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或权威的回答
这次探险的起因，是由于我在南美海岛上听了一位当地老人对着篝火讲的他本民族的传奇历史。多年以后我又同另一位老人促膝长谈，这次的谈话是在纽约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楼上，一间光线幽暗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在我们周围排放着整整齐齐的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各种古代陶器残片，这些全是解开古代谜团的钥匙。四壁陈列着各式书籍，其中不乏曲高和寡之作。这些书老先生全都看过，有的还是他的著作。他坐在工作台后，白发苍苍，面容和蔼。不过此时却被我激怒了，他双手紧紧握着椅子扶手，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就像他一个人正玩着牌，却被我这个不速之客打搅了。
“不可以！”他说，“绝对不行！”
我猜想，假如有人竟然对圣诞老人坚决地说，下一个圣诞节是6月24日，那圣诞老人的表情大抵就是这样。
“你弄错了，肯定错了。”他生气地摇摇头，想把我的意见抛诸脑后。
“可是你并没有看过我的论点。”我满怀希冀地用下颌指着桌上的手稿，恳切地说道。“论点！”他重复我的话，“你不应该把人类历史问题当成侦探小说中的疑案来看待！”“有何不可？”我据理力争。“我所有的结论都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以科学事实为依据的。”“科学的任务只限于调查研究，”他忙说，“不是为了证明这个证明那个。”
他小心地推开我的手稿，从桌边俯过身来。“不错，南美确实是古代一个十分让人神往的文明土地，我们并不了解这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印加人夺权后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但我们可以确定，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由南美渡海到南太平洋群岛上。”
他犀利的目光盯着我，接着说：“你可知道为什么？答案非常简单。他们根本无法到达那里。他们完全不会造船！”
“可他们有木筏，”我也不太有把握地反驳道，“你知道，是那种轻木造的木筏(1)。”
老人沉着地微笑说：
“好，你可以试试乘坐木筏从秘鲁到南太平洋群岛上作一次旅行。”
我无言以对。天色渐暗，我们两人都站了起来。老科学家送我出门时，友善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如果我需要什么帮助就直接来找他。不过往后我应该专门研究波利尼西亚或者美洲，而不应把人类学的两个独立的领域混淆在一起。他转过身把手伸到桌边。
“你把这个给忘了。”他边说边把手稿还给我。手稿的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波利尼西亚与美洲——对史前时期关系的研究”。我夹起稿件，下楼走入街上的人流之中。
当天晚上，我来到位于梅林威治村偏僻角落里的一所陈旧公寓去拜见我的友人。每当我在生活中感到困惑时，我总带着疑问造访这里。
一个长鼻子、头发稀疏的矮个子把门开了一条缝，一看是我立刻敞开大门，笑容可掬地把我让进门内。他一直把我领到狭小的厨房，把盘子和叉子拿给我，同时又把煤气灶上炖得香气四溢的杂烩汤加了一份。
“你来得正好，”他说，“事情进行得如何了？”
“简直糟透了。”我答道，“没有人看我的文章。”
他把我的盘子盛满，我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依我看可能是这样，”他说，“你去找的那些人，可能都认为你是一时高兴兴起的念头。在美国有好多异想天开的人。”
“但是还有。”我接着说道。“对呀，”他说。“还有你探讨问题的方法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全都是一门科学的专家。而你是植物学、考古学各门学科都掺杂在一起，他们就对这种治学方式持怀疑态度。他们只搞自己的专业领域，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研究透彻。目前的研究工作就是要求各个专业、学科独立深入挖掘，几乎没人依据某一问题把各个学科的发现选出一部分来拼凑这一个整体。”他站起来，拿出一摞厚厚的纸稿。“你瞧。”他说。“这是关于中国农民手工刺绣鸟纹图案的著作。我花了七年的工夫，不过马上就有人同意出版。今时今日他们需要的是专题研究。”卡尔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我总觉得必须从多层次来说明，才能解决太平洋的问题。否则就好比拼七巧板的时候只用了单一色彩的拼板一样。
我们收拾好饭桌，我帮他洗盘子然后擦干。“芝加哥大学那里有消息吗？”“没有。”“今天你那个博物馆的老朋友呢？”“他一点也不感兴趣，”我沮丧地说，“他认为印第安人只会造木筏，在这个前提下去研究他们发现太平洋群岛简直就是白费心机。”矮个子突然用力擦起盘子来。“对。”他终于说，“老实说，我也认为这就是你理论的致命弱点。”我忧虑地看着眼前这个矮小的人种学家，先前我还以为他会坚定地支持我。“别误会。”他连忙补充了一句。“一方面我觉得你是正确的，可我又总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的那篇论图案的著作同样和你看法一致。”
“卡尔，”我说，“我能确定印第安人是乘木筏横渡太平洋的，我要造一只相同的木筏横渡太平洋来证明这是可以办到的。”
“你疯了吗？”我的朋友以为我这是开玩笑的，于是大笑起来，不过他还是被这个想法吓了一大跳。“你一定是疯了！乘木筏？”他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奇怪地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我微笑一下，好证明这是个玩笑。然而我没有笑。如今我终于知道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理论得不到实践的证明，因为秘鲁与波利尼西亚之间浩瀚的水域很明显是过不去的。因此，我一定要凭借一张史前的轻木筏越过这片大海。卡尔犹豫不决地看着我。“走，去外面喝一杯。”他说。我们在外边喝了四杯酒。
挪威海员之家
那个星期我的房子已到期。与此同时，挪威总行也通知我存款已全部提清。我非常拮据。于是我提起箱子乘地铁到布鲁克林区(2)的挪威海员之家安顿下来。那里的伙食经济又实惠。我租了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吃饭是到楼下大厅和海员们一块吃。来来去去的海员们形形色色，高矮胖瘦和酗酒的程度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谈起海来全是行家。他们说浪的高低和大小与海的深度和距岸边的远近没有关系。反而近岸的风暴通常比遥远的公海更难以捉摸。在近海的浅水，岸边的回流和被挤到岸边的急流，掀起的波浪常常比公海上的要大。一艘船如果可以在海岸边航行，也就可以在远洋航行。他们还说大风浪常把大船的头部或尾部压进浪头里，无数吨海水涌入甲板像拧铁丝一样把钢管拧弯。而在同样的风浪里，小船却可以平安无事，因为它比浪的波长短，可以像海鸥一样随波逐流。我也同沉船后乘小艇逃生的水手攀谈过，但他们都对木筏知之甚少。木筏不是船，没有船体和龙骨，它只能漂浮，遇到危险时可以救人，但最终还得要船来把人接走。但有一个人认为木筏能适应远航。他乘坐的船在大西洋中间被一只德国潜艇击沉后，曾在木筏上漂流过三星期。“不过木筏没有舵不能操纵。”他补充道。“它横走，竖走，还打转，风如何吹它就如何走。”
我在图书馆找到最先抵达南太平洋的欧洲人留下的记录，里面确实附有印第安人大型轻木筏的图说。木筏上扯着一张四方的帆，下面有一块中心板，船尾有一支长长的操纵桨。这些木筏看来是可以驾驶的。
我在海员之家连续住了好几个星期。我给芝加哥和其他地方寄的手稿副本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一个周末，我强打精神走进了位于瓦特街的一家航海用品商店，买了一张太平洋导航图，店里的人恭恭敬敬地叫我“船长”。我卷好海图夹在腋下，坐地铁去了欧西宁区。我每个周六都要去一对年轻的挪威夫妇家做客，他们的乡间别墅非常幽静。男主人以前是船长，现任弗瑞奥斯陆航运公司纽约办事处经理。
我在游泳池里泡了泡，顿感浑身舒坦无比，都市生活的忙碌在这个周末不会再现了。安碧奥歌用盘子托着鸡尾酒过来，我们顶着骄阳坐在草坪上。我实在有些等不及了，便把海图摊在草坪上，问威廉，能不能乘木筏从秘鲁抵达南海群岛。他没看海图只怔怔地望着我，还好他马上回答说可以。我顿感轻松，因为威廉不但是行家并且热爱航海。然后我就和盘托出我的计划。没想到他听完说，这根本是胡闹。“可你刚刚还说行的。”我打断他的话。“是的，”他承认，“可失败的可能性也一样大。你自己从不曾乘过木筏，却突然间心血来潮想坐木筏横渡太平洋，或许你会成功，也许不能。古秘鲁的印加人仰伏祖辈们积累的经验。也许他们每次渡海只有十分之一能成功到达，而其余的都沉没在汪洋大海之中了，许多世纪以来，累计起来或许已经沉了几百艘。正如你所说的，印加人是用木筏成群结队在海上航行。万一有一艘出事，其他的同伴能把他们救起。可现在海上有谁能救你？即使带了无线电台应急，你以为在离陆地如此遥远而又波涛汹涌的海上找一只小小的木筏很轻松吗？风暴会把你从木筏上刮进海里，等到有人来营救你时，你已经淹死好久了。你最好耐心地在这里等人家抽空看你的稿子。再写信去催催，否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已经不能再等了，我已没钱了。”“搬过来和我们一块住好了。你都没钱又怎么从南美发起这次探险呢？”“人们很容易对探险感兴趣，和一篇没人看的文章就不同了。”“你能从探险中得到什么？”“推翻对这个理论的不利因素，另外这事足以引起科学界的瞩目。”“如果失败了呢？”“那我就什么也无法证明了。”“果真那样的话，你岂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毁了自己吗？”“也许，不过正如你说的，古代十只木筏之中还可能有一只是成功的。”
孩子们出来打棒球。我们那天的谈话到此结束。
又一个周末，我又拿着海图来到欧西宁，回去的时候海图上的太平洋上多出一条长长的铅笔道，从秘鲁海岩一直到土阿莫土群岛。我的那位船长朋友没再劝我放弃，我们一道坐下来花了几个钟头计算出木筏可能的速度。“九十七天，”威廉说，“只是别忘了，这仅仅是理论上航海日期，要在非常理想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要自始至终风平浪静，并且木筏必须如你想象的那样能在海里航行。你至少要为这次航行做好四个月的心理准备，也许会需要更长时间。”
“好吧！”我充满信心地说，“做好最少要去四个月的准备，用九十七天走完。”
那夜我回到家里，手拿海图坐在床上，海员之家这间斗室有一种比平日更舒适温暖的感觉。我就在床和衣柜之间的狭窄空地来回走动着。是的！木筏的空间比这儿大。我把身子伸到窗外才能越过高楼围成的天井看到大都市遥不可及的星空。木筏虽小却能盛下整个星空。
探险家俱乐部
中央公园附近的西七十二街，有一个全纽约对会员资格要求最严格的俱乐部。这里除了一块擦得锃亮的小铜牌，上面写着“探险家俱乐部”之外，再没任何东西能使路人觉出门内的不寻常。可一旦跨进大门，你就好像坐降落伞跌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远离摩天大楼耸立，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车流的纽约市。当大门将身后的都市摈弃门外时，一种打猎、爬山和极地生活的氛围就把你包围起来。各式纪念品，像河马、鹿、捕猎大型动物的枪支、象牙、战鼓、矛、印第安毡毯、偶像、船只模型、旗帜、照片和地图，层层包围了到此聚会聆听遥远国度来的演讲者的人群。
自那次马克萨斯群岛之行以后，我被推选为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因为我的资历不够，所以只要我在城市里，我都尽量去开会。在十一月的一个阴雨晚上，我来到俱乐部，惊讶地发现里面的布置变了。地板中央摆着一个充了气的橡皮艇，船上放着船用给养和一些用具，墙上和桌上放满了降落伞、橡皮罩衣、救生衣与极地装备，还有蒸馏水用的球形器皿和其他奇奇怪怪的发明。俱乐部的一位新成员，空军物资部装备实验室的哈思金上校要作讲演并对这几件新的军事发明作示范表演，他认为这些东西将来会在南北探险中发挥作用。
演讲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身材高大的丹麦极地探险家皮特•胡里森站起来摇着他的大胡子表示怀疑，他对这些新发明不放心。他在格陵兰探险时，有一次没用爱斯基摩人的海豹皮小艇和冰屋，只用了橡皮艇和帐篷，差点送命。他险些冻死在暴风雪中，是因为帐篷的拉链冻住了怎么也拉不开。后来他去钓鱼，鱼钩挂住了充气橡皮艇，橡皮艇漏气沉了。要不是一只海豹皮艇赶来救援，他和他的爱斯基摩朋友就上不了岸了。他始终认为目前那些头脑聪明的发明家待在实验室想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比爱斯基摩人经过数千年实践做出来的用具更适用。
结束讨论时，哈思金上校令人意外地提出要赠送这些用具。积极参加俱乐部活动的会员在下次探险时，可以随意选用这些新发明，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回来以后向他的实验室汇报使用这些东西的感受和意见。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夜我是最后离开俱乐部的人。我细细查看了这些崭新的装备，我一下子就能搞到这么多用具，只要我开口，这些东西全是我的。这些全是我想要的东西，有救生设备，假如木筏和我们的预想相反要散开的话，附近决不会有其他的木筏来救援。第二天早上我在海员之家吃早餐时还在盘算这些东西。这时一个高大魁梧衣着讲究的青年端着早餐走来，坐在我身边。他先说起话来，听他讲，他似乎也不是海员，而是来自特龙墨姆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机械工程师，来美国购买零件和学习冷冻技术。他的住处不远，由于这里的挪威菜好吃，所以常来这里用餐。
他问我在做什么，我把我的打算扼要地说了。我说，如果这一周之内我的稿子再无回音，我就要开始着手木筏探险了。我的同桌什么也没说，但他听得认真。
四天以后我们又相遇在餐厅里。
“你已决定发起这次航行了吗？”他问。
“是的，决定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发？”
“尽可能快。再拖下去，南极的暴风就到了，群岛那里也将进入台风季节。几个月以后我们务必要离开秘鲁，在此之前我还须先筹集资金并做好组织工作。”
“你需要几个人？”
“我都考虑好了，一共需要六人，这样在木筏上就不会孤单了，并且六人轮番掌舵，每个人值四个钟头的班，正好是二十四小时。”
他在那儿愣了一会儿，似在反复斟酌，然后毅然说道：
“我想跟你去！我能做测量和试验。这次探险你一定会需要有关风速、海流和波浪的精确数据。不要忘了你要经过的是从未有人到过的汪洋大海，那里没有任何航线。在探险途中你可以进行颇为有趣的水文和气象考察，我学的热力学专业正好派上用处。”
这个人我对他除了外表全无了解，不过一个人的外表足以说明好多问题。
“好吧，”我说，“我们一块去。”
他就是赫尔曼•沃金格，他和我一样没有航海经验。
几天后我把赫尔曼当做我的客人带到探险家俱乐部。在那里碰到了极地探险家皮特•胡里森。这人有个醒目的特征，使得他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他的身体像一个城门，并且满脸胡须，看起来像一位从空旷的冻土苔原来的使节。他浑身散发出一股特有的味道，总觉得像牵着一头马熊在行走。
我们带他到墙上的大地图面前，把我们要乘木筏横渡太平洋的计划告诉了他。他一边听，一边瞪大那双天真的眼睛。然后在地板上使劲跺了跺他的木腿(3)，紧紧了腰带。
“太好了，孩子们！我都想跟你们一道去！”
这位老资历的格陵兰探险家为我们斟满啤酒，开始告诉我们原始部落制作的水上工具怎样的可靠，如何能适应水上的各种情况。他自己就曾乘木筏在西伯利亚的大河上航行过。他还驾着船拖着当地的木筏沿北冰洋航行过。他一边谈一边抚摸着他的胡须，说我们一定会玩得非常痛快。
因为胡里森的热情支持，各个渠道突然之间畅通无阻，不久关于我们的消息就登在了《斯堪的纳维亚新闻》上。次日清晨，我在海员之家的小斗室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楼下的电话也不停找我，我们和胡里森谈话的当天夜里就走到城里的高级住宅区，敲响了一个单元的门。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衣着华丽脚穿漆皮拖鞋的年轻人，他在蓝色西服外罩了一件丝绸睡衣。他首先为自己的身体不适表示歉意，并且用一张洒了香水的手帕遮在了鼻子下面。但我们知道这人在战时因战功显赫而闻名美国。在场的除了我们这位身体单薄的主人，还有两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记者，他们年富力强、思维敏捷。我们知道其中一位是个很能干的通讯记者。
主人一边呷着上等威士忌一边说，他对我们的探险很感兴趣。他主动提出要为我们筹集资金，但是要求我们回来以后在报上发表文章并巡回演讲。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并为我们的合作干杯。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彻底解决了。我与赫尔曼立即开始招募队员，准备工具装备，建造木筏，打算赶在飓风季节到来以前出发。
次日，赫尔曼辞掉工作，我们努力地干了起来，空军物资部研究实验室答应送给我们需要的全部东西，还通过探险家俱乐部送给我们很多物资。他们认为，我们这次探险是试验他们装备的最好机会。一切都有了良好的开端。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寻四个愿意和我们一道乘木筏航行的适当人选，并且为旅途弄到供给。
我的伙伴们：画家及破坏专家
几个人共乘一只木筏横渡，人选绝不能马虎了事，否则孤孤单单在海上漂流一个月就可能出现问题和麻烦。我也不愿在完成这次航行后，被人说成是我们之所以能横渡大洋是由于我们比古代秘鲁的木筏建造者更精通航海。不过，我们至少需要一位能使用六分仪和能在海图上标出航程的人，以便能作为我们所有科学报告的基础。
“我认识一个很不错的画家。”我告诉赫尔曼，“他彪悍魁伟会弹吉它，很风趣。他在成家立业拿起画笔和调色板之前，上过航海学校并绕地球航行几周。我们从小就认识，在家时我常和他到山上野营，我写信请他，他一定会来的。”
“听起来这人很合适，”赫尔曼点点头，“我们还要一个无线电报务员。”
“无线电！”我大吃一惊，“我们要它干吗？史前木筏上摆一个无线电台算怎么回事。”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必要的安全措施。只要我们不发求救信号，它就丝毫不影响我们的理论。我们需要它发送天气预报和其他报告。它并不能接收到风暴警报，因为大洋那一部分没有预报，就算有，对于我们这些乘坐木筏的人也没任何作用。”
虽然我有种种理由，最终还是赫尔曼的观点占了上风，而我反对的原因，归根结底就只是不喜欢按钮和开关。
“巧的是，”我说，“我真的认识几个很精于用小型无线电进行远距离联络的人。战时我也学过无线电，物尽其用嘛。不过我必须给克那特•豪格兰和托斯坦•雷阿比写封信。”
“你认识他俩？”
“当然。我是1944年初识克那特的。他由于参加过阻止德国获得原子弹的伞兵行动。英国授过勋章给他；你知道，他曾是破坏吕堪重水储备行动的无线电报务员。我遇到他时，他正好从挪威执行另外的任务回来，因为盖世太保查出了他安放在奥斯陆一家妇产医院烟囱里的秘密电台。纳粹们用测向仪器找到了他，把整个大楼包围了，每扇门前都架了机枪。盖世太保头子菲墨尔亲临现场等着抬克那特下楼。哪知抬下来却是他自己的人。克那特用手枪在阁楼上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打到地窖，又从那里打进后院，然后翻墙溜掉了，在他身后枪弹密集。我是在一座英国古堡里的秘密电台碰见他的，他正组织挪威沦陷区一百多家发射台的秘密联络工作。
“当时我才接受完伞兵训练，我们一起降落在奥斯陆附近的芬马克。正在此时，俄军开进了基尔克内斯地区，一支挪威分遣小队被从苏格兰派往芬马克接替所有俄军的战斗任务。我也被派到那儿。在芬马克我遇到了托斯坦。
“那种高纬度地带的冬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极冬天。头顶的夜空闪烁着北极星，不分昼夜全是漆黑一片。我们来到芬马克被烧毁的地区，那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瓦砾，一个满头金色乱发蓝眼睛的乐天派，从山上的棚屋爬出来，他的脸冻得发紫，穿一身皮衣。这就是托斯坦•雷阿比。最初他逃到英国，在那里接受了特殊训练，然后被偷偷运到挪威的特罗姆塞附近的一个地方。他一直带着一部发报机藏在靠近战舰‘蒂尔匹兹’号一带，他连续数月每天向英国发报，报告舰上的一举一动。他把秘密电台接在了一个德国军官架的接收天线上，每天晚上发报。正是由于他定时发报引导英国的轰炸机，才把‘蒂尔匹兹’号轰掉了。
“托斯坦逃往瑞典，再由瑞典渡海回英国，然后带着一部新的发报机跳伞降落到德军战地后方的芬马克荒原上。德军撤退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我们的后方，于是从藏身处出来，用他的小无线电发报机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主机被地雷炸掉了。我打赌克那特和托斯坦早就在家待烦了，他们一定会乐于乘木筏航海。”
“那么写信邀请他们。”赫尔曼建议。
因此我就给埃里克、克那特和托斯坦各写一封短信，一句虚伪的客套话都没有：
“拟乘木筏横渡太平洋，以证明南海群岛的民族来自秘鲁。可愿加入？保证免费提供去秘鲁及南海群岛的往返旅程的一切费用，其余则一概不管。你的技术将在航行中大显身手。请即回复。”
第二天托斯坦打来电话：
“即来。托斯坦。”
其余二人也接受了邀请。
来自军方的支持
在第六个人选上，我们一会物色这个一会又选择那个，每次都举棋不定。与此同时我和赫尔曼需要解决给养问题。我们不愿在海上吃驼羊肉和苦马拉白薯干，我们这次探险可不是为了证明我们以前是印第安人。我们是为了验证木筏的性能、适航性和承载能力，确定光靠大自然的力量能否真正驱使它，横渡大海到达波利尼西亚，同时木筏上的人还能由始至终生活在上面。先前渡海的土著一定是靠干肉、干鱼和苦马拉白薯干维持生命的，因为这些是他们在陆地上的主食。我们还计划在实际航海时试试，看看他们是否在航行途中补充鲜鱼和雨水。我们吃什么东西呢，我忆起了战时吃过的简便军用份饭。
正当此时，华盛顿挪威大使馆的军事参赞新调来了一位助理。在芬马克时，我曾在他所在的连队担任过副连长，这人雷厉风行，解决任何问题都很积极迅速。比恩•罗尔霍尔是那种精力旺盛的人，他如果在冲出重围之后不能立即找到一个新的难题，他会不知所措。
我写信向他说明了情况，希望他运用他追踪人的本领在美军军需部找到一位联系人。或许恰巧实验室正在实验一种战地口粮，我们可以供他们试验，就像上次为空军实验室试验装备那样。
两天以后比恩在华盛顿打来了电话。他已和美国国防事外部组联系上了，他们想了解所有细节。
赫尔曼和我立刻坐上火车直奔华盛顿。
我们在军事参赞处比恩的办公室找到他。
“我想没什么问题，”他说，“只要能带一封上校的正式信函，明天他们就可以在外事组接待我们。”
他口中的“上校”就是挪威军事参赞奥拓•蒙特卡思。他非常乐意帮忙，他听完我们的计划，欣然提笔为我们写了一封正式信函。
次日我们去拿信时，他忽然站起来说，他要亲自陪我们去一趟。我们乘上校的专车开向三角大楼国防部。上校和比恩身着他们漂亮的军服坐在前排，我和赫尔曼坐后面。从风挡玻璃向外看着前面巍然耸立如庞然大物般的三角大楼。这座有着三万职员和十六英里楼道的巨楼，将是我们同军方“高层”进行木筏会谈的地点。我和赫尔曼突然觉得我们的木筏在此时此地显得渺小无比。
楼道里错综复杂，我们在里面穿来穿去，好不容易才走到外事处门口，然后我们就被一群身着崭新制服的人包围了，沿着一张巨大的红木桌就座，主席位上坐的是外事处主任。
那位出身西点军校的军官面目冷峻、肩膀宽阔地坐在桌子另一端，显得格外魁梧。一开始他不太明白美国国防部和我们的木筏之间的关系，所幸上校言辞得当，军官们左一句右一句的盘诘帮了我们大忙，他逐渐同我们立场一致，他很有兴趣地看了空军物资部装备实验室的信件，而后起身，言简意赅地指示部下帮助我们联系，并祝我们成功。说完他大步流星地走出会议室。当他身后的门关上之后，一个年轻上尉小声对我说：
“我保证你能搞到需要的东西。你们这事听来像一个小型军事行动，给我们这平淡乏味的办公室生活带来了变化；另外这也是一次彻底试验这些装备的绝好机会。”
联络官立刻为我们安排与军需局装备试验实验室的路易斯上校会面，并且用车把我们送过去。
上校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大个子，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猎手。他立即召集各科负责人来。大家都很友好，找了一大堆想让我们彻底试验的装备。他们频频念出的名单，几乎全是我们想要的，从战地口粮、防晒油到防水睡袋应有尽有。这全是我们想要却不敢要求的东西。然后他们带我们走了一圈去看这些物品。我们尝了精制的特制口粮；试了即便浸在水中也照样正常工作的机器。新式气化煤油炉、水桶、橡皮袋和特制橡胶靴、炊事用具和水上漂的叉子以及探险队所需的一切。
我看了看赫尔曼。他那样子像透了被一位富有亲戚带着逛商店的垂涎欲滴的孩童。上校在前面领路，让我们看了这些好东西，看完之后，参谋人员已记下了我们所需的一切。我满以为已大功告成，想立即跑回饭店的床上躺下，从从容容地把整件事情细细想一遍。不料，此时魁梧友善的上校突然说：
“好了，现在我们必须回去和领导人商量一下，能否把这些东西给你们，要由他来决定。”
这话如同从天而降的一桶冷水把我打蒙了。我们还要从头再费一番口舌。天晓得这个“领导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位领导是一个严峻的矮个子。我们进办公室时，他用尖利的蓝眼睛坐在写字台后打量我们。他让我们坐下。
“这些先生有什么需要？”他厉声质问路易斯上校，眼睛直盯着我看。
“哦，几件小玩意儿。”路易斯连忙答道。他简单介绍了我们到此的目的，这位负责人认真听着，他几乎一动也不动。
“那么，我们又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些什么呢？”刚才的那番话只是白费口舌。
“是这样，”路易斯安抚道，“探险队将在极度恶劣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装备，我们希望他们在用了这些新型给养和装备后给我们写出报告来。”
写字台后的严厉军人在椅子上慢慢往后靠了靠，他的目光似停在我身上，我感到自己的身子直往皮椅里缩，他冷漠地说了一句：
“我看不出他们能带给我们一丁点儿好处。”
屋内一片肃静。路易斯上校摸了一下领口，而我们二人什么话也没说。
“不过嘛，”这位领导忽然又开口，同时，他的眼角闪烁着一丝亮光，“勇气和上进心非常重要。上校，就把东西交给他们吧！”
当我们乘车回旅馆时，我已沉浸在欢喜愉悦之中，此时赫尔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喝醉了吗？”我关切道。
“不，”他继续笑着，“我是在盘算那684箱菠萝，我最喜欢吃菠萝。”
要做的事真是麻烦万分，并且一大半都须同时做，因为六个人和一支木筏以及上面提过的货品都得一起在南方秘鲁河岸集中。只有三个月时间，我们可没有阿拉丁神灯(4)。
联络官开了一封介绍信给我们到纽约见哥伦比亚大学的贝赫尔教授。他任国防部地理研究会主任，他欣然同意把那些进行科学测量用的宝贝仪器给我们。
而后我们又飞赴华盛顿见海军水文地理学研究所的格罗文海军上将。这位亲切的老头子把他的部下召集到办公室，手指着墙上的太平洋海图介绍了我和赫尔曼。
“这些年轻人想去核实我们的海图。帮助他们吧！”
在各个渠道越来越通畅时，英国的罗姆思顿上校在华盛顿召开了军部代表会，讨论我们将遇到的某些问题和成功的把握。他们提供了好多有益的建议和一批英国装备，他们用飞机运来这些装备以便我们在远航时试用。一位英国医官热心地推介了一种神奇的防鲨药粉。一旦有鲨鱼来袭，只要在水中撒几撮这药粉，它们就立刻抱头鼠窜。
“先生，”我客气地问道，“这种粉末管用吗？”
“嗯，”这位英国人微微一笑，“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时日无多，飞机替代了火车，出租车代替了双腿，我们再度成为穷光蛋。我们把路费花光以后，就去拜访了我们的纽约朋友和财东筹措费用。在那儿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我们的经济总管高烧不起，他的两位同事在他病愈之前是一筹莫展。他们答应遵守我们之间的经济协议，但病愈之前暂时无能为力。他们要求我们把时间往后推。可这却无法办到，那么多环节都已开始运作，我们已无法停止。现在，我们只能一往无前，要想刹车已不可能了。我们的财东朋友同意解散全部辛迪加，方便我们能尽快独立行动，以免扯我们后腿。
我们走到街上时简直是无可奈何。
“十二月，一月，二月。”赫尔曼说。
“时间不等人，”我说，“三月份我一定要起程！”
假如万事都渺茫，有一件事却清晰无比。我们这次航行是有目标的，我们不想这次出航被别人看成一场惊险表演，把我们和坐在空桶里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滚下来，或一连十七天坐在旗杆顶上的马戏师画上等号。
“我们可不需要那种吹捧宣传式的财政支持。”赫尔曼说。
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同。
我们弄得到挪威钱币。但这不能解决大洋彼岸的问题。我们可以向有关机构申请资助，可别人都不愿为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出资，并且说白了，我们之所以要乘木筏探险正是因为这一点。没过多久我们发觉，无论报界或私人都不敢进行这种被他们看成“自杀”性的投资航海，可是一旦我们能平安归来，又另当别论了。
当时的情况让人灰心，一连好多天我们看不见一丝希望，这时候，蒙特卡思上校奇迹般出现了。
“你们被困住了，伙计们，”他说，“先给你们一张支票，等你们从南海群岛回来再还给我吧。”
还有其他人也提供了资助，很快我一个人借的款项就足以应付了，不必再求助于任何人了。我们可以飞赴南美赶造木筏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
古代秘鲁的木筏用轻木造的，干透的轻木更轻。轻木只生长在秘鲁境内的安底斯山脉，因此印加时期的航海家要沿海北上到厄瓜多尔的太平洋岸边砍伐轻木树。我们也打算照此办理。
如今旅行问题已跟印加时代相去甚远。我们拥有汽车、飞机和旅游局，不过为了让事情显得并不容易，今人设立了国境这个障碍物，以及国境上带着铜纽扣的人员，他们不信任任何人，粗鲁地对待别人的行李，而且还用盖了章的表格弄得你意乱心慌；但前提是，你最终能够侥幸进入国境。因为害怕这种穿制服的人，我们决定，不能就这样带着那些莫名其妙的机器和箱子在南美着陆，而后恭恭敬敬摘下帽子，用生涩的西班牙语请求我们入境并允许乘木筏离开。他们定会把我们铐进监狱去。
“这样不行，”赫尔曼说，“我们务必要弄一封官方正式介绍信。”
在已经解散的三方辛迪加中，有一位联合国记者，他主动开车送我们到联合国求援。当我们进入会议厅时，那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厅内各国人并排坐着，聚精会神地听一个黑发俄国人唾沫横飞地演讲，他背后的墙上装饰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
我的朋友利用沉默的瞬间，设法找到秘鲁的一位代表和厄瓜多尔的代表。他们坐在前厅的大沙发上聆听我们为证明一个理论而横渡大洋的计划。这理论提出，一种具有古代文明的人是从他们的国度出发首先到达太平洋群岛的。二人均应承向政府汇报，并保证当我们抵达他们国家时帮助我们。崔格威•李路过前厅时听说我们是他同胞，就走了过来；有人提议让他和我们一块乘木筏走一趟。可陆上的风浪就已够他受了。联合国副秘书长，智利的本杰明•柯亨本人就是著名的业余考古学家，他替我们写了一封信给秘鲁总统，二人私交甚笃。在大厅内我们还碰到挪威大使，摩根斯蒂尔恩的威廉•封•蒙特，后来他给予我们探险队宝贵的支持。
现在所有事情全办妥了！我们终于买了赴南美的机票。当引擎启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时，我们疲惫不堪地倒在座椅上，感到一种无与伦比又不可言说的轻松感。第一阶段终于结束了，现在我们终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探险之路。
【注释】
(1)轻木产自安底斯山，与软木类似，二战时曾被用来制造战斗机的机翼。
(2)纽约的一个区，位于长岛的西南。
(3)皮特·胡里森是格陵兰探险家，他的腿就是在探险时摔断的。
(4)指《天方夜谭》中能满足人们各种愿望的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