欢迎你107。”

两个妹妹以极快的语速没完没了地聊天时，克拉拉迅速在公寓里走了一圈，打开了灯，屋内立即不一样了——地毯的确年深日久，但纹样相当繁复，老家具全都散发着清洗擦拭后温润的光泽，那片冷冰冰丛林样的叶子原来是一丛漂亮的蕨。伯伦纳先生将客厅内通天花板的白瓷炉打开（“就像在家里养了一只庞大温暖的动物”，她写信给帕米拉说），安慰她说明天天气一定能恢复正常，变得暖和，会出太阳。

餐桌很快被铺上一层刺绣桌布，晚饭随即上桌——一盘奶酪，风干香肠，新鲜香肠片，沙拉和一块散发着格洛弗太太的茴香蛋糕气味的黑面包，还有一份香甜的水果羹，令她切实感到自己已经来到了外国。（“冷水果羹！”她写信给帕米拉，“格洛弗太太知道了会怎么说！”）

连已故老夫人的卧室都变得更宜人了。床垫柔软、舒适，床单四边用手工钩了一圈花，床头灯上罩着一个可爱的粉红色玻璃灯罩，使光线柔和温暖。不知是谁——也许是克拉拉，厄苏拉猜想——在梳妆台上的小花瓶里插了一小束木春菊。厄苏拉一爬到床上就累倒下了（床很高，要踩着小凳子才爬得上去），满怀感激地沉入了一场深沉无梦的睡眠，丝毫未受前人幽灵的困扰。

“当然，当然要先放个假啦。”翌日，伯伦纳太太在早餐桌上说（早餐与前夜的晚餐惊人地相似）。克拉拉正“处在安顿前的最后阶段”。她已经完成了艺术课程的学习，但还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她郁闷地说自己正为虽想离家“成为一名艺术家”但在德国“没有多少人有钱消费艺术”而气恼。克拉拉的房里有几张她的画，大幅尖锐的抽象派油画，与她温柔和善的性情大相径庭。厄苏拉觉得她以此为生的机会渺茫。“大概我只好去教书了。”她痛苦地说。

“是呀，真还不如去死。”厄苏拉明白她的痛苦。

克拉拉偶尔去谢林大街的摄影工作室帮忙，负责相片构图。伯伦纳太太有个熟人的女儿在那里上班，能说得上话。克拉拉和那熟人的女儿——伊娃——曾上过同一所幼儿园。“但构图难道不是很难吗？”克拉拉说。摄影师——霍夫曼——是新任总理的“御用摄影师”，“所以我跟他的客人都很熟呢。”她说。

伯伦纳一家并不富裕（厄苏拉想，所以他们才会出租卧室给她），克拉拉认识的所有人也都不富裕。不过，在1933年的当时，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与富裕无缘。

虽然没什么钱，克拉拉决定还是要好好度过暑假的剩余部分。她们去卡尔顿茶室和王宫花园边的海克咖啡馆，敞开肚子吃薄煎饼108，喝热巧克力109。她们在英国花园里几小时几小时地散步，然后吃冰激凌，喝啤酒，把两张脸都晒成了粉红色。也同克拉拉弟弟赫尔穆特的朋友——一群分不清谁是谁的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一起泛舟、游泳。赫尔穆特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正在波茨坦一所元首创办的新式军事学校学习。“他热衷party。”克拉拉用英语说。她英语说得非常好，且喜欢与厄苏拉切磋。

“应该说parties，”厄苏拉纠正她，“我们会说‘他热衷parties。”克拉拉大笑，摇摇头：“不，不，的确是Party。不是派对。是说纳粹党。你知道吗？从上月开始我们已经不能加入其他党了。”

“希特勒掌权后，”帕米拉写信教导厄苏拉，“出台了一项授权法。德国人称为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英译为‘解决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例’。多么华丽的名目，民主就此取消。”

厄苏拉天真地回复：“但民主总能拨乱反正的，就像一直以来一样。这个政权也会过去。”

“不会这么容易。”帕米拉回复。

帕米拉素来不喜德国，所以坐靠市立游泳池或河畔，与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一起晒太阳的厄苏拉，很快就把她的这番话给忘记了。这些男孩身上的短裤都短得出奇，游泳裤也小得吓人，个个几近全裸，但行止自如，令厄苏拉深感惊讶。她发觉德国人总体上似乎并不介意在彼此面前脱光。

克拉拉还认识一群更有文化的人——她在美术学院里的朋友。他们似乎更喜欢坐在烟雾弥漫、光线暗淡的咖啡馆里，或到各自脏乱不堪的住所聚会。他们喝很多酒，抽许多烟，谈论艺术与政治。（“所以说，”厄苏拉写信给梅丽，“在这两群人之间，我得到了全面教育！”）克拉拉的美院朋友都不修边幅，不服政权，不喜欢慕尼黑，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地方狭隘主义的老窝”，且每时每刻都在讨论迁往柏林的事。她发觉他们花大量时间谈论要做什么，但真正着手的时候却很少。

与此同时，克拉拉正身陷另一片泥沼。她的生活“沦陷”了，她爱上了她美院里的一个教授，对方是雕塑家，正与家人在黑森林度假。（再三催问下，她承认所谓“家人”是指妻子和两个孩子。）她决定让生活顺其自然，她说。又是托词，厄苏拉想。虽然这方面她无权指责别人。

厄苏拉仍是少女，按照希尔维的说法她仍然“完整”。而这不是因为她有道德上的顾虑，仅仅因为还没有遇见过足够喜欢的人。“不一定非要喜欢。”克拉拉笑道。

“我明白。但我希望能喜欢。”然而，她似乎总是吸引一些下三烂的类型——火车上的男人、小径上的男人——她担心他们在她身上读出了什么她自己不知道的讯息。与克拉拉和她的美院朋友相比，她感到自己相当拘谨、英式，甚至与赫尔穆特尚未出现的confrères110（一群行为其实非常规范的青年）相比也显得古板。

汉娜和希尔妲说动克拉拉和厄苏拉一道去参加附近体育馆举办的活动。厄苏拉误以为是去听音乐，却发现那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集会。虽然伯伦纳太太对BDM的作用相当乐观，但希尔妲和汉娜对男孩的兴趣似乎丝毫未受影响。

对厄苏拉来说，这群热情、健康的男孩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希尔妲和汉娜却花了很长时间，高度兴奋地指点着赫尔穆特的朋友，那些几乎一丝不挂地在游泳池畔混时间的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如今一丝不苟地套上制服（更多的短裤出现在眼前），突然变成了紧张严肃的童子军。

青年团走方阵，和着管乐队唱歌，出来几个人做演讲，纷纷效仿元首激昂慷慨的风格（纷纷失败）最后全体起立唱《德意志之歌》。厄苏拉不知德语歌词，便在心里和着海顿谱的美妙旋律唱了以前上学时校会常唱的《赞美上主》。唱完歌，大家集体欢呼“Sieg Heil111！”并举手行礼，厄苏拉发觉自己竟也加入了其中。克拉拉虽然觉得场面荒谬，不禁大笑，却也跟着举起了手臂。“这样做肯定是对的，”她若无其事地说，“我可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被找麻烦。”

不，谢谢，厄苏拉不想与伯伦纳Vati112和伯伦纳Mutti113一起待在燠热、扬尘的慕尼黑。于是克拉拉从衣橱里翻出一条海军蓝半身裙和一件白衬衣，满足了服装要求，队长阿德尔海德又贡献了一件卡其色战斗服。她又拿了一块三角巾，穿过土耳其皮饰结系上，这样补完了整套行头。厄苏拉觉得自己英气逼人，后悔自己从没参加过女童子军，虽然参加童子军肯定不只是穿穿衣服这么简单。

BDM的年龄上限为十八岁，厄苏拉和克拉拉都已超龄。她们是汉娜所说的alte damen，“老姑娘”。厄苏拉觉得自己和克拉拉没有必要护送整支队伍，因为看来阿德尔海德照管女孩时干练得仿佛一只牧羊犬。她有雕塑般的身材，北欧人的金发，拖着两条麻花辫，完全称得起是从弗尔克范格驾临的少女版弗蕾娅114。她是BDM的活广告。到十八岁就太老了。到时候她会做什么呢？

“怎么？当然是加入国家社会妇女联盟啦。”她说。她已经在丰满姣好的胸前别上了小小的银色字徽章，这古卢恩文般的字符代表了她从属的决心。

她们坐火车进山，行李整齐地堆放在行李架上，傍晚抵达一个靠近奥地利边境的阿尔卑斯小村，从火车站列队走向（自然，还要唱歌）青年旅舍115。路人有的站定了看，有些人赞许地鼓起掌来。

她们被安排在全是双层床的宿舍里，大部分床铺上已经有人，大家只好像沙丁鱼那样挤一挤。克拉拉和厄苏拉主动提出睡一张床垫，在地上打地铺。

晚餐在餐厅里的行军长桌边进行，供应标准例汤、麦麸脆面饼116和奶酪。早餐则供应黑面包、奶酪、果酱、茶以及咖啡。山里的空气清新，令大家胃口大开，把看见的食物都狼一样扫荡干净。

村里的环境仿佛一首田园诗，甚至有一座小古堡可供参观。堡内阴冷潮湿，布满甲胄、旗帜和纹章盾牌，似乎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大家在湖边、林中进行长时间的散步，然后搭顺风的农用大卡车或牲口拉的草车回旅社。有一天，她们沿着河一直走到了一处大瀑布。克拉拉随身带着素描簿，她迅速生动的炭棒素描比她的油画好看多了。“啊，”她说，“它们只是些gemütlich，也就是悦目的小东西。我朋友见了要笑话的。”村庄本身是个沉静的小地方，家家户户窗台上都种满老鹳草。河上有一家酒店，她们在那里喝啤酒，吃小牛排和面条，直吃到撑才停下来。厄苏拉在写给希尔维的信里对啤酒只字不提，她不会理解在德国这是多么普通的饮料。就算她理解得了，也绝不会赞成她喝的。

她们计划翌日启程，要到女生专用的露营地，“在帆布下”过几天。厄苏拉舍不得离开村子。

她们逗留的最后一晚，村里举行了一个活动，半是农事表演，半为庆祝丰收。大部分的表演厄苏拉完全看不懂。（“我也不懂，”克拉拉说，“记住，我是城里来的。”）女人们穿戴具有地方特色的服装，各种戴花环的牲口被牵出来，绕田野游行，授予奖品。字旗再次登场，装点田野四周。庆典供应足量啤酒，还有管乐队奏乐。田野正中搭起木台。木台上，几个男孩穿着Lederhosen117，在一架手风琴的伴奏下，和着节奏鼓掌，跺脚，拍大腿、脚跟，演示Schuhplatter118。

克拉拉对此嘲笑了一番，但厄苏拉觉得整个活动相当好。厄苏拉觉得自己如果能住在一个阿尔卑斯小村里一定会很高兴（“像海蒂那样。”她给帕米拉写信时说。因为帕米拉对新德国很生气，她已经减少了给姐姐写信的次数。帕米拉虽身在远方，却仍然发着良知的声音，但话又说回来，良心对置身事外的人来说，谈起来也的确是很容易的）。

手风琴加入管乐队一起演奏，人们跳起了舞。厄苏拉被一系列羞涩至极的农村男孩请上木台，他们个个笨手笨脚，他们在台上的舞姿十分古怪。她马上发觉那是3/4拍的Schuhplatter119，动作滑稽可笑。就这样，又是啤酒，又是舞蹈，她开始觉得头晕了。于是，当克拉拉牵着一个男人的手将他带到她面前时，她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男人很英俊，一望便知不是本地人士。“瞧我碰到谁了！”

“谁？”厄苏拉问。

“居然是我们堂亲同父异母兄弟的隔代表亲，”克拉拉兴奋地说，“反正很远就是了。于尔根·富克斯。”

“只是个远亲罢了。”他说着，微微一笑。

“很高兴见到你。”她说。他脚跟并拢，立正后吻了吻她的手，令她想到《灰姑娘》里的白马王子。“这是我的普鲁士血统在起作用。”他笑道。伯伦纳家的姑娘们也笑了。“我家根本没有普鲁士血统的人。”克拉拉说。

他笑起来十分好看，透着愉悦，又仿佛若有所思。那双眼睛蓝得不同寻常。他的英俊是彻底的，无可辩驳，就像本杰明·柯尔，但本杰明是他的反色负片，是于尔根·富克斯这一正极的负极。

托德和富克斯——两个都是狐狸120。这难道是命运的安排吗？科莱特大夫知道这一巧合的话，也许会非常高兴的。

“他英俊极了。”见面后她写信给梅丽。所有垃圾言情小说里的用语全部涌了上来——“心脏停止”“无法呼吸”。她在太多潮湿闲散的下午，读了太多布丽奇特的书。

“这是一见钟情。”她头晕目眩地写道。当然这钟情只是对疯狂的误解，不是所谓的“真爱”（真正的爱只有有了孩子的人才能体会）。“妙极了，”梅丽回信说，“这是感应性妄想性障碍121。”

“为你高兴。”帕米拉写道。

“婚姻是建立在一种更持久的爱上的。”希尔维提醒说。

“我在想你，小熊，”休写道，“从遥远的此处。”

天黑后，村中燃起火把，小城堡的角楼上放起了烟花。景象令人兴奋。

“真美，不是吗？”122阿德尔海德说，火焰照得她的脸颊发出光来。

是啊，厄苏拉说，真美。

1939年8月

Der Zauberberg。魔山。

“啊。她真可爱。”123咔嚓、咔嚓、咔嚓。伊娃爱她的禄莱相机。伊娃也爱弗里妲。她真可爱，她说。大家身处伯格霍夫别墅的大露台，沐浴阿尔卑斯明丽的阳光，等待午餐上桌。在这里进餐舒服多了，在清爽的天气中124，比从庞大、阴暗、巨大窗户里望出去除了山还是山的餐厅要惬意得多。独裁者统统都爱大而无当，连凭窗的风景也要大的。请微笑125！笑得开一点。弗里妲听话地笑着。她从小就习惯服从。

伊娃令弗里妲换下英式风琴褶侍女裙（希尔维从伯恩霍林沃斯百货买来送给弗里妲的生日礼物），给她穿上了巴伐利亚传统女装——背心连衣裙、围兜、白色半长筒袜。在厄苏拉英式审美的眼里（她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英式），这套衣服看来只适合出现在后台化妆间里，或者校戏剧节上。有一回，她在学校（多么古老而遥远的记忆）上演的《汉姆林的吹笛手》中，扮演过一个乡村少女，当时的穿戴与弗里妲现在盛装的模样很相似。

梅丽扮演剧中的鼠王，一人独演一幕，希尔维曾说：“肖克洛斯家的女儿们一定是吃关注率长大的吧？”伊娃就有一点像梅丽——一刻不停，天真快乐，时刻需要别人的关注。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伊娃也是演员，表演着她生命中最伟大的戏。事实上，她的生命也就是她的戏，二者并无区别。

弗里妲呢，可爱的小弗里妲，只有五岁的蓝眼金发小弗里妲，梳着两条很短、很短的小麻花辫。刚来时，她的肤色苍白，显得体弱。现在被阿尔卑斯山的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泛出隐隐的粉红色。当元首见到弗里妲时，厄苏拉在他蓝色的眼眸中捕捉到一闪与山下国王湖一样令人彻骨的狂喜，她知道他看见了什么，那是他千年政权的未来，它随着一个又一个Mädchen126，正画卷般缓慢铺开。（“她长得不太像你，不是吗？”伊娃毫无恶意地说，她不具备恶意。）

厄苏拉小时候——一个她似乎不断被迫回溯的时期——曾读过许多童话，童话关于一些受了冤屈的公主，为从荒淫无度的父亲和嫉恨心切的继母手里逃出来，不惜往姣好的脸上抹胡桃皮汁、在柔美发间揉进灰土，以期掩盖——就像吉卜赛人、流浪者和被社会抛弃的人一样。厄苏拉思忖人们如何弄到胡桃皮汁，它似乎不是一样走进店里就能买到的东西。而且用坚果皮汁抹黑脸蛋离家出走这个做法，在当今世界已经不能保证你的安全，尤其在上萨尔茨山——他们口中的Zauberberg——这仿佛舞台剧般矫揉造作的世界里。他们称它“伯格”，带着入选子民的亲热。

她此时究竟在此地做什么？厄苏拉想不明白。又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呢？弗里妲的疗养期即将结束，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厄苏拉决定今日无论如何要与伊娃谈谈。无论如何，她们并非囚徒，应该可以想走就走。

伊娃点起一支烟。元首不在，耗子便不安分起来。他不喜欢她抽烟、喝酒，或者化妆。厄苏拉很钦佩伊娃这些小小的叛逆行为。自从厄苏拉与弗里妲两周前抵达伯格霍夫以来，元首曾来过两次，每次来去，不仅对伊娃，对所有人都仿佛一出戏剧进入高潮时刻。厄苏拉很久前便感到，新帝国仿佛一出大张旗鼓的家庭音乐喜剧。“一个由愚人讲述的故事，充满喧嚣与狂暴。”127她写信给帕米拉，“不幸并非一无所得。”

在伊娃的鼓励下，弗里妲原地旋转了一小圈，笑了起来。她是厄苏拉心中融化了的部分，是她思想和行为中所有的光明面。如果能够保护弗里妲，厄苏拉愿意余生永远在刀尖上行走。为了拯救她，她愿意在地狱的烈火中煎熬。如果她能够浮起，她愿意在最深的河底溺水身亡。（她畅想了许多极端的牺牲方法。准备最好能充分。）她以前不知道（从希尔维身上看不出多少这方面的迹象）母爱竟如此揪心断肠，强烈到足以令人产生生理上的痛楚。

“啊，当然咯。”帕米拉说，仿佛它再寻常不过，“母爱会将你变成一条母狼。”厄苏拉觉得自己没有变成了一条狼，不管怎么说她都应该是熊。

山中确有不少伺机夺食的母狼——玛格妲、艾米、玛格丽特、戈尔妲，她们是党内高干娶来繁殖后代的女人，稍有机会便争权夺势，从多产的胯间，不断为元首、为帝国的明天繁衍子孙后代。她们是危险的狼，是掠食性动物，她们恨伊娃，恨这头不知为何竟然争得了宠幸的“愚蠢的母牛”——die blöde Kuh。

她们自然认为，任何一个别人都要比无足轻重的伊娃与伟大领袖更为般配。像他这样的人物难道不应配一个布伦希尔德128——或至少是一个玛格妲，一个蕾妮？或者干脆是瓦尔基里129，伊娃叫她“那个女人米特福德”，das Fräulein Mitford。元首十分崇拜英格兰，尤其是英格兰的贵族和皇室。虽然厄苏拉觉得，无论如何，时机成熟后他还是会灭掉英国，无论崇拜与否。

伊娃讨厌所有可能掠夺元首宠幸的瓦尔基里。她强烈的情感发端于恐惧。她最深的恨永远是留给鲍曼的。那是伯格霍夫的éminence grise130，掌管钱匣，替元首置办送给伊娃的礼物。经他拨款允许，她才有了她所有的毛皮大衣、所有的菲拉格慕鞋。这个人时刻不动声色地提醒着她，自己只是个高级情妇。厄苏拉奇怪皮毛都是哪儿来的。大部分她见到的在柏林贩售皮毛的人都是犹太人。

元首娶了一个站店的女孩，这当然触犯了女狼们的众怒。伊娃告诉厄苏拉，她在霍夫曼的摄影工作室工作时，第一次遇见他，她便叫他“狼大人”。“阿道夫在德语里指高贵的狼。”她说。厄苏拉想他一定相当喜欢别人这样叫他。她从来没听到过有人叫他阿道夫。（伊娃难道在床上也称他‘我的元首’吗？看来相当可能。）“你知道他最喜欢什么歌吗？”伊娃笑道，“居然是《谁怕大坏狼？》。”

“你指迪士尼电影《三只小猪》里的童谣？”厄苏拉难以置信地说。

“是呀！”

啊，厄苏拉想到，这可得马上告诉帕米拉。

“再拍一张给Mutti（妈妈），”伊娃说，“把她抱在怀里。真漂亮131。请微笑！”厄苏拉观察过伊娃手持相机，兴高采烈、自信满满地跟随元首的样子，在他不避镜头、不将帽檐滑稽地拉低仿佛一个伪装失败的间谍时，抓拍他的照片。他不喜欢她给他拍照。他更喜欢摄影棚里美化人物的灯光，喜欢摆拍里昂扬的姿势，而不是她钟爱的抓拍照片。伊娃则不同，她爱照相。她不仅希望被摄入照片，甚至想去拍电影。“Ein132就行。”她想去好莱坞（“等到有一天”）扮演她自己。“拍一部讲我自己的电影。”她说。（摄影机的出现让伊娃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显然，元首承诺了要帮她达成此事。元首自然是到处承诺了许多东西的，不然也坐不到今天的位置。

伊娃重新对好禄莱相机的焦距。厄苏拉庆幸没带来自己的旧柯达，不然未免相形出绌。“我给你印一套。”伊娃说，“你寄回英国给你父母。照片以山为背景，很漂亮。现在，请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Jetzt lach doch mal richtig133！”

此处拍摄的所有照片、存在着的所有事物，均以群山为背景。起初，厄苏拉还觉得它们很美，逐渐地，她感到来自雄伟壮阔的压迫。高耸的冰封的悬崖、急流的瀑布、无边的松林——自然和神话两相融合，成为德国式崇高灵魂的象征。对厄苏拉来说，德国的浪漫由伟大和超凡写就，相形之下，英国宁静的湖泊实在太驯顺了。而英国人的灵魂，如果它有一个栖居之所，一定也是类似后花园这样毫无英雄主义情结的地方——一块草坪，一床玫瑰，一排荷包豆。

她该回家了。不是回柏林，回萨维尼广场；而是回英格兰，回狐狸角去。

伊娃让弗里妲坐在平台四周的矮墙头，厄苏拉立即将她抱了下来。“她不喜欢高。”她说。伊娃自己很喜欢坐在矮墙头，也喜欢带着狗和儿童在墙边走来走去。墙外峭壁穿过贝希特斯加登，直插山下的国王湖，视之令人目眩。厄苏拉想起小小的贝希特斯加登，想起它家家与世无害的窗台盒里盛放的老鹳草和那伸向湖水的草坡，心中感到难过。1933年与克拉拉去那里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美院教授已经离婚，克拉拉随即嫁给他，如今已有了两个孩子。

“尼比龙猫就住在上面。”伊娃指着环绕的山峰告诉弗里妲，“还有魔鬼、女巫和恶狗。”

“恶狗？”弗里妲不敢置信地重复。她已被伊娃那两只恼人的苏格兰猎狐梗尼格斯和斯塔西吓坏了，再也经不起矮人和魔鬼的惊吓了。

而我听说，温特斯山上躲藏的，并不是妖魔，而是查理大帝。他在山洞里沉睡，等待正义与邪恶决一死战的时刻，将他唤醒。不知是什么时候。她心想或许快了。

“再来一张，”伊娃说，“笑开一点！”禄莱相机的闪光灯一下一下地与阳光较着劲。伊娃还有一台电影摄像机，是狼先生送给她的一件昂贵礼物，两人没有因为她设备精良而被摄为彩色活动影像，厄苏拉觉得她应该感到高兴。厄苏拉想象后人翻阅伊娃（众多）的相册，一定要奇怪那里面的厄苏拉是何许人，或许会将她误作伊娃的妹妹格丽泰，或朋友赫塔，这些历史的注脚。

有一天，这一切自然都要一并交付给那同一场历史，这山峦也逃不过——岩石终成沙土。大多数人在懵懂中经历了一些事，只有回过头才看得出它们的意义。元首不一样，元首时刻在有意识地为未来创造历史。只有真正的自恋狂才办得到这一点。而那一边的柏林，斯佩尔正在建造千年后即使变得残破依然不失美感的建筑，作为对元首的献礼。（这样宏大的视角！厄苏拉的日子却是一小时一小时过的，这又是做了母亲的缘故，未来对母亲来说与过去一样秘不可测。）

斯佩尔是唯一对伊娃态度和善的人，故此厄苏拉对他赋予了相当的好感，虽然这种程度的好感他或许根本配不上。他同时也是一心想成为条顿骑士的男人里唯一模样好、无伤残的一个，不似低级官僚，要么矮得像蛤蟆、要么肥得像猪——或更恶心的什么东西。（“而且他们都穿着军装！”她写信给帕米，“但这都像假的一样。仿佛住在《曾达的囚徒》里。这帮人都相当善于胡诌。”她多么希望帕米能在她身边啊，而帕米又会在对元首和他手下人物的个性分析中得到多少乐趣！她肯定会说他们都是些不懂装懂的家伙，只会唱冗长无谓的高调。）

私下里，于尔根说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都有人格缺陷，而台面上，他也表现得仿佛帝国忠实奴仆的一员。Lippenbekenntnis，他说。嘴皮功夫。（将就一下吧，希尔维会这么说。）他说如此才是处世之道。厄苏拉想这方面他倒很像莫里斯，莫里斯曾说，为了晋级，一个人必须耐得住与傻瓜和蠢驴共事。同时，莫里斯也还是个律师。近来他在内政部的位置已高入云端。一旦开战，这会不会成为麻烦呢？她勉强自己戴上的德国公民身份的盾牌，是否能保障她的安全？（如果两国开战，她能否容忍身处海峡这一侧？）

于尔根也是律师。想要受理诉讼，就必须加入政党，别无选择。Lippenbekenntnis（嘴皮功夫）。他为柏林司法部效力。他向厄苏拉求婚时（“旋风般的攻势。”她写信给希尔维说），才刚刚退出共产党。

如今，于尔根已经放弃了他的左派政治观点，坚决拥护帝国达成的一切——国家又运转起来了——无人失业、食物充足、全民康泰，民族自尊得到彰显。新的岗位、新的道路、新的工厂、新的希望——他说，除了帝国，还有什么能够带来这样的成就呢？然而得到这一切的代价，是要接受一个仿真的新宗教和一个狂暴的假弥赛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于尔根说。这次代价似乎未免太高昂。（厄苏拉时常好奇他们究竟如何做到了这一切。必定是抓住了恐惧心理，借助了剧场技巧。但这么多钱和工作岗位又是哪儿来的？也许仅仅来自旗帜和制服的需要就基本拯救了国家经济？“本来德国的经济就在复苏，”帕米拉说，“纳粹只是幸运地揽上了这个功绩。”）是的，他说，的确，不能忽视存在暴力，但这只是一瞬的痉挛和浪潮，是纳粹冲锋党前进路上不可避免的牺牲。现在所有人、所有事都已趋向理智。

四月，两人去柏林参加了为元首五十岁生日贺寿的大型阅兵式。于尔根在嘉宾大看台上获得了几个座位。“一种赏赐，我想。”他说。可他做了什么事，元首要“赏赐”他？她不明白。（他为此高兴吗？有时不容易看出来。）1936年他没能弄到奥运会的票，然而现在，他们却与帝国的VIP们比肩而坐。这几天他总是很忙。“律师从来不睡觉。”他说。（然而在厄苏拉看来，律师们都在为能一睡千年、高枕无忧而努力。）

阅兵式长得仿佛一辈子，堪称戈培尔策划的最成功的表演。军乐不断后，纳粹德国空军分中队保持阵形沿东西向飞越勃兰登堡门，献上震耳欲聋的序曲。更多的喧嚣与狂暴。“那是亨克尔和梅塞施米特。”于尔根说。他怎么知道？哪个男孩不了解飞机？他反问。

接着是无尽的兵团高踢正步沿路经过。厄苏拉看着他们，想到了撩起大腿跳舞的女子舞团。“Stechschritt。”134厄苏拉说，“这走法究竟是谁发明的？”

“当然是普鲁士人。”于尔根笑道，“还能有谁？”

她拿出一板巧克力，掰下一块给于尔根。他皱着眉摇了摇头，仿佛她的行为表现出了对面前军事集团力量的不恭。她又吃了一块。这是她小小的抗议。

他凑近来让她听见——人群正爆发恼人的骚动——“不看别的，至少这整齐划一值得你钦佩。”他说。她钦佩。她的确钦佩。兵士的动作异常精准。每个兵团都走得一模一样，仿佛机器人一般完美，仿佛出自同一条生产线，失去了人的感觉。然而，充满人的感觉，本就不是军人的任务。（“一切都那么雄赳赳。”她向帕米拉汇报说。）英国军队能把这样庞大的一个集体训练得如此机械性地一致吗？苏联政权也许行，但英国人从来都不那么善于服从。

庆典才刚刚开始，她膝头的弗里妲已经睡着。整场阅兵希特勒都在行礼，手臂高举身前（从他们坐的位置上，她有时向他的手臂瞥一眼，它仿佛一把火钳）。权力显然能给人一种异于常人的耐力。假设过五十岁生日的是我，厄苏拉想，只要在泰晤士，在布雷、亨利或附近任何一处河岸办一个野餐，一个非常英式的野餐——热茶、热狗酥皮卷、鸡蛋西芹三明治、蛋糕和松饼。画面中家人都在，但于尔根是否也属于那片闲适的欢乐？他应该会融入得很好，穿法兰绒划船裤，斜靠草坪与休聊着板球。两人曾见过面，相处很融洽。1935年，他们曾去英国，回了一次狐狸角。“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休说，虽然听说她入了德国国籍，显得不很高兴。她现在明白，入籍这一步走错了。“事后洞悉力真伟大，”克拉拉说，“如果我们在事前就都有它，便无须写什么历史了。”

她便会留在英国。会留在狐狸角。留在草地、树林，留在小溪潺潺、铃兰花开的地方。

战争机器的队列轰隆隆滚来了。“那是坦克。”第一辆由几部拖着驮在背上的panzer135映入眼帘时，于尔根用英语说。他在牛津念过一年书，英语很好（也因此懂得板球）。后续panzer（坦克）陆续驶来，跟着是带跨斗的三轮摩托，装甲车，骑兵英姿飒爽地挟行两侧（马队最受观众欢迎——厄苏拉唤醒弗里妲，叫她看马），接着是炮兵连，有轻型步枪、重型地对空迫击炮以及巨大的加农炮。

“那是K-3。”于尔根语气里有欣赏，仿佛觉得她能够听明白。

整场阅兵显出对秩序和几何图形的偏爱，这令厄苏拉难以理解。阅兵在这方面与过去其他的阅兵式和集会——充满舞台效果的表演——没有区别，但这次的备战气氛较往常浓烈得多。那么多武器——国家除了牙齿什么地方都武装到了！厄苏拉不知道他们竟有这么多武器，难怪每个人都有工作干。“莫里斯说，要想拯救国家经济，不打仗是不行的。”帕米拉写道。造这些武器必然是为了战争，不然它们有什么用呢？

“重整军事力量，是拯救全民身体素质的手段。”于尔根说，“它帮助我们重新获得国家荣誉感。1918年大帅投降时……”厄苏拉不再往下听，这席话她已经听过许多次。“上次战争是他们发起的，”她怒气冲冲地写信给帕米拉，“战后却弄得仿佛只有他们受了苦，只有他们忍受贫穷饥饿，只有他们遭遇家破人亡。”弗里妲再次醒来，心情很糟糕。厄苏拉喂她巧克力。厄苏拉的心情也不好。两人你一口我一口，把一板巧克力吃光了。

阅兵式的尾声居然很感人。各兵团将士身着各色军服，在希特勒的看台前组成好几排整齐的色块——横平竖直，队伍的边缘仿佛被刀片裁过。整体躬身向他致敬。人群激动得发了狂。

“你觉得怎么样？”他们拖着脚步往外蹭时，于尔根问。弗里妲坐在他的肩头。

“雄壮。”厄苏拉说，“非常雄壮。”同时感到太阳穴处，一次头疼正在缓缓酝酿起来。

弗里妲的病是几周前早晨的一次发烧引起的。“我不舒服。”弗里妲说。厄苏拉贴了贴她的额头后发觉汗津津的，于是说：“你不用去幼儿园了，今天跟我待在家里吧。”

“热伤风。”于尔根回家后判断。弗里妲的肺一直不好（“得了我母亲的真传。”希尔维阴沉沉地说），因此两人已经习惯了感冒流涕喉咙痛等症状。但这一次，感冒恶化得十分迅速，很快弗里妲的体温起来了，整个人疲弱下去。她的皮肤贴上去仿佛就要起火。“帮她降温。”医生说，厄苏拉就在她的额上敷冷毛巾，给她讲故事，然而弗里妲无论怎么努力，都提不起听的兴致来。紧接着，她陷入了错乱状态，大夫听了她的胸音，说：“这是支气管炎，等一等就退了。”

那天晚些时候，弗里妲突然恶化，两人将几乎纹丝不动的小身体用毯子裹住，乘出租车送往最近的一个天主教医院。对方诊断为肺炎。“小姑娘怎么病得这么重。”大夫说，仿佛责怪他们不尽心。

厄苏拉两天两夜不离弗里妲床侧，为了将她留在人世，一直握着她的小手。“如果我能替她得病就好了。”于尔根越过弗里妲身上浆得笔挺的雪白床单轻声说。修女们穿着兜头大氅，仿佛西班牙大帆船一般，鼓着风在病房里来回忙碌。厄苏拉走了片刻神时，顾自想到这些人每天早上不知要花多久才能穿起这套行头。厄苏拉自己肯定无法顺利穿戴那种东西，只会弄得一团糟。行头过于复杂，这本身似乎就是一项不当修女的好理由。

他们祈祷让弗里妲活下来。结果梦想成真。意志的胜利136。危机过去了，弗里妲踏上复原的漫漫长途。由于虚弱、苍白，弗里妲亟待疗养，一天晚上厄苏拉从医院回到家，在门前发现一个不知由谁亲自放到门前来的信封。

“伊娃寄。”她等于尔根下班回来，给他看信封。

“伊娃是谁？”他说。

“微笑！”咔嚓、咔嚓、咔嚓。她想也许伊娃生来乐于助人。进山并不添她麻烦。伊娃好意相邀，不过是为了让弗里妲吸到山中的优质空气，吃到模范农场格兹霍夫生产的新鲜蔬菜、鸡蛋和牛奶。

“这不是圣旨吗？”于尔根问，“你能拒绝吗？你想拒绝吗？我希望你不想，而且留在山里对你的头疼病也有好处。”近来，随着他在部门里升迁，她发觉两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单边化。他判断，提问，自我回答，紧接着便盖棺论定，整个过程没有她插嘴的份儿。（也许这是律师行业的做法。）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样有什么不妥。

“老山羊到底还是有女人了，不是吗？谁想得到？你以前知道吗？不，不可能，如果你知道你会告诉我。你竟认识她了，想想看！这对我们只有好处，不是吗？离王座近在咫尺。对我的工作有好处，也就是对我们有好处。亲爱的137。”他例行公事般补上最后一句。

厄苏拉却觉得王座附近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我对伊娃谈不上认识。”厄苏拉说，“我没见过她，是伯伦纳太太认识她的母亲博劳恩太太。克拉拉曾在霍夫曼的摄影工作室与伊娃一起工作过。她们以前进的是同一所幼儿园。”

“厉害。”于尔根说，“三步就从咖啡馆138轻松跃到了权力中心。伊娃小姐知道她幼儿园的老友克拉拉嫁给了一个犹大吗？”她惊讶于他表达“犹太人”的方式。犹大。她从没有听他这样狰狞而轻蔑地说过这个词。她感到心里插进了一根钉子。“我不知道，”她说，“我不属于你所说的咖啡馆。”

元首占据了伊娃大部分的生活，他不在时，她便仿佛一个被抽空了的器皿。恋人不在时，伊娃每天晚上保持电话畅通，且像小狗一样，忧心地竖着一只耳朵，等待电话铃送来主人的声音。

山中无事可做。不多久，林中漫步和畅泳（彻骨寒冷的）国王湖变得叫人低迷，不再有焕发精力的效果。野花没有一直采下去的道理，在露台上的卧榻里晒日光浴，也总有快要发疯的时候。此处保姆奶妈成群结队，争相照顾弗里妲，厄苏拉发觉自己变得同伊娃一样，手中大把花不完的时间。她失策地只带来了一本书，幸亏书还算厚，是托马斯·曼的《魔山》。她不知道它是一本禁书。一个国防军军官见她在读这本书，说：“您胆子真大，您应该知道这是他们的禁书吧。”她心想，既然他说“他们的”，那他自己也许就不在他们之列。他们能怎么办？最多是从她手里把书拿走，扔进厨房灶炉里吧？

这国防军军官，为人相当和善。他说自己祖母是苏格兰人，说自己在“高地”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

Im grunde hat es eine merkwürdige Bewandtnis mit diesem Sicheinleben an fremdem orte, dieser-sei es auch-mühseligen Anpassung und Umgewöhnung，她念着，吃力而拙劣地翻译着——“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它要求你去适应、去熟悉，这其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得多么真实，她想。曼的作品太深刻了。她多希望自己带了一箱布丽奇特的哥特浪漫小说。她知道它们一定不会被verboten139的。

山中的空气（以及托马斯·曼的作品）对她的头疼病丝毫没有起到改善作用。她头疼得更厉害了。Kopfschmerzen140一词本身就叫她头疼。“我查不出您有什么问题。”医院大夫这样告诉她，“多半是心理作祟。”他给她开了一剂佛罗拿141。

伊娃则没有任何文化消遣。不过，伯格本也不是一个云集知识分子的地方。唯一勉强有些思想的人只有斯佩尔。但这并不是说伊娃度日不用脑子，厄苏拉觉得情况远远不是如此。你能感觉到她生活热情的表象下，那种消沉和神经质，然而焦虑并不是一个男人希望在自己的情妇身上看到的东西。

厄苏拉想，为了做一名成功的情妇（虽然她自己没有做过情妇，无论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一个女人必须令人舒心、叫人忘却烦恼，恰似一个好枕头可以让疲倦的头颅得到安枕。Gemütlichkeit142。伊娃友好，总是聊些无关紧要的事，从来不努力显得自己善思善辩。有权势的男人需要他们的女人毫无攻击性，家庭绝不能是思辨的竞技场。“我自己的丈夫也这么说，所以这一定是真的了！”她写信给帕米拉。虽然这番意思，他不是以自己为例表达的——因为他还没有权势。“至少目前如此。”他笑道。

政治世界对伊娃来说不过是一个将她的至爱夺走的东西。她被粗暴地隔绝于公众目光之外，不要说合法名分，甚至随便什么名分都没有，虽然她像狗一样忠诚，但狗得到的认可却比她要多。布朗帝的地位就比伊娃更高。她最大的遗憾，伊娃说，就是温莎王朝造访伯格霍夫时，她没有获准觐见公爵夫人。

厄苏拉听了皱起眉头。“但你知道她是个纳粹呀！”她脱口而出。（“我想我说话应该更小心些才是！”她写信给帕米拉。）伊娃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是呀，她当然是”，就再也不追究这个问题，仿佛英国一朝之君的妻眷是个纳粹党并没什么好奇怪的。

元首必须追随高贵、孤独的贞洁之路，他不能有婚姻，因为他已经与德国结合。他将自己献身给了国家的命运——至少概括说来如此。厄苏拉感到自己此时已经偷偷睡着了。（这是他晚饭后一次冗长的独白。）真像我们的伊丽莎白一世，她想，但没有这么说，因为觉得元首一定不希望与一个女人相提并论，即便这女人是个有着国王的心胸和胃口的英国贵族。上学时，厄苏拉曾师从一个很喜欢援引伊丽莎白一世的历史老师。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切勿将秘密告诉你没有试炼过其信仰、亦不知其能否守口如瓶的人。

伊娃如果留在慕尼黑，守着元首送给她的资产阶级小住宅，还能正常社交，一定更为快乐。身处山中这个镀金的牢笼，她只好自我娱乐，翻翻杂志，聊聊时兴发型、明星韵事（仿佛以为厄苏拉对这个话题也有了解），像表演快速换装魔术般一套套换衣服。厄苏拉去过几次伊娃的卧室，那是一个漂亮的闺房，与伯格霍夫其他地方的沉闷风格大相径庭，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显要位置挂了一幅元首像。那是她的英雄。元首自己的房间里却没有相应地挂上他情妇的相片，在他墙上挂着的，不是伊娃的笑脸，而是他自己的英雄弗里德里希一世。伟大的弗里德里希143。

“我总是都把grosse听成grocer144。”她写信给帕米拉说。当然，一般来说，好战而去征服世界的人，通常都不是卖吃食起家。元首获得伟大成就前师从何处？伊娃耸耸肩，她不知道。“他一直都搞政治，出生时就是政治家。”不会，厄苏拉想，他出生时不过是婴儿，一如所有人。现在的他是他选择的结果。

元首的卧室毗邻伊娃的浴室，别人无法进入。但厄苏拉见过元首睡觉，不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卧室，而是在伯格霍夫午餐后的露台上，在阳光普照中。伟大武士的嘴皮玩忽职守，没有牵住，使嘴张开了，犯下了大不敬之罪。武士暴露出弱点，可惜此地没有杀手，但有的是枪，随便一把鲁格，就能击穿他的心脏或头颅。可她自己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弗里妲又怎么办？145

伊娃坐在他的身边，仿佛一个人看着孩子一样爱怜地看着他。睡梦中的他只属于她一个人。

她本质上是个好女人，不具备更多品质，但也绝不是个坏人。人们不该以女人身边的男人来评判她。（或者也许那才是应该？）

伊娃的身材十分健美，令厄苏拉艳羡。她有一副好体格，且善运动——会游泳、滑雪、溜冰、跳舞甚至体操——她喜欢户外，恶静好动。可她却像笠贝一样吸在一个懒得动弹的中年男人身上。他是标准的夜行动物，不过午时绝不起床（而且下午还有办法再睡一会儿），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纵情——有着斯巴达人一样严格的起居，却没有斯巴达人的精神。他在人前脱到最里面也永远穿着皮裤146（除了巴伐利亚人外，没有人不觉得这裤子难看、可笑），他的口臭病在第一次会面时就把厄苏拉熏得敬而远之，他还常常吃糖般吞服药丸，为了控制他的“气体问题”。（“我听过他放屁，”于尔根说，“你可要留神啊。一定是那些蔬菜闹的。”）他虽注重尊严，但并不怎样爱慕虚荣。“不过是个自大狂。”她写给帕米拉。

来了一辆车，一个司机，接她们去伯格霍夫。到了地方后，元首亲自走到他迎接显贵的台阶上相迎；去年他在同一个地方迎接了张伯伦。张伯伦回英后说他“现在知道希特勒先生心里想些什么了”。厄苏拉觉得这不可能，谁也不可能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连伊娃也不知道。或者说，尤其是伊娃，才更不可能知道。

“诚挚欢迎您的光临，尊贵的夫人147。”他说，“可爱的小东西148恢复前请尽情在此休养。”

“他喜欢女人、孩子和狗，这方面真是模范男人。”帕米拉写道，“可惜他是独裁者，对公平公正和人类大同都毫无兴趣。”帕米拉大学时代交了许多德国朋友，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她有一屋子（确切说是三个）活力四射、聒噪不休的儿子（小小的弗里妲去了芬奇利一定会受不了的），却写信说自己又怀孕了。“愿这次好运生个女儿。”厄苏拉想念帕米拉。

但帕米拉无法在这个政权下苟活。她爱憎分明，势必无法保持沉默。她将无法像厄苏拉一样将涌上心头的话咽回肚子里（仿佛戴了禁止发声的刑具）。彼侍立者，亦为其役149。这话是否能应用于一个人的道德选择？抑或我只是在自我辩解？厄苏拉想。唉，与其误引弥尔顿，不如看看埃德蒙·伯克，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良善的人都无所作为，恶力就赢了”。

两人抵达后翌日，不知是戈培尔还是鲍曼的一个孩子过生日，举办了儿童茶会。厄苏拉分不清楚，孩子太多了，而且个个都很相似，令她想起元首生日阅兵时的方阵。孩子们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坐在长桌前，面前各有一份蛋糕。纵情大吃前，每个孩子都要聆听一段狼叔叔的教导。可怜的弗里妲虽酷爱甜食（无疑是母亲的遗传），但旅途劳顿，累得睁不开眼，结果没吃下多少。伯格霍夫永远有蛋糕、罂粟籽Streusel150、肉桂梅子Tortes151、充满奶油的泡芙，还有巧克力蛋糕——尺寸巨大的穹顶形黑森林蛋糕152——厄苏拉很好奇，究竟是谁在吃这些蛋糕？她自己自然是能吃多少就吃了多少。

虽然与伊娃一起度日令人感到闲得发闷，但与元首在场的傍晚相比，那种程度的烦闷完全不算什么。元首在场时，大家在晚饭后会聚大会堂——一个空阔、丑陋的大房间，时间仿佛凝固了，大家或听电唱机，或看电影（或经常二者同时进行）。曲目、剧目由元首决定。最爱的音乐是《蝙蝠》与《风流寡妇》。在那第一个晚上，厄苏拉见到鲍曼、希姆莱、戈培尔（和他们野蛮的女眷）一边听着《风流寡妇》，一边全都抿嘴带笑（这大概也是嘴皮功夫）。厄苏拉念大学时，看过一次学生版的《风流寡妇》，与饰演主角汉娜的女生交上了好朋友。彼时的她绝不会想到，再听到“维利娅，啊！维利娅！林中的女巫！”时在场的竟是这些人，唱词中竟是德文。大学中的那次演出发生在1931年。她尚看不见自己的未来，更看不见欧洲的未来。

大会堂里几乎每晚都放着电影。放映员一到，会堂一侧墙上的葛培林大壁毯，就像一张遮光窗帘，被机械装置卷起，露出后面的电影屏幕。接着大家落座，看一整晚三流滥情剧，或美国惊险片。更难看的还有以山为主题的电影。就这样，厄苏拉看到了《金刚》《抗敌英雄》以及《大山的呼唤》。那第一个晚上，会堂里放的是《圣山》（更多的山，更多的莱尼·里芬施塔尔）。但是元首最喜欢的电影，伊娃悄悄告诉她，是《白雪公主》。他对号入座了哪个角色呢？厄苏拉暗想——是坏巫婆还是小矮人？总不至于是白雪公主吧？肯定是王子，她做结论（那王子有名字吗？世上王子的名字似乎并不重要，已经是王子了还不够吗？）。元首唤醒沉睡的德国，恰似王子唤醒沉睡的少女。虽然他用的并不是一个吻。153

弗里妲出生时，克拉拉送给她一本装帧极为精美的Schneewittchen und die sieben Zwerge，“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由弗朗茨·约特纳绘制。克拉拉的教授已经很长时间无法回美院教书了，两人计划1935年离德，又推迟到1936年。水晶之夜154后，从未见过克拉拉的帕米拉直接给她写信，承诺在芬奇利为他们提供一个容身之所。但是那惯性，那人人都有的该死的“再等一等”的倾向……于是转眼间他在一次突袭中被捕，被送往东边——官媒说是让他们在一家工厂里干活。“可惜了他那双雕塑家的漂亮的手。”克拉拉说。

（“问题是那地方并不真是‘工厂’，你知道。”帕米拉写。）

厄苏拉记得自己小时候酷爱童话。她并不很在意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曾经坚信邪不压正的道理。她觉得自己被格林兄弟欺骗了。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155可以肯定的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那第一个令人疲惫的晚上，伯格的厄苏拉环顾大会堂，这样想。

元首更喜欢轻歌剧，不爱正经大剧；偏好卡通，不爱高品位文化。看他一边牵着伊娃的手一边哼着莱哈尔，厄苏拉惊讶地意识到他其实很普通（甚至愚蠢）。做不了齐格弗里德156，顶多是个米老鼠。厄苏拉根本不会与他打交道。伊兹会将他伤得体无完肤。格洛弗太太——格洛弗太太会怎么做呢？厄苏拉想。这是她新近爱上的一个游戏：想象自己的熟人对纳粹寡头政治集团成员的反应。格洛弗太太，她想出来了，格洛弗太太肯定会用松肉的锤子把这些人统统打一顿。（布丽奇特呢？恐怕会彻底无视他的存在。）

电影播完，元首坐下来，开始（长达数小时地）谈他钟爱的话题——德国艺术和建筑（他自认是不得志的建筑师），血脉与土地157（土地，又是土地），他对孤独的热爱，他行的神圣道路（又是狼的事）。他是德国的救星，他要拯救可怜的德国，他的白雪公主，无论她愿不愿意。他继续唠叨了许多德国绘画和音乐，讲到瓦格纳，他的《纽伦堡的名歌手》，讲歌本里他最喜欢的一句唱词——Wacht auf, es nahet gen den Tag——“醒来吧，晨光已至”（假设他再多讲一会儿，晨光就真的要已至了，她想）。又谈回命运——他自己的命运——讲他的命运如何与同胞158的命运相互牵连。讲家国与个人的关系159，讲土地160，讲盛衰。（谁大盛？厄苏拉心想，谁又要为此付出衰的代价？）。接着又说到写弗里德里希一世，具体说了什么厄苏拉没有听清，又说罗马建筑，接着又说祖国父亲。（俄国人称祖国为“母亲”，称呼不同有什么玄机吗？厄苏拉想。英国人怎样称呼自己的故土呢？似乎就是“英格兰”。撑死了，迫不得已，会用布莱克的“耶路撒冷”来称呼它。）

又讲回命运。再讲到千年政权161。讲啊讲啊，于是乎，晚餐后厄苏拉隐约感到的头疼，现在发展成了一顶戴在头上的棘冠。她想象休说“噢，你还是闭嘴吧，希特勒先生”，突然一阵思乡之情涌上来。她觉得自己要哭了。

她想回家。她想回狐狸角。

就像陪王伴驾的人一样，他们未经允许、不等君主走向卧室，也不得离开。一时间，厄苏拉看见伊娃大动干戈地打了个哈欠，仿佛在说“这就够了，小狼”（她的想象已经恶俗到天马行空，但考虑到眼前境况的无聊程度，这种自娱自乐应可以理解）。接着，终于，感谢上苍，他作势离开，快要闷死的人们纷纷悄声站起来。

女人似乎尤其钟爱元首。她们给他写了上千封信，为他烤制许多蛋糕，为他在靠垫软枕上绣字符，并像希尔妲和汉娜所在的大BDM那样，等在上萨尔茨山下的山路上，只为一睹他坐黑色奔驰车飞驰而过的英姿。许多女人冲他大喊说自己想要怀上他的孩子。“这些人究竟喜欢他什么？”希尔维百思不得其解。两人在柏林时，因为她想“亲眼看看这番兴师动众究竟是为了什么”，厄苏拉曾带她去看过一次游行，不外是永无休止的人潮，挥着旗帜，扛着横幅。（将第三帝国简单归纳为“这番兴师动众”还真有希尔维一贯的英式作风。）

街道成了红、黑、白三色的森林。“他们的用色太艳。”希尔维说，仿佛准备指导国民社会党装饰一下他们的起居室。

元首走近时，人群进入癫狂状态，声嘶力竭地呼喊“Sieg Heil”“Heil Hitler”。“只有我一个人无动于衷吗？”希尔维说，“这算怎么回事？大规模性歇斯底里爆发？”

“是啊，是啊，”厄苏拉说，“有点像皇帝的新衣。我们是唯一看出他没穿衣服的人。”

“简直是小丑。”她厌恶地说。

“嘘！”厄苏拉说。“小丑”的英德说法是一样的，她不希望招致周围的敌意。“你得把手臂举起来。”她说。

“我？”代表英国女性的这朵花惊骇地应道。

“对，就是你。”

勉勉强强地，希尔维举起了手臂。厄苏拉觉得自己到死都不会忘记母亲向纳粹敬礼的这一幕。当然，后来厄苏拉这样对自己说，那是1934年，当时人们的良心还没有因恐惧而瑟缩、而失声，而她也还无法预见那蓄势待发的可怕未来。也许是爱情，也许就是赤裸裸的愚蠢，蒙住了她的眼睛。（帕米拉预见到了。什么也眯不了帕米拉的双眼。）希尔维赴德是为了侦察厄苏拉这个从天而降的丈夫。厄苏拉好奇，倘若希尔维对于尔根不满意，她能采取什么措施——用药迷晕她，绑上快速列车？彼时两人尚居慕尼黑，于尔根还没有在柏林的司法部任职。搬到萨维尼广场、生下弗里妲都是那以后的事。虽然，厄苏拉已经身怀有孕，行动不便了。

“连你都有孩子了。”希尔维说，好像这事她怎么也没想到似的。“还是个德国孩子。”她又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

“只是个孩子。”厄苏拉纠正说。

“能溜出来散散心真好。”希尔维说。为什么要溜？厄苏拉暗想。

克拉拉与两人一起吃了顿午饭，席间说：“令堂的着装真是又时髦又脱俗。”厄苏拉从来不觉得希尔维有什么“着装”可言，但她想，也许同克拉拉kartoffelbrot162般又松又厚的母亲伯伦纳夫人一比，希尔维的确显得时髦得很了。

饭毕往回走时，希尔维说想去奥伯林格百货给休买一样礼物。到了百货跟前，两人发觉沿街橱窗上刷满反犹太标语。希尔维说：“老天爷，真乱。”百货开着门，但两个穿纳粹冲锋队服的热血青年在商场入口笑眯眯地晃来晃去，吓走了许多想进去的人。希尔维不怕，她大步穿过两个咖啡色制服，厄苏拉在后面苟且地跟着，两人一前一后进了百货，踏上铺了厚地毯的楼梯。经过穿制服的人时，厄苏拉像动画人物一样滑稽地耸了耸肩，厚着脸皮轻轻说了句：“她是英国人。”她觉得希尔维根本不懂得德国民众所面临的生活。后来回想时，她又觉得，也许希尔维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太透彻。

“啊，午餐好咯。”伊娃说着，放下相机，牵起弗里妲的手。伊娃带她来到桌前，给她屁股下加了一块垫子，这才在她盘子里满满地堆上了食物。鸡肉、烤马铃薯、沙拉，全是模范农场的产品。这里吃得真好呀。饭后弗里妲吃的米布丁163还是拌上当天早晨模范农场新挤的奶做的。（厄苏拉吃稍微面向成年人一些的芝士蛋糕164。伊娃抽烟。）厄苏拉记得格洛弗太太做的米布丁，咖啡色脆脆的外皮包裹着奶黄色黏稠的心。虽然知道弗里妲的米布丁里没有肉豆蔻，她仍仿佛隐隐闻到了它的香气。她想不起德语中肉豆蔻的说法，又觉得向伊娃解释起来会相当费劲。食物恐怕是伯格霍夫唯一会令她怀念的东西，既然如此，不妨趁有机会尽情享用，她这样想着，又拿了一块芝士蛋糕。

伺候午饭的是一组军队调来伯格霍夫服役的士兵。伯格奇妙地融合了阿尔卑斯度假民居的惬意和军训营地的紧张。这里简直是个镇，有学校、邮局、剧院、亲卫队大本营、打靶场、保龄球道、国防军医院，以及其他的一应设施，除了教堂简直什么都有。还走动着许多年轻英俊、更适合伊娃交往的国防军军官。

午饭后，一行人走上慕思兰纳山山头上的茶室，伊娃的两只上蹿下跳、呜呜嘤嘤的小狗也跟着。（哪怕只有一只从悬崖或是瞭望台上摔下去也好啊。）厄苏拉一上路就有些许头疼，于是满怀感激地跌进一张绿花亚麻软包扶手椅中，虽然觉得椅子很丑。厨房将茶——自然还有蛋糕——送了出来。厄苏拉用茶水送服了几粒可待因，说：“我想弗里妲已经好得差不多，可以回家了。”

厄苏拉一有机会就早早上了床，躺进与弗里妲共用的客房床上的雪白床单上。她太累了，反而睡不着，凌晨两点还醒着，就干脆打开了床头灯——弗里妲像所有孩子那样睡得很沉，只有病痛能打扰她的睡眠——拿出纸笔写信给帕米拉。

当然她没有将信寄出去过。因为不完全放心它们不被偷看。你无法确知，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对别人来说不知更要麻烦多少）。她希望眼下不是三伏天，客房里的白瓷炉就会点起火来，她也就能为保险起见把信件烧掉。最保险的办法自然是干脆不写。如今已经不许畅所欲言了。但是真相到死都仍是真相。这句话是哪儿来的？仿佛是《一报还一报》165。但也可能真相到死才终于苏醒。而到了那时，清算将是严厉的。

她想回家。想回到狐狸角。她本来五月要回去，怎奈弗里妲病了。她计划得很周全，行李都装箱了，箱子就放在床底它们原先空置的位置，这样于尔根没有理由开箱检查。她买好了火车票，也买好了渡船票，谁也没告诉，甚至连克拉拉都蒙在鼓里。她没有将弗里妲和自己的护照——幸而弗里妲1935年去英国时的入境允许还有效——从保存重要文件的豪猪刺工艺盒166里拿走。她每天都确认一遍护照是否都在。然而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她打开盒子，发现护照不见了。她想肯定是自己粗心，于是在出生证、死亡证、结婚证、保险合同、保修证书、于尔根的遗嘱（律师毕竟是律师）中一通翻查，箱中什么文件都有，就是没有她要找的那两本。她在逐渐加剧的焦虑中，将箱中所有文件倒在地毯上，一份一份、一遍又一遍地清查。只看到于尔根的护照，却没有她们的。绝望中她搜查了家里每一个抽屉，打开了每一个鞋盒、橱柜，掀起了每一块靠枕、床垫，还是没找到。

他们像往常那样吃了晚饭。她几乎食不下咽。“你生病了吗？”于尔根关切地问。

“没有。”她说。她的声音尖细，仿佛要哭。她能怎么说呢？他知道了，他当然是知道了。

“我想我们该度个假。”他说，“去舒尔特岛。”

“舒尔特岛？”

“对。去舒尔特岛不用护照。”他说。他是否微微一笑？是否露出了笑意？接着，弗里妲病了，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要来了167！”翌日早餐时，伊娃兴奋地说。元首即将到来。

“什么时候？现在？”

“不，今天下午。”

“真可惜，我们都走了。”她说，感谢上帝我们要走了，她心想，“请一定传达谢意，好吗？”

一辆布拉特霍夫宾馆168派出的黑色奔驰车将她们送下了山。开车的是送她们上伯格霍夫的同一个司机。

翌日，德国入侵波兰。

1945年4月

他们像耗子一样，已经在地窖里住了几个月。英国人值白班，美国人值夜班，轮流轰炸，什么也做不了。萨维尼广场公寓楼下的地窖阴湿脏臭，照明靠煤油灯，大小便靠铅桶。然而地窖比市中心的防空洞又要强多了。她曾在一次白天的空袭中与弗里妲一起被困在动物园附近的巨型防空塔——好几千人挤在里面，靠一支蜡烛判断氧气充足与否（仿佛他们是一群金丝雀），有人告诉她，如果蜡烛熄灭了，所有人就都得到外头去，即便顶着狂轰滥炸。她们被挤得贴在墙上，不远处，一对男女正在相拥（这是礼貌的说法，实际远不止于此），疏散时，又不得不从一个被挤死的老人身上跨过去。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的是防空塔不仅仅防御，还是地对空反击的炮垒。整个空袭期间，屋顶上的数架迫击炮不断轰射，后坐力震得整个防空塔不停颤抖。厄苏拉想自己再也遇不到比这更险恶的经历了。

一颗巨型炸弹在动物园附近爆炸，防空塔摇起来。她感到了气压的浪潮，吸拽、推压着她的身体，担心弗里妲的肺要炸了。气浪终于过去后，几个人开始吐，虽然可以呕吐的地方一个也没有，只好吐在自己脚上，或更不堪地，吐在别人脚上。厄苏拉立即对自己发誓再也不进防空塔。宁可死在外面街上，与弗里妲一起，还要更痛快。最近她常常想到这件事：将弗里妲卷在怀里，痛快地死去。

也许在天上投弹的人里就有泰迪。她希望是他，因为那代表他还活着。1943年11月英国展开对德轰炸以前，曾经有一天，家里响起过敲门声——当时房子和门都还在。厄苏拉打开门，发现门前站着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瘦削少年。他看起来很绝望，厄苏拉心想他也许犯了事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但他只将一个信封塞到她手里，她还来不及说话，他就跑了。

信封油腻肮脏。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地址。那是帕米拉的字迹。她一见就哭了。几张薄薄的蓝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家里发生的事，日期是几周前——吉米参军了，希尔维在家乡后方作着正义之战。（“用的是新型武器——小鸡崽！”）帕米拉住在狐狸角，一切安好，她说，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泰迪加入了皇家空军，带领一支中队，因出色完成飞行任务获过一枚十字勋章。这是一封美好的长信，信末一页，几乎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她写“我故意把坏消息留在最后说”，休“于1940年秋，因心脏病，几无痛苦地”去世了。厄苏拉后悔自己收到这封信。她希望自己以为休还活着，以为吉米和泰迪并入了不上前线的闲职，正躲在某个煤矿或民防结构里等待战争最终过去。

“我常想你。”帕米拉说。她不针锋相对，不说“我早就告诉过你”，没有怪她“为什么你有机会的时候不回来”。她努力过，但是努力得晚了。德国向波兰宣战翌日，她遵照战争将至的一般做法，进城储备了电池、电筒和蜡烛。她买了罐头食品、隔光材料，去韦尔特海姆百货给弗里妲买了几身大一两号的衣服，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虽然看到许多大衣、皮靴、丝袜和体面的长外套，她自己却什么也没买，对此她现在很是悔不当初。

她在BBC听到张伯伦讲话，听到他郑重地说“眼下，我们与德国之间有一场战争”。听完长达好几个小时后，她竟毫无感觉。她想给帕米拉打个电话，但线路不通。接近傍晚时（于尔根一整天都在部里上班）她突然明白了，白雪公主醒悟过来了。她必须走，有没有护照她都必须回到英格兰去。她匆匆打了一件行李，拽着弗里妲上了一辆电车，去火车站。只要上了火车，一切就都好办了。可是没有火车，一个车站工作人员对她说。已经封锁边境了。“我们在打仗，您不知道吗？”他说。

她拽着可怜的弗里妲，跑向威廉大街的英使馆。她们是德国公民，但她相信使馆工作人员会怜悯她的。他们当然有办法，不管怎么说，她仍然是个英国女人。当时天已渐黑，使馆大门紧闭，楼内灯火全都熄灭着。“他们走了。”一个路人告诉她，“你没赶上。”

“走了？”

“回英国了。”

她用手捂住嘴，堵住内心深处涌上的号哭。她怎么这样傻？怎么预见不到即将发生的事呢？真是个“等一切麻烦都过去方始起了担忧的傻子”。这又是伊丽莎白一世说的话了。

收到帕米拉的信后，她断断续续哭了两天。于尔根很同情，带了些上好的咖啡回来给她，她没有问他来源。一杯好咖啡（虽然它的出现仿佛神迹）却无法缓解一点她为休、为弗里妲以及为自己、为所有人所感到的悲痛。于尔根死于1944年的一次美军空袭。厄苏拉听到消息竟松了口气，在弗里妲的难过面前，她感到了内疚。弗里妲爱她的父亲，她的父亲也爱她。这是他们不幸婚姻中唯一留存的一小块幸福。

弗里妲又病了。她像当时街市上大多数人一样，体质虚弱、面色苍白。她的肺里堵满了痰，时常猛咳一通，听起来像是再也不会好。厄苏拉听她胸音时，仿佛听到三桅大帆船在海浪中航行，桅杆吱呀，船帆鼓动。要是有条件让她坐在暖洋洋的火堆边，喝杯热可可，吃些炖牛肉、煮饺子、胡萝卜就好了。她想着，不知伯格霍夫的人们吃得是否还那样好？不知伯格霍夫是否还住着人？

头顶上方，公寓楼矗立依然，虽然临街外墙已被炸毁。她们仍回到楼中寻找有用的东西。楼梯布满碎石乱砖，给上楼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没有人上去趁乱打劫。她和弗里妲用布条将软垫绑在膝盖上，戴上曾经属于于尔根的厚皮手套，如此在碎石乱砖中攀爬，仿佛笨拙的猴。

公寓缺少她们唯一想要的东西——食物。昨天为一块面包，两人在队伍里排了三个小时。吃到嘴里的面包却似乎不是拿面粉做的，虽然也实在说不清究竟放了什么——难道是水泥粉和石灰浆？至少味道很像。厄苏拉记起家宅附近村子里的罗杰森烘焙屋，那面包的香气，可以飘过几条街，橱窗里一条一条的面包，又白又软，镀着金光油亮的表面。又想起格洛弗太太尚在时狐狸角的厨房——想起希尔维坚持让全家吃的粗粮面包条，也想起海绵蛋糕、水果挞和面包卷。她想象自己吃下一片暖烘烘的杂粮面包，上面涂了厚厚一层黄油，和用狐狸角的黑加仑子、红加仑子制作的果酱。（她不停地拿美食的回忆来折磨自己。）马上就要喝不到牛奶了，队伍里的人告诉她。

今天早上，法贝尔小姐和她姐姐迈耶夫人给了厄苏拉两个马铃薯，还给了弗里妲一片香肠，Aus Anstand，她们说，出于好心。她们曾经同住阁楼，如今很少走出地下室。地下室的另一个成员莱希特先生告诉她，两姐妹已经决定绝食。（在没有食物的时候这不难办到，厄苏拉心想。）她们受够了，他说，不愿再去面对俄国人来了以后的局面。

传言说东边的人已经开始吃草。真幸运，厄苏拉想，柏林连草都没有，只有轰炸了一座自豪美丽的城市后，所剩下来的焦黑的钢筋森林。伦敦也变成这样了吗？似乎不太会，但也并非没有可能。斯佩尔得到了他残破的城市，只是早了一千年。

厄苏拉自己的肚子里，只有昨日那块难以下咽的面包，和前日两个半生不熟的马铃薯。其他所有食物——虽然只有可怜巴巴的一点——她都给了弗里妲。但厄苏拉把自己饿死了，对弗里妲有什么好处呢？她不能把弗里妲一个人留在这个可怕的世上。

英军炸了动物园后，她们去动物园找可以吃的动物，但被许多人抢了先。（家乡也发生这等事吗？伦敦市民总不至于也在摄政公园的动物园里争相觅食吧？可是又为什么不呢？）

她们偶尔看到一只鸟，显然不属于柏林的常住民，不知为何还活着，甚至有次看见一只低眉顺目、乱毛板结的东西，她们以为是狗，后来发觉是只狼。弗里妲很想把它带回地窖当作宠物养起来。厄苏拉难以想象窖里最老的贾格尔太太对此会有什么反应。

她们自己的公寓娃娃屋似的敞开在世人眼前。家庭生活最私密的细节尽可一览无余——眠床和沙发，墙上的照片，甚至有轰炸后侥幸完好的一两件装饰品。她们搜走了所有尚且有用的东西，但还有几件衣服和几本书可拿，且就在昨天，她在一堆瓷器碎片下还找到了躲在那里的几支蜡烛。厄苏拉决定拿它们去换弗里妲的药。浴室里还有一个马桶，偶尔不知为何，水龙头里能拧出自来水。两人轮流举着块布为对方遮挡。但此时颜面真的还有关系吗？

厄苏拉做了一个决定，准备搬回家里。虽然公寓房中很冷，但至少空气无异味，她权衡后认为这样对弗里妲更好。她们还有毯被可裹，可以同睡一个床垫，用餐桌和椅子挡住房间洞开的一面。厄苏拉心里不停回想在这张餐桌上吃过的饭，她的梦中全是肉，大块大块，或煎或烘或烤的猪肉和牛肉。

她们家住三楼，加之部分楼梯受堵，或许能够拦住俄国人。但是另一方面，她们会成为展览在玩偶之家里的玩偶，一个携着女儿的妇女，两个唾手可得的尤物。弗里妲即将十一岁，但只要东边来的传言里有一成是真的，那么这个年龄并不能在俄国人面前保证她的安全。贾格尔太太成天紧张兮兮不停唠叨苏联向柏林一路奸杀而来的事。无线电已经切断，消息只靠听传获取，偶尔能读到一份单薄若蝉翼的新闻纸。Nemmersdorf169这个名字一直挂在贾格尔太太嘴边。（“那可是大屠杀！”）“噢，闭嘴吧。”一次厄苏拉这样回答她，而且用了英语，她当然没有听懂，但应该听出了厄苏拉语气中的反感。贾格尔太太因为有人用敌人的语言对她说话，显出了掩饰不住的惊讶。厄苏拉感到自责起来，对方只是个恐惧难当的老妇人，她提醒自己。

东边的攻势日益推近。西线已无战事，只有东边还需忧心。原本遥远的一两声枪响，如今已是成天不断的战火咆哮。没有人会来解救她们。抵抗苏联150万大军的，只有德军区区8万人，其中大多还只是孩子和老头。也许可怜的贾格尔太太将不得不借助扫帚柄来击退敌军。也许就是这几天的事了，第一个苏联人，就要出现在视野之中。

传言又说希特勒已经死了。“早就该死。”莱希特先生说。厄苏拉想起伯格霍夫露台上他熟睡的样子。他在舞台上夸张做作一番，却招致了何等代价！几乎是世界的末日。欧洲的死亡。

但莎翁所说夸张做作的，其实是人生自己。她纠正自己说。原话是，人生不过是行路的影子，是舞台上夸张做作的蹩脚艺人。在柏林，他们都是行路的影子。人生一度事关重大，如今便宜得三钱不值二钱。她又顺便想到伊娃，想到她对自杀总是轻描淡写，不知这回是否伴着领袖一起去了地狱呢？

弗里妲的情况很糟糕。感冒，发烧，且不住抱怨头疼。要不是她的病，她们本可以加入向西逃难的人。但弗里妲绝不可能受得住路上的奔波。

“我受够了，妈妈。”弗里妲轻声地，说出阁楼上姐妹们也说过的那句可怕的话来。

厄苏拉叫她一个人好好的，心急火燎地赶往药店，跨过满街碎石垃圾，偶尔跨过一具死尸——她对死人已经没有了感觉。枪声近了，她就躲进就近的门廊，再风也似的窜到下一个街角。药店开着，但药师没有药，既不要她那宝贵的几支蜡烛，也不要她的钱。她一无所成地回家了。

离开弗里妲后她一直担心自己不在时要出什么事，并发誓再也不离开她的左右。她在两条街外看见一辆苏军坦克，被那景象吓坏了。她都被吓坏了，弗里妲不知要吓成什么样。开炮的声音不绝于耳，她的心揪紧了，感到世界即将终结。果真如此，那么弗里妲不该一个人死去，她必须死在自己怀里。可是她能死在谁的怀里呢？她渴望父亲的怀抱，一想到休，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爬上公寓楼的梯级后，她已经累得不行了，疲倦仿佛沁入了骨髓。她发觉弗里妲正意识不清地睡去醒来，就在她身边躺下了。厄苏拉一边抚摸她潮湿的额发，一边给她讲起了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她说狐狸角春天的森林里，会开一种铃兰花，农田远处的草地上野花遍地——亚麻花、飞燕草、毛茛花、虞美人、红石竹和牛眼雏菊。她给弗里妲说英国夏季的草坪上，新刈的青草是什么香气。希尔维种的玫瑰是什么香气。果园里的苹果，又是如何的一番酸甜的香气。她说小径上的橡树，墓园里的杉树，狐狸角花园里的山毛榉。她讲起狐狸、白兔、松鸡、野兔、母牛和大耕马。讲太阳把它和善的金光照在玉米田和菜地上。黑色的乌鸫唱着明亮的歌，云雀嗓音悦耳，斑尾林鸽的咕咕声柔和低沉，暗夜里还有猫头鹰的啸叫。“把这个吃了吧。”她说着，将一粒药片送到弗里妲嘴里，“我从药店弄来的，吃下去就睡得着了。”

她告诉弗里妲，如果可以保护她，自己愿意余生永远在刀尖上行走；如果能拯救她，她愿在地狱的烈火中煎熬；如果她能够浮起，她愿在最深的河底溺水身亡。现在她要为她做这最后也是最难的一件事了。

她搂住女儿，吻着她，在她耳边絮语。她说起泰迪，说起他的童年，他的生日惊喜派对。她说帕米拉是多么聪明，莫里斯多么讨人厌，吉米小时候又是多么滑稽。大厅里的老座钟发出如何的嘀嗒声，风如何吹得烟囱肚膛呼呼作响，圣诞节前夜他们怎样在炉子里点巨大的干柴，又把各自的袜子挂在壁炉台上，转天他们吃烤鹅，吃梅子布丁。到了下一个圣诞节，大家又聚到一起，把这同样的事，再做上一遍。“现在，一切都会好了。”厄苏拉告诉她。

等确信弗里妲睡熟，她拿出药店给的玻璃小药囊，小心翼翼放入弗里妲嘴中，再合上她娇小的下颌。药囊发出“咔”的轻碎声。她咬碎自己嘴里的药囊时，多恩《神圣十四行诗》的两行印入脑海：我奔向死神，死神也飞快将我迎接，像昨天一般逝去了，我的全部愉悦。她紧紧搂住弗里妲，很快，黑蝙蝠天鹅绒般柔暖的双翼包围了她们，此世就过去了，变得不再真实。

她从没有过丢弃生命而投奔死亡的时候，在弥留之际，她感觉到什么东西“咔”的一声碎裂，秩序颠倒。接着，黑暗抹去了最后一点思绪。

漫漫艰难战

1940年9月

“看啊，看，基督的血在半空中涌流！”一个声音在近旁说。厄苏拉心想，原文说的应是“在天穹内流淌”。天边燃着旭日般的红光，仿佛黎明，说明东边正起大火。海德公园内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英军的地对空迫击炮在地表制造了不输上空飞机的震耳噪声。炮弹仿佛烟火般嗖嗖有声地向空中飞去，在头顶上方的高处轰然炸裂，发出“咔啦啦啦啦”的巨响。而地面上，炮兵发射时可怕的对地后坐力此起彼伏，震颤大地，发出一种每每令厄苏拉感到恶心想吐的嗡鸣。

一篮燃烧弹乘着降落伞飘飘摇摇落下来，落在已炸得不成模样的街上，开出烈焰的花。一名防空指挥官抱着一卷消防皮带向燃烧弹跑去。厄苏拉认不出他的脸。要是周遭没有噪声，这夜色下的景观或许看起来很美。然而事实是噪声不绝。仿佛有人打开了地狱之门，放出恶灵野兽般的咆哮。

“不对，此处即地狱，我亦从未离开。”那声音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又说。四周很黑，她看不清是谁在说话，虽然她毫不怀疑，说话的人应该是她所在小队的防空指挥官德金先生。他是退休英语教师，喜欢引经据典，但常常引错。那声音——或者说德金先生——又引了几句，恐怕仍出自《浮士德》，但因几条街外一颗炸弹炸响而听不见了。

地面震动了，一个在废墟顶工作的人喊道：“小心！”她听见什么东西动了一下，紧接着是山体滑坡的巨响，仿佛雪崩的前兆。然而滑下来的不是山体，而是碎石和垃圾。碎石和垃圾也不是从山上滑下来的，而是从自身堆成的废墟上。它们原本是房子，是好几所房子。好几所房子塌陷到一起，组成了这堆废墟。半小时前，这废墟还是好几户人的家，如今已经成为汇聚各色或折或碎的砖块、楼骨、地板、家具、照片、地毯、床单、被套、书籍、瓷器、油毡、地垫、玻璃碴的地狱般的一大堆。这其中，还有人。这些被碾碎的生命，将再也无法复原。

轰隆隆的塌陷慢下来，窸窸窣窣地收了尾。雪崩停止。同一个声音又喊：“好了，继续！”这天晚上没有月亮。重型救援队面具上的小电筒作为唯一的光源，仿佛鬼火一般在废墟顶端移动。造成这无边而又可怖的黑暗的另一个原因，是漫天深重的烟尘，它仿佛丝幕一般垂挂下来。臭气依然浓重。不只是煤气和高爆速炸药的气味，还有楼宇被炸得粉碎时所释放出的恶臭。这气味避无可避。她已在口鼻上像缠绷带一样蒙了一块旧丝巾，却挡不住灰尘和恶臭钻入她的肺叶。死亡和腐朽无时无刻不附着在她的肤表、发间、鼻孔里、肺泡中和指甲盖下面。它们已然成为她的一部分。

发放背带裤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背带裤呈海军蓝，款式难看。在那以前，厄苏拉一直穿着宣战后希尔维一时兴起在辛普森之家买的防护服，还在腰间系了一条休的旧皮带，用来挂她的“配饰”——电筒、防毒面具、急救包和便笺本。在防护服的一个口袋里，厄苏拉放了一柄小折刀和一块手帕，在另一个里，她放了一副厚皮手套和一支唇膏。“噢，多好的主意。”伍尔芙小姐看见小折刀时说。还是面对现实吧，厄苏拉心想，虽然名义上是一支正规军，他们其实还是得就地取材。

那个声音果真是德金先生，此时他从阴沉的雾霾中走了出来，将电筒的光照在笔记本上，纸上晕上一层昏黄的光。“这条街上住着许多人嘛。”他看着一份名单说，这名单上的姓名和门牌号，与周遭废墟再无关联。“威尔森一家住在1号。”他说，仿佛按顺序从头报起还有什么意义。

“已经没有1号了。”厄苏拉说，“已经没有所谓门牌号了。”街道已经无法辨认，所有熟悉的事物均化为乌有。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都不可能认出它来。它不再是一条街道，而只是“废墟”罢了。废墟达二十英尺，甚至更高，表面覆盖木板、梯子，以便重型救援队员攀爬。他们组成人的链条，透露着原始的感觉，用篮筐将垃圾从堆顶往堆底运送下来。看起来完全可以是一群建造金字塔的奴隶——或者按照眼下的情况看，更像是在拆除金字塔的奴隶。厄苏拉突然想起了以前摄政公园里展览的切叶蚁，每一只都尽职尽责地背负着自己的负担。切叶蚁也像其他动物一样被转移了吗？抑或它们都自行就地解散了呢？它们是热带昆虫，也许无法熬过摄政公园里的自然气候。她曾在1938年的夏天，在摄政公园看过一次梅丽在露天主演的《仲夏夜之梦》。

“托德小姐？”

“什么事，德金先生？我又想远了。”这几天，她总是这样——身处可怕境地，却泛起对过去美好的回忆。仿佛漆黑中发出一缕缕银色的光。

两人疲惫地向废墟走去。德金先生将街道住户表递给她，加入人链一道运起了垃圾。没有人用铲子挖，大家都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在用手捡。“上面很容易塌。”排在废墟底端的一个救援队员解释说。一根梁柱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正在往废墟（与其说是废墟，不如说是火山更确切，厄苏拉想）下运。许多重型救援队员从前都是建筑工人——砌砖匠、搬运工之类——厄苏拉心想不知他们攀爬被拆解的楼体时会不会奇怪、是否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不过说来这些人也都很切实际，除了解决问题心无旁骛，应该不会产生这样梦幻的想法。

偶尔一个声音会要求大家安静——虽然不可能安静，因为头顶的空袭仍在进行——然而大家都会停下手头的事，静候废墟顶端的人努力捕捉废墟中生命的迹象。这看来没有任何希望，但是闪电轰炸教会了人们一件事：即便最不可能生还的境况里，也会有生还者；而最不可能死的时候，也会有人遇难。

厄苏拉在昏沉中寻找标识事故管理人员岗亭的蓝灯，却看见伍尔芙小姐踏着碎砖径直向她走来。“很糟糕，”她走到厄苏拉跟前，平静地说，“他们需要轻的人。”

“轻的人？”厄苏拉重复道，不知为何似乎听不懂这句话。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吞并后，她加入了防空部，成为一名指挥官，突然意识到欧洲已经完蛋。（“你真是个悲观的卡珊德拉。”希尔维说，但厄苏拉在内政部防空署工作，的确能更清晰地预见未来。）二战伊始，防空指挥官一职一度只是个笑话，而现在他们却成了“伦敦防御力量的中流砥柱”——此话出自莫里斯。

她的同事过去干什么的都有。高级指挥官伍尔芙小姐曾是医院护士长，又痩又高，像把火筷子，铁灰色的头发干干净净梳成一个发髻，不怒自威。副指挥官有前文所说的德金先生，后勤部工作的西姆斯先生，还有曾任银行经理的帕尔默先生。后两人曾参加一战，如今再打二战已嫌太老（德金先生则强调自己“因体质问题无法服役”）。此外还有曾在剧院唱歌剧的阿米蒂奇先生，由于歌剧院都没了，就常唱些《女人善变》或《快给大忙人让路》之类的轻快曲子让他们取乐。“都是些脍炙人口的咏叹调。”他对厄苏拉坦白说，“多数人都不喜欢太耗费脑力的东西。”

“我不管什么时候都爱听阿尔·波利的老歌。”勃洛克先生说。勃洛克先生的名字取得与他本人相得益彰（他叫“约翰”170）。按照伍尔芙小姐的说法，他这个人“有问题”。诚然，他身强体壮——参加摔跤比赛，在本地健身房练举重，也常光顾几家不入流的夜总会，认识些美艳的“舞者”，其中一两个还“偶尔造访”过他的棚屋，被伍尔芙小姐像赶小鸡一样轰出去了。（“是跳舞的才怪。”她说。）

最后，队上还有个柏林人齐默曼先生（“请叫我嘉比。”他说，但谁也不这么叫），曾是交响乐团小提琴手。大家提到他，都称“我们的难民”（希尔维家的转移儿童也因他们的境况被冠以相同的名字）。1935年乐团巡演时他“跳了船”。伍尔芙小姐在难民委员会认识他后，费很大劲才保住了他和提琴，使他既未遭关押，也不被遣送到大西洋致命海水的另一端去。大家跟随伍尔芙小姐的领导，从不用英语称他先生，而始终叫“Herr”171。厄苏拉知道伍尔芙小姐这样做是为了叫他有回家的感觉，但实际效果却只是让他更觉得自己身处异地。

伍尔芙小姐认识齐默曼先生时，自己正在英国德籍犹太人基金中心工作（“这名字恐怕长得有些拗口”）。厄苏拉一直搞不清伍尔芙小姐自视不容辩驳，究竟是因为她很有影响力，还是单纯因为她不接受被拒绝的情况。也许二者的因素都有。

“我们队真有文化，不是吗？”勃洛克先生自嘲地说，“还打什么仗，不如去演出。”（“勃洛克先生是个感情激烈的人。”伍尔芙小姐说。饮酒也很激烈，厄苏拉心想。事实上任何方面都十分激烈。）

伍尔芙小姐将一座循道宗小礼堂指定为大家的驻扎点（她自己信循道宗），大家在里面摆上几张行军床，一台小炉子，上备茶具，又加了几把形形色色、或硬或软的椅子。与某些站点相比，或者说与多数站点相比，这里都称得起豪华。

一天晚上，勃洛克先生弄来了一张绿呢牌桌，伍尔芙小姐宣布自己其实爱打桥牌。于是，法国沦陷后到九月第一次空袭开始前，勃洛克先生教会了大家如何玩扑克。“真会出老千。”西姆斯先生说，他和帕尔默先生都输了勃洛克先生好几先令。相反，到闪电轰炸开始之前，伍尔芙小姐已经赢了两英镑。勃洛克先生大感惊讶，表示不理解为何循道宗允许信徒赌博。伍尔芙小姐说自己用赢来的钱买了一副飞镖游戏，所以勃洛克先生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有一天，大家正清理礼堂角落的一大堆箱盒时，发现了一直藏在那里的钢琴，伍尔芙小姐——事实证明此女委实多才多艺——竟极善弹奏。虽然她自己喜欢的是肖邦和李斯特，却很愿意“敲几段小曲”——勃洛克先生如是说——让大家来唱。

他们用沙包将驻地防御起来，虽然谁也不信遭袭击时它们能有什么用。除了厄苏拉一个人觉得采取防御措施必不可少外，其余人等均同勃洛克先生一样，认为“命里有时终须有”，这种佛教中的超然态度，必定会赢得科莱特大夫的赞赏。是年夏季，《泰晤士报》上登了一则讣告。厄苏拉很高兴科莱特大夫不用再经历一遍战争，不然他势必发觉盖伊在阿拉斯所失去的一切都白白失去了。

除了伍尔芙小姐外，队上所有人都是自愿帮衬的志愿者。伍尔芙小姐不同，她干全职，拿薪水，对待职责一丝不苟。她对他们孜孜不倦地教导，确保大家都训练有素——反毒气弹、灭燃烧弹、如何进入起火大楼、将伤员抬上担架、给伤员上夹板、包扎伤口。她考核大家对她布置阅读的手册的掌握程度，要求大家熟练掌握人事归档的方法，无论对方是死是活，以便将他们以包裹的形式，附上所有正确信息，送往医院或停尸间。模拟空袭时他们在露天操练了几次。（“不过是舞台表演。”勃洛克先生嗤之以鼻，情绪上无法投入。）在一次操演中，厄苏拉两次扮演伤员，一次假装断腿，一次假装昏迷。在另一次操演中，她分在“对立面”，作为指挥官应对阿米蒂奇先生扮演的因震惊而导致的精神错乱者。一定是因为对方的舞台经验，帮助他演出了活灵活现的可怖效果，直到操演结束都很难令他走出角色。

他们必须熟知负责区域内所有的住户，了解他们是否有私人避难处，抑或去公共避难处，或者干脆也是宿命论者，根本不想避难。区内无论谁离家、搬迁、结婚、生子、死亡，他们都得知道。还必须了解所有消防龙头的位置，所有死巷和窄弄的位置，所有地窖和公路服务区的位置。

“巡逻与监察”是伍尔芙小姐的座右铭。大家一般两人一组巡视街区，至午夜，通常就有了一段安静期，如果再往下没有炸弹炸在他们负责的街道，大家就开始礼貌争论起究竟谁应该睡行军床。当然，如果确有空袭炸到了“他们地段”，那么大家就要像伍尔芙小姐说的那样，“全体手拿水泵”。有时大家爬到她的公寓里进行“监察”，公寓位于三楼，临街角处有面大窗，视野开阔。

伍尔芙小姐还给大家做额外的急救训练。她除了曾是医院护士长，在一战中也还办过一个战地医院，因此解释给大家说，战争中的伤亡与人们在和平时期看到的普通事故十分不同（“你们当中实际见过那场可怕冲突的先生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说法。”）。“要恶心得多。”她说，“我们必须做好目睹恶形恶状的准备。”当然，伍尔芙小姐发现恶形恶状事关普通市民而非战地兵士，事关一铲一铲清理不知是谁的血糊肉块和从废墟中捡拾儿童纤小的肢体时，自己也大大地感到了意外。

“我们不能退缩。”伍尔芙小姐告诉她，“我们必须继续工作，必须做历史的见证。”这是什么意思呢？厄苏拉心想。“意思就是，未来当我们安稳过活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死去的人。”

“那如果我们也被杀了呢？”

“那其他人就必须记住我们。”

他们处理的第一起重灾事故发生在一排连栋公寓中，炸弹笔直落向其中一所大房子，左右房屋均未遭损害，仿佛德国纳粹空军专门针对这房子的住户一般——里面住着两户人家，包括老人和孩子，甚至有两个怀抱中的婴儿。受地窖保护，所有人都活着，但供水管道和下水管道全数炸裂，一时来不及关闭，地窖遇难者统统身陷污水之中。

其中只有一个女人想办法爬了上来，紧紧扒住地窖的一面墙，救援队从地缝中看见她，伍尔芙小姐和阿米蒂奇先生攥住休的皮带，放厄苏拉入地窖。她将手伸给女人，一时间，女人似乎就要伸手握住，却被越漫越高、最终充满了地窖的粪水吞没了。

消防大队终于赶到现场，抽尽污水后，大家发现十五具尸体，其中七具是儿童。大家将尸体横陈屋前，仿佛在晾干。伍尔芙小姐命令尽快将尸体裹起，拖到墙后等待停尸间派来的运尸车。“这种事看到了对士气不利。”她说。厄苏拉早就吐干净了她早先吃下的晚饭。每次事故救援后她都要吐。阿米蒂奇先生和帕尔默先生也一样。西姆斯先生则在处理事故前就吐起来。只有伍尔芙小姐和勃洛克先生对死亡免疫。

事后，厄苏拉努力想忘掉那些孩子，忘掉那女人失手未抓住她时脸上惊惧的（也还带着某种惊讶，似乎不相信这样的事竟也会发生）表情。“你就想，他们已经获得了宁静。”伍尔芙小姐一边将滚烫的甜茶发给她，一边坚毅地安慰道，“他们已摆脱了这一切，不过是走得有点太早。”德金先生又说：“他们都到光的世界去了。”厄苏拉心想原话应该是“他们都去了光的世界”。厄苏拉不信死者有别的地方可去，觉得他们至多进入了空无、黑暗，进入了无限。

“唉，我希望我死的时候，可别死在粪堆里。”勃洛克先生更为直白地说道。

她以为她永远无法摆脱那第一次事故的阴影，但接踵而来许许多多的事故将它给掩埋了，如今她很少再把它想起来。

“很糟糕，”她走到厄苏拉跟前，平静地说，“他们需要轻的人。”

“轻的人？”厄苏拉重复道。

“也就是瘦子。”伍尔芙小姐耐心解释。

“要进里面去？”厄苏拉抬头恐惧地看着面前高高堆起的火山。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进入那地狱的入口。

“不，不，不是进这里。”伍尔芙小姐说，“你跟我来。”天上下起雨来了，雨势很大，厄苏拉跟在伍尔芙小姐身后连滚带爬地踏过崎岖断裂、满是障碍的地表。打着电筒也没用，她一脚踩进一只自行车轮子里，心想不知炸弹爆炸时是否有人正在骑这辆车。

“这边。”伍尔芙小姐说。那是另一个废墟堆，与刚才那个一样大。她们已到了另一条街，还是仍在同一条街上？厄苏拉已经彻底转了向。究竟一共有多少堆？一个噩梦般的情景划过她的脑际：整个伦敦都化作了一堆废墟。

这堆废墟并不像火山。救援小组从堆侧一条通道进入，比处理刚才那堆废墟时更为大胆地用鹤嘴锄和铁锹在碎石间敲弄着。

“这里大致有个洞。”伍尔芙小姐说，坚定地握住厄苏拉的手，带她向前，仿佛后者是个扭扭捏捏的孩子。厄苏拉根本看不出哪里有洞。“我想应该很安全，你只需要钻进去就行。”

“这是条隧道？”

“不，只是个洞。另一边离地面有段距离。我们觉得下面好像有人。下面离洞不算高。”她鼓励似的补充道。“不是隧道。”她又说，“你来钻吧。”救援小组的人停下手上的锄锹，不甚耐心地等待厄苏拉行动。

为钻进洞内，她必须先脱掉头盔，在胸前打着手电。虽然已经听了伍尔芙小姐的介绍，她仍期待洞内有一段隧道可以缓一缓，却发现自己立即探进了一个山洞般的地方，简直像玩岩洞探险。不知是谁两手抓住她腰间休的皮带，使她安下心来。她移动手电，试图看见。“有人吗？”她一边将光线往深不见底的黑暗找去，一边喊道。光线落在一片纵横交错的管道和碎得像火柴棍一样的木桩上。她将光线投进一条狭缝，试图看清缝内状况。她隐约看到一张仰起的男人的脸，苍白似鬼，在黑暗中浮现出来，仿似幻觉，仿似地牢里的囚徒。至于这张脸是否还连接着身体，她无法确定。

“你好。”她说，似乎期待男人的回答，虽然仔细一看，她发觉男人的头颅已经不完整了。

“里面有人吗？”她爬回外面后，伍尔芙小姐怀着一丝希望问。

“有个人死了。”

“方便收尸吗？”

“不方便。”

虽然一切都已臭到极致，雨水似乎让它们又发出了更浓的恶臭。湿潮的砖灰凝成面糊状的沙浆。在外辛苦几小时，他们便都从头到脚盖上了这种东西。由于太恶心，大家都尽量不去想它。

医用车辆吃紧，克伦威尔路上一起事故堵住了交通，也堵住了本应前来救援的医生和护士。伍尔芙小姐教授的急救知识于是派上用场了。厄苏拉给一只断臂上了夹板，给一颗伤头做了包扎，给一只眼睛蒙上了纱布，还包裹加固了西姆斯先生在高低不平的地上崴伤了的脚踝。她给两个重度昏迷者做了登记（头部有伤，股骨、锁骨、肋骨骨折，盆骨貌似粉碎性骨折），也登记了几名死者（死者容易，因为已经死了），接着复查确保姓名与情况对应正确，以免将死者发往医院，生者却送去停尸间。她还指挥了几个生还者去休息中心休息，几个尚能行走的伤员去伍尔芙小姐坐镇的急救站。

“假设你见到安东尼，”她见到厄苏拉时说，“让他叫一辆移动餐车过来。”厄苏拉派托尼去叫车。只有伍尔芙小姐称呼他安东尼。他年仅十三岁，是个童子军，也是他们组的民防信报员，骑着自行车在满地碎石块、碎玻璃间奔波。厄苏拉想，假设托尼是自己的孩子，她定要将他送得越远越好，绝不让他在这里越陷越深。不消说，男孩自己很是喜欢这份活。

她向托尼交代了事情后，由于有人说仿佛在洞里听到声音，她又折返洞里。那个苍白的死人像先前一样安安静静。“你好，又是我。”她对他说。她心想这人也许是过去住临街的麦克考尔先生，来这儿是为了看望谁。不幸啊。她累得像条狗，连死人永恒的安眠都让她羡慕。

再从洞里钻出来后，餐车已经到了。她敞开肚子喝茶，噗噗往外吐着沙泥。“我打赌你必定出身高贵。”帕尔默先生笑道。“你这是故意刁难我了。”厄苏拉一边说，一边笑，“我想我吐得还算文雅吧。”废墟上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虽然看似毫无结果，但紧张的节奏在后半夜慢了下来，于是伍尔芙小姐吩咐她回营地休息。废墟顶有人要绳子，厄苏拉猜是要放人下去，或提人上来，或者既放人下去又提人上来。（“他们觉得好像有个女人。”德金先生说）

她已彻底筋疲力尽，几乎累得走不动路了。她费尽最后一丝力气避着地上的乱石，才走了十码左右，就被不知是谁揪住手臂猛地拖住，她险些摔倒，幸亏拦她的人也紧紧稳住了她。“小心，托德小姐。”一个声音吼道。

“勃洛克先生？”在他们驻扎的礼堂，勃洛克先生刀枪不入、不容辩驳的样子，总令厄苏拉有些害怕，但在这夜色下的户外，他却不知为何没有了攻击性。“什么事？”她说，“我累了。”

他将电筒照向前方。“你看见了吗？”他说。

“我什么也没看见。”

“那是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她又仔细看了看。发现一个坑——巨大的坑——深不见底。“有二十英尺，甚至三十英尺深，”勃洛克先生说，“你差点就走进去了。”

他陪她走回礼堂。“你太累了。”他说。他一路上都搀扶着她，她透过他紧抓的手指，感受到他肌肉的力量。

一到营地她便倒在行军床上，与其说立即睡着，不如说晕了过去。六点警报解除时她醒过来，感到自己已经睡了好几天，虽然只有三小时。

帕尔默先生也在营地，且不嫌麻烦张罗了茶水。她能够想象他在家里的样子。穿着拖鞋，叼着烟斗，读着报纸。战地与他格格不入。“拿着。”他说着，递给她一杯茶。“你可以回家了，亲爱的。”他说，“雨已经停了。”仿佛前夜搅扰她安宁的不是德国纳粹空军，而是一场豪雨。

她没有回家，而是走回废墟去看了看救援的进展。日光下的废墟看来很不一样，竟然十分眼熟。虽然她无论如何想不起究竟在哪里看见过。

景况狼藉，整条街都炸没了。而废墟还是原来的废墟，自成体系，仿佛蜂巢般忙碌。对战争中的艺术家来说是多么好的主题，她想。名字就叫《土冢上的挖掘者》。毕阿·肖克洛斯上的就是美术学院，战争伊始毕业。不知她是否受战争感染而开始了对它的描绘，抑或不以为然地正努力超然它之上？

小心翼翼地，她开始往土冢上爬去。一个救援队员伸手拉了她一把。替班的救援队已经上岗，然而上一班岗的队员仍在劳作。厄苏拉理解他们的心情，一旦认为事故现场属于了自己，是很难半途丢下不管的。

随着晚间精密挖掘的成果逐渐显露，土冢顶的“火山口”突然响起一阵兴奋的喧哗。一个腋下套着绳索的女人（这一幕丧尽了女人所有的优雅）被生拉硬拽地从洞穴里拖了出来。再由几双手传递到了土冢脚下。

厄苏拉见她周身被灰尘染得黢黑，一时清醒一时昏迷。虽然气若游丝，但好歹活了下来。她被装进冢底一辆耐心等候多时的救护车里。

厄苏拉自己也向冢下爬去。地上有一具裹起的尸首正等待停尸间的面包车。厄苏拉撩开裹尸布，发现正是昨夜那个男人。日光下她看清他果然是住在10号里的麦克考尔先生。“你好。”她说。他很快就会成为她的老朋友了。伍尔芙小姐会叫她将他登记入案。但她搜遍全身，发觉便笺本丢了，没有东西可以写，只在口袋里找到一支唇膏。将就一下吧，她听见希尔维的声音这样说。她想写在麦克考尔先生额头上，但又觉得这样有欠庄严（她又觉得似乎没有比死亡更不庄严的事），于是她亮出他的胳膊，在一块手绢上吐些口水，擦净上面的尘土，仿佛他是个玩得浑身脏兮兮的小男孩。她用唇膏在臂上写下他的名字和地址。唇膏是血红色，看来十分切题。

“好了，再见。”她说，“恐怕我们再不会见面了。”

绕过昨晚险些掉入的大坑时，她看见伍尔芙小姐正坐在一张从残骸里打捞出的餐桌边，仿佛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为人们指点方向——哪里有食物和庇护，哪里能领到衣物和配给卡等东西。伍尔芙小姐的精神仍然抖擞，然而只有天知道她上一次睡觉是什么时候。毫无疑问，这位妇女的灵魂是用铁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厄苏拉对伍尔芙小姐的好感与日俱增，对她的敬仰超过对自己认识的任何其他人，也许只有休还在她之上。

桌前的长队是由前夜躲在大防空洞里的人们组成的。另有许多人还不断从防空洞里走出来，仿佛夜行动物，在天光下眨巴着眼，发觉自己无家可回了。厄苏拉想，防空洞怎么会在这里呢？应该在另一条街上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弄清了方向，发觉整个晚上自己都误以为身处另一条街。

“他们把那个女人弄出来了。”她告诉伍尔芙小姐。

“活着吗？”

“就算活着吧。”

回到菲力莫尔花园，梅丽已经起床穿戴完毕。“昨日可好？”她说，“壶里有茶。”她说着给厄苏拉倒了一杯。

“噢，你知道。”厄苏拉接过茶说。茶水已经不很热，她耸了耸肩。“可怕极了。时间到了吗？我得上班去了。”

翌日她归档时惊讶地发现了伍尔芙小姐登记的几份档案，出自她护士长的手笔，字迹清晰整洁。有时档案袋里会装一大包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呈到她办公桌上。05.00中期事故报告。情况报告。伤亡：送医55人。死亡30人。3人下落不明。彻底毁坏房屋7幢。约计120人无家可归。现有救火队2支、救护车2辆、人力资源规划员2名、特种部队2支及警犬1条在岗。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厄苏拉没注意到现场还有狗。这只是伦敦那夜发生的多起轰炸事故中的一起罢了。她抓起那沓报告说：“福塞特小姐，你来归档吧。”心中已等不及要去喝那十一点的上午茶了。

她们在露台上吃午饭，一盆马铃薯鸡蛋沙拉，放了小红萝卜、生菜、番茄，还有黄瓜。“均出自我们母上大人神奇双手的耕种。”帕米拉说。厄苏拉好久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午饭了。“跟着还有一道苹果酱吐司，我想。”帕米拉说。希尔维离开去应门铃了，休正在外处理一发据说掉在村子另一边田里未爆的炸弹，于是此时桌前除了她们没有别人。

孩子们也在户外吃饭——慵懒地靠坐在草地上，假装自己吃的是炖水牛肉和玉米煮豆（实际上吃的是粗盐牛肉片三明治和白煮蛋）。他们从花园柴房里找出一个很脏的窝棚，开始疯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直到篷车（其实是端盘子的布丽奇特）送来了食物。

帕米拉的孩子扮牛仔，转移过来的孩子高高兴兴地扮着阿帕切族人。“我觉得土著的角色更适合他们的天性。”帕米拉说。她用纸板和鸡毛给印第安人每人做了一个头饰。牛仔们则只有休的手帕可用，纷纷扎在脖子里。两条拉布拉多猎犬以犬科动物兴奋时特有的形态相互追逐。年仅十个月大的杰拉德睡在帕米拉的狗黑提身边的毯子上。黑提面对躁动的景象岿然不动。

“他代表族中唯一的女性。”帕米拉说，“至少这样孩子们能稍微安静些。这已经是奇迹了。整个印第安之夏都很管用。”

“一个家里有六个男孩。”帕米拉说，“感谢上帝，马上就要开学了。男孩从来不知道累，你总要给他们点事做才行。我猜你很快要走吧？”

“恐怕是的。”

她抽出这本可独处的宝贵的周六，来拜访帕米拉和她的孩子们，发现帕米拉被战争摧垮了，希尔维却不知为何活跃起来，成了一名忠诚的皇家妇女志愿服务队员。

“我很惊讶。她一生并不喜欢和其他女人打交道。”帕米拉说。

希尔维养了一大群小鸡，且为了满足军需正紧锣密鼓地提高鸡蛋产量。“可怜的东西们，日夜不停地下蛋。”帕米拉说，“不知道的还以为母亲在经营兵工厂呢。”厄苏拉怎么也想不到如何让鸡也能加班。“她跟鸡去游说嘛。”帕米拉笑道，“作为一个合格的养鸡妇人。”

厄苏拉没有提自己有一次出勤，去一户被炸毁的人家，那户后院养了一窝鸡，救援队抵达后，发觉小鸡都活着，但只只的毛都炸飞了。“毛都拔好了嘛。”勃洛克先生见怪不怪了，笑着说。厄苏拉见过被爆炸气浪剥了衣服的人，也见过仲夏繁茂的大树被冲光了树叶。这些她都没提。她也不提自己如何蹚行于断裂排水管喷出的污水，当然更不会提被这污水没顶的事。还有将手放在一个人胸口，却发现手不知为何竟滑入了胸中时，那种惊讶而作呕的感觉，她也是不会说出来的。（幸好那个人已经死了，她想。）

哈罗德有没有将自己的见闻告诉帕米拉呢？厄苏拉没有问。当此良辰提这样的问题未免扫兴。她想到了那些从上一场战争里生还后对战壕里发生的事只字不提的人。西姆斯先生、帕尔默先生，当然，还有她的父亲。

希尔维的养鸡场似乎成了地方黑市的心头大患。村里人似乎什么也不缺。“村里已经开始以物易物。”帕米拉说，“相信我，大家真的在交换东西。她现在肯定在前门换什么东西。”

“至少你在这里十分安全。”厄苏拉说。安全吗？她突然想到了休前去处理的那个未爆的炸弹。又想起几周前在庄园农场上将奶牛炸成碎块的那发炸弹。“许多人默默把牛肉吃了。”帕米拉说，“很高兴告诉你，我们也吃了。”希尔维似乎觉得这“可怕的一幕”令他们落到了与伦敦苦难大众一样不堪的地步。她从前门回到桌前，没有继续吃完自己的午餐，而是点起一支烟。厄苏拉将母亲盘中剩下的食物吃完，帕米拉从希尔维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

布丽奇特出来收盘子，厄苏拉立即起身说：“噢，不用，我来。”帕米拉和希尔维却端坐不动静静吸烟，看着窝棚严防死守着转移儿童的攻势。厄苏拉觉得自己遭了不公。希尔维和帕米拉都说自己的日子难过，其实只有厄苏拉一个人做了一天事、值了一夜勤、目睹了最最可怕的情景。昨天他们在解救遇难者时，头上还被滴了许多死人的血，那人死在楼上卧室，却由于玻璃天棚粉碎，楼梯上玻璃碴齐膝，谁也无法上二楼去处理他。

“我在考虑回爱尔兰。”两人给盘子过水时，布丽奇特说，“在英国我从来没有过家的感觉。”

“我也没有。”厄苏拉说。

由于希尔维拒绝将宝贵的隔夜面包用在布丁里，坚持要拿它喂鸡，所谓苹果夏洛特也就简化成了炖苹果。在狐狸角，任何东西都做到物尽其用。剩饭都给了鸡。（“她考虑要养一口猪。”休绝望地说。）骨头成堆后再送去废物利用，就像所有曾经装着果酱、咖喱、青豆和番茄的瓶瓶罐罐。屋里所有的书籍都打包送去了邮局，准备寄往各地服务站。“我们都读过了，”希尔维说，“留着干吗呢？”

休回来了，布丽奇特端着他的一盘午餐，嘟囔着走了出去。

“噢，”希尔维礼貌地对他说，“你住在这附近吗？跟我们一起吃点吧？”

“希尔维，你呀，”休比往常愈发严厉地说，“有时候真像个孩子。”

“那也是结婚造成的。”希尔维说。

“我记得你说过，对一个女人来说，世上没有比婚姻更崇高的职业。”休说。

“真有这事？肯定是我少不更事的时候。”

帕米拉朝厄苏拉抬了抬眉毛，后者心想，不知父母何时竟变得这样爱吵架了？厄苏拉本想问问休炸弹的事，但被帕米拉抢了先。“梅丽怎么样了？”帕米拉打起精神，改变话题。

“她很好。”厄苏拉说，“她是一个特别容易相处的人。虽然我其实也很少在菲力莫尔花园见到她。她参加了文艺慰问队。经常去工厂为午休的工人表演。”

“可怜的慰问队。”休笑道。

“演莎士比亚吗？”希尔维难以置信地问。

“我看她现在是有什么演什么。唱唱歌、演演滑稽剧，这你们也都明白。”希尔维看起来并不明白。

“我有男友了。”厄苏拉突然说，虽然只是为了调节气氛而说出的消息，却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早知道应该不说的。

他叫拉尔夫。住在霍尔伯恩，是个新朋友。一个她在德语课上认识的“伙伴”，战前是建筑师。厄苏拉觉得战争结束后他仍会做回建筑师。如果战争结束后世上还有活人的话。（伦敦也会像克诺索斯和庞贝古城那样，被从地球上抹去吗？灾难中的克里特人和罗马人恐怕也都曾以为自己“经受得起”吧？）拉尔夫要在脏乱拥挤的城市上建起摩登高塔，使伦敦成为一座“人民的城市”，他说，一座“凤凰般浴火重生，具有现代主义核心精神”的城市。

“天真。”帕米拉说。

“他不像我们那样怀旧。”

“我们？怀旧？”

“对啊。”厄苏拉说，“我们想象出阿卡狄亚，怀念从未存在的过去。而拉尔夫的阿卡狄亚却在未来。两者同样不真实。”

“你是说他心目中高耸入云的宫殿？”

“差不多是那样的东西。”

“但你喜欢他？”

“喜欢。”

“那你们……你知道我想问什么。”

“真是的！这样的问题你也问得出！”厄苏拉笑道。（希尔维又到前门去了。休则盘腿坐在草坪上，扮演一名印第安酋长。）

“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帕米拉说。

然而事实是，他们还没有。如果他更急切，也许他们会。她想起克莱顿来。“不管怎么说反正也没时间……”

“上床？”帕米拉说。

“我本来要说‘亲密’，但是好吧，就按你说的，‘上床’。”希尔维已经回到草坪上，正在拆散作战双方。转移儿童的打法相当不光明磊落。休已被晾衣绳绑起。“救命！”他对厄苏拉做出口型，脸上却露出小男孩的微笑。厄苏拉很高兴看见他快乐的样子。

战前拉尔夫对她（也许是她对拉尔夫也未可知）的追求采取跳舞、上电影院、二人晚餐的方式，如今却常在轰炸现场相见，仿佛两个观赏古迹的游客。二人甚至发现11路公交车的二层是最适宜观看轰炸现场的地方。

这一结果或许更多是因为两人的古怪偏好。因为不管怎么说，其他情侣似乎都能继续往日的交往方式。

他们去“参观”炸毁后的大英博物馆杜威恩画廊、国家美术馆隔壁的哈蒙德画廊以及河岸边炸开的大坑。由于坑实在太大，人们不得不在上面临时架了一座桥。他们赶到约翰·刘易斯百货时，大楼还在冒烟，人行道上，橱窗里被炸黑的人体模特横尸遍野，身上的衣服都被剥光了。

“你觉不觉得我们像食尸鬼？”拉尔夫问。厄苏拉回答：“不，我们只是见证历史罢了。”她想她最终是要同他上床的。对此谁也没有多大异议。

布丽奇特端着茶和蛋糕出现了。帕米拉说：“我还是去把爸爸解开吧。”

“来一杯吧。”休说着，给她倒了杯藏在花园书房雕花琉璃瓶里的上等威士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躲在这里了。”他说，“只有这里找得到清净。转移儿童和狗不得入内。你知道，我替你担着心啊。”他补充说。

“我也替我担着心。”

“死伤严重吗？”

“到了可怕的地步。但我相信自己做得对。我相信我们在做正确的事。”

“你相信战争正确？你知道柯尔家大多数亲戚都还在欧洲。柯尔先生给我说了许多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可怕的事。都是些不知道更好的事。不管怎么说，”他举起杯，强打精神道，“干杯，祝一切早日终结。”

她走时天已经黑了，休走小路将她送到火车站。

“恐怕没有汽油了。”他说。“你应该早点动身。”他惋惜地补充道。他打着一个很大的电筒，可谁也不冲着他喊，让他关掉。“我可不觉得自己能把亨克尔轰炸机引来。”他说。厄苏拉告诉他，许多救援队员对光线有近乎迷信的恐惧，就算在轰炸进行中，置身起火的大楼和燃烧弹之间，仍然不肯开电筒，就好像它细微的光线会带来什么差别。

“以前在战壕里认识一个人，”休说，“点了支火柴，结果怎么就这么巧，一个德国狙击手爆了他的头。他是个好人。”他沉浸在回忆里，补充说，“叫罗杰森，跟村里的面包师一样。三亲六故都死光了。”

“你从来没说过这事。”厄苏拉说。

“我现在说了。”休说，“给你提个醒。缩起脖子做人，点火时拿东西挡着。”

“你只是说说罢了。”

“我是认真的。我宁愿你做个胆小鬼，只要能活着，小熊。对泰迪和吉米也同样。”

“这你也只是说说而已。”

“这也是认真的。我们到了，天黑得走过车站都看不见它。我觉得你的火车不可能准时，也许干脆不会来。噢，看，那不是弗雷德吗？你好，弗雷德。”

“托德先生，托德小姐。你们赶上了今晚最后一班火车。”弗雷德·史密斯说。弗雷德从锅炉工升职做了司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不是火车。”厄苏拉困惑地看着铁轨上的一节机车，后面并没有其他车厢。

弗雷德向本该连着车厢的位置看去，仿佛忘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噢，对啊，唉，”他说。“上回见时车皮都吊在滑铁卢桥下面哪。说来话长。”他补充道，看来没有要细说的意思。厄苏拉不理解为何没有车厢的机车会停在铁轨上，但弗雷德看来不像在开玩笑。

“那我今晚就回不去了。”厄苏拉说。

“嗯，”弗雷德说，“我横竖要把机车开回城里，燃料充足，也有个锅炉工，也就是这位老伙计威利，假设您不介意坐车台，托德小姐，我想送您回去不成问题。”

“真的？”厄苏拉说。

“肯定不如坐软座干净，但如果您敢的话。”

“我当然敢。”

机车看来急着要走，她匆匆抱了抱休，说了句“很快会再来”，便踏着铁梯上了车台，坐在了锅炉工的位置上。

“你能保证在伦敦会保重自己吗，小熊？”休说。他必须提高音量，才压得过蒸汽的嘶鸣。

“我保证！”她喊道，“回头见！”

火车轰隆轰隆地出了站，她尽力转身，想在黑暗的站台上看清他的样子。她感到胸口刀扎般的内疚，晚饭后她与孩子们疯疯癫癫地玩了一次捉迷藏，其实应该像休说的那样，趁天亮时出发。现在休不得不黑灯瞎火地独自走那条土路了。（她突然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可怜的小安吉拉。）很快，休消失在黑暗与烟雾中。

“好吧，坐机车的确很刺激。”她对弗雷德说。她不知道自己将再也见不到父亲。

坐机车诚然刺激，同时也很吓人。引擎仿佛一只猛兽，咆哮着在黑暗中奔驰，机器原始的力量仿佛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抖着、震动着，仿佛要将她从体内摆脱。厄苏拉从前未曾想过机车车厢里究竟是怎样一番景况。就算想过，也绝想不到能够吵成这个地步——也就是想想司机警惕地观望前方轨道、锅炉工精神抖擞地往炉膛里铲煤这种事。然而事实上，机车车厢的气氛一片紧张，锅炉工和司机之间就坡度和炉压交流不断，一时铲煤、一时急停的动作不断，哐啷哐啷的噪声不断。炉膛烧得整个车厢燠热难耐。为了掩蔽灯火而罩上的铁皮挡不住隧道的煤渣溅进车里。热死了！“比地狱还热。”弗雷德说。

虽然有战时限速，厄苏拉仍然觉得自己在以平日坐普通车厢两倍的时速前进（“以坐软座时两倍的速度。”她心想。她要为泰迪记住这段经历，虽然他已经是个飞行员，开火车仍然是他内心深藏的一个梦）。

车近伦敦，他们见东边燃着大火，远处枪声震天，然而当他们进入车场、机车停机后，四周突然极静。机车缓缓滑行停止，一切都令人感激地复归了宁静。

弗雷德搀扶她从车上下来。“您到了，小姐。”他说，“回到甜蜜的家了，恐怕现在也谈不上甜蜜。”他突然显出疑虑，“我本来可以送您回家，但我们得把机车送到保养台上。您一个人从这里回去不要紧吗？”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极目只有轨道、岔口和许多隐约可见的火车头。“马里勒本在轰炸。我们现处国王十字站的后面。”弗雷德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情况并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糟。”他将一只暗得不能再暗的电筒拧开。电筒只照亮了前方一英尺内的区域。“得小心，”他说，“这里是重点轰炸目标。”

“我没事。”她说，然而心里并没有嘴上说的这么轻松。“别为我担心。另外，谢谢您。晚安，弗雷德。”她坚定地迈出第一步，立即绊在铁轨上，倒地时膝盖跪进碎石，疼得她一声惊呼。

“来吧，托德小姐。”弗雷德说着扶她起身，“您在黑暗中肯定是找不到路的。还是我送您去大门口吧。”他搀住她的手臂走起来，一路领着带着，两人极像在周日的河岸街上散步。厄苏拉想起自己小时候对弗雷德有过幻想。恐怕不难再有幻想，她觉得。

两人来到两扇大木门前，弗雷德打开上面的一扇小门。

“我想我已经认识了。”她说，虽然其实并不认识，但她不愿再麻烦弗雷德。“嗯，再次谢谢您。下回再去狐狸角时，也许还会见到您。”

“不大会了。”他说，“明天我就去救火队了。像威利这样的能开火车的老人很多。”

“您真是好样的。”她说，虽然心里想的是救火的工作不知有多危险。

这天晚上是施行灯光管制以来最黑的一夜。她一只手摸着前方走着，终于撞见一个女人，告诉了她自己所在的位置。两人同行了半英里路，她自己又走了几分钟，便听见背后有了脚步声。她对那脚步声说“这里有人”，以防来人同她撞在一起。那是个男人。身影同她一起走到海德公园。战争以前，与陌生人挽臂而行根本是难以想象的事——尤其对方还是个男人——而如今，与来自天空的危险相比，这样古怪的亲密行为所能带给一个人的伤害简直就微乎其微。

她觉得自己回到菲力莫尔花园时应该已近黎明，然而事实上不过午夜。梅丽仍然妆容齐整，刚刚外出归来。“噢，我的上帝。”她见到厄苏拉时说，“发生了什么事？你被炸了？”

厄苏拉照照镜子，发觉自己浑身是煤灰。“样子真吓人。”她说。

“你像个挖煤的。”梅丽说。

“更像个机车司机吧。”她说完，迅速报备了当晚的历险经过。

“噢，”梅丽说，“弗雷德·史密斯，以前送肉的那个男孩。他挺招人喜欢。”

“现在还是，我想。我从狐狸角带了些鸡蛋。”她说着从包里拿出希尔维给的纸板盒。鸡蛋都笼在稻草里，但因为铁轨上太颠，或因为她在车场里摔的那一跤，现在都碎了。

翌日两人用救下来的一点蛋液，想办法做了份鸡蛋卷。

“真好吃。”梅丽说，“你应该多回去几次。”

1940年10月

“今晚上真忙啊。”伍尔芙小姐说。这是对局势大刀阔斧的淡化。当晚敌军实施全面轰炸，空中轰炸机不断掠过，在飞入探照灯射线时反射出冷森森的光。高爆速炸弹于电光石火间咆哮着，巨大的炮台炸出“轰隆”“咔啦”的声响——仍是轰炸时的老一套。炮弹以每秒一英里的速度发出尖厉的“呼咻”声飞向空中，继而仿佛眨了眨眼，再仿佛星辰闪烁一番，才消失不见。只剩许多碎片砸落下来。（几天前，西姆斯先生的亲戚在海德公园的一次地空对垒中被炮弹弹片打死了。“被自己人打死太可悲了。”帕尔默先生说，“简直死得莫名其妙。”）霍尔伯恩上空的红光说明彼处遭到了油弹袭击。拉尔夫家住霍尔伯恩，不过厄苏拉看今晚的阵势，觉得他应该在圣保罗大教堂巡夜才对。

“简直像油画，不是吗？”伍尔芙小姐说。

“画的是世界末日？也许吧。”厄苏拉说。在夜幕的背景上，火光燃烧出了不同的色彩——猩红、金黄、橘黄、青紫和病态的柠檬黄色。偶尔弥漫到化学物质上，便喷射出短暂而耀目的绿和蓝。一个仓库里升出橘色的火焰和黑蒙蒙的浓烟。“令人耳目一新，不是吗？”伍尔芙小姐沉思着。还真是。比起他们肮脏琐碎的劳作来，那画面看起来既恢宏又可怖。“令我几乎要产生一种自豪之情。”西姆斯先生静静地说，“我是说为了我们能这样坚持孤军奋战。”

“而且是背水一战。”伍尔芙小姐叹了口气。

他们眼前，泰晤士河尽收眼底。天空点缀着许多防空气球，仿佛盲眼的鲸鱼，脱离了海水，却在空气中四处沉浮。他们都聚在壳牌麦斯石油大楼楼顶，此时大楼已被西姆斯先生所在的供应部占领，西姆斯先生请来了厄苏拉和伍尔芙小姐，想让她们“从上面这个角度看一看”。

“很盛大吧？那么野蛮，但同时又有一种奇异的壮丽。”西姆斯先生说，仿佛大家不是在河岸街上的楼顶遭受轰炸，而是站在湖地一座大山的山顶。

“壮丽我倒不觉得。”伍尔芙小姐说。

“丘吉尔前几天晚上来过一次。”西姆斯先生说，“这里的视野相当好。他很喜欢。”

后来，厄苏拉和伍尔芙小姐独处时，伍尔芙小姐说：“知道吗，我一直都觉得西姆斯先生在部里肯定是个低级职员，他性情这么怯懦。但既然能在屋顶上会见丘吉尔，这说明他的位置应该很高。”（屋顶上站岗的消防兵曾对他说过“晚上好，西姆斯先生”，说时带着别人对莫里斯问好时那种尊敬的口吻，不过在西姆斯先生这里，尊敬来得似乎要自然一点。）“他不显山露水。”伍尔芙小姐说，“我喜欢这样的男人。”偏偏我喜欢显山露水的男人，厄苏拉心想。

“真的很壮观。”伍尔芙小姐说。

“可不是？”西姆斯先生热切地说。三人明知地上正死伤惨重，却在这里看“大戏”，厄苏拉想大家内心一定都感到了不安。

“仿佛诸神举办的一场尤其喧闹的派对。”西姆斯先生说。

“宁愿他们不要请我来。”伍尔芙小姐说。

一声熟悉的呼啸袭来，三人猫腰寻找掩护，幸而炸弹炸向了别处，他们听见四声爆炸，却看不清究竟炸在了哪里。厄苏拉想到驾驶德国轰炸机从头顶掠过的男人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些与泰迪一模一样的小伙子，心里涌上一阵古怪的感觉。他们并不邪恶，只是在做国家要求他们做的事。邪恶的是战争，不是人。不过她觉得希特勒不在人之列。“嗯，没错。”伍尔芙小姐说，“我觉得这个人极其地、极其地疯狂。”

就在此时，出乎大家意料，一篮燃烧弹呼呼生风地砸在屋顶上，燃烧弹炸裂燃起，两个消防兵迅速手提水泵冲来，伍尔芙小姐抓起一桶沙土，就往火苗撒去。（勃洛克先生说伍尔芙小姐“这只老鸟”紧张起来“动作还挺快”。）

“倘若此夜就是世界最后的一夜。”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啊，德金先生，您终于来了。”西姆斯先生友好地说，“门卫没有给您添麻烦吧？”

“没有没有，他知道我要来。”德金先生说，似乎在感受着自己的重要性。

“我们的驻点还有没有人了？”伍尔芙小姐呢喃着说，仿佛自言自语。

厄苏拉突然按捺不住想纠正德金先生。“应该是倘若周遭的此夜就是世界最后的一夜。”她说，“‘周遭’二字十分重要，您不觉得吗？它以某种方式体现了我们也纠缠在这一夜中，实际正是如此，而非仅仅在理论上对此夜进行一种概念上的想象。就是此夜，此时此刻就是终结，谁也无法延宕。”

“天哪，您就为一个词这样大惊小怪。”德金先生说，听起来有些生气，“虽然如此，您毕竟纠正了我。”厄苏拉觉得有时候一个词的意义非同小可。如果世界还有纠结词句的诗人，那多恩必在其列。曾任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的多恩，也被葬在了教堂地下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他的安息地在伦敦大火中幸免于难，如今是否也能挨过这场战争？威灵顿公爵的墓倒是很厚重，无法迁走，且已经用砖封住。拉尔夫曾领她参观过——在他值夜勤时。他对大教堂了若指掌。并非帕米拉所想的那样，是个一味破旧的“维新派”。

两人从地下上来，走入午后炙烈的阳光，他说：“要不要找个地方喝茶？”厄苏拉说：“不，我们去你霍尔伯恩的地方一起睡觉吧。”于是他们去了。于是她感到自己无药可救，因为当他礼貌地用自己的身体去满足她的身体时，她心中竟忍不住想到了克莱顿。其后他显得十分窘迫，似乎不知如何与她相处了。她说：“我还是原来那个我。”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了。”她想，天哪，这么说这是他的第一次。他却笑了，说，不，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只是他实在太爱她，“于是现在我感到……怎么说呢，仿佛升华了。”

“升华？”梅丽说，“多么煽情的蠢话！他把你捧到基座上当金身塑像崇拜，等他发现你有一双陶土做的脚，该多么失望。”

“谢谢你这么说。”

“你觉得我这句话是不是混合了两种隐喻，且巧妙地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梅丽自然永远要——

“托德小姐？”

“对不起，我走神了。”

“我们得回基地了。”伍尔芙小姐说，“虽然奇怪，但站在这楼顶却令人感到很安全。”

“我敢肯定事实并非如此。”厄苏拉说。她说得对：几天后，壳牌麦斯石油大楼被一发炸弹击中了。

她与伍尔芙小姐一起，在她的公寓房间里监视街道。两人坐在街角大窗前，一边喝茶，一边吃饼干，若不是有轰炸的电闪雷鸣，两人就只是一对相伴度过傍晚时光的普通妇人。厄苏拉听说伍尔芙小姐的名字叫多尔卡丝（她一直不喜欢这个名字），她的未婚夫（理查德）死于伟大之战。“我仍这样称呼一战。”她说，“虽然现在这一场更伟大。至少这一次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至少我希望如此。”伍尔芙小姐认可战争的合理性，然而轰炸以来她的这一信仰逐渐“崩溃”。“我们仍须牢牢抓住正义和真理的核心，但是正义和真理又都那么难辨，让人不禁怀疑上帝的安排啊。”

“是呀，这哪儿能叫安排呢，不如说是走一步看一步。”厄苏拉同意道。

“再说可怜的德国人，肯定也有很多不赞成战争——当然这话在勃洛克先生面前可不要去说。但假设当时是我们打输了大战，被迫在世界经济崩溃时背上重债，恐怕我们也会像打火匣一样一打即燃的——变成比如莫斯利172那样的人。能再来点茶吗，亲爱的？”

“这我知道，”厄苏拉说，“但他们是要杀我们啊。”话音刚落，仿佛为了应她这句话，两人听见一声“呜咿”——预示一发炸弹正向她们飞来——立即飞也似的避到沙发后面。虽然它貌似不足以起到保护作用，但两天前她们确实从一幢几乎被炸毁的房里拖出一个女人，她躲在一张翻倒在地的长软椅下，几乎毫发无伤。

爆炸震得伍尔芙小姐梳妆台上的斯塔福郡牛形奶罐直发抖，但两人都认为炸弹应是落在了她们的辖区以外。那些天她们对炸弹已经称得上精通了。

同时，她们的情绪也因为前银行经理帕尔默先生在一次出勤时被延时炸弹炸死而落入谷底。他被延时炸弹炸出老远，找到时埋在一个铁床架下面。虽然眼镜不见了，但整个人看起来相当完整。“你摸得出脉搏吗？”伍尔芙小姐问。厄苏拉奇怪，伍尔芙小姐把脉比自己熟练多了，为何要问？然后才发觉伍尔芙小姐很伤心。“是认识的人，感觉就会不一样。”她一边说，一边轻轻抚摸着帕尔默先生的额头，“他的眼镜去哪儿了？他不戴眼镜看起来挺怪，不是吗？”

厄苏拉摸不出脉搏。“把他搬走吧？”她说。她捉住双肩、伍尔芙小姐抓牢双踝，刚要抬，帕尔默先生的尸体，便像圣诞拉炮一样，断开了。

“我再往壶里加些热水吧。”伍尔芙小姐提议。为了让她开心，厄苏拉给她讲吉米和泰迪小时候的故事。莫里斯她只字未提。伍尔芙小姐相当喜欢小孩，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她生命中唯一的遗憾。“要是理查德活着，也许……但人应该往前看，不应该回头看。过去的永远过去了。赫拉克利特是不是说过，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差不多是这句。原话似乎是，你可以踏入同一条河，但河中的水永远是新的。”

“你真是个博学的女青年。”伍尔芙小姐说，“别浪费了自己，好吗？要是能活下来的话。”

几周前，厄苏拉见到了吉米。他有两天的短假，便来了伦敦，在肯辛顿她和梅丽家里的沙发上借宿。“你的小弟弟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嘛。”梅丽说。梅丽觉得所有的男人都英俊，只是英俊的地方不同。她提出进城里玩一夜，吉米就欣然同意了。他说自己已经闷坏了。“应该玩一玩。”吉米从小就会玩。但是那天晚上的活动差一点就泡了汤。河岸街找到一颗未爆的炸弹，三人只得避往查令十字宾馆。

“怎么了？”三人落座后，梅丽问厄苏拉。

“什么怎么了？”

“你表情有异，好像想起了什么。”

“也可能是因为想不起什么。”吉米说。

“我什么也没想。”厄苏拉说。的确无事可想，只是仿佛有什么轻扯了记忆一下，掀起一角，露出一些不知所谓的东西——总是如此——比如食柜上一条熏鲱鱼、铺绿油毡的房间、一个滚动的铁环。一些雾气般难以抓住的时刻。

厄苏拉去到女盥洗室，一个女孩，衣冠不整，正在里面痛哭。她化了浓妆，晕湿的睫毛膏顺着脸颊淌下来。厄苏拉先前曾见她在厅中与一年纪稍大的男人喝酒——梅丽肯定他是个“滑头”。女孩近看比刚才又年轻了许多。厄苏拉帮她一起擦泪、补妆，但并不打听来龙去脉。“那人叫尼基。”女孩自己说了出来，“他是个浑蛋。你身边那个年轻人看来倒很可爱。我们四个人一起好吗？我带你们去丽思卡尔顿酒店的瑞福丽酒吧，我认识那里的一个门童。”

“呃——”厄苏拉犹疑地说，“那个年轻人是我弟弟，我想我们应该不会——”

女孩猛地往厄苏拉的肋下杵了一记，笑道：“我开玩笑啦！你们俩好好跟他玩吧。”她让给厄苏拉一支烟，后者拒绝了。女孩有一个金烟盒，看起来值不少钱。“别人送的。”她见厄苏拉在看，这样说。她“啪”地关起烟盒，伸手让她仔细看。烟盒正面刻有一艘精美的战船，下端蚀刻“日德兰”三字。她知道如果自己将那烟盒再打开，便会发现盒盖边缘刻着花体首字母“A”和“C”，也即“阿里山德·克莱顿”的简写。她本能地伸手去接那烟盒，女孩将它一把收了回去，说：“不管怎么说，得走了。我感觉好多了。你这人似乎挺不错。”她补充说，似乎厄苏拉的人品亟待她的评估。她又伸出手。“噢，对了，我叫蕾妮。下回见面你就知道我的名字了。虽然我觉得我们很可能endroit173不同。”她的法语发音居然很标准，多么奇怪，厄苏拉心想。她握住伸出的手——那手又结实又暖和，仿佛女孩正在发着烧——说：“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厄苏拉。”

叫蕾妮的女孩最后一次朝镜子里满意地看了看自己，说了声“au revoir”174就走了。

厄苏拉回到咖啡厅后，蕾妮却再也不去理她了。“奇怪的女孩子。”她对梅丽说。

“一晚上都在朝我挤眉弄眼。”吉米说。

“那她可打错蒜瓣了，不是吗？”梅丽夸张地忽闪着纤长的睫毛说。

“算盘，”厄苏拉说，“应该说打错算盘。”

快乐三人去了几个吉米貌似相当熟悉的热闹酒吧喝酒。其中有几个，连梅丽这样常逛酒吧的老酒客都吃了一惊。

“天哪。”三人离开奥林奇路上的一家酒吧，歪歪斜斜往家去的路上，梅丽说，“这地方真不一样。”

“一个奇怪的endroit。”厄苏拉笑道。她已经很醉了。这是伊兹常用的一个词，因此从叫蕾妮的女孩嘴里听到，令她感觉十分古怪。

“答应我要活着。”三人盲人般向家的方向摸去时，厄苏拉对吉米说。

“我尽量。”吉米回答。

1940年10月

“由女子生降在世的凡人，生命短暂而充满痛苦。他降生又死去，如今日在此的花，明日便被折断：凡人生命易逝，仿佛影子，不能停留。”

天上落着毛毛细雨。厄苏拉忍不住想拿出手绢去擦棺材盖子。墓坑对面，帕米拉和布丽奇特柱子一样支撑着当中悲痛得几乎站不住脚的希尔维。厄苏拉觉得自己的心随母亲胸中喘出的一声声啜泣越缩越小、越来越硬。近几月希尔维对休一直很坏，毫无必要地坏，以至于现在的悲痛仿佛是做戏。“谁也搞不清婚姻，每一对夫妻都不一样。”

吉米前一周已坐船去北非，没能请出服丧假来。但泰迪赶到了。他穿着制服，英气逼人地从加拿大戴着“翅膀”175回来（“就像天使。”布丽奇特说），驻扎在了林肯郡。整场葬礼他与南希紧紧挽着臂。南希对自己的职业说得很含糊（“反正在办公室里做。”），厄苏拉感到自己隐隐嗅出一丝秘密行动协议的气味。

教堂人满为患，大半个村子都来了，然而葬礼上仍然有种古怪的气氛，仿佛有个德高望重的主宾还没有到场。的确没有德高望重的主宾。休不希望兴师动众。他曾告诉过厄苏拉：“把我跟垃圾一起处理掉就行了。”

仪式按照惯常的模式进行——讲了死者的生平事迹——并以大段圣公会教辞“锦上添花”。厄苏拉惊讶地发现，本堂神父似乎与休相当熟悉。肖克洛斯先生选读了《天国八福》，读得十分动情，南希念了“托德先生很喜欢的一首诗”，托德家所有女人都大吃一惊，因为没有人知道休居然对诗歌有偏好。南希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实际上比梅丽过于戏剧化的声音要更好听一些）。“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南希说，“也许正适合眼下这样对人提出考验的时刻：

狂风降，痛楚难平，携带污浊罪孽，无依的旅人啊，

到我这里来，所有你们劳碌的人；来吧，我让你们安息。

抹去疑虑，不用再恐惧；擦干双眼，无须再哭泣！

听，那是主的声音；看，如歌的清晨即将来临。

此时此地的你，竭力挣扎，因原罪而受苦，流血而死亡；

在天父的国，你速将卸去一切负累。

再忍受片刻，这重担，用你精疲力竭的双手，和流着泪的眼睛。

听，那是度你的脚步；看，自由的时刻已经来临。”

（“一篇蠢话。”帕米拉悄声说，“但还挺安慰人。”）

伊兹在墓坑边喃喃道：“我觉得自己仿佛在等待什么可怕的事发生，现在我知道这事已经发生了。”

伊兹是休去世前几天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她相当大胆地从纽约坐票价昂贵的泛美航空来到里斯本，又在那里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布里斯托尔。“沿途看到两架德国轰炸机，”她说，“当时真以为他们是来袭击我们的。”

她说，作为一名英国妇女，她已下定决心，大战中绝不在橘树林里坐以待毙。贪生怕死、享乐至上绝不是她伊兹所为（虽然厄苏拉很想说这恰恰就是她最喜欢做的事）。她与她的名剧作家丈夫一样，希望有人找他们写电影剧本，却只拿到一个写一部“愚蠢的”古装剧的机会，且该剧还未开拍就夭折了。厄苏拉感觉问题出在伊兹的剧本质量力有未逮上（“因为我写得太睿智。”）。另一方面她仍在写她的奥古斯都系列——《奥古斯都从军记》《奥古斯都盗墓记》等。事情不妙，伊兹说，浅薄的著名剧作家丈夫如今置身于好莱坞新锐女星的包围中，竟被她们迷住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对彼此失去了兴趣。”她说，“不过所有的夫妻最终都是这样。这一点无可避免。”

休去世后，伊兹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说他“坐在草坪上一张折叠躺椅中”。藤编桌椅早已腐烂，换了其时更常见的折叠椅。这堆会折叠的木条和帆布送来时，休很不高兴。他宁愿死在藤编卧榻上。厄苏拉满脑子跑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比起休的死来，她想，这些小事更容易应付。

“我还以为他在外面睡着了。”希尔维说，“所以不去打搅。医生说是犯了心脏病。”

“他看起来很平静。”伊兹告诉厄苏拉，“仿佛死而无憾。”

厄苏拉深深觉得他的遗憾恐怕有很多，但这么想对谁也没有好处。

她没有什么机会与母亲说话。希尔维看来总是就要离开的样子。“我坐不下来。”她说。她穿着休的一件旧毛衣。“我冷，”她说，“我冷极了。”仿佛一个受了惊吓的人。伍尔芙小姐一定知道如何处置希尔维。可能会给她一杯热甜茶和一些眼下无论是厄苏拉还是伊兹都无力说出的善意的安慰。厄苏拉觉得这样报复母亲似乎不公，但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伤口要包扎。

“我会陪她待一阵子。”伊兹说。厄苏拉觉得这主意不妙，心想伊兹也许不过是想躲避轰炸。

“那您最好是弄一本配给卡。”布丽奇特说，“你要把我们吃成穷光蛋了。”休的死深深地震动了布丽奇特。厄苏拉在储食间里撞见她伤心痛哭，说：“我真为你难过。”仿佛死了亲人的是布丽奇特，而不是她。布丽奇特连忙用围裙麻利地擦着眼泪，说：“得去弄茶了。”

厄苏拉自己只多待了两天，大部分时间用来协助布丽奇特整理休的遗物。（“我不行。”希尔维说，“我就是下不去手。”“我也不行。”伊兹说。“那就只有你和我了。”布丽奇特对厄苏拉说。）休的衣服仍然真实，穿它们的人却消失了，这里面有一种近乎荒谬的感觉。厄苏拉从衣橱里拿出一件礼服，在身上比了比。要不是布丽奇特将礼服从她手中拿走，说了句“这是件好衣服，有幸得到它的人将心存感激”，她也许就会爬进衣橱，放弃生活，再也不出来。感谢上帝，布丽奇特的心并没有紧紧关上。悲剧当前时，她所显出的这尤为珍贵的勇气，相信她父亲要是活着也会表示赞许。

她们用牛皮纸和绳子将休的衣物包好，交由送奶工用奶车送去妇女志愿队。

伊兹的悲痛令她变得脆弱，不堪一击。她跟着厄苏拉在屋子里打转，不断追忆着休生前的样子。其他人亦然，厄苏拉想。没有人能接受他已永远离开的事实，因此大家都从虚无中抽出丝线，努力对他进行着重塑。伊兹是最努力的一个。“我怎么也想不起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来。”伊兹说，“也想不起我对他说了什么。”

“记不记得有什么关系呢？”厄苏拉疲倦地说。死亡给谁造成的伤痛更惨重？是女儿还是姊妹？接着，她想起了泰迪。

厄苏拉试图回忆自己对休说的最后一句话。她想起来，自己说的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回头见”。那是两人之间最后一次反讽。“我们谁都不知道哪一次会是最后一次。”她对伊兹说。这句话，连听在她自己耳里，都太潦草、太随便了。她见了太多别人的悲苦，于是已经麻木。除了在身上比他的礼服时（事后她回忆此时，总——愚蠢地——将它想成是她的“衣橱时刻”），她动了感情，其余时候她都将休的死亡暂时存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以待日后取出，再行思考。也许要等到大家都不再提起他的时候。

“问题是——”伊兹说。

“拜托你，”厄苏拉说，“我的头很疼。”

厄苏拉从甘草箱里收鸡蛋，恰逢伊兹无所事事地逛进鸡舍。鸡们一刻不停地咯咯叫着，似乎想念着母鸡希尔维的照应。“问题是，”伊兹说，“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哦？”厄苏拉忙着捡一只尤其多产的母鸡下的蛋，有些心不在焉。

“我也有孩子。”

“啊？”

“我也是个母亲。”伊兹说，带一种故意要表现戏剧冲突的语气。

“你在加利福尼亚时有孩子了？”

“不，不。”伊兹说，“是许多年以前。我自己都还没长大。才十六岁。在德国生下一个孩子。可以想象，家里怕丢脸，于是把我送了出去。最后是个男孩。”

“德国？然后把他过继给了别人？”

“是的。呃，确切说是送给了别人。是休去办的，所以肯定是户好人家。但再是好人家，也难保这孩子不受欺负。可怜的休，他是我家的主心骨，母亲肯定不知道这事。问题也就来了。只有他知道那人家的姓名地址等信息。”母鸡异常聒噪起来，厄苏拉说：“我们出去吧。”

“我总是想，”伊兹挽着厄苏拉的手臂在草坪上绕圈，“总有一天我要问问休孩子的事，然后或许试着去找。”又补充道，“找我儿子。”似乎在试验说这三个字的感觉。眼泪滚下了她的脸颊。看起来悲伤是真实的。“现在休走了，我再也找不到那孩子了。当然，他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与你同岁。”

“我？”厄苏拉说，努力理解此中的深意。

“对。但他是敌方的人。他也许就在天上，”——两人同时条件反射般扫了一眼秋日晴朗无云的天，天上既没有我方，也没有敌方——“也许在陆上作战。他可能已经死了，不然也可能很快就要死了，假设这场该死的战争继续下去的话。”伊兹已经哭得放开了嗓子，“收养他的还可能是犹太人，上帝啊。休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和——就是你们邻居，还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叫什么来着？”

“柯尔先生。”

“你知道德国犹太人现在的境况吧？”

“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仿佛坏仙女一样突然出现的希尔维说，“你这又是在小题大做什么？”

“你应该跟我一起回伦敦。”厄苏拉对伊兹说。对付德国纳粹空军至少比对付希尔维要简单直接得多。

1940年11月

伍尔芙小姐为大家演奏了钢琴曲。“贝多芬的钢琴曲，”她说，“我不是迈拉·赫斯，但听听琴总还是不错的调剂。”这两句话她都说得没错。唱歌剧的阿米蒂奇先生献演《费加罗的婚礼》咏叹调《不要再去》，邀请伍尔芙小姐为他伴奏，后者这晚尤其好兴致，说愿意一试。表演令人悸动（伍尔芙小姐评价它有“意想不到的性感意味”），当勃洛克先生（自然有他）和西姆斯先生（叫人吃惊）也加入进这淫词艳曲时，谁也没有反对。

“我知道这首歌！”史黛拉说，事实是她的确知道曲调，但并不知道歌词，于是她就“噔嘀噔，噔嘀噔，噔嘀噔噔”地唱着。

他们的小队近来添了新人。首先是埃姆斯利先生，他从其他小队过来，曾经卖杂货，炸弹炸毁了他的屋子、他的店面以及他小队管辖的整个片区。他与西姆斯先生、帕尔默先生一样，也打过一战。再来的这个新人背景十分新奇。史黛拉是勃洛克先生过去认识的一个“舞者”，她坦白说自己（态度很主动）曾是“脱衣舞艺人”，但阿米蒂奇先生说：“亲爱的，我们这里都是卖艺的。”

“那男人的心肠真他娘的好。”勃洛克先生喃喃地说，“该送他去参军，这样他就明白世态炎凉了。”“我表示怀疑。”伍尔芙小姐说。（这便引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身形强壮的勃洛克先生没有应征入伍？）“所以，”勃洛克先生总结道，“我们这儿现在不仅有犹太佬、娘娘腔，还有了个妓女，真像下流音乐喜剧。”

“是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心情把我们带到同一条路上来的，勃洛克先生。”她稍稍责备了他一句。自从帕尔默先生死后，大家——甚至伍尔芙小姐——都急剧地敏感易怒起来。厄苏拉觉得大家还是等仗打完了再相互撕咬比较合理。当然，造成大家情绪紧绷的不仅仅是帕尔默先生的死，还有睡眠的缺乏和夜间无休无止的空袭。德国人准备永远炸下去吗？

“而且，唉，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伍尔芙小姐煮茶时轻轻对她说，“只是这种脏兮兮的感觉叫人受不了，好像可怜的伦敦和里面的人们都再也不会干净起来了。一切都破烂得叫人忍无可忍。”

所以他们小小的即兴音乐会开得如此友善，人人看着比近来任何时候都要平和，不啻为一件令人欣慰的好事。

阿米蒂奇先生唱完“费加罗”，又充满激情地独自演绎了一首《亲爱的爸爸》（“他真多才多艺。”伍尔芙小姐说，“我一直以为这是女人唱的咏叹调。”），博得满堂疯狂的掌声。接着经他们收留的齐默曼先生也说自己想为大家演点什么。

“接下来你要不要跳个脱衣舞呢，甜心？”勃洛克先生问史黛拉，后者对厄苏拉眨眨眼，说：“如果你们想看。”仿佛在与她串通一气。（“相信我，摊上一伙不听话的女人啊，你可就倒霉了。”勃洛克先生不时要这么哀叹一下。）

伍尔芙小姐面露担忧，对齐默曼先生说：“您不会还带着您的提琴吧？安全吗？”他从没带提琴来过岗哨。伍尔芙小姐说，提琴价值不菲，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因为齐默曼先生将自己的全部家眷都抛在了德国，提琴是他唯一对过去的念想。伍尔芙小姐说自己曾与齐默曼先生就德国局势进行了“令人心痛的”深夜“长谈”。“那边的情况很可怕，你知道。”

“我知道。”厄苏拉说。

“你知道？”伍尔芙小姐谈兴陡增，“你在那里有朋友？”

“没有，”厄苏拉说，“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但这世上不是有些人无缘无故就能知道一些事吗？”

齐默曼先生拿出提琴，说：“请大家原谅，我不擅长独奏。”接着，他几乎是语带歉意地为自己报了幕：“巴赫，《G小调奏鸣曲》。”

“真有意思，”伍尔芙小姐在厄苏拉耳边轻轻说，“我们听的音乐里有这么多是德国人写的。大美能够超越一切。也许战争结束后还能治愈一切。想想那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176。”

厄苏拉未及回答，齐默曼已经起弓，琴弓悬在弦上，预示演出即将开始，破陋的岗哨里，降下了一片音乐厅才有的深静。有些人静着是因为演出质量（“真是超凡。”伍尔芙小姐待演出结束后说。“真的很美。”史黛拉说。），有些人是为了尊重齐默曼先生逃难者的身份。音乐本身也的确四平八稳，以致听众很容易能沉入自己的思绪。厄苏拉不断回溯休的死亡，不断想着没有了他的日子。他已经死了两周，而她仍然期盼见到他。她曾把这种思绪放置一边，留待将来考察，而那个“将来”在此刻突然降临。她庆幸自己没有流下难堪的眼泪，只是深深地沉入了可怕的忧伤。这忧伤似乎惊动了伍尔芙小姐，后者伸出手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厄苏拉觉得伍尔芙小姐满腔的情感都要使她颤抖起来了。

音乐落，四周弥漫着一种至深而纯洁的宁静，仿佛世界停止了呼吸，接着，大家还没有拍手称赞，宁静就被紫色警报打破了——“轰炸将在二十分钟内开始”。想想警报全部出自她自己供职的五区作战室，由手底下那些更年轻的女孩从发报室发出，她就未免感到奇怪。

“来吧，”西姆斯先生说，嘘着粗气站起来，“快离开这里。”等大家都撤到户外，警报已经换成红色。幸运的话，他们能有二十分钟时间在催命的警报声中将路人全部赶进防空洞。

厄苏拉从不使用公共防空洞。一想到人挤人的场面和幽闭的环境她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他们片区就曾发生过一起空降弹直接击中防空洞的惨案。厄苏拉宁愿死在户外，也不做洞中之狐。

那是个美好的傍晚。众星捧着一弯新月，刺穿了夜幕深浓的黑暗。她想到了罗密欧对朱丽叶的赞美——她姣然悬在暮天的颊上，像黑奴耳边璀璨的珠环。忧郁哀伤的缘故，厄苏拉的心里荡起了诗意，也许有人，甚至连她自己，都觉得太过矫情。再也没有德金先生的胡乱引用了。他在一次任务中心脏病发作了。他正在恢复。“感谢上帝。”伍尔芙小姐说。她曾抽空去医院看望他，厄苏拉没去，心里却也毫不愧疚。休死了，德金先生还活着，她心上没有空间去同情生者。西姆斯先生取代了德金先生的位置，成为伍尔芙小姐的副官。

战争狂放的噪声又响起来了。隆隆炮响，轰炸机引擎单调而不规则的嗡嗡声，都令她作呕。枪声，探照灯在天空指戳的手指，因为恐惧而紧张得透不过气——这一切很快将诗意冲散了。

等他们抵达救助现场，其他人也都已经到了——水电煤工人、拆弹小组、重灾救援队、轻灾救援队、抬担架的、运死人的（那天用的是一辆面包店的面包车）。救火队的水龙皮带纠纠缠缠铺了一路，因为街侧有幢大楼起了大火，火星熔浆四溅。厄苏拉觉得自己好像在火光中惊鸿一瞥地看见了弗雷德·史密斯，最后决定认为那是自己的想象。

虽然身后火光冲天，救援队在使用电筒和提灯时仍然小心翼翼。但反过来人人嘴里却又都叼着烟，虽然煤气工还没有处理完现场的煤气泄漏，拆弹小组的出现更说明附近随时有炸弹可能爆炸。大家都努力应付手头的事（该凑合时需凑合），似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临头的大难，显得过于轻松。或者也许某些人（厄苏拉想，如今不知自己是否也成了这某些人的一员）已经不在乎生死了。

她感到有些不舒服，仿佛看见了某种征兆，预示着今晚要出事。“只是因为巴赫的音乐让你的灵魂悸动不安罢了。”伍尔芙小姐安慰道。

现场覆盖了两个片区，因此负责事故的官员需同两个片区的指挥官分别交涉，两个指挥官又都称自己将对救援全权负责。伍尔芙小姐没有参与这场闹剧，因为事故发生地段不在她管辖之内。但因为灾情过重，她对自己的队员宣布说，无论别人说什么，他们都要出力支援救援行动。

“您要我们违法乱纪。”勃洛克先生来了兴致。

“算不上。”伍尔芙小姐说。

未起火的半条街也遭到了严重轰炸，砖灰和无烟火药的酸味立即侵袭到肺里。厄苏拉心中想着狐狸角小树林后的青草地，盛开着亚麻花和飞燕草、虞美人、红石竹和牛眼雏菊。她想着新刈草地的清香，夏季阵雨的凉意。这是她新近想出的对抗炸药可怖气味的方法。（“有用吗？”埃姆斯利先生好奇地问。“不怎么有用。”厄苏拉说。）“我以前想母亲的香水味，”伍尔芙小姐说，“四月紫罗兰。不幸的是现在一想到母亲，就马上会想到炸弹。”

厄苏拉送给埃姆斯利先生一片薄荷糖。“这个有点用。”她说。

离轰炸现场越近，景况也就愈发惨烈（在厄苏拉的经验中，情况几乎一贯如此）。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幕鲜活而血腥的图景——地上横满碎尸，许多人都被炸飞了四肢，只剩下躯干，赤身裸体，仿佛裁缝的制衣架子，使厄苏拉不禁想起约翰·刘易斯大楼被炸后与拉尔夫在牛津大街上看到的那些假模特。一个担架队员没有活人可抬，正在捡乱石上支出的胳膊和腿，看来仿佛要在日后将碎尸复原。有没有人真这样去做？厄苏拉突然想。比如在停尸间里，将死者尸体像拼图一样拼接完整？不过有些人的尸体已经没有复原的可能了——两个救援队员正用铲子往筐里装肉糊，而另一个则手持板刷刷洗溅在墙上的什么东西。

不知有没有认识的遇难者，厄苏拉心想。自己在菲力莫尔花园的处所离此不过几条街，也许她上班路上曾路过住在这里的什么人，甚或在菜店、肉铺里还发生过交谈。

“显然有很多已无法辨认。”伍尔芙小姐说。她已与负责事故的官员谈过话，后者似乎相当庆幸自己碰上了一个讲道理的人。“你听了一定会高兴的：我们不再是编外人员了。”

就在那拿板刷的男人楼上（虽然地板已经没了），墙头挂镜线上用衣架挂了条裙子。厄苏拉发觉自己总为家常细节——仍然坐在炉上的水壶，一桌无人消受的晚餐——动容，其程度要大于自己看见周遭更沉重的痛苦和更惨重的毁灭时。此时她看着那裙子，却发现里面还套着个女人。她的头和双腿被炸掉，但双臂还连着。高爆速炸弹造成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结果从来都令厄苏拉惊讶不已。女人仿佛已经焊在了墙上。明亮的火光中，依稀还能看见裙上戴的一枚胸针。一只黑猫，镶着假钻做的眼睛。

她踩着满地碎石走向这栋楼房的后墙。乱石地上靠坐着一个女人，四肢像布娃娃般摊开。似乎被炸到半空后又胡乱地落到了地上——事实经过恐怕就是如此。厄苏拉想叫一架担架来，但头顶正好飞过一串轰炸机，谁也听不见她的叫喊。

女人满身灰土，看不出年龄。她手上有严重烧伤。厄苏拉在急救包里翻出比诺尔烫伤药膏，涂了些在她手上，自己也不知为何要这么做。女人伤得太严重，药膏根本是于事无补的。她希望自己还带着水，女人的嘴唇干燥得令人心疼。突然，出乎厄苏拉意料，女人睁眼了，睫毛支棱着，因落满灰尘而显得苍白，她想说话，但声音过于沙哑，厄苏拉听不明白。难道她是外国人？“您说什么？”厄苏拉问。她感到女人就快要死了。

“孩子。”女人突然发出声音，“我的孩子在哪儿？”

“孩子？”厄苏拉重复着，环顾四周。她没有看见任何孩子的迹象。孩子可能被埋在了废墟堆下的任何位置。

“他叫，”女人滚动着喉咙，囫囵难辨地说——竭力要说得清楚，“埃米尔。”

“埃米尔？”

女人轻而又轻地点点头，好像再也说不出话了。厄苏拉再次环顾寻找婴儿。回身再想确认宝宝的年龄时，女人的头已经疲倦地垂下，厄苏拉号了号她的脉，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她丢下女人，继续寻找生还者。

“你能不能去给埃姆斯利先生拿一片吗啡？”伍尔芙小姐问。一个女人正在尖叫，且像工地壮劳力一样谩骂着。伍尔芙小姐又补了一句：“就是给这个吵吵嚷嚷的女人的。”伤员吵得越凶，越说明不会死。这条定律经起了无数次考验。这个女人气势如虹，似乎准备单手从废墟中辟出一条道，再到肯辛顿花园跑一圈。

埃姆斯利先生位于房屋的地下室，厄苏拉不得不先被两个救援队员放下去，再在碎裂的桁架和砖块中挤出一条路。她意识到整栋房屋也都摇摇欲坠地支撑在这同一堆桁架和砖块上。她找到埃姆斯利先生时，后者几乎是平躺在一个女人身边，女人腰部以下完全被倒塌物压住，但神志还清醒，对自己痛苦处境的语言表达也十分生动。

“很快救您出去。”埃姆斯利先生说，“喝杯茶。怎么样？不错吧？我都想喝了。托德小姐还给您带了止痛的东西来呢。”他一个劲地安慰着。厄苏拉将小小的吗啡药片递给他。他看来相当擅长手头的事，想象他戴围裙称白糖、包黄油倒很困难。

地下室的一边堆满沙包，但许多沙包在爆炸中破开了，沙子流了一地。一时间，厄苏拉突然产生了令人惊异的幻觉，仿佛来到了不知是何处的一个海边，清爽的微风中滚动着一只圆环，海鸥在头顶旋鸣，接着幻觉又极其突然地消失了，她回到地下室。一定是缺睡，她心想，绝对是缺睡作怪。

“他妈的早该给我止痛药。”女人说着，贪婪地吃下吗啡药片，“慢慢吞吞，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在上头开茶会呢！”厄苏拉发觉她很年轻，且不知为何很面熟。她紧抓着她庞大的黑手袋，仿佛它能帮她在木材的海洋里浮起来。“你们谁有烟吗？”埃姆斯利先生克服了由于空间局限造成的困难，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压扁了的玩家牌香烟，接着更加艰难地掏出了一盒火柴。女孩的手指不耐烦地在黑皮包上敲打着。“你就继续慢慢吞吞的好了。”她不无讽刺地说。

“对不起。”她深深吸进一口烟后说，“卡在这样一个endroit，难免神经质一些。”

“你是蕾妮？”厄苏拉惊讶地说。

“你问这干吗？”她说，又恢复了原先的恶声恶气。

“我们在查令十字宾馆的盥洗室里见过，几周前。”

“你肯定认错人了。”她字正腔圆地强调说，“大家都这样。我肯定是长了一张大众脸。”

她又深长地吸入一口烟，继而相当受用地缓缓吐出。“你还有那种小药片吗？”她问，“黑市上肯定能卖出好价钱。”她的声音模模糊糊，这是吗啡起了作用，厄苏拉想，可是马上，香烟从她指间掉了下来，她眼睛上翻，开始抽搐。埃姆斯利先生紧紧捉住她的手。

厄苏拉扫了一眼埃姆斯利先生，无意中看见他身边一只沙包上，一条胶带正贴着一张米莱《肥皂泡》的复制品。她讨厌这幅画，她讨厌所有前拉斐尔时期画作中蔫头耷脑、药物中毒似的女人。眼下不是做艺术批评的时候，她想。自己对死亡已经麻木了。她柔软的灵魂已经结晶。（这样岂不更好，她想。）她是淬火的宝剑。接着，她又在时间中闪回。她在下楼梯，紫藤盛开，她从窗户飞了出去。

埃姆斯利先生鼓励着蕾妮。“来，加把劲，苏西，别放弃希望。只要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能把你救出去。所有的小伙子都在努力。姑娘们也在努力。”他为了厄苏拉补充道。蕾妮不再抽搐了，开始吓人地颤抖起来，埃姆斯利先生更焦急了。“来，苏西，加把劲，姑娘，千万别睡过去。对，好样的。”

“她叫蕾妮。”厄苏拉说，“虽然她不承认。”

“我叫谁都是苏西。”埃姆斯利先生说，“我有个女儿叫苏西。很小的时候，被白喉带走了。”

蕾妮最后又狠狠抽了一下，半闭的双眼里便没有了生气。

“死了。”埃姆斯利先生难过地说，“多半是内伤。”他用杂货店老板的端正字迹在一个标签上写下“阿盖尔路”，捆在她手指上。厄苏拉从蕾妮固执的手里拽出皮包，将内容物倒尽。“身份证。”她说，举起让埃姆斯利先生看，证上“蕾妮·米勒”的字样还清晰可见。他又在标签上加了她的姓名。

埃姆斯利先生艰难地掉头，以便能往外爬，此时，厄苏拉捡起与粉饼、唇膏、法文信件和一些天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还有一起从包里掉出来的金烟盒。这肯定是偷来的东西，绝不会有人送她这个。厄苏拉再怎样天马行空，也无法想象蕾妮和克莱顿出现在同一间屋里，别说是同一张床上。战争的确让许多原本绝无交集的男女睡到了一起。他与她一定是偶遇，也许在某处宾馆，或某个更简陋的endroit。可她如何学会了法语呢？也许她只会说几个词。不管怎么说，绝不是克莱顿教的，克莱顿坚信只会说英语就足以统治世界了。

她将金烟盒和身份证放入自己的口袋。

两人倒着往地窖外爬行的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奢望掉头了），废墟以一种令人揪心的方式突然动了起来。两人浑身凝固，猫一样地匍匐着，吓得屏住呼吸。过了貌似永无休止的一段时间后，两人再度启动，却发现废墟内部重组后，后路已断，不得不以双膝和双手爬行着，在大楼倒塌的地基里重新寻找更为曲折的出路。“背被弄得疼死了。”埃姆斯利先生在她身后低声说。

“我膝盖疼。”厄苏拉说。两人精疲力竭地坚持着。厄苏拉心里想着黄油吐司给自己打气，虽然菲力莫尔花园已经没有黄油了，而且除非梅丽出门去排队（多半不会），菲力莫尔花园也已经没有面包了。

地窖仿佛无休止的迷宫，厄苏拉慢慢明白楼中下落不明的人们究竟去了哪里，他们都躲在这迷宫中了。这栋楼的居民显然将地窖作为他们的防空洞，死去的他们——男人、女人、小孩，甚至一只狗——都被凝固在各自生前的位置上，通体包裹灰尘，不像尸体，倒像雕塑或化石。这让她想起了庞贝，想起了赫库兰尼姆。这两个地方，厄苏拉在她踌躇满志的被称为“伟大之旅”的欧洲游中都去过。她在博洛尼亚借宿时结识了一个美国女孩——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凯西——两人一起拦招火车，在意大利境内做了一次环游——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其后厄苏拉去法国坐船，完成了她旅居国外一年的生涯。

因为那不勒斯着实令两人害怕，她们花钱雇了个私人导游，此君废话很多。两人在他的陪伴下花了生命中最难耐的一天，在南方酷烈的骄阳下，步履坚定地踏遍了罗马帝国那些失落的干枯、扬尘的古城。

“噢，天哪。”两人在荒芜的赫库兰尼姆中跋涉时，凯西说，“真希望这劳什子没有被挖出来就好了。”两人的友谊于短时间内放射出巨大的光芒，并在厄苏拉投奔南希后很快熄灭了。

“我已经展开了翅膀，学会了飞翔。”她离开慕尼黑、离开收留她的伯伦纳一家后，写信给帕米拉，“我见过了世界，成为了一个深邃的女人。”虽然事实上她几乎还羽翼未丰。由于旅途中为一系列学生做私人授课，这一年唯一教会她的事，便是以后再不想做老师了。

于是在她回国后——为准备从事市政工作——她去海威科姆一所卡夫先生办的学院突击了速记和打字。此人后因在公共场合露阴被捕。（“一个露肉的？”莫里斯厌恶得皱起了嘴唇。休厉声呵斥要他滚出去，且再不许在家里使用这样粗俗的语言。“幼稚。”莫里斯摔门去到花园中后，他说，“就他这样的人也能结婚？”莫里斯回家后宣布了一个消息，说自己已经同一个名叫埃德温娜的女孩订婚，彼方是某主教的长女。“天哪，”希尔维说，“我们见了他要单膝跪地吗？”

“开什么玩笑。”莫里斯说。休立即呵斥：“不准这样跟你母亲说话！”这次会面总体上气氛相当恶劣。）

卡夫先生其实并不坏。他十分热衷世界语，当时看来是个非常生僻的爱好，但现在厄苏拉却觉得发展一种全世界都懂的语言其实是好事，比如拉丁语在过去那样。噢，对呀，伍尔芙小姐说，一门共通的语言自然好，但太过理想化了。所有真正的好事都过于理想化，她又伤感地补充道。

厄苏拉启程去欧陆时是个处子，回家时已经不同。事情发生在意大利。（“不在意大利找情人，还能上哪儿去？”梅丽说。）他叫吉安尼，在博洛尼亚大学进修哲学博士学位，比厄苏拉所理解的意大利人要沉重、严肃得多。（布丽奇特小说里的意大利人个个时髦英俊、玩世不恭。）吉安尼却为厄苏拉的“成人礼”加入了一种读书人特有的庄重，整个过程并不如厄苏拉所恐惧的那样尴尬。

“上帝，”凯西说，“你胆子真大。”她有时令厄苏拉想起帕米拉，但也有时与帕米拉截然不同——比如她表情宁静超然地否认达尔文进化论时。凯西是浸洗派教徒，一直为了新婚而守身如玉，但是她回芝加哥后不过几个月，她母亲就来信说她在一次划船活动中出事死了。这位母亲一定翻遍了她女儿的通讯录，给每个人都一一去了信。多可怕的过程。休去世时，家里不过在《泰晤士报》上发了一篇讣告。可怜的凯西白白持守了。墓中固然舒适而隐蔽，想必其中却无人亲密。

“托德小姐？”

“对不起，埃姆斯利先生。这里真像是地下墓穴，不是吗？全是久远以前的故人。”

“是呀，我很想在自己也变成故人以前爬出去呢。”

她小心翼翼往前爬的过程中，膝盖突然触到一个柔软的东西，整个人往后一仰，头撞在一根折断的房梁上。灰尘扑簌簌往下落。

“您还好吧？”埃姆斯利先生说。

“还好。”她说。

“我们又碰到什么了？”

“稍等。”她曾不慎踩过一具尸体，明白那种湿软的血肉的触感。她觉得自己必须看一看，虽然天知道自己有多么不情愿。她将手电照在那摊看来仿佛灰堆的东西上，那是一堆破烂——提花织物、蝴蝶结、羊毛织物——一半已经入土。看来大可以是一包编织活计。其实不是。她一层层揭开织物，仿佛拆一个包装笨拙的包裹，或一个体积巨大的卷心菜。终于，包裹卷里露出一只几乎是洁白无瑕的小手，仿佛一颗小星星。她想她也许找到了埃米尔。幸而做母亲的已经死了，不需要知道这一幕，她想。

“小心这里，埃姆斯利先生。”她回头说，“有个婴儿，别碰到了。”

“好了吗？”两人终于像鼹鼠一样冒到地面上后，伍尔芙小姐问她。街对面的大火几乎已经扑灭，街面上炮灰、煤渣、垃圾一片狼藉。“有多少？”伍尔芙小姐问。

“不少。”厄苏拉说。

“挖掘难度大吗？”

“难说。”她将蕾妮的身份证递过去，“还有个婴儿，恐怕比较惨。”

“准备了茶。”伍尔芙小姐说，“去喝一点吧。”

与埃姆斯利先生一起去移动餐厅的路上，她惊讶地看见远处沿街一扇楼门前，有一只小狗正瑟缩着。

“你先走吧，我一会儿再来。”她对埃姆斯利先生说，“替我要一杯，好吗？加两袋糖。”

那是只其貌不扬的猎狐梗，因为恐惧而颤抖哀鸣着。楼门通向的那幢楼倒塌了大半，厄苏拉想那也许是小狗过去的家，小狗也许正在寻求安全，寻求某种保护，但它不知道能去哪里。她向它走去时，它却向远处跑去了。该死的狗，她一边想一边追去，终于追到它，揽到怀里，不让它再跑。它浑身颤抖，她将它抱紧在胸前，用声气温柔地对它说着话，就像埃姆斯利先生对蕾妮说话时一样，用自己的脸去摩擦它的皮毛（毛很脏，但她自己也不干净）。它小极了，也无助极了。“这是屠杀无辜啊。”有一天他们听说炸弹正中东区一所学校，炸死了许多孩子时，伍尔芙小姐说。可大人难道不是无辜的？（抑或其实他们有罪？）“反正小丑希特勒肯定不是无辜的。”休曾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说，“整个战争因他而起。”她真的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吗？她忍不住发出一声啜泣，不知因为害怕还是同情，小狗也跟着呜咽起来。（托德家无一人不将自己人类的情感联系在狗身上，除了莫里斯。）

就在那一刻，人与狗的身后起了一声巨响，狗吓得就要逃跑，被她紧紧抱住。她转过身，看见刚才那幢大楼起火的山墙倒塌了。整个拍下来。砖块撞地发出野兽般的怒吼，恰好将妇女志愿队的移动餐车拍在了下面。

妇女志愿队的两名队员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埃姆斯利先生以及他们的信报员托尼，彼时他正好骑车经过，不幸骑得不够快。伍尔芙小姐在参差不平的碎砖上跪下来，握住了托尼的手。厄苏拉蹲在她身边。

“噢，安东尼。”唤过他的名字后，伍尔芙小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她的发髻松了，看起来很疯狂，俨然从悲剧中走出来的人物。托尼正在昏迷中——头部重伤，两人匆忙将他从砖堆里捞了出来——厄苏拉觉得她们应该说些鼓励的话，切勿让托尼察觉两人的沮丧。她想到他是童子军，便对他说起露营的快乐来。说在地里支帐篷，听小溪潺潺，拾柴生火，在晨雾弥漫中准备露天早餐。“战争结束后，你会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可做。”她说。

“今晚你回家，你母亲不知会多高兴。”伍尔芙小姐也帮忙打气。她用手捂嘴，忍住一阵啜泣。托尼似乎没有听见她们的话，只是逐渐苍白，白成了稀牛奶的颜色。他死了。

“噢，上帝。”伍尔芙小姐恸哭道，“真叫人难受。”

“但还是得受着。”厄苏拉说着，用手背擦掉鼻涕眼泪和脸颊上的脏东西，心想差一点，死在这里的就会是她自己。

“一群废物。”弗雷德·史密斯气愤地说，“她们把移动餐车停在那里干吗？停在山墙边上，这不是找死？”

“她们不知道。”厄苏拉说。

“啊，她们他妈的该有这个意识。”

“应该有个该死的谁给她们提个醒。”厄苏拉说，突然发起火来，“好比说你这个该死的救火队员。”

晨光初绽，两人听到了解除警报的汽笛。

“我刚才看到了你，所以才举消防员的例子。”厄苏拉做出和解的姿态。他气的到底是她们的死亡，不是她们的愚蠢。

她感到自己身处梦境，离现实越来越远。“我快死了。”她说，“再不睡我就要疯了。我就住在前面拐弯不远处。”她补充道，“幸而倒的不是我们的公寓。幸而我去追了这只狗。”救援队有人给了她一根绳子套在狗脖子上，她将小狗拴在地上支出来的一根烧焦的柱子上。她想起刚才担架员在废墟堆里捡残肢的事。“如此看来我该叫他‘幸运儿’，虽然有点俗套。但他救了我，要不是他，我也会在山墙下喝茶。”

“一群废物。”他又骂道，“需要我送您回家吗？”

“那就太好了。”厄苏拉说，但她没有带他往“前面拐弯不远处”走，两人反而是疲惫地沿着金斯顿高街走去，且像孩子一样手牵着手，身边跑着那条小狗。清晨此时的街上一片荒芜，除了一条煤气管道还在起火。

厄苏拉知道，他们不得不去那里。

伊兹卧室的床榻对面墙上，挂着一幅画。那是初版《奥古斯都历险记》中的一幅插图，以线描手法描绘了一个轻慢无礼的男孩以及他的小狗。画风十分卡通，这从奥古斯都的学生帽、他像糖球一样鼓突的面颊和那与现实中的乔克毫无共同点的模样傻气的西高地白梗都看得出来。

这幅画与厄苏拉记忆中伊兹在时的卧房格格不入——那曾经是一间闺房，充满象牙白丝绸和素白缎子，昂贵雕花玻璃酒瓶和珐琅发刷。墙上靠着一张卷得严严实实用粗绳捆起的奥布松地毯。另一面墙上曾经挂过一幅名不见经传的印象派画作，厄苏拉猜它的出现并非因为主人对画家有什么偏爱，而纯粹为起装饰效果。厄苏拉又想，不知奥古斯都挂在这里是否只为了提醒伊兹她自己的成就。印象派画作已经收起放好，但这幅插画却给忘在了墙上，或许伊兹对它已经不再关心。无论原因是什么，画框上的玻璃都已呈对角裂开。厄苏拉想到自己与拉尔夫来酒窖的那一天，荷兰公园区被炸，也许画框就是在那时裂开的。

伊兹理智地离开了狐狸角，没有同被她称为“悲伤寡妇”的希尔维待在一起，因为“我们定会像猫狗一样打起来”。她反而撤到了康沃尔，住在峭壁顶上的一栋房子里（“像《蝴蝶梦》里的曼陀丽庄园，又荒芜又浪漫，幸好没有丹弗斯夫人。”），正为《奥古斯都历险记》在一份名报上连载的漫画而“绞尽脑汁”。厄苏拉觉得如果她让她的奥古斯都像泰迪那样逐年长大，这个人物势必有意思得多。

此时的阳光一反冬季常态，现出黄油般的灿烂柔滑，正努力刺穿厚重的天鹅绒窗帘，要射进来。为何你穿过窗棂，透过窗帘来召唤？她想到。假设能在时间中逆流，在古代寻一个恋人，她会找多恩，而不是济慈，她知道后者英年早逝，故而有关他的一切都笼罩了悲剧色彩。这也是时间旅行的不便之处（除了根本不可能之外）——你永远都是个依仗自己的先见到处传播噩耗的卡珊德拉。虽然生命之轮的确过于不知疲惫，但一个人唯一的路只能是往前走。

虽然已经十一月，她听见窗外仍有鸟鸣。鸟一定也像人一样，对闪电轰炸充满了惊讶与不解。频繁轰炸究竟为何？为了杀死了不计其数的人，她想，为了让他们的心脏在轰炸中弃世、肺叶在真空中炸裂。为了让无足轻重的他们，从空中，仿佛石块般沉沉跌落。

“您看上去有心事。”弗雷德·史密斯说。他一只胳膊垫在头下躺着，正在吸烟。

“您却很奇怪，看上去仿佛在自己家。”她说。

“的确是。”他微笑着探身，将她拦腰揽住，吻着她脖子的后面。两人脏得仿佛挖了一夜煤。她想起那夜坐机车回伦敦时，两人身上也是这么脏。那天是她与休见的最后一面。

梅尔伯里路没有热水，甚至冷水也没有。也没有电。因为轰炸一切设施都关闭了。两人在黑暗中钻进了伊兹铺在光床垫上的罩布，双双睡得仿佛死了一样。几小时后两人同时醒来，做了爱。这种爱法（或者说，实际上是情欲）是灾难生还者——或者寻求灾难的人——的爱法，毫无禁忌，偶尔狂野，但却奇怪地透着柔情和蜜意。当中还穿插着一条伤感的伏线。就像齐默曼先生演奏的巴赫，这场性爱悸动着她的灵魂，使她身心分离。她试图回忆马维尔的另一句诗，似乎出自《灵与肉相谈》，有关“骨骼的栓”上挂着镣铐与锁链，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诗句在这样一张弃床上、这样一堆无羁的柔软的肌肤面前显得生硬而无情。

“我刚才在想多恩。”她说，“你知道，就是那句，你这忙碌的老傻瓜，不守端方的太阳。”不，她心想，他不可能知道。

“哦？”他漠不关心地答。事实上比漠不关心更漠不关心。

猛然间，刚才那些地下室灰色的死尸和跪到婴儿尸体的记忆击中了她。接着，在长达数秒的时间里，她突然仿佛置身别处，不是阿盖尔路的地下室，不是伊兹荷兰公园区的卧房，而是某个居中的时空，她在那个时空里下坠，下坠——

“你要烟吗？”弗雷德提议。他用自己抽剩的烟头点了一支新烟递给她。她接过来说：“我不怎么抽烟。”

“我也不常带陌生女人去豪宅上床。”

“多么劳伦斯177。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从小就认识。”

“并不是现在这种认识法。”

“还好不是。”她已经开始讨厌他了。“不知现在几点。”她说，“但我可以给你些上好红酒做早餐，此地恐怕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看了看表说：“早餐时间过了。现在是下午三点。”

小狗从门缝里挤进来，脚爪在光木地板上踏出踢踏声。它跳到床上，定睛凝视着厄苏拉。“可怜的东西，”她说，“它一定饿坏了。”

“弗雷德·史密斯？他怎么样？快告诉我。”

“令人失望。”

“哪里？在床上？”

“天哪，不是，完全不是。我从来没有……那样过，你知道。但我本来以为会很浪漫。不，这个词太愚蠢，用得不对。也许该说更精神层面。”

“更脱俗？”梅丽提议。

“对，就是它。我就是想说脱俗。”

“这种事可遇不可求。对弗雷德来说，脱俗的要求太高了。”

“但我竟对他有所期待。”厄苏拉说，“或许我期待的不是他。或许我只是想恋爱罢了。”

“没恋爱成，却美美做了一场爱，够便宜你了！”

“你说得对，再求别的就不知足了。噢，天哪，我想我在他身边肯定显得特别装。居然引了一句多恩。你觉得我是个很爱装的人吗？”

“特别爱装。全身都写着‘爱装’。”梅丽精神头似乎很足，“抽烟、做爱、轰炸，天知道还发生了什么。要我给你放一盆洗澡水吗？”

“噢，那太好了，要。”

“你洗的时候，”梅丽说，“把你那该死的狗也洗洗。天堂都闻见它身上的味了。不过它长得倒很乖。”她模仿美国人口音说（差着火候）。

厄苏拉长出一口气，伸了伸懒腰：“你知道吗？对这轰炸，我真的，真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但这仗恐怕还得打下去啊。”梅丽说。

1941年5月

梅丽说得对。仗打啊打啊，一直打到了那一冬最冷的时候。年底又对伦敦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轰炸，拉尔夫帮忙将圣保罗大教堂从火海里救了下来。那些美丽的雷恩教堂，厄苏拉心想，重建在伦敦大火后，如今又再度毁灭了。

其余时间两人像所有的情侣那样，看电影，上舞厅，去国立美术馆听午间音乐会。他们吃、喝、做爱。不是单纯的“上床”。那不是拉尔夫的作风。她虽曾对弗雷德说出“多么劳伦斯”这样的话——虽然他也许并不知道这话的意思——但出口后自己却被这粗俗的说法吓了一跳。她常在事故现场听到这个词，它是重灾救援队人员话里话外一个尤其重要的词汇，但她自己却从来不用。她在浴室镜前尝试性地再度说出这个词，感到一阵羞耻。

“你从哪里弄来的？”他问。

厄苏拉从没见克莱顿如此疑惑过。克莱顿将金烟盒放在手里掂了掂：“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了。”

“你真想知道？”

“真的，当然想知道。”克莱顿说，“干吗神神秘秘的？”

“蕾妮·米勒这个名字对你重要吗？”

他皱起眉，想着，继而摇摇头。“怕是不重要。应该重要吗？”

“你多半花钱买过她，或请她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或仅仅是陪她玩了一会儿。”

“噢，那个蕾妮·米勒啊。”他笑道。沉默了几秒，才又说：“不，真的，这名字不重要。而且无论怎么说，我似乎从来不花钱买女人。”

“你可是个海军啊。”

“好吧，至少上次买女人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但还是谢谢你，”他说，“你知道这烟盒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父亲——”

“在日德兰半岛战役后送给你的，我知道。”

“你是不是烦我了？”

“不。我们要出去吗？去你的二房？上床去？”

他忍不住大笑：“如果你想的话。”

他说近来他愈发地不吝所谓的“礼数”了。这种不吝似乎也殃及了莫伊拉和他们的女儿，两人很快又偷偷恢复了婚外恋情，且比往日更为公开。他与拉尔夫之间天差地别，以至于她根本不觉得自己这是不忠。（“多冠冕堂皇的说辞！”梅丽说。）且说到底近来她几乎也见不到拉尔夫，似乎两人之间都在渐渐淡下去。

泰迪念着纪念碑上的文字。“光荣的牺牲者。你觉得他们光荣吗？”他问。

“呃，不管是不是光荣，反正牺牲总是真的。”厄苏拉说，“所谓光荣只是为了让我们感觉良好。”

“我觉得这些人都死了，肯定不会去关心这个。”泰迪说，“我觉得人死了就是死了，不相信死后还有什么，你呢？”

“战争前我或许还相信，”厄苏拉说，“但现在看了这么多尸体，和垃圾一模一样，就这样被扔掉。”（她想起休说“把我跟垃圾一起处理掉就行了”。）“死人的灵魂看来也并没有飞升到哪里去。”

“我可能会为英国而死。”泰迪说，“你也可能会。这样死算不算死得其所？”

“我觉得是。爸爸说他更希望我们做活着的缩头乌龟，也不愿意我们被称为牺牲的英雄。我觉得他只是随便说说的。贪生怕死逃避责任可不是他的作风。村里的战争纪念碑上写的什么来着？我们为你的明天付出了我们的今天。放弃一切，这就是你们要做的事，不知为什么似乎不太合理。”

厄苏拉宁为狐狸角死，而不愿为所谓的“英格兰”死。为青草地和小树丛死，为开满铃兰的树林中流淌的小溪而死。但是，那不正是英格兰的一部分吗？那不正是天佑之国土的一部分吗？

“我竟很爱国。”她说，“我自己也很惊讶，虽然不知为何惊讶。伊迪丝·卡维尔的雕塑上写什么来着？就是圣马丁大教堂边上的那一尊。”

“只爱国还不够。”泰迪替她补充道。

“你觉得她说得对吗？”她说，“就我个人而言，只爱国就已经够呛了。”她大笑着，两人挽臂走向白厅。到处是炸弹造成的残骸。厄苏拉指给泰迪看原来的内阁作战室。“我认识一个在里面工作的女孩，”她说，“睡觉的地方只有碗橱那么大。我不喜欢战壕、地窖、地下室这样的地方。”

“我常常担心你。”泰迪说。

“我才要担心你。”她说，“不过无论怎样担心对方，都于事无补。”这话很像伍尔芙小姐的风格。

泰迪（“空军少尉托德”）挨过了林肯郡的空军作战训练队严苛的训练，学会驾驶惠特尼轰炸机，并将在约一周后加入重型轰炸机换装训练部队学习驾驶新型哈利法克斯轰炸机，为更好地完成第一轮轰炸任务做准备。

空军部一个女职员说，只有一半人能从第一次轰炸任务中生还。

（“无论哪次任务，生还率难道不都是一样的吗？”厄苏拉说，“这不是概率论的准则吗？”

“对轰炸机飞行来说并不如此。”空军部女职员说。）

泰迪与厄苏拉共进午饭，此时正送她回办公室。工作已不像过去那样繁重，因此厄苏拉午休的时间也就极为充裕。

两人本想去个什么高档饭店，最后却落脚在一个叫不列颠饭店的地方，吃了烤牛肉与蛋黄酱梅子派。梅子是罐头的，但两人吃得很满意。

“这么多名字，”泰迪盯着纪念碑说，“这么多条生命。现在竟又打起来了。我觉得人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总是将自身的信仰碾得粉碎，你觉得呢？”

“想也无益。”她朗声说，“再想也还要活下去。”（她真的变成伍尔芙小姐了）“人只能活一次，应尽其所能。虽然永远活不对，但绝不该放弃。”（向伍尔芙小姐的转变是彻底的）

“可要是我们能不断死而复生，”泰迪说，“直到最后活得万无一失，难道不是很棒吗？”

“我觉得会很累。我可以引几句尼采做证，但这方面你八成更擅长。”

“八成是的。”他友好地说，“他是个纳粹主义者，不是吗？”

“不完全是。你还写诗吗，泰迪？”

“词穷了。无论写什么都像牵强附会，都是在美化战争。我没有心情写了。”

“是那颗跳动着黯然流血的心脏吗？”

“也许你应该写诗。”他笑道。

泰迪在时她不出街巡逻，伍尔芙小姐将她的名字从执勤表上勾掉了。空袭的攻势弱下来了。三月和四月炸得很凶，炸弹与炸弹之间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休息的余地。“真有意思。”伍尔芙小姐说，“轰炸不停歇时，神经虽然紧绷，却要比一会儿炸一会儿停更容易应付。”

厄苏拉驻地的气氛变得极为慵懒。“希特勒可能移情巴尔干半岛了。”伍尔芙小姐说。

“他会转攻俄国。”克莱顿以内行的角度告诉她。梅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慰问表演，两人得以独享肯辛顿的公寓。

“简直是发疯。”

“他本来就是个疯子，不发疯还能怎样？”他叹息道，“我们别说打仗的事了。”两人边喝海军上将牌威士忌，边打克里比奇，仿佛一对老年夫妇。

泰迪将她一直送到了她在博览会路的办公室，说：“我想你的‘作战室’一定很宽敞——有前廊、立柱——绝不是个战壕。”

“前廊这种东西只有莫里斯才有。”

她一走进去，就被电报收发室新来的艾薇·琼斯捉住，她说：“原来你是黑马，托德小姐，藏着这样好的男人。”厄苏拉心想这就是对下属过分亲切的后果。“我整个人都已经卖给每日情报部门了，”她说，“得走了，有急事。”

她自己的直系下属福塞特小姐等人，将独立事件归类汇总，分装在牛皮文件夹中，以便她制作每日、每周，有时甚至是以小时计的总结报告：每日登记、伤害登记、状态报告，不计其数，似无休止。报告再由打字员打出，归入新的牛皮纸文件夹内，交由她签字，然后上交到另一个不如莫里斯这样的人的手中。

“我们只是机器中的小齿轮，对吗？”福塞特小姐问她，厄苏拉说：“但是别忘了，没有齿轮机器根本无从谈起。”

泰迪又带她出去喝酒。那是一个温暖的傍晚，繁花绽放枝头，一瞬间里仿佛战争已经过去了。

他不愿谈飞行，不愿谈战争，甚至不愿谈南希。南希在哪儿？显然在做一些她不能说的事。一下子仿佛谁都不愿意谈点什么了。

“这样，我们来说说爸爸吧。”他说，于是两人说起了休，休也在两人的谈话里，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迟到的祭奠。

泰迪赶翌日去狐狸角的火车走，要在家待几晚，厄苏拉问：“你能再转移一个东西吗？”并将幸运儿递了过去。她平时上班，幸运儿就待在家里，晚上执勤，就带他去岗上，大家都把他当吉祥物一样宠着。甚至勃洛克先生，虽然看来并不喜欢狗，都会给他带些剩菜和肉骨头来。有时候，小狗吃得似乎比她更好。尽管如此，战争时期的伦敦仍然不是一个适于狗生存的地方，她告诉泰迪。“这么大的噪声，对他来说一定很吓人。”

“我喜欢这只狗，”他揉着小狗的脑袋说，“他是一只很坦率的狗。”

她送人和狗去玛丽勒本车站。泰迪将小狗夹在一只胳膊下，对她行了个军礼，既亲切，又仿佛在自嘲，接着便登上了火车。她看见小狗离开，感到了离开泰迪同样的悲伤。

他们太乐观了。五月也发生了大型轰炸。

菲力莫尔花园的公寓被击中。所幸厄苏拉和梅丽都不在家，但房顶和二楼完全被炸毁了。厄苏拉搬回去露营了一段时间。天气不坏，露营的经历令厄苏拉相当享受。家里还有水，虽然电已经断了，办公室有人借了她一顶帐篷，所以她睡觉时得有帆布遮身。上次露营还是在巴伐利亚陪伯伦纳家女儿们参加BDM山中夏令营时，她与大女儿克拉拉睡一顶帐篷。两人逐渐彼此欣赏，但英德宣战后，两人失去了联系。

克莱顿对她的露宿安排相当乐观，“仿佛睡在印度洋星空下的甲板上。”她感到一阵艳羡，自己连巴黎也没去过。慕尼黑-博洛尼亚-南希三轴一划，就划定了她未知世界的边界。她和女友希拉里——那个睡觉的地方只有碗橱大的女孩——本来计划了一个骑行穿越法国的假期计划，却因战争而搁置了。每个人都被困在这个王权统治的小岛上。细想来的确有些幽闭得可怕。

梅丽慰问表演归来，指责厄苏拉简直是疯了，要求马上另找住处，于是两人搬到列科森花园一处破落的所在，厄苏拉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喜欢这个地方。（“你可以和我住在一起。”克莱顿说，“比如到骑士桥区租一个小公寓。”她表示异议。）

这还不算最糟。他们的岗哨在同一场大型轰炸中被击中。齐默曼先生和西姆斯先生双双遇难。

齐默曼先生的葬礼上，一支由异国难民组成的弦乐四重奏演奏了贝多芬。与伍尔芙小姐不同，厄苏拉觉得伟大作曲家的作品并不足以愈合他们内心的伤口。“战前我在威格摩尔音乐厅看过一次这四个人的演出。”伍尔芙小姐轻声说，“他们拉得很好。”

葬礼后，厄苏拉到消防站找到弗雷德·史密斯，两人在帕丁顿一家肮脏的小旅馆里开了一间房。性爱的效果一如往昔，两人事毕，在来往火车的隆隆震动中，摇摇晃晃地睡着了。她想他一定很想念这声音。

两人醒后，他说：“上次我表现得很粗鲁，对不起。”他下床弄来两杯茶——这旅馆根本看不出有厨房，客房服务更是无从谈起，她猜他一定求旅馆里的什么人行了方便。他确实生来就讨人喜欢，这点与泰迪相似，因为两人都个性直率。吉米的魅力却不同，那更多依赖佯装的油滑。

他们坐在被窝里喝茶抽烟。她又想起多恩的诗来。《圣骨》，她很喜欢的一首——耀目的发丝仿佛一只手镯绕在尸骨上——但想到上次引诗的不愉快，立即制止了自己。要是此时旅馆被炸中，后人谁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在此做什么，为何纠缠在一张化作了两人坟墓的床上，这该多么可笑。阿盖尔路的事故后她变得越来越病态，面对其他事故的态度也两样了。自己的坟墓上想要怎样的墓志铭呢？她悠然想着。也许是：“厄苏拉·贝瑞斯福德·托德，至死效忠。”

“你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托德小姐？”弗雷德·史密斯一边摁灭香烟一边说。他捉住她的手，吻了吻她摊开的手掌，于是她想，留驻此刻，为它的甜蜜温柔，并问道：“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呢？”未及得到答案，警报就拉响了，他骂着“靠，靠，靠，现在是我的班”，将衣服草草套到身上，匆匆吻了她一下，就冲了出去。她便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

她读着国防部战事日志有关5月11日上午恶性轰炸的记录——

时间——0045。来源——电文。收/发——收。正文——西南印度码头区办公室被高爆速炸弹炸毁。还有威斯敏斯特大道、议会大厦、戴高乐的总部、造币厂和司法院。她看见圣克莱门特戴恩斯教堂，像一杆巨大如怪物的烟囱，在河岸街边熊熊燃烧。还有南华克伊斯林顿的柏孟塞区，所有过着珍贵寻常日子的寻常人。名录无止无休。猛然间福塞特小姐进来打断了她：“您的简信，托德小姐。”并递给她一张纸。

她熟识的一个女孩在消防部里认识另外一个女孩，给了她一份战时消防队的报告，附一字条，说：“他生前是你的朋友，对吗？默哀……”

弗雷德里克·史密斯，消防员，在厄尔思考特的消防任务中被倒塌的墙体击中，因公殉职。

白痴，厄苏拉心想。十足的白痴，白痴。

1943年11月

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是莫里斯。他来时恰逢上午茶时间。“能跟你谈谈吗？”他说。

“你要不要喝茶？”她说着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我们肯定能匀给你一些，虽然肯定比你那里的锡兰或大吉岭要差得多。我们的饼干跟你那儿的比起来也像是下人见了亲王。”送茶女工悠然送着茶，完全不为这场她与高层之间发生的对话所动。

“不，不喝茶了，谢谢。”他说，语气竟然很平和礼貌。莫里斯这个人无时无刻不燃烧着要压制对方的怒火（多么奇特的生活状态），她觉得在有些地方他倒很像希特勒。（她曾听到莫里斯对秘书长时间狂轰滥炸地发火。“你嘴太坏了！”帕米拉说，“不过很好笑。”）

莫里斯从来是置身岸上。没下过一次事故现场，没拖过一个死人，再看着他从身体正中断开，也没有不慎跪在曾是婴儿的一捆破布和血肉上。

他来干什么呢，是又要对她的私生活指手画脚吗？她怎么也想不到，他来此是为了说：“我沉痛地通知你（仿佛将要发布的是一条官方通告），恐怕泰迪也中了。”

“什么？”她无法理解话里的意思。中了什么？“我不明白，莫里斯。”

“泰迪。”他说，“泰迪的飞机掉下来了。”

泰迪一直安然无恙。他从第一轮轰炸任务中生还，被编入OUT做教员，是荣获过十字勋章的空军少校（厄苏拉、南希和希尔维都应邀去白金汉宫，满怀骄傲地观看了授勋礼），但却主动要求继续飞行。（“我只是觉得必须这样做。”）她在空军部认识的女孩——安妮——告诉她，四十个机组人员中只有一人能从第二次飞行任务中生还。

“厄苏拉？”莫里斯说，“你明白我说的话吗？我们已经失去他了。”

“那我们就找他回来。”

“不可能。官方已判定他为‘因公失踪’。”

“那就是还没死。”厄苏拉说，“在哪里失踪的？”

“柏林，几天前的晚上。”

“他跳了伞，然后被敌人捉住了。”厄苏拉仿佛陈述事实一般说道。

“不，恐怕不是。”莫里斯说，“他坠落时浑身起火，不可能生还。”

“你怎么知道？”

“有目击者，另一个飞行员。”

“谁？目击者是谁？”

“我不知道。”他开始不耐烦。

“不。”她说。接着又重复，不。她的心跳加快，嘴中焦灼。视线模糊了，眼前的一切变成了一幅点彩画。她觉得自己即将晕倒。

“你还好吗？”她听到莫里斯说。我还好吗？她思考着，我还好吗？我怎么还能好呢？

莫里斯的声音越飘越远了。她听见他喊来一个人。那人搬来一把椅子，打来一杯水。女孩说：“来，托德小姐，把头放在两膝当中。”那人是福塞特小姐，福塞特小姐是个好人。“谢谢你，福塞特小姐。”她喃喃道。

“母亲听了反应也很剧烈。”莫里斯说，仿佛他不理解悲痛的缘由。他从来没有像她们那样爱过泰迪。

“好了，”他拍了拍她的肩，她努力克制要避开的冲动。“我得回办公室了，我们狐狸角见。”他的语气几乎是轻松的，仿佛沉痛的消息已然传达，往下可以聊些无关痛痒的事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她坐直身体。杯中的水轻轻晃动。“为什么在狐狸角见？”她意识到福塞特小姐仍然关切地待在近旁。

“呃，”莫里斯说，“出了这种事，家里自然要聚会。不过不会办葬礼。”

“不会吗？”

“当然不会，没有尸体啊。”他说。他是不是还耸了耸肩？是不是？她颤抖起来，感到自己终归还是要晕倒了。她希望莫里斯以外的别人来扶她一把。福塞特小姐从她手里拿过水杯。莫里斯说：“我自然会开车来接你。母亲似乎非常生气。”他补充道。

他是在电话里告诉她的？多么可怕而失当，她麻木地想。可又一想，也许一个人如何收到死讯并不重要。虽然如此，却也最好不要由莫里斯当面告知，他穿着三件套条纹礼服，正倚着她的办公桌检查手指甲，等待她说自己没事，他可以走了……

“我没事，你可以走了。”

福塞特小姐给她倒了加糖的热茶，说：“我真为你难过，托德小姐。你要我陪你回家吗？”

“谢谢你的好意，”厄苏拉说，“我一个人能行。你能替我拿一下大衣吗？”

他手里转着自己的制帽。坐在她们面前令他尤其紧张。罗伊·霍尔特大口喝着凹点啤酒杯里的啤酒，仿佛觉得很渴。他是泰迪的朋友，是目击他死亡的证人，也即那“另一个飞行员”。厄苏拉上一次来看泰迪，是在1942年的夏天，与泰迪在啤酒花园吃了火腿三明治和腌白煮蛋。

罗伊·霍尔特来自谢菲尔德，虽然仍在约克郡境内，但空气质量没有约克郡大部分地区好。他的母亲和姊妹都死于1940年12月那场可怕的大型空袭，他说自己如果不在希特勒头上扔颗炸弹，就誓不为人。

“好样的。”伊兹说。厄苏拉发觉伊兹面对年轻男性时态度怪异，既具备母性，又显得轻佻（有一次则仅仅是轻佻），令旁观者难堪。

伊兹一听说死讯，就火速离开康沃尔来到伦敦，接着从“她在政府里认识的一个男人”那里调了一辆车和许多汽油票，与厄苏拉一起回到了狐狸角，紧接着奔赴泰迪的空军军营。（“你现在这个心情，”她说，“肯定受不了坐火车。”）“认识的男人”在伊兹那里通常用来委婉地指代过去的情人。（“你从哪儿弄来的？”路北一个坏脾气的修车老板给她们加油时问。“我睡着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官。”伊兹娇声说。）

休的葬礼后，伊兹坦白了那个关于她有孩子的惊天秘密，此后厄苏拉未再与她见面，于是在开车前往约克郡的路上，她觉得既然伊兹显然为此伤着心，又没有别人可以倾诉，那么自己或许有义务重提此话（虽然很尴尬）。厄苏拉问她：“你还想再谈谈孩子吗？”谁知伊兹却说：“哦，那件事啊。”仿佛它无关紧要。“你就当我没说，我那时不过是矫情。要停下来喝杯茶吗？我饿得能吃下一整块松饼，你呢？”

的确，大家都聚齐在狐狸角了，的确，谁也没找到泰迪的尸体。然而截至当时，泰迪的状态已从“因公失踪”改为“因公失踪，疑为殉职”。莫里斯说过，没有希望，大家务必不要再抱什么希望了。“希望总是有的。”希尔维说。

“不，”厄苏拉说，“有时的确没有希望。”她想起了那个叫埃米尔的婴儿。泰迪死后是什么样的呢？焦黑萎缩，像一段远古的木炭吗？也许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没有“尸体”。不，不，不，她深呼吸着。想着他小时候玩飞机、火车的样子——可这一想，却要比想象尸体更令人揪心了。

“这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南希阴郁地说。她们坐在露台上。已经喝下了过多休的烈酒。休已经去世，她们却在这里偷喝他的威士忌。威士忌保存在密室书桌上一只雕花琉璃瓶中。这是她第一次不由父亲的邀请而自己倒着喝。（“想来几滴好东西吗，小熊？”）

“他飞了那么多趟任务。”南希说，“生还率当然很低了。”

“我知道。”

“他也知道。”南希说，“甚至已经预先接受了死亡。他们都得如此。我听起来有点过于平静，对不起。”她轻声地继续道，“但我的心已经碎成两半。我曾深爱他。不，我仍然深爱他。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说‘曾’。爱人死了，爱是不会一起死的。甚至因着这深重的哀悼，我现在更爱他了。他永远也不会结婚生子，永远得不到天赋予他的美满生活，得不到这一切了。”她的手在空中画了个圈，笼统地代表了整个狐狸角、整个中产阶级生活以及整个英格兰。“而这都是因为他是那样一个好人。那样一个实诚的人，我觉得他实诚得像一口大钟。”她笑了，“我知道这比喻很愚蠢，但是你能明白。我不能哭，我甚至都不想哭。在这样的丧失面前，我的眼泪一文不值。”

泰迪曾说南希不爱聊，而现在她却说个不停。相反厄苏拉却没有几句话，只是间歇性地哭着。哭过一小时，眼睛还没有从红肿里恢复，眼泪必定又重新扑簌簌地落下来。克莱顿搂着她、哄着她，表现得极温柔，不停泡茶，她想那些好茶叶大概是从海军部顺出来的。他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鼓励，没有说一句类似一切都会好、时间是良药、泰迪已经去了天堂之类的屁话。伍尔芙小姐也体贴极了。她前来与克莱顿坐在一起，对他的身份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只是握着她的手，抚摸她的头发，还由着她继续哭泣。

那已经过去了，她想着，喝干了杯中的威士忌。如今什么都没有了。她的脑中只剩一片浩大、无形的虚空。后面是绝望，前头是死亡。

“你能为我做一件事吗？”南希说。

“当然，任何事都可以。”

“你能去查查他究竟还有没有生还的希望吗？他肯定也有被抓的可能性，虽然很小。我想你也许在空军部认识人——”

“我的确认识一个女孩……”

“或者莫里斯也许认识哪个能够……确认消息的人。”她突然站了起来，因喝了太多威士忌，身体有些摇晃，说：“我得走了。”

“我们以前见过。”罗伊·霍尔特对她说。

“对，我去年来看过泰迪。”厄苏拉说，“就住在这里的白鹿酒馆。他们有空房。白鹿是你们‘自己人’常去的酒馆，不是吗？我是说空军基地人员。”

“我们在那儿喝过酒，我记得。”罗伊·霍尔特说。

“对，那天晚上很快乐。”

莫里斯自然指望不上，但克莱顿的确努力找过。但到头来总是一个答案：飞机起火坠落，无人紧急伞降。

“你是见到他的最后一个人。”厄苏拉说。

“我不太去想这回事。”罗伊·霍尔特说，“他是个好人，我是说泰迪，但很多好人都在死。他们不会回来了。喝茶时还在活着，到了早餐时人就没了。你哀悼一会儿也就不去想了。知道死亡统计数字吗？”

“我还真的知道。”

他耸耸肩，说：“等打完仗以后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想让我说什么。”

“我们只想了解知道，”伊兹柔声说，“他的确没有跳伞，他的确已经死了。你也遭到攻击，也在极端情形下，也许没有看清整个悲剧经过。”

“他肯定死了，相信我。”罗伊·霍尔特说，“飞机上所有人都死了。整架飞机通体起火。大部分人员八成还没坠机就已经被烧死。我们飞得很近，还保持着队形，我能看到他。他还转身看着我。”

“看着你？”厄苏拉说。泰迪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明白自己即将死去，那个时候，他想起了什么呢——是青草地、小树丛和开满铃兰的树林中流淌的小溪吗？还是面前的大火，即将吞噬他这以身殉国的人？

伊兹倾身，握住他的手。“请冷静。”她说。

“我只是因为丢下了他们，觉得内疚。他那架已经失控，我不想被他撞了。”他耸耸肩。他模样既相当年轻，又十分苍老。

“总不能为此停止生活。”他生硬地说，接着又软下语气补充道，“我把狗带来了。我想你也许想带走。”

幸运儿在厄苏拉的脚边睡着了。见到她时他高兴得几乎晕头转向。泰迪没有把他留在狐狸角，而是带到了北边的基地。“他叫着这样一个名字，我还有别的选择吗？”他写信说，随信寄来了他与机组人员的合照，大家坐在旧扶手椅上，幸运儿骄傲地雄踞泰迪膝头，很是显眼。

“但他是你们的吉祥物啊，”厄苏拉反对说，“难道不会坏了运气吗？要是让我带走的话。”

“泰迪走后我们的运气就没有好过。”罗伊·霍尔特郁闷地说。“他是泰迪的狗。”他和气地补充道，“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至死忠心耿耿。但他寄托的人已经腐烂了，你应该带他走。大家都不忍心看他每天在基地上徘徊，等泰迪回来。让大家觉得仿佛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

“我受不了了。”两人开车离开时，她对伊兹说。她记得，这是托尼死时伍尔芙小姐说的话。一个人究竟必须忍受多少？小狗满足地坐在她腿上，也许在她身上感觉到了泰迪。至少她乐意这样想。

“除了忍受还能做什么？”伊兹说。

自然，还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也大可以去自杀，但她怎么能把小狗抛下呢？“难道不是很荒唐？”她问帕米拉。

“不，并不荒唐。”帕米拉说，“小狗是泰迪留下的唯一的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泰迪。”

“好吧，这就有点荒唐了。”

她们坐在狐狸角的草坪上，那是同盟国投降两周后。（“真正艰难的部分开始了。”帕米拉说。）她们没有庆祝。就在盟军投降那一天，欧洲胜利日，希尔维吃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真是自私，”帕米拉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也都是她的孩子啊。”

她以举世无双的方式对泰迪的死做出了反应。她在他童年的睡床上躺下来，用休最后的一点威士忌送服了一整瓶安眠药。那也是吉米童年时的睡房，但她似乎并不重视吉米。如今是帕米拉的两个儿子睡在那房里，也是他们在玩搭在阁楼上格洛弗太太房间里的玩具火车。

他们和帕米拉还有哈罗德在狐狸角住了下来。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布丽奇特竟真的如她所言回到了爱尔兰。一直到最后一刻都没人能懂的希尔维，做了一回真人版的延时炸弹。她的遗嘱被公布时，人们发现她竟还有一点遗产——股票、公司股份等。休这个金融师并不是白做的——这些注明均分，但狐狸角却留给了帕米拉。“为什么是我？”帕米拉疑惑道，“她生前并不偏爱我啊。”

“她谁也不偏，”厄苏拉说，“只偏爱泰迪。如果泰迪活着，肯定是要留给泰迪的。”

“如果泰迪活着，她根本就不会死。”

莫里斯气得要冒烟，吉米当时还未从战场归来，归来后对遗产如何安排似乎也不关心。厄苏拉却有些介意自己受到的冷落（将她所受的背叛形容为“冷落”是多么地轻描淡写），但她也认为帕米拉的确很适合常驻狐狸角，狐狸角有了帕米拉的照料她也很放心。帕米拉提议卖掉房产，均分所得，但令厄苏拉惊讶的是，竟被哈罗德劝住了。（帕米拉要做的事，旁人很难劝得住。）哈罗德从来讨厌莫里斯，讨厌他的政治观点，也讨厌他的人。厄苏拉怀疑他这么做正是为了惩罚莫里斯，谁让他，唉，谁让他是莫里斯呢。这真像福斯特的小说，是阶级差异的一个典型后果，虽然确实很可恶，但厄苏拉选择不去怨怼它。

遗产将在大家头上均分。吉米什么也不要，他决定去纽约，且已被一家广告公司录用，多亏打仗时“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像伊兹一样说。莫里斯则决定不与大家争产业（“虽然我当然能争赢。”他说。），只遣来一辆车，几乎拉走了房子里的一切。所有拉走的东西也没有在莫里斯的家里重新露面，于是大家想他肯定是卖掉了。这么做或许只是为了让大家生气。帕米拉为希尔维漂亮的地毯、摆设、摄政王朝风格的大餐桌、安妮女王时代几把上好的椅子、曾放在门厅里的祖父的座钟和那些“我们看着长大的东西”而哭泣，但这似乎正称了莫里斯的心，也避免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家族战争。

厄苏拉只拿走了希尔维的金马车座钟。“其他我什么都不要，”她说，“只希望今后你还欢迎我回来。”

“我当然欢迎，这你是知道的。”

1947年2月

棒极了！真像个红十字会包裹，她写完，将印有皇家穹顶宫的旧明信片靠在壁炉台上希尔维小金钟和泰迪照片的旁边，准备趁明天下午的一班邮车将明信片寄走。抵达狐狸角当然还要好一段时间。

一张给她的生日贺卡却挨过了这样一段时间。由于天气情况她无法像往常那样回狐狸角庆祝，但克莱顿带她去多切斯特吃了晚饭，晚饭过半电力突然中断后，两人的桌上还点起了蜡烛。

“真浪漫。”他说，“像过去一样。”

“我不记得我们过去有多浪漫。”她说。他们的关系随战争结束也结束了，但他竟记得她的生日，这令她产生了他难以想象的深深感动。作为礼物，他送给她一个吉百利巧克力礼盒。（“恐怕不够多。”）

“这也是海军部的特供？”她问，两人都笑了。回到家她一口气吃完了一盒。

五点了。她把盘子放进水池，加入其他待洗的盘子。漫天灰土已经转为黑暗中的一场暴风雪，她合上薄如蝉翼的棉布窗帘，好遮蔽外面的景象。窗帘在轨道上卡得毫无希望，为了不把整面窗帘拉下来，她只好作罢。窗户老化了，无法关死，刺骨的空气从缝隙里钻进来。

忽然又停了电。她在壁炉台上摸索蜡烛。境况还能更恶劣吗？厄苏拉拿起蜡烛和威士忌，走向卧床，和衣钻进被窝。她累极了。饥饿和寒冷令人身上倦得厉害。

锐迪安特煤气炉上的小火苗抖了抖，叫人心里一紧。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并没有那么惨。比其更不堪的死法还有很多。比如奥斯维辛，比如特雷布林卡，比如泰迪乘着哈利法克斯坠入火海。饮酒是唯一止息眼泪的方法。好帕米。锐迪安特煤气炉上的火苗颤抖着熄灭了。引火也灭了。她想不知煤气什么时候会泄漏。不知气味是否会将自己惊醒，不知自己是否会重新将火打燃。她没想到自己会像一只狐狸一般冻死在窝里。帕米会看到明信片，会知道自己已经表示了谢意。厄苏拉闭上眼。她觉得自己已经一百多年没睡过觉了。已经非常、非常累了。

黑暗开始笼罩下来。

她突然惊醒。难道外面是白天？灯亮着，但外面的天还是黑的。她梦见自己困在一口地窖里。她爬下床，仍醉眼蒙眬，意识到吵醒自己的是突然打开的无线电。电力恢复了，正赶上收听海上天气预报。

她投了硬币，小火炉就又“噗”的一声活了过来。终究没有用煤气把自己毒死。

1967年6月

BBC播报员说，今晨，约旦攻打特拉维夫，目前正在轰炸耶路撒冷。播报员站在街头，应该就在耶路撒冷，她没有太留意背景里的炮火声，炮火听来十分遥远，对播报员无法构成威胁，但他身上逼真的高级军装和播报员激昂却郑重的口吻，都暗示着他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

本杰明·柯尔已成为以色列议会之一员。他曾在二战末期加入英军犹太旅。后又前往巴勒斯坦跟随斯特恩组织征讨家园。他小时候是那样正直善良，很难将那孩子与现在这个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

他们在战争里曾碰面喝茶，会面颇尴尬。她少女时对他浪漫的希冀早已消逝，而他丝毫不把她当作女性一员的心态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还来不及喝完自己（寡淡的）柠檬姜茶，他就提议“去别的地方吧”。

她生了气。“我看起来是这样随便的人吗？”事后她问梅丽。

“呵，为什么不呢？”梅丽耸耸肩，“明天我们都可能被炸弹炸死。当然要把握今天178。”

“大家似乎都在以此为借口胡作非为。”厄苏拉愤怒地说，“要是人们信仰永世不得超生之苦，绝对不会这样强调今天了。”这天她在工作上也不顺利。一个负责归档的女孩因为得知自己男友沉了船而急疯，将一份绝顶重要的文件丢失在浩瀚的牛皮文件袋的海洋里，为此招致了更多痛苦周折，虽然在程度和性质上都与她的痛苦有别。于是她便没有与本杰明·柯尔一起“把握今天”。虽然他急不可耐地向她展开了攻势。“我一直觉得我们之间有些特别，你呢？”

“您觉到得太晚了，恐怕。”她说完，拿起提包和大衣，“下一轮再说吧。”她想起科莱特大夫和他的转世论，思忖着来世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大概是一棵树，她想。一棵在微风中舞蹈的参天古树。

BBC转而关注起唐宁街。某个要人辞了职。她在办公室早已听见一些捕风捉影的话，但并无心思仔细听。

她正把盘子放在膝头吃着晚饭——一块威尔士熔岩干酪吐司。晚上她通常都这么吃。独自吃饭，摆出碗盘、餐垫和各种花哨餐具感觉很荒诞。然后呢？难道在寂静中默默进食，或趴在一本书上看？有人认为吃饭时看电视标志着文明衰落的开始。（她这样热衷地维护这论点，是否正说明她骨子里也这样想？）但说这话的人显然不是独居。而且说到底，文明早就开始衰落了。恐怕从萨拉热窝事件就开始了，最晚不超过斯大林格勒战役。有人甚至会说，文明终结的种子早就埋下了，它的生长其实始于伊甸园。

再说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呢？一个人又不可能每天晚上都去剧院和影院（照此说来还有酒吧）。当这个人还是个独居动物时，她唯一的谈话对象仅限于一只猫，于是对话常常只在单方面进行。狗不一样，但自幸运儿以后她就不养狗了。幸运儿死于1949年，兽医说是因为岁数大了。厄苏拉一直都把他当作一只年轻的狗。大家把他埋在了狐狸角，帕米拉买了一株深红玫瑰种在坟上。狐狸角花园称得起是狗的公墓。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撞见一株玫瑰，下面埋着一条狗，虽然唯一分得清谁是谁的人只有帕米拉。

再说不看电视又能干什么？（她不愿停止论辩，虽然论辩双方都是她自己。）难道拼拼图？当然可以看书啦，但一个人刚精疲力竭地下了班，看了一天信息、记录和日程报告，又怎么可能用更多的文字来劳累自己的眼睛呢？无线电和电唱机当然都很好，但都似乎过于“唯我”，仿佛除了自己世上没有别人。（好吧，她似乎有些狡辩了。）至少看电视不要求思考。不思考不见得是坏事。

她今日用餐较晚，因为自己要退休，请同事们聚了聚——颇似参加自己的葬礼，只是退休聚会后自己还能活着离开。大家去酒吧喝了几杯，属于简单的饯行，却很愉快，且结束得挺早，令她松了口气（虽然其他人大概觉得不甚满意）。虽然正式退休的日子是在周五，但她觉得在中间的日子就把这件事办了比较好，不要耽误了同事们周末的安排。他们也许会不高兴。

聚会早先，在办公室里时，同事们送了她一台金马车座钟，上刻“给厄苏拉·托德，感谢她多年来的效忠”。嚯，她心想，多么俗套的墓志铭。金钟是这样的场合惯常会送的东西，她不忍心告诉同事们自己已经有一台，且比这台好得多。他们还极贴心地送了她两张逍遥音乐会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门票（座位很好），她怀疑这出自贾奎琳·罗伯茨——她的私人秘书——的手笔。

“您为妇女得任高级职务做出了贡献。”贾奎琳轻声说，递给她一杯杜本内，她那段时间最喜欢的饮料。不幸的是也没有多高级，她想。还没有话语权。这世界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诸多莫里斯之辈的手里。

“唉，干杯。”她说着，碰了碰贾奎琳的波特加柠檬汁。她喝得不多，偶尔一两杯杜本内，周末一瓶勃艮第。伊兹不同，她仍然住在梅尔伯里路，像《远大前程》里的郝薇香小姐，整天在家里的许多个房间里徘徊，且嗜酒如命。厄苏拉每周六早晨买一大袋吃用的物品给她送去，其中一大部分似乎又都被她扔掉了。再也没有人看《奥古斯都历险记》。泰迪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然而厄苏拉却感到难过，仿佛他身上的一部分被世界遗忘了。

“这下你退休了，”莫里斯说，“他们可能会给你授勋。发一枚帝国勋章之类的给你。”上一轮嘉奖他已被封了爵士勋衔，（“上帝，”帕米拉说，“这个国家怎么了？”）还给家里每个人寄了一张他在白金汉宫舞会大厅内向女王鞠躬的照片，张张都拿相框装着。“这人自我感觉真好。”哈罗德笑道。

请伍尔芙小姐同去阿尔伯特音乐厅听《第九交响曲》再合适不过了。厄苏拉上一次见她也在那里，那是1944年，音乐厅正举办纪念亨利·伍德诞辰75周年音乐会。几个月后，她在奥德维奇火箭弹袭击事件中身亡。空军部的安妮也死于此次事故。彼时她正同一群女同事一起在部里的楼顶，一边吃自带的午饭，一边晒太阳。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却也历历如昨。

厄苏拉本来与她约好午餐时间在圣詹姆斯公园见面，因为空军部女职员安妮有事要对她说，厄苏拉还在想会不会是泰迪的事。也许有人找到了飞机残骸或尸体。当时早已接受了泰迪永不复归的事，倘若他成了战争罪犯，或从德国逃到了瑞典，他们都早该听说了才对。

然而勃洛克先生却代表命运在前一天傍晚意外造访了厄苏拉（他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呢？），请求她出庭为他的品行做个证明。他被控在黑市牟利，对此厄苏拉毫不意外。她是他的第二选择，本来要找伍尔芙小姐，可伍尔芙小姐升任了地区指挥官，负责保护着25万人的生命，其中每一个人都排在他勃洛克先生的前面。他涉足黑市正是导致她与他决裂的原因。而过去一起工作的其他指挥员在1944年以前就都离开了。

她惊讶地发现勃洛克先生要去的竟然是中央刑事法庭，本以为他不过犯了点只配去治安法庭审理的小事。她在中央刑事法庭等了一早上，也没等到自己被传唤，就在法官们起身宣布中午休庭时，她听到一声炸弹的闷响，但并不知道那是火箭弹在奥德维奇大开杀戒。不用说，勃洛克先生最后被判无罪。

克莱顿陪她去参加了伍尔芙小姐的葬礼。他曾坚如磐石，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沃格雷夫的妻儿身边。

“他们的遗体必被人安葬，名誉必留于永世。”首相的嗓门势大力沉，仿佛担心听讲的人耳力不济，“取自《德训篇》44章14句。”厄苏拉不信。谁会记得埃米尔和蕾妮？谁会记得可怜的小托尼、弗雷德·史密斯还有伍尔芙小姐？连厄苏拉自己都已忘了许多逝者的名字。还有那么多英年早逝的飞行员。泰迪死时才二十九岁，正是他们中队的指挥官。中队最小的指挥官才二十一岁。时间像在济慈身上那样，在这些男孩的身上加速飞逝而去。

大家唱了《信徒精兵歌》，她第一次发觉克莱顿唱起歌来嗓音浑厚低沉。她知道比起这斗志昂扬的教堂赞美诗，伍尔芙小姐必定更中意贝多芬。

伍尔芙小姐曾预见贝多芬能让战后世界恢复和平，这一过分乐观的预见被指向耶路撒冷的榴弹炮彻底击败了。如今厄苏拉自己也到了伍尔芙小姐在二战爆发时的年纪。过去她觉得伍尔芙老。“现在我们自己也老了。”她对帕米拉说。

“你说你，别带上我。再说你还不到六十岁呢。不算老。”

“心老。”

帕米拉的孩子们已长到无须她再悉心看护的年纪，她就像某些女性那样投身到了正义的事业中。（厄苏拉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恰恰相反，她很支持。）她从治安调停做到治安法庭庭长，在慈善会中也积极活跃，去年还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进入地方政府任职。此外还要照看家宅（不过她说她“有个女人帮忙做”），侍弄一个奇大的花园。1948年全国免费医疗制度出台后，哈罗德接任费洛维大夫，成为地方上的医生。村镇在狐狸角四周发展起来，房子越来越多了。青草地没有了，小树林也没有了，开发商买走了许多艾特林汉庄园自耕农场的地皮。庄园空置，久无人问津，小车站被“铁路杀手”毕钦判了死刑，停运已经两月有余，虽然帕米拉曾雄赳赳地带头举行了一次停运抗议。

“但这里还是挺美，”她说，“走五分钟就能看到豁然开朗的乡村景色。树林也……也还完好无损。”

莎拉。她要带莎拉去逍遥音乐会。她是对帕米拉耐心的奖赏——1949年诞生的小女儿。夏日过后就要去剑桥上学——正如她母亲一样，莎拉也是聪明绝顶，各方面都很优秀。厄苏拉将莎拉视为珍宝。做莎拉的阿姨帮她愈合了泰迪在她心中留下的巨大空洞。近来她总是想——如果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就好了……多年来她有过各种关系，既没有值得一提的惊喜（错误多半在她，无法“彻底托付”），也没有怀孕，从没有成为母亲或者妻子。直到她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一切都已太晚，这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帕米拉死后，生命还会延续，她的后代，将如岔口的河水流向四面八方。然而厄苏拉一死就没有了下文，是一条日渐枯竭的小溪。

聚会还送了花，厄苏拉猜测也是贾奎琳的主意。感谢上苍，花朵挨过了酒吧一晚。可爱的粉色百合现在正插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屋内花香四溢。起居室朝西，洒满了傍晚的落日余晖。外面天还亮着，公用花园里的树正披挂着一年中最好的新叶。这是一套上好的公寓，邻近布朗普顿圣堂，她花掉希尔维留给她的所有遗产，这才置办下来。寓中小厨房、小卫生间，都是现代设备。但装修时她则尽量趋于古早。战后人们都追着现代去了，她乘机买了些式样简洁、品味高雅的老家具。地上合着尺寸铺了柳绿色地毯，窗帘与坐具棉套采用相同布料——一种花型较低调的莫里斯印花棉。四壁都漆上了一种淡淡的柠檬黄，即便是雨天，室内仍显得明亮、清爽。家里还摆着几件梅森和乌斯特的瓷器——几个糖果盘和一组瓷瓶，也都是战后便便宜宜买来的。瓶里总是插着花。这贾奎琳是知道的。

家里唯一有失精致的是两只艳橘色斯塔福郡陶制狐狸，各自嘴里叼着一只白兔，是几年前她从波多贝罗市集上顺手买来的。它们令她想起狐狸角。

“我喜欢到你家来。”莎拉说，“你的东西都这么好看，而且永远这么干净整洁，跟家里真不一样。”

“等你自己住了，也可以弄得干净整洁。”厄苏拉说，心里对莎拉的赞美备感受用。她心想，自己也该立一份遗嘱，把带不走的东西都留给某个人。她很愿意让莎拉来继承自己的公寓，但想到希尔维死后大家因为狐狸角而产生的争执，她又犹豫了。一个人到底应不应该无所顾忌地袒露出自己的偏爱？也许不该。她必须将房产平均分给七个子侄，甚至分给那些她不喜欢的，甚或见也没见过的。吉米自然一直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他住在加利福尼亚。“他是同性恋，你肯定以前就知道吧？”帕米拉说，“他一直有这方面的苗头。”这番话帕米拉只当一种陈述来说，并非谴责，但她对用词的选择，语气里难以察觉的一丝不屑，都说明她谈这个话题的能力，远远不及她谈论民主政治的能力。厄苏拉心想，等她知道了杰拉德（帕米拉六个儿子中的一个）和他“这方面的苗头”以后，不知会怎么样。

“吉米只是做他自己罢了。”她说。

上周，她午餐归来曾在办公桌上看到一份《泰晤士报》。报纸整整齐齐折好，最上面露出的一版讣告栏里有一张克莱顿年轻时的军装照，那时她还不认识他。她已经忘了他是多么英俊。讣告很长，自然提到了日德兰。讣告说他的妻子莫伊拉“先他而去”，说他是好几个孩子的祖父，说他爱打高尔夫。他过去一直讨厌高尔夫，不知何时竟变了口味？又是谁在她办公桌上留下了这份《泰晤士报》？这么多年后谁竟然还记得要来告诉她？她愣在当场，毫无头绪，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过去两人秘恋时，他曾有一段时间热衷于在她桌上留条。小段言语淫秽的情信，变魔术般说出现就出现。也许正是同一只魔术师的手，在多年以后，又送来了这份《泰晤士报》吧。

“海军部的那个男的死了。”她告诉帕米拉，“不过当然，谁早晚都会死。”

“这是废话。”帕米拉笑道。

“不，我是说，一个人认识的所有人都会死去，包括这个人自己。”

“还是废话。”

“尼采总说Amor fati（顺随命运）。”厄苏拉说，“过去我不理解，我以为是A more fatty（更肥的胖子）。你记得我以前去看过一个心理医生吗？我叫他科莱特大夫。他骨子里是个哲学家。”

“爱命运？”

“是顺随、接受的意思。命中发生的任何事，无论好坏，都全心接受。死亡只是需要接受的事之一，我想。”

“听上去像佛教。我有没有提过克利斯要去印度的事？他说是去寺庙‘归隐’。从牛津毕业后他一直定不下来。肯定是个‘嬉皮’了。”厄苏拉觉得帕米拉对她的几个儿子太过放任。克利斯朵夫分明是个行为诡异的孩子。她努力试想更温和的词语去形容他，然而失败了。他会定定地看着你，脸上带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仿佛他在智力和灵性方面都胜你一筹。其实他只是不懂如何社交而已。

百合的香甜在刚入水时还显得可人，现在已经开始令她感到头晕。房间被香味挤满了。她应该开一扇窗。她起身要将餐盘拿去厨房，右太阳穴突然感到一阵几乎令人目盲的刺痛。她只得坐下，等待疼痛退去。疼痛几周前就开始了。先是小范围的刺痛，接着整个脑袋都变得昏沉，发着嘤嘤嗡嗡的声响。有时甚至是擂鼓般的剧痛。她曾以为这是高血压所致，经过一系列繁复的检查，终于被医院宣判“很可能是”神经痛。医院给她开了强力镇痛药，并保证一旦退休症状就将减轻。“您会有休息的时间，生活可以慢下来。”医生用对老年人说话的语气说。

疼痛过去了，她小心翼翼地站起身。

余生她还能做什么呢？她斟酌着是否要搬去乡下，住在乡村小别墅里，过与村民一样的生活。也许可以离帕米拉住得很近。她想象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圣玛丽米德，想象里德小姐笔下的仙地村。说不定她也能写本小说呢？至少可以打发时间。再养只狗吧。是再养只狗的时候了。帕米拉养过一系列金毛，一条接一条地养，每一条都很像，看在厄苏拉眼里毫无区别。

她洗净几个孤零零的瓷盘，准备冲杯阿华田早早上床看书。她近来看格林的《喜剧演员》。虽然的确需要多休息，她却变得害怕入睡了。入睡后她常陷入极为逼真的梦境，以至于难以将之仅仅当作梦来看待。近来有几次，她觉得有几件匪夷所思的怪事切实发生在了自己身上，虽然逻辑地说，显然并没有。还有坠落。她总是在自己的梦中坠落。从楼梯上、悬崖上。坠落的感觉相当不好受。这难道是老年痴呆症的先兆？终结的伊始，伊始的终结？

从卧室的窗口望出去，一轮胖乎乎的圆月升起来了。那正是济慈的月后，她想。夜这般温柔。她的头又痛起来了。她从水龙头里放了一杯水，吞下几枚止痛片。

“但如果希特勒在成为总理前被刺杀，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不是吗？”他们称为“六日战争”的东西已经结束，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我的意思是，我理解犹太人为什么迫切需要独立领土，为什么如此顽强地保卫它。”厄苏拉继续道，“而且我一直都同情并理解复国主义的宗旨，早从战前我就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阿拉伯人的愤恨。但如果希特勒不能施行犹太种族屠杀——”

“因为他死了？”

“对，如果他死了的话。那么建造犹太人自己的家园一事就站不住脚……”

“历史真是充满了‘如果’。”奈杰尔说。帕米拉的大儿子、厄苏拉最喜欢的外甥奈杰尔在休的母校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任历史教员。她请他在福特纳姆梅森酒店吃午饭。

“能有人聊聊这样深刻的话题真好。”她说，“我前段一直在法国南部度假，与梅丽·肖克洛斯一起。你见过她吗？没见过？不过她的姓早就改掉了，嫁了好几次，夫君是一个比一个有钱。”

梅丽在大战中结婚后，从美国匆忙返英，说自己新郎家里都是“干粗活的”。她曾重新“登台献艺”，有过好几次惨淡不堪的关系。终于一锹挖在金矿上，嫁给一个在外流亡避税的石油家族后裔。

“住在摩纳哥。这个国家小得闻所未闻，我完全不能想象。那些年月梅丽真是个傻姑娘啊。我是不是又东拉西扯了？”

“哪里的话。我给您添杯茶好吗？”

“独居人难免东拉西扯。生活没有禁忌嘛，至少说话方面如此。”

奈杰尔笑了。他戴着眼镜，略显严肃，笑起来像哈罗德一样好看。摘下眼镜用纸巾擦拭时，他看起来相当年轻。

“你这么年轻。”厄苏拉说，“当然，你本来就还小。我是不是很像又老又疯的阿姨？”

“上帝啊，当然不是，”他说，“您是我认识的最聪敏的人。”

她满心受用，给一个面包卷涂上黄油。“我曾听人说事后洞悉力是伟大的，因为没有它，我们便有了历史。”

“恐怕说得没错。”

“但是想一想事情本可以多么不同。”厄苏拉坚持道，“铁幕本可以永不落下，俄国未必能吞并整个东欧。”

“吞并？”

“嗯，整件事本来就是赤裸裸的贪婪。而没有战争经济，美国也可能不会这么快从大萧条中恢复，也就不会对战后世界产生如今这样大的影响——”

“将有一大批人至今还活着。”

“嗯，是呀，这不用说。整个欧洲的文化呈现，也会因为犹太人而不同。不会再有人被从一个国家驱赶到另一个国家。英国也还会继续施行帝制，至少不会像现实中这样戛然而止——倒不是说帝制就合理。而且我们也不会为了打仗倾空国库，又花这么久来恢复财力和心理上的创伤。也就不会有欧共体——”

“反正也没有让我们加入嘛。”

“但是想一想，如果希特勒早早死了，如今的欧洲将是多么强大！当然，没有希特勒，也还有戈林和希姆莱。一切也许不会有任何改变。”

“也许吧。但纳粹党一直到上台前几乎都很冷僻。成员全是疯狂的反社会人士，但谁都没有希特勒的个人魅力。”

“噢，我懂。”厄苏拉说，“他的个人魅力的确非比寻常。人们说到个人魅力，总把它当作一样好东西。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魅惑——就如中蛊，你懂吗？我想他的魅力也许来自他的双眼。他有世上最蛊惑人心的双眼。看着它们，你会觉得自己身处即将被迫相信的险境——”

“你与他会过面？”奈杰尔惊讶地说。

“怎么说呢，”厄苏拉说，“不算会面。你想吃甜点吗，亲爱的？”

她在七月难耐的暑热中从福特纳姆梅森酒店沿皮卡迪利街往家走。连色彩看来都是热的。一切变得十分鲜艳——充满了青春活力。她办公室的年轻女孩们穿起一种窗帘帘头那么短的裙子。如今的年轻人满心想的都是自己，仿佛是他们在一片虚无里创造了未来。前辈在战争中为这一代牺牲，这一代人却有口无心地念着“和平”，仿佛它只是一则广告标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经历过战争。（“没打过仗好，”她穿越时空，听到了希尔维的话，“无论多么一无是处，也还是没打过仗的好。”）照丘吉尔的话说，他们生来就被赋予了自由的“所有权”。至于如何行使这所有权，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她想。（听起来真像个吹毛求疵的老古董，她已然变成她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变成的人了。）

她准备先穿过街这边的各个公园，再过马路到对面的绿园去。过去她总在星期天到公园散步，现在她退休了，所以每天都是星期天了。她步履不停，走过了白金汉宫，走进了海德公园。在九曲湖边的小亭子里买了一客冰激凌，决定租一把小躺椅。她累得要命，午餐似乎穷尽了她所有的气力。

她肯定是睡着了——毕竟刚吃了饭，一不留神已经出来几条船，人们蹬着船，水面上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噢，该死，她心想，恼人的头疼似乎又要冒头，她的手袋里却没有准备止痛片。也许在马车道上能叫到出租车吧？在头疼和暑热中走回去是不现实的了。然而这样想着，疼痛却并未加剧，反而减轻了。这违反了平常的程序。她又闭上眼睛，骄阳依然似火。她感到一种舒心的困乏。

在人前睡着的行为极其怪异，这本应令她感到不安，她却相反觉得十分舒服。田纳西·威廉斯不是说过什么——“陌生人的好意”吗？1955年，梅丽最后一次舞台献演，就在萨莫赛特郡的巴斯演了一次布兰奇·杜波依斯。

她任由公园里嘤嘤嗡嗡的嘈杂声哄她入睡。生活不在未来，而在当下，不是吗？科莱特大夫肯定会支持这种想法的。一切都稍纵即逝，一切又都亘古长存，她睡意蒙眬地想着。不知何处，一只狗叫了两声。有个孩子哭起来了。那是她自己的孩子，她在自己的臂弯里感觉到了它轻盈的重量。那感觉真好。她又做梦了。她梦到自己来到一片青草地——盛开着亚麻花和飞燕草、虞美人、红石竹和牛眼雏菊——天上竟下着雪。这是梦里才有的怪事啊，她想着，听到希尔维的小金马车座钟鸣响了午夜十二点。有个孩子，声音又尖又细，唱着，我有棵果树，啥也不结。Muskatnuss，她想——德语里“肉豆蔻”的意思。多年以来她一直在回想这个单词，此刻，突然间，它被想起来了。

她置身一个花园。听见茶杯碰茶碟的轻响，一台除草机发出的哐啷、咯吱的声音。她闻见粉色石竹辛辣的香味。一个男人将她抱起，往空中抛着，糖块滚了一草地。这似乎是另一世，但确乎又是此一世。虽然她知道在公共场合自己对自己笑的人多半有精神病，却还是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虽然正值炎夏，天上却飘起了飞雪。说到底，这也是梦里才有的事。雪花渐渐掩盖了她的脸。天气这么热，这样倒很清凉舒服。接着她便坠落起来，往幽深黑暗处滑去——

却立即又看见了雪景——纯白、友好，光明仿佛利剑，刺穿厚重的窗帘，她被抱起来，搂在柔软的臂弯里。

“我想叫她厄苏拉。”希尔维说，“你觉得好吗？”

“我喜欢。”休说。他的脸逐渐在视野内清晰。他的连鬓胡楂，他慈爱的绿眼睛。“欢迎来到这世界，小熊。”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