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月
十点半钟的光景，菲茨赫伯特伯爵的梅费尔宅邸的大厅镜子里映出了一个高个子男人，他衣冠楚楚，一身英国上流绅士的日间装扮，戴着一副立领——嫌恶时下流行的软领子，银色的领带用一颗珍珠别针固定。他的一些朋友认为穿戴打扮太好反倒有损尊严。“听我说，菲茨，你看起来像一个该死的裁缝，正准备一大早打开店门迎客。”年轻的劳瑟侯爵曾这样对他说。但劳瑟是个邋遢鬼，背心上沾着面包渣，衬衣袖口上尽是雪茄烟灰，于是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菲茨讨厌邋遢，他喜欢打扮得整洁漂亮。
他戴上灰色礼帽。右手拿着他的拐杖，左手拿上一副崭新的灰色麂皮手套，出了家门，转弯向南。在伯克利广场，一个大约十四岁的金发女孩朝他眨巴了一下眼睛，说：“给一先令就让你爽。”
他穿过皮卡迪利进入格林公园。大树根部围着一圈积雪。他经过白金汉宫，走进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街区。他不得不向一位警察询问去阿什利花园的路线。那条街原来是在罗马天主教大教堂的后面。的确，菲茨想，如果某人想受到某个贵族的邀约，他的办公室就应该设在一个较为体面的街区。
他是受父亲的一位老友召见，那人名叫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史密斯-卡明是位退休海军军官，现在陆军部从事某种少为人知的工作。他派人给菲茨送去一张相当简短的字条：“事关国家大事，最好面谈。你能否在明天上午十一点来见我？”字条是打印后签名的，只用绿色墨水写了一个“C”字。
事实上菲茨很高兴有个政府里的人愿意跟他谈谈。他十分厌恶被人当成装饰品，一个富裕的贵族，除了在社交活动上充当点缀以外一无是处。他希望有人向他征求意见，也许能谈谈他的老部队，威尔士步枪团。他或许可以完成某种与南威尔士本土部队有关的任务，他还是那儿的荣誉上校。不管怎样，被召前往陆军部这件事已经让他觉得自己并非完全多余。
可真的是陆军部的吗？那个地址竟是一座现代化的公寓楼。门卫把电梯指给菲茨。史密斯-卡明的公寓看来一半居住一半用作办公室，不过，一个爽快利落的年轻人用一种军人的架势告诉菲茨，C马上就见他。
C倒没有什么军人架势。他身材矮胖，有些谢顶，肉多的鼻子上夹着一副单片眼镜。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杂物：飞机模型、望远镜、指南针，还有一幅农民面对行刑队的画。菲茨的父亲一直把史密斯-卡明称作“晕船的船长”，他的海军生涯乏善可陈。他在这儿做什么呢？“这到底是个什么部门？”菲茨坐定后问道。
“这是特勤局的对外处。”C说。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特勤局。”
“如果有人知道，那就不是秘密了。”
“我明白了。”菲茨有些兴奋。有人提供机密信息，这的确让人大为受用。
“也许你能妥善对待，不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这是在给菲茨下命令，虽然措辞十分礼貌。“当然。”他说。他很高兴，觉得自己成了当中的一员。这是否意味着C要邀请他到陆军部工作呢？
“恭喜你那次乡间王室宴会的成功。我知道你聚集了一批出身名门的年轻人让陛下接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谢谢你。严格说来，那是个十分安静的社交场合，但我担心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现在你要带妻子去俄国？”
“公主是俄国人。她想去看望自己的哥哥。这次出行一推再推。”
“格斯・杜瓦也会跟你一起去。”
C好像什么都知道。
“他在周游世界，”菲茨说，“我们的计划碰巧吻合。”
C身子靠在椅背上，很是健谈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派阿列克谢耶夫上将掌管俄国军队跟日本作战？他根本不了解在陆地上怎么打仗。”
菲茨在俄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也经历了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了解战争进展，但他不知道这段插曲。“你讲讲看。”
“嗯，当时好像是亚历克西斯大公在马赛的一家妓院参与了一起斗殴事件，被法国警方逮捕。阿列克谢耶夫前来救援，跟宪兵说打架的是他，而不是行为不端的大公。两人的名字相近，警方相信了这种说辞，大公也就被放出监狱了。作为奖赏，阿列克谢耶夫便掌管了军权。”
“难怪他们打了败仗。”
“尽管如此，俄国部署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兵力——整整六百万人，有些考证说他们调动了所有的兵力储备。不管它的领导人多么无能，兵力本身也足够强大了。但是，如果打一场欧洲战争的话，他们会发挥多大效力？”
“我结婚后就一直没有回去，”菲茨说，“这我没把握。”
“我们也一样。因此就请你来了。我想请你在那儿的时候做一些调查。”
菲茨十分惊讶。“可我们的使馆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不错。”C耸了耸肩，“但是，外交官们一般更热衷于政治，而不是军事问题。”
“那他们还有武官呢。”
“一个像你这样的局外人可以提供全新的视角——就像你在泰-格温召集的那些人，他们能提供给国王无法从外交部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无法……”
“我并不是拒绝。”菲茨急忙说。相反，他很高兴要他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我只是吃惊需要使用这种方法。”
“我们是个新成立的部门，资源有限。我最好的线人是聪明机智、有足够军事背景的人，知道自己的着眼点是什么。”
“明白。”
“我很想知道你对俄国军官阶层在1905年后动向的看法。他们的观念是有所改进，还是依然因循守旧？你在圣彼得堡会遇到所有的达官显贵，你妻子跟其中半数有亲戚关系。”
菲茨联想着俄国最近一次发动的战争。“他们对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俄国铁路无法运送他们的军队。”
“但自从那时起，他们就在尽力完善自己的铁路网，使用从他们的盟友法国那里借来的大笔资金。”
“不知他们是否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你坐火车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正点运行，时刻睁大眼睛。看看铁道线是单轨还是双轨？德国将军们的应急作战计划就是基于计算俄国军队需要多长的动员时间。如果打起仗来，这种时间表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菲茨心里兴奋得像一个小学生，但他强迫自己说话沉稳持重。“我会尽我所能去了解这些。”
“谢谢。”C看了看手表。
菲茨站了起来，两人握了握手。
“你具体什么时候走？”C问。
“我们明天动身，”菲茨说，“再见。”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看着他的弟弟列夫从大个儿美国人身上弄钱。列夫那张漂亮的脸上带着童稚的急切表情，似乎他的主要目的是显示身手。格雷戈里的心里感到一种十分熟悉的焦虑。他担心有一天列夫的魅力再也无法让他摆脱困境。
“这是记忆测试。”列夫用英语说。他把这几个单词死记下来。“随便拿一张牌。”他提高嗓门，压过工厂那边的噪音——重型机械的叮当声、蒸汽的咝咝声，还有人们大呼小叫的指令和问话声。
来客的名字是格斯・杜瓦。他穿着一件短上衣、背心和长裤，全都是同一种精细的灰呢子布做的。格雷戈里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是从布法罗来的。
杜瓦是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他一耸肩膀，随便从列夫手上抽出一张牌，看了看。
列夫说：“把牌放在凳子上，正面朝下。”
杜瓦把牌放在粗糙的木台子上。
列夫从他衣袋里掏出一张一个卢布的纸币，放在牌上。“现在你把一块美元放在上面。”这种把戏只能跟有钱的游客玩。
格雷戈里知道列夫已经把扑克牌换掉了。他把另一张牌藏在他的手心里，用卢布遮着。这种技巧列夫练习了四个钟头，关键在于要在放下卢布和那张新牌后快速拿起第一张牌，马上把它藏在手心里。
“你确定你能输得起一块钱吗，杜瓦先生？”列夫说。
杜瓦笑了，就像所有被骗的人：“我觉得可以。”
“你还记得你的牌吗？”列夫重复着死记下来的句子。他还可以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说这句话。
“黑桃5。”杜瓦说。
“错了。”
“我敢肯定。”
“翻过来。”
杜瓦把牌翻过来。是一张梅花皇后。
列夫收起一美元的钞票，也拿走了自己的一个卢布。
格雷戈里屏住了呼吸。这是个危险的时刻。美国人会不会嚷着说他被人抢劫了，说列夫是强盗？
杜瓦沮丧地笑了笑，说：“算你厉害。”
“我还会玩另一种。”列夫说。
这已经够了。可列夫还想再碰碰运气。尽管他已经二十岁了，可格雷戈里还得时时保护他。“别跟我弟弟玩，”格雷戈里用俄语对杜瓦说，“他总是赢。”
杜瓦面带微笑，用不流利的俄语回答：“这建议不错。”
杜瓦是那一小拨参观普梯洛夫机械厂的游客中第一个来这边的。这是圣彼得堡最大的工厂，雇佣了三万工人，有男有女，还有不少孩子。格雷戈里的任务是带他们游览自己的工作区，一个虽小但十分重要的部门。工厂生产机车车头等大型钢材构件。格雷戈里是车间领班，他们负责加工机车车轮。
格雷戈里一心想跟杜瓦谈谈布法罗的事。他还没来得及提什么问题，铸造部的监察员卡宁就出现了。这人是个有执照的工程师，又高又瘦，前额上方没有几根头发。
跟他一道来的是第二位到访者。格雷戈里从他的衣着上就能看出这人一定是个英国勋爵。他穿得像个俄国贵族，一身燕尾服，头上戴了顶大礼帽。也许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是这种穿戴打扮。
格雷戈里被告知那位贵族的名字是菲茨赫伯特伯爵。格雷戈里头一次见到如此英俊潇洒的男人，他一头黑发，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制轮车间的女人盯着他，就像见了上帝一般。
卡宁跟菲茨赫伯特说俄语。“我们这里每周能生产两辆机车。”他自豪地说。
“真了不起。”勋爵用英语说。
格雷戈里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对此很感兴趣。他读报，还参加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举办的讲座和讨论会。这里生产的机车对俄国的防卫至关重要。参观者们会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东探西问，实际上却在搜集军事情报。
卡宁介绍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是厂里的国际象棋冠军。”卡宁是管理人员，但他人很不错。
菲茨赫伯特很讨人喜欢。他转身跟一个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的女人搭话，她叫瓦莉娅。“让我们参观你们的车间实在太好了。”他乐呵呵地说，流利的俄语带着很重的口音。
瓦莉娅身材高大，十分强壮，胸脯高耸，听了这话像个小姑娘似的咯咯笑起来。
演示已经准备完毕。格雷戈里把钢锭放入料斗，往炉子里填好煤，金属开始熔化。不过还有一位参观者要来——伯爵的妻子，据说她是俄国人——所以他才会说俄语，这在外国人里头很少见。
格雷戈里本打算向杜瓦打听一下布法罗的事，但不等他找到机会，伯爵的妻子就进了制轮车间。她的拖地长裙像扫帚似的扫过她面前的金属碎屑和灰尘。她在裙装外面穿了一件短外套，身后跟着一个拿皮毛大衣的男仆和一个拿手袋的女佣，还有一位厂里的董事马克拉柯夫伯爵——一个穿着与菲茨赫伯不相上下的年轻人。马克拉柯夫对他的客人十分殷勤，一路面带微笑，低声交谈，毫无必要地挽着她的手臂。她非常漂亮，金色卷发斜向一边，显得十分妖艳迷人。
格雷戈里一眼就认出这人是碧公主。
他的心往下一沉，感到一阵恶心。他使劲压下那来自遥远过去的回忆。接着，像每次出现紧急情况时那样，他审视地看了看他的弟弟。列夫还记得吗？当时他还只有六岁。列夫正在好奇地看着公主，好像在琢磨着什么。随后格雷戈里看到列夫的脸色变了，他想起来了。他显得苍白，极不自然，紧接着便一下子气得涨红了脸。
格雷戈里见势不妙，立刻走到列夫身边。“冷静点，”他悄声说，“别说话。要记住，我们得去美国，别让其他事搅了！”
列夫厌烦地哼了一声。
“你回马厩那边去。”格雷戈里说。列夫是驾矮马车的，工厂里养了不少马。
列夫瞪着眼睛看了看毫无察觉的公主。过了一会儿他才转身走开，危险的一刻就这样过去了。
格雷戈里开始做演示。他朝伊萨克点点头，后者与他年龄相仿，是厂里橄榄球队的队长。伊萨克打开模具。然后，他跟瓦莉娅两个抬起一个抛光的木质凸缘车轮模型。这活儿需要娴熟技巧，轮辐的横截面是椭圆的，一共二十根轮辐从轮毂连到辋圈上。车轮是为4-6-4规格的机车准备的，模型几乎跟托举它的人一样高。
他们把模型压入装满潮湿沙质混合物的深槽里。伊萨克摆动着上面铸铁的冷却物，把轮面和凸缘压实，最后是模型的顶部。
他们把沙箱的组件打开，格雷戈里检查着那个用模板塑出来的孔。整个沙模看上去一切正常。他用一种黑色的油状液体往上面喷了喷，然后再次合拢沙箱。“现在请大家往后站。”他对观众们说。伊萨克把料斗的喷嘴移到模具的上方。然后，格雷戈里拉动杠杆，让料斗倾斜下来。
钢水缓缓倒入模具。潮湿的沙子咝咝响着，从小孔里喷出蒸汽。格雷戈里凭着经验，知道何时提起料斗停止浇注。“下一步是对车轮整形，”他说，“因为铁水需要很长时间冷却，我在这里放了一个预先冷却好的车轮。”
轮子已经放在车床上，格雷戈里朝车床工康斯坦丁点点头——他是瓦莉娅的儿子，又瘦又高，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康斯坦丁很有学问，是布尔什维克讨论小组的主席，也是格雷戈里最亲近的朋友。他开动马达，让轮子快速转动起来，然后开始用锉刀整形。
“请与车床保持适当距离，”格雷戈里对参观者说，提高嗓门以盖过机器的噪音，“如果去触摸的话，一根手指就没了。”他举起自己的左手。“就像我一样，就是在这家工厂弄的，当时我十二岁。”他的中指只剩下一段丑陋的指根。他看到马克拉柯夫伯爵一脸愠怒——他显然不喜欢有人提及他的利润所造成的人员成本。他从碧公主那里得到的一瞥既包含了厌恶又带着某种迷恋，不知她是否对肮脏和痛苦抱有某种古怪的兴趣。一位女士来工厂参观这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
他朝康斯坦丁做了一个手势，后者停下车床。“下面，是用卡尺测量车轮的尺寸。”他举起需要使用的工具。“火车轮子大小必须完全一致。直径变化如果超过1.5毫米，也就是铅笔芯那么粗，车轮就必须回炉重造。”
菲茨赫伯特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说：“你们每天能造多少个轮子？”
“平均六至七个，不算那些不合格的。”
美国人杜瓦这时问道：“你们工作几个小时？”
“从早上六点至晚上七点，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星期日允许我们去教堂。”
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跑进了制轮车间，后面一个女人边追边喊，大概是他母亲。格雷戈里想抓住他，不让他靠近炉子。男孩闪身一躲，直直地朝碧公主撞了过去，他那颗头发短短的脑袋扑通一声撞在她的肋骨上。她喘息了几下，显然很疼。男孩收住脚步，撞蒙了。公主怒气冲冲挥起手臂，狠狠给了他一个嘴巴，打得他脚底不稳，连晃了几下，格雷戈里以为他会摔倒。那个美国人突然用英语说了句什么，似乎感到惊讶和气愤。紧接着，做母亲的伸出她那结实的手臂一把抓起男孩，转身走了出去。
监察员卡宁一脸惊恐，知道自己难免受到怪罪，连忙对公主说：“尊贵的阁下，你伤着了吗？”
碧公主一脸怒容，但她深吸了一口气，说：“没什么。”
她的伯爵丈夫走了过来，显出很关切的样子。只有杜瓦站在一边，毫不掩饰脸上的不满和厌恶。刚才那一巴掌让他十分震惊，格雷戈里猜测着，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美国人都像他这样好心肠。打一巴掌算不了什么——格雷戈里和他弟弟小的时候在这家厂里常挨棍子。
访客们陆续离开。格雷戈里担心就此失去一个向布法罗来的游客提问的机会。他大着胆子碰了碰杜瓦的袖子。如果换了俄国贵族，对方会十分生气，推开他，或者因为这无礼的举动而打他，但这个美国人只是转过身来，礼貌地笑了笑。
“你是从纽约州的布法罗来的吗，先生？”格雷戈里说。
“不错。”
“我跟我弟弟正在攒钱准备去美国。我们要住在布法罗。”
“为什么选这个城市呢？”
“在圣彼得堡有一家人能弄到必要的文件，当然是收钱的，还答应让他们在布法罗的亲戚给我们找工作。”
“那是些什么人？”
“他们姓维亚洛夫。”维亚洛夫家族是个犯罪集团，尽管也有合法的生意。他们不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那种人，所以格雷戈里想自己验证一下他们的说辞。“先生，在纽约州布法罗的维亚洛夫家族真的有钱有势吗？”
“是的，”杜瓦说，“约瑟夫・维亚洛夫的饭店和酒吧有好几百号雇员。”
“谢谢你。”约瑟夫这下放心了，“知道这个就好了。”
格雷戈里最早的记忆始于沙皇来到布罗夫尼尔村的那天。当时他只有六岁。
村里的人几天来都在谈论此事。天刚亮大家就起床了，尽管沙皇显然要吃完早饭再出发，因此不可能在晌午之前到达。格雷戈里的父亲把桌子从他们那一居室的住宅里搬出来，放在路边。他在桌上摆了一只面包、一束花和一小碟盐，给他的大儿子解释说这是俄国传统上表示欢迎的象征。其他村民大都也这么做。格雷戈里的奶奶换上一条黄色的新头巾。
这是初秋一个干燥的日子，酷寒的严冬尚未到来。农民们一个个蹲坐在那儿等待着。村里的老人走来走去，穿着最好的衣服，看上去十分尊贵体面，但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也在等待。格雷戈里不久就厌烦了，开始在房子旁边的泥地里玩耍。他的弟弟列夫只有一岁，被抱在母亲的怀里。
中午过去了，但是谁也不打算进屋准备午饭，生怕错过见沙皇的机会。格雷戈里想去偷吃桌子上的面包，脑袋上因此挨了一掌，不过母亲还是给他盛了一碗冷粥。
格雷戈里不知道沙皇是什么。教会经常提到他，说他关爱所有农民，在人们睡觉的时候守护他们，他显然跟圣彼得、耶稣和天使加百利不相上下。格雷戈里纳闷他是长着翅膀、戴着荆棘头冠，还是只穿村里长者的那种绣花长外套。不管怎样，很明显，看见他就等于受到了祝福，就像耶稣的追随者一样。
傍晚的时候，一团飞扬的烟尘出现在远处。格雷戈里能感觉到毡靴下的地面在不停震动，很快他就听到了马蹄的嗒嗒声。村民们纷纷下跪。格雷戈里跪在他祖母身旁。年长的人匍匐在大路上，额头贴着泥土，跟他们迎候安德烈王子与碧公主时一样。
最先出现的是骑马的侍从，然后是一辆封闭的马车，由四匹高头大马拉着。格雷戈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马，跑得飞快，肋腹闪着汗水，马嚼子上还有白沫。长者们意识到马车不会停下来，便匆匆闪开避让，免得被马蹄踩踏。格雷戈里吓得尖叫，但他的叫声没人在意。马车呼啦啦经过，他父亲喊道：“臣民之父沙皇万岁！”
话音刚落，马车已经远远离开了村子。四周尘土弥漫，格雷戈里根本没有看清车上的人。一想到自己没能看见沙皇，也就无法得到祝福，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拿起桌上的面包，从边上掰下一块给他吃，这才让他消停下来。
下午七点，从普梯洛夫机械厂下班后，列夫总是去找人玩牌或跟几个随便交往的女友喝酒，格雷戈里通常要去参加某个聚会——无神论讲座、社会主义讨论小组、展示异国风情的幻灯表演，以及诗歌朗诵会。但今晚他无事可做。他要回家炖上一锅菜，在锅子里留点儿等列夫回来时再吃，自己早早上床睡觉。
工厂坐落在圣彼得堡的南郊，一根根烟囱和厂房覆盖了波罗的海岸边的大片地区。很多工人住在厂里，有的住宿舍，有的就直接躺在机床旁边睡觉。正因如此，厂里才会有那么多到处乱跑的孩子。
格雷戈里算是在厂外有自己家的人。他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的住房会在计划兴建厂房的同时加以考虑。但偶然兴起的俄国资本主义让千万人无处安身。格雷戈里的薪水较高，但他住的地方也只是单人间，要走半个钟头才能到工厂。他知道，在布法罗，工人家里有电和自来水。听说有些工人还有自己的电话，不过这似乎有点荒谬可笑，就像说街道是用金子铺的似的。
看见碧公主让他记起了自己的童年。他穿行在冰冷的街道上，极力不让自己陷入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中。但他还是想起了自己住过的木板房，想起那个挂着圣像的神圣角落，对面就是他晚上睡觉的地方，身边常常伴着一只山羊或者小牛犊。他记得最清楚的恰恰是当时毫不在意的东西：气味。那股气味来自炉子、动物和煤油灯散发的黑烟，还有他父亲用报纸卷成的自制烟卷。窗户关得紧紧的，四周的缝隙塞着破布抵挡寒风，屋里的气味十分浓重。他现在也能从想象中闻到那股气息，这让他怀念噩梦来临之前的日子，他生命中最后一段让他感到安全的时光。
刚走出工厂不远，眼前的事便让他停下了脚步。路灯下，两个穿黑色绿边制服的警察在盘问一个年轻女子。从她那身土布外套，以及围巾在脖子打结的方式便看得出她是初来城里的乡下人。乍一看也就十六岁左右——正是他跟列夫成了孤儿的年纪。
矮壮的警察说了句什么，拍了拍女孩的脸。她退缩了一下，另一个警察大笑了起来。格雷戈里立即想起自己十六岁成了孤儿时，饱受权贵们的欺凌虐待，心里便有些同情这个脆弱的女孩。他顾不得细想，便朝他们走了过去。为了找点儿话说，他开口道：“如果你要找普梯洛夫机械厂，我可以带路。”
那个矮壮的警察一笑，说：“快把他轰走，伊利亚。”
他的搭档长着一颗小脑袋，面目猥琐。“滚一边儿去，贱种。”
格雷戈里不害怕。他又高又壮，繁重的工作让他浑身的肌肉坚硬有力。他从小就在街上打架，多年来从未输给任何人。列夫也是一样。不过，最好还是不要招惹警察。“我是车间领班，”他对那女孩说，“如果你想找份工作，我可以帮你。”
女孩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一个工头就了不起了？”那个矮壮的警察说，第一次正眼看了看格雷戈里。借着煤油路灯昏黄的光线，格雷戈里认出了这张愚蠢好斗的圆脸。这人名叫米哈伊尔・平斯基，是当地警察局的区队长。格雷戈里的心往下一沉。跟警察打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不过他已经迈出这一步了，无法回头了。
女孩说话了，听她的嗓音，格雷戈里觉得她不止十六，估计快二十了。“谢谢你，我跟你走吧，先生。”她对格雷戈里说。他发现她很漂亮，五官精致，大嘴性感。
格雷戈里向四周看了看。不幸的是，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自己是在七点钟下工的人潮消失之后才离开工厂的。他明白自己应该作罢，但不能丢下这个女孩不管。“那我带你去工厂办公室。”他说。事实上办公室早已关门了。
“她要跟我走——对吧，卡捷琳娜？”平斯基说着，便伸手去抓她，隔着薄薄的外套去捏她的乳房，另一只手往她的两腿之间摸去。
她向后退了一步：“把你的脏手拿开。”
平斯基又快又准，一拳打在她嘴上。
她大叫一声，血从嘴里涌了出来。
格雷戈里一下子被激怒了。他把不要惹是生非的念头抛在脑后，上前一步，伸手搭住平斯基的肩，使劲一推，那家伙身子一歪，一条腿跪了下去。格雷戈里扭头对哭泣的卡捷琳娜喊：“快跑！”接着便觉得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击。格雷戈里没料到那个叫伊利亚的警察这么快便抽出了警棍。一阵钻心的疼痛让他跪倒在地，但并没有晕厥。
卡捷琳娜转身要跑，还没跑出几步。平斯基往前一扑，就抓住了她的一只脚，让她仰面朝天摔在了地上。
格雷戈里转过身，看见警棍又抡了下来。他闪身躲过一击，站稳脚跟。伊利亚再次挥棍，又落空了。格雷戈里使出全身气力，照准这家伙的半边脸狠狠打了一拳。伊利亚应声倒地。
格雷戈里扭头看见平斯基正用他沉重的靴子，不停地踢打卡捷琳娜。
从工厂的方向驶来一辆汽车。经过时，司机一个急刹车，汽车尖叫着停在了路灯下。
格雷戈里两步跨到平斯基身后，两只胳膊紧紧箍住这位区队长，让他双脚离地。平斯基徒劳地乱蹬着，张牙舞爪挥着胳膊，但全都无济于事。
车门打开，让格雷戈里惊讶的是，那个从布法罗来的美国人走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路灯照着他年轻的面孔，他气愤地对着使劲扭动的平斯基：“你为什么要踢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运气太好了，格雷戈里想。只有外国人会反对警察踢打农民。
从杜瓦身后的车里出现了监察员卡宁瘦长的身影。“把警察放开，别斯科夫。”他对格雷戈里说。
格雷戈里把平斯基放下来，松开了他。平斯基猛地转身，格雷戈里正准备躲闪他的一击，不曾想平斯基克制住了自己。他用十分阴狠的声音说：“我会记着你的，别斯科夫。”格雷戈里暗暗叫苦——这家伙知道我的名字了。
卡捷琳娜跪在地上，呻吟着。杜瓦关切地扶她起来，说：“你伤得厉害吗，小姐？”
卡宁显得十分尴尬。俄国人从不会对一个乡下人如此客气。
伊利亚坐了起来，一脸茫然。
车里传出碧公主的声音，她说的是英语，听上去很不耐烦。
格雷戈里对杜瓦说：“如果你允许的话，阁下，我会带这个女人去附近找个医生。”
杜瓦看着卡捷琳娜：“你愿意这样吗？”
“是的，先生。”她说，嘴上都是血。
“好吧。”
格雷戈里拉起她的胳膊，在别人提出异议前带她离开了。
在拐角处他回头望了一眼。两个警察正站在路灯下跟杜瓦和卡宁争论着什么。
他抓着卡捷琳娜的胳膊匆匆往前走，但她一瘸一拐，根本走不快。他们必须尽快摆脱那个平斯基。
刚刚拐弯，她便说：“我没有钱看医生。”
“我可以借给你。”他说，隐隐心疼——他攒钱是为了去美国，而不是给漂亮女孩治疗瘀伤的。
她慎重地看了他一眼：“我真的不想去看医生，”她说，“我需要的是一份工作。你可以带我到工厂办公室吗？”
她很有胆量，这让他不由得钦佩起来。她刚被警察殴打了一顿，可心里想的还是找工作的事。“办公室关门了。我这么说只是想糊弄一下警察。不过我明早可以带你去。”
“我没地方过夜。”她警觉地看着他，他没立刻明白这眼神的意思。她是在出卖自己吗？许多来城里的乡下女孩最后都落得出卖皮肉的下场。但也许她的意思恰恰相反，她想要一张床，但不打算用身体交换。
“在我住的地方有个房间，是由几个女人合住的，”他说，“她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有时候人更多，再多一个她们也能找到地方。”
“有多远？”
他指着前面一条跟铁路路基平行的街道：“就在那儿。”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几分钟后就到了。
二楼里屋是他的房间，跟列夫两人挤一张靠墙的窄床，房间里有个带灶头的壁炉，窗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窗外就是铁道。一个倒着放的货箱充当了床头柜，上面放着盥洗用的水壶和盆子。
卡捷琳娜仔细打量着这个地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然后她说：“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的？”
“不，我没那么有钱！我和弟弟两个人住。他晚一点会回来。”
她琢磨着。也许她害怕必须跟两个人做那件事。为了让她放心，格雷戈里说：“要不要我带你去女人住的地方？”
“过一会儿再说吧。”她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让我先休息一下。”
“当然。”炉子已经填好，只要点火就行了。他总是在早晨上班前填好炉膛。他用火柴点着引火物。
外面传来一阵打雷似的噪音，卡捷琳娜有点害怕的样子。“一列火车而已，”格雷戈里解释，“我们旁边就是铁路。”
他把壶里的水倒进盆子，放在炉架上加热。然后坐在卡捷琳娜对面，看着她。她长着一头金发，皮肤苍白。一开始他觉得她还算好看，但细看才发现她简直是个美人，骨骼结构长得像东方人，大概她的祖先来自西伯利亚。脸上也有一种风情，大嘴既性感又坚毅，蓝绿色的眼睛里隐含着钢铁般的意志力。
她的嘴唇被平斯基那一拳打肿了。“你感觉怎么样？”格雷戈里问道。
她用手摸着自己的肩膀、肋骨、臀部和大腿根。“真是遍体鳞伤，”她说，“幸亏你拉开了那畜生，否则就伤得更重了。”
她倒没有哀怨个不停。他喜欢这一点。他说：“等水烧热了，去洗掉那些血迹吧。”
他把吃的东西存在一个铁盒子里。他取出一小块后腿肉扔进锅里，然后添了些水壶里的水。他用水冲洗了一根萝卜，把它切进煎锅里。他看见卡捷琳娜正在看自己，显得十分惊奇。她说：“你父亲会做饭吗？”
“不。”格雷戈里说，转瞬间仿佛回到十一岁时的自己。碧公主唤起的噩梦般的记忆再也无法抵挡。他把煎锅重重地放在桌上，然后坐在床边，把头埋进双手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不，”他重复着，“我的父亲不会做饭。”
那些人黎明时来到村庄里——地方长官和六个骑兵。妈妈一听见马蹄的声音便立刻抱起列夫。六岁的列夫很沉，但妈妈肩宽背阔，手臂结实。她拉起格雷戈里的手跑出家门。骑兵们由村里的老人带领着，他们大概早在村头等着了。格雷戈里家的房子只有一扇门，根本躲不掉，他们一出来，几个当兵的便猛蹬靴刺，策马追来了。
妈使劲拍打屋子的壁板，惊得鸡和山羊挣脱围栏，也跑了出来。她穿过屋后的荒地朝树林跑去。眼看就要逃过一劫，但格雷戈里突然发现祖母没跟来。他挣脱妈妈的手，不走了。“我们把奶奶忘了！”他生气地尖叫着。
“她跑不动！”妈妈喊道。格雷戈里知道奶奶几乎走不了路。但即使这样，他也觉得不能丢下她不管。
“格里什卡[6]，快点儿！”妈妈喊着，跑在前面，身上还背着列夫，他正吓得尖叫。格雷戈里跟上，但这一耽搁很要命，骑兵们追得更近了，左右一边一个，截断了进树林的路。走投无路的妈妈跳进了水塘，但她的双脚陷进了泥淖中，行动迟缓，最后跌倒在水里。
士兵们狂笑起来。
他们把妈的两手捆上，赶着她往回走。“别落下那两个孩子，”地方长官说，“这是王子的命令。”
格雷戈里的父亲和另外两个人一星期前就被带走了。昨天，安德烈王子的御用木匠在北草场搭好了绞架。现在，格雷戈里跟随母亲一到草场，就看见三个男人站在绞刑台上，手脚都被捆着，脖子上套着绳索。绞架旁边站着一个牧师。
妈大声喊叫：“不要！”她拼命想挣开捆绑着她的绳索。一个骑兵从马鞍的皮套里抽出步枪，掉转过来，用木枪托打她的脸。她停止挣扎，呜咽起来。
格雷戈里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的父亲就要死在这里了。他见过村里的长者吊死偷马贼，但情况大不相同，因为他并不认识那几个受害者。巨大的恐怖让他浑身上下麻木无力。
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死刑停下来。也许沙皇会干预，如果他真的在守护他的臣民。或者出现一个天使。格雷戈里觉得脸上湿湿的，才知道自己在哭。
他和母亲被拉到绞架的正前面。其他村民围拢过来。另外两个人的妻子也像妈那样被牵过来，也在不停地哭喊，她们的手被捆着，孩子们抓着她们的衣襟，吓得大声哀号。
大门外的土路上停着一辆封闭的马车，驾车的两匹棕红马正在低头吃草。等人都到齐了，一个穿黑色长外套的黑胡子从马车里走下来，这人就是安德烈王子。他转过身，把手伸给他的妹妹碧公主。早上天气寒冷，她的肩上围着裘皮。公主很美，格雷戈里不可能注意不到，她皮肤白皙，一头金黄的秀发，就像他想象中天使的样子，然而很明显，她是个魔鬼。
王子面向村民：“这片草场属于碧公主，”他说，“没有得到她的容许，任何人不得在这里放牛。否则就等于偷了公主的草。”
人群发出愤恨的嘟囔声。他们不相信这种所有权，尽管每个礼拜日在教堂里都这样被灌输。人们信守一种旧式、农民的道德，认为土地属于在上面操持耕种的人。
王子指着绞架上的三个男人。“这些愚蠢的人触犯了法律——不是一次，而是一犯再犯。”他的声音尖利刺耳，怒不可遏，就像一个被人抢了玩具的孩子，“更糟的是，他们还跟其他人说公主无权阻止他们，说地主不使用的土地应该让给贫穷的农民。”格雷戈里经常听他父亲这样说。“这样一来，从其他村来的人也开始在属于贵族的土地上放牛。这三个人不但不为自己悔过，反而挑动他们的邻居也变成罪人！这就是判处他们死刑的原因。”他朝那个牧师点了点头。
牧师爬上临时搭起来的梯子，挨个儿跟几个人悄声说了些什么。第一个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第二个人哭了起来，开始大声祈祷。第三个是格雷戈里的父亲，他朝牧师的脸上唾了一口。没人对此感到惊讶，村民们对神职人员没什么好感，格雷戈里听父亲说，他们把忏悔室里听来的一切都告诉警察。
牧师下了台阶，安德烈王子朝站在旁边的一个仆人点了点头，这人手里拿着一把大锤。格雷戈里这才注意到三个死刑犯站在一块带合叶的破木板上，下面只有一根撑杆，他惊恐地发现那把大锤就要把撑杆敲掉了。
他觉得现在是天使该出现的时候。
村民们哀怨地呻吟起来。妻子们尖声喊叫，这一次，士兵没去阻止她们。列夫发狂地叫着。他大概不明白到底要发生什么，格雷戈里想，他只是被母亲的尖叫声吓着了。
爸爸的脸上毫无表情，就像一块石头。他望着远处，等待命运的决断。格雷戈里希望自己也像他那样坚强。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虽然他也想跟列夫一样大声号叫。他无法忍住泪水，但他紧咬嘴唇，像父亲一样沉默着。
那仆人掂了一下手里的大锤，碰了碰撑杆试试力气，然后猛地一挥，砸了下去。撑杆被砸飞了。带合叶的木台“砰”的一声掉在地上。三个人立刻坠了下来，接着又是猛地一拉，他们脖子上的绳索终止了下坠。
格雷戈里无法把眼睛移开。他盯着父亲。爸爸并没有马上死去。他张开嘴巴，想要呼吸或者喊叫，但一切都是徒劳。他的脸变红，在捆绑他的绳索里挣扎着。好像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越来越红。
然后，他的皮肤变成一种灰蓝色，挣扎得越来越无力，直到最后一动不动。
妈停止了尖叫，开始抽泣。
牧师大声祈祷，但村民们不去睬他，一个接着一个转身离去，留下三个被绞死的人。
王子和公主回到他们的马车里，稍后，车夫甩着鞭子，把马车开走了。
格雷戈里讲完自己的故事，慢慢恢复了平静。他用袖子擦干脸上的眼泪，然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卡捷琳娜身上。她满心同情地默默听完他的讲述，但并没有感到震惊。她自己一定亲眼见过类似场景：吊打、鞭笞和残损肢体是农村常见的刑罚。
格雷戈里把温水盆放在桌上，找出一条干净的毛巾。卡捷琳娜向后偏着头，格雷戈里摘下墙上的煤油灯，举在手上，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些。
她前额有道伤口，脸颊上有块瘀青，嘴唇也肿了起来。但即使这样，这么近距离盯着她看，还是让格雷戈里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她也用坦诚而无畏的目光回视着他，十分迷人。
他在温水中浸湿了毛巾的一角。
“轻点。”她说。
“当然了。”他开始擦拭她的额头。当他蘸去血迹以后，发现那里只是擦破了一点儿皮。
“这下感觉好多了。”她说。
他这样忙活的时候，她看着他的脸。他擦拭她的脸颊和喉咙，然后说：“我把疼的地方留到最后。”
“没事的，”她说，“你的手很轻，不要紧。”尽管如此，他用毛巾碰着那肿胀的嘴唇时，她还是缩了一下。
“对不起。”他说。
“继续。”
清理的时候，他发现擦伤已经开始愈合。她长着年轻女孩那种整齐洁白的牙齿。他擦了擦她的嘴角。当他弯下腰靠近时，他能感觉到她那温暖的气息扑到脸上。
全都弄完后，他感到有些失望，就好像期待着什么，到头来却没有发生。
他坐回自己的椅子，在水盆里洗了洗毛巾，毛巾已经让她的血染红了。
“谢谢你，”她说，“你的手真巧。”
他的心狂跳着。他以前也给别人清洗过伤口，但从未经历过这种眩晕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就要做出某种愚蠢的事情了。
他打开窗户，泼掉了盆里的水，让院子里的积雪染上了一片粉红。
他脑子里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卡捷琳娜可能只是一个梦。他转过身，心想她坐的那把椅子一定是空的。但她在那儿，正在用那双蓝绿色的眼睛看着他，他发觉自己希望她永远不要消失。
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爱上了她。
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平时忙着照顾列夫，没有考虑恋爱的事。他并非处男，曾跟三个不同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但那些经历毫无乐趣可言，大概因为她们没人能让他太在乎。
但现在，他内心战栗着想，整个世界上他最最期盼的，就是跟卡捷琳娜躺在墙边的窄床上，亲吻她受伤的脸，对她说——
对她说，他爱她。
别犯傻了，他对自己说。你一小时前才刚遇见她。她并不想从你这得到爱情，只是想借点钱，找到工作和睡觉的地方。
他“咣当”一声关上窗户。
她说：“你还给你弟弟做饭，你的手那么巧，可你能一拳把警察打趴下。”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刚跟我讲了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她接着说，“但你们还小的时候，母亲也死了，对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卡捷琳娜耸耸肩：“因为你还得当一个母亲。”
按照旧俄历，她是1905年1月9日死的。那天是个星期日，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天后来被称作“血腥星期日”。
格雷戈里当时十六岁，列夫十一岁。两个男孩跟妈一起在普梯洛夫机械厂工作。格雷戈里是铸造学徒，列夫扫地。这年的一月，他们三个人都参加了罢工，跟随圣彼得堡其他工厂的十万多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在九日那天上午，他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走上街头，手牵着手，踩着新雪去普梯洛夫机械厂附近的一座教堂。做完礼拜后，他们加入了数千名工人的队伍，从城市各方朝冬宫的方向行进。
“为什么我们要游行呢？”小列夫抱怨道。他宁愿呆在家里，在狭窄的巷子里踢球。
“因为你的父亲，”妈妈说，“因为王子和公主是害人的畜生。因为我们要推翻沙皇和他们的同类。俄国不成立共和国，我就不会停下。”
这是圣彼得堡的一个好天气，寒冷但是晴朗，格雷戈里的脸被太阳晒得发热，他的心也被参与正义事业的同伴之谊温暖着。
他们的领袖是加蓬神父，他就像《旧约》中的一位先知，长长的胡子，说着《圣经》上的话，眼中闪烁着荣耀的光芒。他并非革命党人，他的自救会是经政府批准的，每次聚会都以主祷文开场，结束时要唱国歌。“我现在觉得是沙皇有意让加蓬这样做，”九年后，格雷戈里在这个可以俯瞰铁轨的房间中对卡捷琳娜说，“就像是个安全阀，用来缓解改革的压力，让它通过无害的茶会和乡下舞会释放出去。不过这个办法没起作用。”
加蓬穿着白长袍，手持十字架，带领队伍沿着纳尔瓦公路游行。格雷戈里、列夫和妈妈紧靠在他的身边——神父鼓励全家参加的人走在前面，并告诉他们，士兵绝对不会对孩子开枪。在他们身后，两个邻居举着沙皇的巨幅画像。加蓬告诉他们，沙皇是他的臣民之父。他会倾听他们的呼声，压制那些铁石心肠的大臣，答应工人的合理要求。“我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沙皇也说了同样的话。”加蓬喊道。格雷戈里信任他。
他们接近了纳尔瓦大门，那是一座巨大的凯旋门，格雷戈里记得自己正抬头仰望那六座巨大的战车雕像，然后一队骑兵朝游行的人群猛冲上来，简直就像纪念碑顶上的铜马轰然落下，一个个突然变活了。
有的示威者逃开了，而有的倒在了锤子般乱踏的马蹄下。格雷戈里僵在那儿，妈妈和列夫也吓呆了。
士兵们没有抽出武器，看来只是想把人吓跑。但工人实在太多，几分钟后，骑兵掉转马头，撤了回去。
游行的人群重新聚集起来，这一次完全是另一种气魄。格雷戈里觉得现在非闹得天翻地覆不可了。他琢磨着面对他们的大队人马，那些贵族、大臣和军队。他们要做出什么事情来隔断民众，不让他们去跟自己的沙皇说话？
这个问题几乎立刻就有了答案。越过前面的头顶，他看见了一队步兵，让他惊恐不已的是，他们摆出准备射击的姿势。
前行的人群慢了下来，人们意识到即将面临的危险。加蓬神父离格雷戈里只一步之遥，这时他转过身来，向他的追随者大声喊道：“沙皇绝不允许他的军队射杀他热爱的臣民！”
噼噼啪啪的响声震耳欲聋，就好像冰雹砸在铁皮屋顶上——士兵们在举枪齐射。浓烈的火药味刺激着格雷戈里的鼻孔，一阵恐惧紧紧攫住了他的心。
神父喊着：“别害怕——他们在朝天上开枪！”
又是一阵枪声凌空响起，但没有子弹落下。尽管如此，格雷戈里还是吓得两腿发软。
接着是第三次齐射，这一次，子弹没有飞到天上。格雷戈里听到尖叫声，看见有人摔倒在地。他紧盯着自己周围，愣了一会儿，这时妈狠狠推了他一把，喊道：“快趴下！”他一下卧倒在地。与此同时，妈把列夫也按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他们。
我们就要死了，格雷戈里想，他的心脏跳得比枪声还要响。
射击无情地持续着，那噩梦般的噪声让人无法逃脱。人们开始仓皇逃窜，他们的靴子重重踩在格雷戈里身上，但妈妈护住了他和列夫的头。他们趴在地上，浑身发抖，头上依然是射击和人的尖叫声。
然后，枪声停止了。妈妈动了一下，格雷戈里抬起头，四下看了看。人们匆忙散去，互相呼唤着，但尖叫声已经停歇下来。“起来吧。”妈妈说。他们慌忙从地上爬起来，离开大路，跳过躺着不动的躯体，绕开那些受伤流血的人。他们到了一条小巷，放慢脚步。列夫低声对格雷戈里说：“我把裤子尿湿了！别告诉妈妈！”
妈妈浑身热血上涌，怒不可遏。“我们一定得跟沙皇说话！”她大声喊着。人们停下来，看看她那农民的宽脸和炽烈的目光。她宽厚的胸膛让那浑厚的声音穿过整条街道。“他们阻止不了我们——我们一定要进冬宫去！”有人欢呼起来，其他人点头表示赞同。列夫开始哭起来。
九年后听完这个故事，卡捷琳娜说：“她为什么这样做呢？她完全可以带着孩子安全回家！”
“她常说不想让儿子们再过她那种日子，”格雷戈里回答，“我认为，她觉得就算我们死在一起，也不能放弃美好生活的希望。”
卡捷琳娜若有所思：“我觉得她太有勇气了。”
“这不仅仅是勇气，”格雷戈里坚决地说，“这是一种英雄品格。”
“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们随着好几千人来到了市中心。太阳升得更高，照耀在布满积雪的城市上空，格雷戈里解开了外套和围巾。对列夫来说这段路很长，但那孩子又惊又怕，早忘了抱怨。
最后他们到达涅夫斯基大街，这条宽阔的林荫大道穿过城市中心。街上已经挤满了人。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来来往往，马车横冲直撞——格雷戈里回想起来，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
他们遇见了普梯洛夫机械厂的车工康斯坦丁。他带给妈妈一个坏消息，城里其他地方的示威者遭到屠杀。但这并没有让她停下脚步，其他人也同样坚定。他们健步走过一家家店铺，里面出售德国的钢琴、巴黎的帽子和摆放温室玫瑰的特制银碗。一个贵族在珠宝店给情妇买个小玩意儿所花的钱，比一个工厂工人干一辈子挣的工资还多，格雷戈里听大人这样说。他们经过索雷尔电影院，格雷戈里一直想进去看看。商贩们生意很好，用一种漂亮的俄式茶缸卖茶水，还有孩子玩的彩色气球。
人们来到街道尽头，圣彼得堡的三大地标建筑跟前，它们并排树立在冰冻的涅瓦河岸——被称作“青铜骑士”的彼得大帝的骑马雕像、尖顶的海军部大厦，还有冬宫——格雷戈里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这座宫殿，一直不肯相信这么大的建筑真的是住人的地方。简直不可思议，就像故事里常有的，类似一把神奇的宝剑，或者一件隐形斗篷一样的东西。
宫殿前的广场覆盖着白雪。远处，暗红色的大楼前面排列着一队骑兵、穿着长大衣的步枪手，还有加农炮。人群从广场四周聚集过去，互相保持着距离，害怕那些士兵开枪，但新来的人从附近的街道上不断涌来，像条条支流汇入涅瓦河，格雷戈里被人推着往前走。来到这儿的不光是工人，格雷戈里惊讶地注意到很多是穿着暖和外套的中产阶级，正从教堂返回自己家，有的看上去像学生，少数人甚至穿着校服。
妈妈小心地带着他们躲开枪口，来到亚历山大洛夫斯基花园，它位于长长的、黄白相间的海军大厦前。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因此人群开始松动起来。那个为中产家庭的孩子们赶麋鹿雪橇的人已经回家了。人们都在谈论杀人的事：城里到处有示威者被枪炮射死，被哥萨克马刀砍死。格雷戈里跟一个同龄孩子讲述发生在纳尔瓦大门的事情。示威者们得知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一个个火冒三丈。
格雷戈里抬头凝视着冬宫长长的外墙，上面好几百个窗户。沙皇在哪儿呢？
“那天早上他没在冬宫，这是我们后来才弄清楚的，”格雷戈里对卡捷琳娜说，他发觉自己的声音带着一个失望的信徒般的怨恨和苦涩，“他甚至没在城里。这位臣民之父去皇家行宫度周末了，在乡间散步，玩多米诺骨牌。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还去觐见他，求他出来见一见自己的臣民。”
人们越聚越多，与沙皇见面的吁求愈发迫切，有些示威者开始讥嘲士兵。每个人都变得紧张而愤怒。突然有一队警卫冲入花园，命令所有人离开。格雷戈里看着，既恐惧又疑虑，他们挥舞着鞭子，见人就抽，有的还用马刀背抽打民众。他看了看妈妈，等她拿主意。她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格雷戈里不知道他们究竟盼着沙皇做什么，他只是觉得——就跟其他人一样——只要他们的君主知道他们所受的委屈，他就会以某种方式纠正和弥补。
其他示威者也跟妈妈一样坚决，虽说那些受到卫兵鞭打的人畏缩起来，但没有一个人离开。
接着，士兵们拉开了射击的架势。
前面的几个人跪下来，摘掉他们的帽子，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跪下！”妈妈说了一句，他们三个全都跪了下来，他们周围的人也都照做，直到大部分都摆出祈祷的姿势。
突然降临的沉默让格雷戈里感到害怕。他盯着对准他的步枪，步枪兵也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像一座座雕像。
然后，格雷戈里听到一声号角。
这是一个信号。士兵们的武器开火了。格雷戈里周围的人喊叫着倒在地上。一个为了看清周围爬到雕像上面的男孩，惊叫一声摔到地上。一个孩子像被打中的鸟一样从树上掉了下来。
格雷戈里看见妈妈脸朝下趴在地上。他以为她是在躲子弹，便也那样趴下。过了一会儿，他扭头，看见了血，她脑袋四周的雪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不！”他大叫着，“不！”
列夫尖叫起来。
格雷戈里抓着妈的肩膀，把她拉了起来。她的身子瘫软。他盯着她的脸。一开始，他被自己看见的一切弄蒙了。他看见的究竟是什么？她的额头和眼睛现在已经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还是列夫说出了真相。“她死了！”他哭喊起来，“妈妈死了，我母亲死了！”
枪声停止了。四周，人们都在逃命，有人狂奔，有人一瘸一拐，有人在地上爬。格雷戈里竭力思考着。他该怎么办？他得带着妈妈离开这儿，他作出了决定。他把胳膊伸到她的身体下面，把她抱了起来。她身子不轻，但他很壮实。
他转过身来，寻找回去的路。他很奇怪自己眼前一片模糊，然后意识到他在不停地流泪。“快走，”他对列夫说，“别叫了，我们得马上走。”
广场边上有个穿蓝色束腰工装的老人拦住了他们，眼含泪水，脸上满是皱纹。“年轻人啊，”他对格雷戈里说，声音里带着愤怒和痛苦，“永远不要忘记，”他说，“永远不要忘了今天沙皇在这儿犯下的谋杀罪。”
格雷戈里点点头：“我不会忘的，先生。”
“愿你活得长久。”老人说，“活到能为沙皇所犯的恶行复仇的那一天。”
“我抱着她走了大概一里地，后来累了，就上了电车，仍旧抱着她。”格雷戈里对卡捷琳娜说。
她盯着他，那张美丽、但伤痕累累的脸苍白而惊恐：“你带着死去的母亲坐电车回家？”
他耸耸肩：“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着奇怪的事情。确切地说，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很奇怪，所以无论我做什么都不算出格。”
“那些坐车的人呢？”
“售票员什么也没说。我猜他大概吓坏了，忘了把我赶下去，他也没找我要车钱，当然我也没法付钱。”
“所以你就坐下了？”
“我坐在那儿，怀里抱着她的尸体，列夫坐在我旁边，一直在哭。那些乘客只是盯着我们。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我正在琢磨我该怎么办，就决定把她带回家。”
“就这样，刚十六岁，你就成了一家之主。”
格雷戈里点点头。虽然回忆十分痛苦，但他从她的专注倾听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看着他，听他说话时嘴唇微张，可爱的脸上交织着迷恋和惊骇的复杂表情。
“那段时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帮我们。”他内心又被独自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恐慌占据了。这段回忆一直让他怒火中烧。已经结束了，他对自己说：我有一个家，一份工作，我的弟弟已经长大成人，强壮又英俊。可怕的日子已经过去。尽管如此，但他总想掐住某个人的脖子——一个士兵、警察、政府大臣或者沙皇本人，他要使劲捏住，掐到他咽气为止。他闭上眼睛，颤抖着，直到这种感觉消失。
“葬礼刚一结束，房东便把我们赶了出去，说我们付不起钱，还拿走了我们的家具，他说用来抵偿欠租，可我妈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我去教堂告诉神父，说我们无处安身。”
卡捷琳娜冷笑了一下：“我能猜到接着会发生什么。”
他有些吃惊：“你能猜到？”
“牧师让你上床睡觉——上他的床。这件事就曾发生在我身上。”
“差不多吧，”格雷戈里说，“他给了我几戈比，让我去买几个热土豆。我在他说的地方没找到商店，但没继续找，而是连忙跑回了教堂，因为当时觉得他的样子很怪。结果，当我走进小礼拜堂的时候，他正在脱列夫的裤子。”
她点点头说：“我十二岁的时候那些牧师就开始对我干这种事了。”
格雷戈里感到震惊。他原以为只是他遇到的那个牧师极端邪恶。卡捷琳娜显然认为他们都是同样堕落。
“他们都这样？”他气愤地说。
“从我经历的事情看，大多数都是。”
他憎恶地摇了摇头：“你知道最让我吃惊的是什么？当我逮到他的时候，他都不觉得羞耻！他只是很生气，就好像我打断他沉思经文似的。”
“当时你怎么做的？”
“我让列夫穿好裤子，然后我们就走了。牧师想把那几个戈比要回来，但我告诉他这些钱是施舍给穷人的。当晚我用这些钱在公寓里租了一张床。”
“然后呢？”
“后来我谎报年龄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还租了一间房，一天一天学会自立。”
“现在你幸福吗？”
“当然不。我的母亲想让我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离开俄国。我差不多已经攒够了钱。我要去美国，等我到了那儿，就把买船票的钱给列夫寄回来。美国那边没有沙皇——也没有皇帝或任何形式的国王。军队不能想杀谁就杀谁。人民当家作主！”
她半信半疑：“你相信这些？”
“这是真的！”
有人轻轻敲着窗户。卡捷琳娜吃了一惊，他们是在二楼，但格雷戈里知道是列夫。夜深了，大门已经锁上，列夫只得穿过铁路到后院，爬上洗衣房的屋顶，再从窗户爬进来。
格雷戈里打开窗户让列夫进来。后者衣着讲究，穿着一件珍珠母纽扣的夹克，还戴了一顶有天鹅绒丝带的软帽，背心上缀着一根黄铜表链。他剪了一个时兴的波兰式侧分头，而不是乡下人常梳的中分。卡捷琳娜显得很吃惊，格雷戈里估计她没想到他的弟弟如此潇洒时髦。
通常格雷戈里见到列夫回家都很高兴，看他没喝得酩酊大醉便松下一口气。现在他却希望跟卡捷琳娜单独多呆一会儿。
他给两人作了介绍，列夫的眼睛闪闪发光，很感兴趣地跟她握手。她擦干脸颊上的泪水。“格雷戈里跟我讲到你母亲去世的事。”她解释道。
“九年来他既当爸又当妈，一直在照顾我，”列夫歪着头嗅了嗅，“而且还烧得一手好菜。”
格雷戈里拿出碗和勺子，把一条黑面包放在桌上。卡捷琳娜向列夫说起跟警察平斯基大打出手的经过，那种语气让格雷戈里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实际情况还要勇敢。但他很高兴她把自己当成英雄。
列夫被卡捷琳娜迷住了。他向前探着身子，好像他从未听过如此迷人的故事，微笑着连连点头，随着她讲述的内容，一会儿吃惊，一会儿憎恶。
格雷戈里把菜盛到碗里，拉过那只货箱当椅子。吃食还算不错，他在锅里加了一颗洋葱，后腿骨使萝卜有了浓郁的肉香。列夫岔开话题，谈起了厂里发生的各种怪事和从别处听来的笑话，气氛变得轻松起来。他让卡捷琳娜笑个不停。
他们吃完饭后，列夫问卡捷琳娜是怎么来城里的。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改嫁了。”她说，“不幸的是，我继父更喜欢我，而不是我母亲。”她甩了甩头，格雷戈里弄不清这是表示羞愧还是蔑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母亲是这么认为的，接着就把我赶了出来。”
格雷戈里说：“圣彼得堡的一半人口是从乡下来的。很快就没人种地了。”
列夫说：“你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
还是那种常见的故事，坐三等车厢，乞求过路的马车捎一段，等等。但格雷戈里被她说话时那张生动的面孔彻底迷住了。
列夫又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表些有趣的看法，提几个问题。
很快，格雷戈里注意到，卡捷琳娜把椅子挪向了列夫，专注跟他交谈。
格雷戈里想：看来我成了多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