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松说——历史上的今天》来到了7月29日。1890年的这一天，凡·高去世；1928年的这一天，李嘉诚出生；再有就是1836年的今天，法国巴黎的凯旋门落成。
|伟大的画家凡·高去世|
1890年的这一天，凡·高在一片麦田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凡·高死后的这么多年里，我觉得他在全世界文艺青年的心中，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画家的地位。当然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但是由于他的整个人生、他昂扬的生命力以及他悲怆的生活，给人们带来的那种冲击和怀念，尤其是那本描写他的传记《渴望生活》，以及那首关于他的歌Vincent（StarryStarryNight，《繁星，繁星夜》），这首歌因为他那幅著名的画作《星夜》而得名，这一切让凡·高在所有人的心中成为生命的代表，而不只是一个画家。有关他的绘画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自己不太懂画，我看凡·高的画的时候，就觉得这人怎么画的东西这么怪，尤其是这个《星夜》，星星都画得那么大，挂在天空中，这凡·高是不是有散光啊？因为最开始不懂画，也不懂艺术，不懂什么叫生命，不懂什么叫印象派或者表现主义，所以小的时候我就奇怪这星星怎么那么大，一颗颗星星都那样打转，我说这个人肯定有散光。
很多年之后当我读了《渴望生活》，当我仔细地把StarryStarryNight这首曲子弹出来，把歌词全部记住的时候，我对凡·高才有了新的认识。StarryStarryNight是一首特别特别长的歌，歌的最后几句词写得特别好，在写到凡·高最后自杀时，它说：“Whennohopewasleftinsideonthatstarrystarrynight，youtookyourlifeasloversoftendo.”——在所有希望都已经失去的繁星繁星夜，你对待自己的生命像所有相爱的人一样。因为很多相爱的人最后是自杀的。写得非常凄美。“ButIcouldhavetoldyou，Vincent，”——但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文森特“thisworldwasnevermeantforoneasbeautifulasyou.”——这个世界再也没有遇见像你这样一个美丽的人。歌词的作者叫DonMclean（唐·麦克林），是一个美国人，美国人通常歌词写得都不好，没有英国人写得好，但是这首歌写得特别好，后来我去唱卡拉OK时也经常点这首歌，这首歌还被很多中国歌手翻唱过。
大家如果去卡拉OK，一定要听一下这首歌，特别美。
因为这一切，凡·高在我们的心目中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
当时，塞尚、凡·高和高更被称为“后印象派三杰”，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凡·高远远超过了塞尚、高更。不光是因为凡·高的自杀，人们从他的整个人生跟绘画作品中体会到了“生命”跟“生活”其实是两回事儿，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艺术是从一个人的心灵出发的。凡·高其实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包括我后来也做艺术，看了那么多艺术家的作品之后，我觉得艺术就是艺术家的生命力。我觉得“生命”是一种东西，“生活”是另外一种东西。就像有时候听人唱歌，你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在歌唱生活，于是就管歌唱生活的叫作“唱歌”。但一些非常伟大的歌者，他们并不是在歌唱生活，他们是在歌唱生命，歌唱生命的人我就认为他们在“歌唱”，而不是“唱歌”。
凡·高是一个生活特别简单的人，他一辈子除了画画，就是谋生，没干过什么事情，爱情也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他所经历的爱情就是曾经向一个房东的女儿求婚被拒绝，后来爱上过一个怀过孕的妓女，就这样简简单单的生活，一生都在画他的画。他的家庭生活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爱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挚友。凡·高一生穷困潦倒，实际上并没有卖出一幅画，有一次他非常高兴地去跟自己的弟弟说，我终于卖出去一幅画，实际上这幅画就是他弟弟出了钱，找一个人当托儿来买的。弟弟一生都崇拜他、爱他、支持他，在凡·高自杀之后半年，他也因病追随哥哥而去，这是一对非常感人的兄弟。
凡·高曾经跟一些画家比较要好，比如说跟高更，但最后还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凡·高有一幅著名的画，叫《割耳后的自画像》，一个灰暗的人在那里，脸色都是铁青的，就是跟高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之后，凡·高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了。高更当然最后也疯了，他拿着凡·高的耳朵，跑到南太平洋一个叫塔希提的小岛上待了一辈子。那时候的画家都有着昂扬的生命力，包括音乐家、作家，大家都觉得他们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正常人看起来就是觉得有病，其实那不是病，那就是昂扬的生命力。
凡·高在最简单的生活中绽放了最昂扬的生命力。他画的所有东西不是因为散光，那是我小时候的认识，那是因为在他自己心里，星星就是那么大，向日葵就是那样昂扬。印象派也好，或者说表现主义也好，最重要的就是画出来的并不是眼睛看到的东西，不是我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而是心灵看到的东西。
就像贝多芬，贝多芬晚年聋了，根本听不见声音，可他也能写出美妙的音乐。
音乐、绘画这些艺术，尤其是像凡·高这样的绘画，本身就是生活中没有的。
你在生活中听到的全世界的海潮声、伐木声、鸟叫声，那都不是音乐，客观的世界中，没有一样东西是音乐，只有从人心里流淌出来的音符才是音乐，音乐是纯粹来自音乐家内心的东西。贝多芬在耳聋以后，写出了《月光奏鸣曲》，写出了《第七交响曲》，他不需要听见什么声音，他也不需要出门去看月光，那些月光是在心里的月光，那些欢乐是在心里的声音。凡·高的画也是如此，这个世界就是他心里的样子，而不是他眼前看到的样子。我觉得这是我长大以后对艺术的最深刻的体会。
凡·高是一位生活中虽然悲惨，但是绽放出自己最昂扬的生命力的画家。我曾经在世界上好几个博物馆里看见过凡·高的画，包括我这次在纽约去MoMA——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也看到了凡·高的画。MoMA越往上的那些楼层我越喜欢，因为那里陈列的主要是印象派时期、表现主义时期的作品，往下的所谓现代艺术简直就没法看了。大概是在MoMA的五楼，有一幅凡·高的画，我通常是不爱给自己照相的，因为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但是见到凡·高的画，我还是非常认真地站在那儿，给自己和那幅画合了个影。凡·高给了我们所有做艺术的文艺青年以最深的影响和最大的鼓舞，纪念凡·高！
|华人首富李嘉诚出生|
今天说的这两个人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一个是充满了昂扬的生命力的艺术家凡·高，但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失败者，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另外一个是非常冷静，在生活中非常特别、非常理性的李嘉诚。李嘉诚1928年出生，今天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他依然在工作，这是我们很多人特别不理解的地方，说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钱了还要工作。这就是我们不能成为成功的、像李嘉诚这样的人的原因。我们有一点儿钱就要去旅行，就要到处去玩，躺在床上看书、弹琴，就不去工作。但是李嘉诚已经不只是为了挣钱、生存，只有他这种从小有坚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生活坚定不移的态度的人，才能做到这样，依然在八十岁的高龄还在工作着。
李嘉诚是香港这样一个市民社会成功的最典型的代表。香港是一个很怪的城市，当然这也跟它的历史有关，香港先是作为中国最不想要的地方割让给英国。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割让领土给其他国家的时候一定是选择最不想要的地方，中国肯定不会把上海割让出去，当年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给日本的时候，就是由于当时不想要台湾了，但后来觉得辽东半岛很重要，所以就又赎回来了。
当年香港割让给英国以后，从一个非常不重要的渔村，本身就没有什么真正文化传统的地方，变成了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城市。所以香港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香港的经济非常发达，但大学非常少，香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只有三个大学和几个教会学院，这几个教会学校直到最近几年才升为大学。到今天为止，香港大概也就有七个大学，七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七个大学，大家知道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像广州都有数十个大学，非洲的一些大城市，像内罗毕、开罗等大学的数量都多得多。
香港一直是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市民社会，但是这也让香港能够甩下包袱快速向前。大家知道，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如果存在大量所谓的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讽刺的一些大教授什么的等等，实际上是会给很多市民奋斗以及世俗发展带来阻力的。因为精英知识分子通常都会说你不能这么做，你得听我们的，我们是精英，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是士大夫，但是由于香港没有这个精英阶层，所以一直是一个市民奋斗的社会。香港最初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既没有资源，连淡水都没有，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香港是市民奋斗的社会。香港的每一个市民都在努力奋斗，包括香港的娱乐业经过长期奋斗，曾一度是全世界仅次于好莱坞的第二大娱乐中心。香港没有音乐学院，但是诞生了那么多优秀的作者和歌曲；香港没有电影学院，却诞生了世界前列的电影市场；香港也没有戏剧学院，却诞生了那么多好演员，在全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
香港的娱乐业中也没有什么精英知识分子，不像我们这儿一个电影学院毕业出来的都觉得自己是艺术家，年纪轻轻地就称自己是艺术家。大家统计一下香港那些明星的文化素质，如果按我们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说，都算是没文化的，四大天王平均高中都没毕业，还有他们的导演等等，可是他们做出了那么好的作品，他们创建了那么好的城市。记得那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去，站在九龙的大歌剧院那边，望向港岛的时候，我当时情不自禁地眼泪都掉下来了：“香港太伟大了，这是中国人，这是华人的双手建立起来的世界上如此伟大的一个城市！”香港是一个永远要靠个人奋斗的地方，香港人教育孩子，不像中国内地那样，说你要好好读书，你将来要怎么样等等，香港人就说你要奋斗，香港是一个靠打拼、奋斗的社会。他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就会举例说：“你看李嘉诚，十四岁就上街当行街仔。”“行街仔”是粤语，其实就是沿街推销的意思。也会举例说：“你看包玉刚十二岁上船跑船，他们都奋斗到今天。”香港的文化就是靠个人奋斗，奋斗成功了再把孩子送到英国去读书。所以香港人都会去学习包玉刚、学习李嘉诚、学习四大天王，大家来打拼，来奋斗。
李嘉诚的成功就是这样一个最典型的奋斗史，当年因为战乱，李嘉诚全家从潮州逃到了香港，寄居在舅舅家。后来李嘉诚的父亲去世，那时他只有十四岁，由于贫困就辍学了，一开始在舅舅的钟表店里做钟表匠学徒，后来就变成行街仔，沿街推销塑料。在推销塑料的过程中，十几岁的李嘉诚敏锐地发现，这个塑料制品太单一了，完全可以做出更有意思的东西，所以他后来在香港第一个做出了塑料花。当然李嘉诚自己说做塑料花的手艺是偷学来的，因为意大利早就有塑料花，他偷偷学会了做塑料花的方法。后来他自己做出塑料花，自己去推销，挨家挨户地上门去卖，慢慢这么积累起来，然后自己开了工厂。最后在香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李嘉诚进入房地产行业，一直做到今天。他今天不但是香港首富，在全球富豪榜上也经常排在前十名，这就是香港式成功的最杰出的代表。
有关李嘉诚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今天就不跟大家多聊了，只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这件事儿特别能体现出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李嘉诚是个什么样的人。李嘉诚的儿子曾经被绑架过一次，绑架他儿子的是一个非常疯狂、非常凶残的人，叫张子强。张子强在绑架李嘉诚的儿子之后，居然还到李嘉诚府上来敲门，到李嘉诚家里来坐了一会儿。李嘉诚还和他谈了人生，然后给了他大概是十亿港币，反正是装满一辆大卡车的现金。李嘉诚当时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打电话给香港警署的署长说：“我儿子被张子强绑架了，我现在正让人在各个银行提现金，我要跟你商量一下怎么把现金给他？”
署长接到这个电话就不停地问李嘉诚：“你现在给我打这个电话，是视同你报警吗？要不要我出动警察？”李嘉诚说：“我这不是报警，我没有报警，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我来跟你商量一下我要怎么做。”最后李嘉诚付了十亿现金的赎金给张子强，装满了整整一大卡车。
张子强是非常狡猾的一个人，当年他绑架香港另一个大富豪时也弄了几个亿。大家知道香港是个没有死刑的地方，他后来是在广东被内地警察抓住，以走私爆炸物、走私军火等等罪名在内地被枪毙的。但是从李嘉诚儿子被绑架这个事件中，大家也可以清楚地知道李嘉诚是一个什么人。他知道在香港报警的话，张子强是不会死的，儿子还会有危险。他作为一个从底层打拼上来的大富豪，对香港的社会、内地的社会，黑白两道都非常熟悉。所以他最后做的选择就是在香港不报警，给绑匪现金，保住儿子。从这件事儿大家就可以看出一个枭雄，一个李嘉诚这样白手起家奋斗起来的人，应对事情的时候的那种判断力。
|法国凯旋门落成|
1836年的今天，法国巴黎的凯旋门落成。巴黎有很多世界著名的建筑，有巴黎圣母院，有圣心大教堂，有香榭丽舍大道，有卢浮宫，最宏大的就是在巴黎市中心伫立的凯旋门。巴黎整个市中心就是以凯旋门为中心，从凯旋门分出十二条大道。香榭丽舍大道就是其中的一条，香榭丽舍大道通向总统府，每次游行都会走在这条大街上。在巴黎开车特别痛苦，每次一开到凯旋门就晕了，因为十二条大道都是以凯旋门为中心的，你都不知道应该往哪儿拐。
当年凯旋门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的军功建造的。拿破仑在1805年指挥了打败俄奥联军的奥斯特里茨战役，我们小时候看过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这次战役是拿破仑一生辉煌的顶点。拿破仑曾经跃马在全军面前说：“当你们老去的时候，你们可以光荣地对你们的儿孙说，我曾经参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为了纪念这次战役，拿破仑下令修建凯旋门，但是还没修完他就失败了。拿破仑战败以后，凯旋门的修建也停了下来。后来波旁王朝复辟，波旁王朝当然是不会继续给拿破仑修凯旋门的。直到法国人民再次推翻波旁王朝以后，才又继续修建凯旋门，1836年的时候，凯旋门终于落成。
凯旋门内刻着曾经跟随拿破仑征战的三百多位将军的名字，以及拿破仑曾经打过的九十六场胜仗。拿破仑几乎是战无不胜，他曾经率兵打过的九十六场胜仗都记录在此。一战以后，还有一个无名烈士墓建在了凯旋门的正下方，纪念在一战牺牲的法国一百五十万官兵。凯旋门历史上曾经受过两次屈辱，大家知道凯旋门是为了法军得胜归来建立的，但是德军曾经两次从凯旋门下穿过。
第一次应该说是普鲁士军队，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打败了法国，他们在凯旋门下阅兵，戴着德国那样的缨盔的普鲁士军队穿过了凯旋门，这对法国来说是奇耻大辱。再有一次就是二战以后，希特勒打败了法国，再次在凯旋门下阅兵，德国纳粹士兵戴着钢盔从门下穿过。一座凯旋门记录了法国的历史，记录了法国曾经最荣耀、最光辉的时刻，也曾经记录下法国最羞耻的两次被德军穿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