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是理性经济人的典范。25岁时，他成为美国最年轻的银行总裁。他向某报记者夸口说：“我希望在35岁时成为百万富翁。”这在1915年可谓志存高远，因为当时的美国人均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一块面包的价格是9美分。然而，肯尼迪最终实现了他的远大目标——他成为华尔街的交易员，1922年仅凭一单交易就赚了650 000美元。即使在那场载入史册的股市暴跌中，肯尼迪依然好运不断（之前他恰好适时地卖出了自己持有的股票）。1933年，他再次显示出在时机把握方面无可挑剔的能力——恰逢禁酒令即将终止之际，他与帝王公司（Dewar’s）签订了向美国进口酒类的条件优厚的合约。而当好莱坞电影产业蒸蒸日上时，他又与人合作创办了雷电华影业公司（RKO Pictures），其资产超过8 000万美元。
约瑟夫·肯尼迪在个人生活中也显示出其强烈的理性利己主义精神。他与漂亮的女影星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曾有一段情史，不过在她的电影严重超出预算后他就甩了她，还让斯旺森自己收拾烂摊子。后来，他的野心又从金钱转向政治权力，成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并策划让自己的大儿子成为美国总统。
然而，这位爱尔兰人的幸运并没有传给他的后代。他英俊迷人的大儿子小约瑟夫（Joseph Jr.，就是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美国总统的那一位），29岁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次轰炸行动中阵亡。他美丽的女儿凯瑟琳在嫁给德文郡公爵的继承人威廉·卡文迪什后，看似即将过上美满的生活，可就在婚后4个月，卡文迪什就在一次行动中丧生，之后凯瑟琳也在1948年的一次坠机事件中遇难。约瑟夫的二儿子约翰·肯尼迪当选了总统，世人皆知，但他于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遭到暗杀。之后，他的三儿子罗伯特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遭到枪杀；而他最小的儿子特迪在1969年死里逃生——他在查帕奎迪克岛驾车时冲下一座桥，车上的乘客玛丽·乔·科佩奇尼当场溺亡。
再下一代的肯尼迪家族似乎运气更糟。1984年，约瑟夫的孙子戴维在迈阿密一家酒店中因服用过量的毒品导致身亡。戴维的兄弟迈克尔1997年在一次滑雪事故中丧生。而在1999年，约翰·肯尼迪总统那帅气逼人的儿子小约翰·F·肯尼迪的生命也以悲剧终结——他驾驶的飞机在某个夜晚坠入长岛附近冰冷的海水中。故事讲到这里，你应该可以听到那幽怨的风琴曲在背景中飘荡，这些资料足够供一位前《纽约时报》编辑写成一本《肯尼迪家族的诅咒》（The Curse of the Kennedys）。
为什么约瑟夫·肯尼迪一生做出了各种英明的决策，而他的后代却好似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驱使着，总是做出不幸的选择呢？肯尼迪家族之谜生动地演示出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人们的决策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在这个问题上，专家们持有严重的分歧。一些专家断言我们的选择是非常理性的；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我们的决策常常是非理性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愚蠢的。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显示，人类行为与其他动物行为之间存在联系，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虽然人类的决定常常看似愚蠢，但如果你透过表面去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是深度理性的。
不过，为了透过表面看到实质，需要彻底重塑我们对人类大脑的看法。我们不要探讨大脑是否善于解决诸如华尔街投资或是SAT考试（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之类的现代问题，而是应该思考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解决千百年前人类祖先所面对的核心问题的。透过广角的进化镜头观察现代行为，我们就可以获得关于人类决策的最新认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会转变我们看待理性决策的方式，揭示出在那些看似愚蠢的决策背后隐藏的惊人智慧——包括肯尼迪家族的决策、同事的决策、家人的决策，以及你的股票经纪人的决策。
我们将会发现，通过对肯尼迪家族不幸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能够让我们看到自身、朋友、邻居乃至人性中某种根本性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将从3类不同的研究领域，再仔细看看约瑟夫·肯尼迪及其后代的选择。
理性的经济人
对于肯尼迪家族的幸运与不幸，一种解释基于研究已超过一个世纪的古典理论：理性经济学。如果你读过商科或经济学课程，那么只要仔细阅读报纸的金融版面，就会很熟悉这种理论。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对其观点进行了讽刺，剧中冷酷无情、精于算计的角色戈登·盖克宣称：“贪婪是好事！”（Greed is good!）而挥金如土的罗杰·巴恩斯则提出了那个经典的问题：“这对我有什么好处？”（What’s in it for moi?）
理性经济学家都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要对理性经济学家的形象有更贴切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穿着剪裁精良的西装坐在计算机前，头顶上闪着股票走势。典型的理性经济学家大都扎在海量的数据中，钻研数字，在纸片上写满数学方程式，茶歇时会喝三杯浓缩的咖啡。虽然现实世界中的理性经济学家并非都穿着正装去华尔街上班，但他们大多基于理性自利的原则去分析和决策。任何决策——不管是要鼓励大一点儿的孩子还是小一点儿的孩子竞选总统、做进口酒生意还是搞演艺业、跟好莱坞小明星谈情说爱还是甩了她，所有决策最后都归结为一个问题：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做决策时是超级理性的“经济人”。一般人都会像约瑟夫·肯尼迪或戈登·盖克那样善于获知哪种选择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比如约瑟夫·肯尼迪决定卖出股票或是结束跟女友格洛丽亚·斯旺森的关系时一样，我们做出选择时是基于最佳的可得信息。当然，我们不能确切地预知未来，意料之外的随机事件也确实会发生。尽管这些随机事件在统计中最终会正负相抵，但就股市和坠机事件而言，有些平时看似很有道理的选择却会导致不幸的结局。从古典理性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生在肯尼迪家族第二代和第三代成员身上接连不断的家庭悲剧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诅咒，它更像是一连串不走运的赌博——谈不上神奇，只是碰巧倒霉而已。
非理性的傻瓜
然而对于肯尼迪家族的灾难，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约瑟夫·肯尼迪的后代不是运气太糟，而是判断力太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桑迪·格雷迪认为，“肯尼迪家族的诅咒”源于“他们祖传的富有男子气概的勇猛，以致变成了鲁莽”。这当然适用于第一场悲剧——小约瑟夫之死。这位肯尼迪家族的长子当时已经执行了足够的飞行轰炸任务，原本有资格撤退，但他自告奋勇，驾驶着一架载满炸药的飞机，直接飞向一处防御森严的德国加农炮阵地。同样鲁莽的决策风格也体现在其孙辈迈克尔的身上，导致他在滑雪时莽撞地冲下一段树木丛生的山坡而意外身亡。至于特迪的汽车冲下查帕奎迪克大桥，更是随机的坏运气，当然一夜狂欢和一点儿糟糕的判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糟糕的判断力理论，与当前最流行的决策理论一拍即合，即我们的判断和决策常常是有瑕疵的、不理性的。
请想象以下情形：
A君排队买电影票。当他到达售票窗口时，得知自己恰好是第100万名顾客，并因此获得了100美元的奖励。
B君在另外一家电影院排队。排在他前面的那个人到达售票窗口时，恰好是第100万名顾客，因此那个人获得了1 000美元的奖励；而B君作为紧随其后的顾客，只得到了150美元的奖励。
那么，你愿意做A君还是做B君？
理性经济学家的预期是，除非你对钱过敏（就像有的人碰到硬币皮肤会痒一样），否则任何正常人都会选择做B君，因为他比A君多得了50美元。可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宁愿自己是A君。人们做出这种非理性的选择——放弃额外的50美元，只是为了回避那种只差一点儿就拿到1 000美元的沮丧感。
这种非理性偏见被称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指人们对损失的关注往往甚于对收益的关注。这种偏见的发现者是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他们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实验心理学联姻的产物）。行为经济学家是严谨的科学家，他们一般在实验室里工作，就人类行为做各种实验。虽然严谨，但典型的行为经济学家也颇具幽默感，他们喜欢挖掘人性的弱点并予以曝光，再对我们共有的非理性特征窃笑一番。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身着实验室白大褂，里面却穿了件滚石乐队的T恤——就是将“大红舌头”伸出来的那件。
从行为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有缺陷的复杂装置。理性经济学家把大脑看成是一辆闪亮的劳斯莱斯汽车，配备了强劲的12缸发动机和先进的导航系统；与此相反，在行为经济学家眼中，大脑更像是一辆行动迟缓的三汽缸南斯拉夫Yugo牌汽车，只有方向显示帮助导航。行为经济学家已用无数研究证明，我们那不堪重负的大脑常常无法做出理性经济学家所期待的富有逻辑的选择。人们也许都渴望理性，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做的日常选择恰恰有悖于那些冰冷生硬的理性经济学原理。
暴露我们思维缺陷的书籍和科学论文已经足够装满一个图书馆了。如果你在维基百科上搜索“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列表”，就会发现迄今为止专家已经确认了97种不同的心智缺陷（mental defect）。不如趁坐在抛锚的Yugo汽车里面等待救援拖车的好空当，先让我们来了解几个好玩儿的心智缺陷吧。
首先，来看一下“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即人们认为过去的事件会影响未来概率的非理性倾向。比如，如果一个人连续抛5次硬币都是正面，那么他极有可能猜测下一次是反面，这就是赌徒谬误。这当然很愚蠢，因为无论之前发生过什么，下一次抛币的结果是正面和反面的概率都是50%。在约翰·欧文的小说《盖普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中，主人公盖普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当一架小飞机坠毁在一幢房子上之后，他立即决定购买这处物业，因为他认为另一架飞机撞上这幢房子的概率已降到了零。再比如，当他的妻子在连生了两个女孩后，又要生第三个孩子时，很多人都相信她这次“肯定”会生男孩。
其次，还有“后见之明偏见”（hindsight bias），即得知新的信息时那种内心认为“我早就知道”的非理性倾向。在总统大选前，人们都比较相信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会获胜。可是几个月之后，当公布票选结果时，那些曾支持米特·罗姆尼或是约翰·克里的人都说自己早就知道他会输！
此外，我们的大脑还被“群聚错觉”（clustering illusion）这样的偏见所困扰，即倾向于看到根本不存在的规律。例如，人们普遍认为篮球队员连续投中三分球就说明他是“热手”，尽管统计结果已说明那只是随机发生的幸运事件。你可以在家试试这一招：抛20次硬币，按顺序记下每次是正面还是反面，然后问问你的朋友能否发现其中的“规律”。如果你的朋友跟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他们很快会在这个序列中找到“有意义”的规律，尽管这只是随机事件。
赌徒谬误、后见之明偏见和群聚错觉只是非理性冰山的一角，除此之外还有基率谬误（base–rate fallacy）、错误共识错觉（false–consensus illusion）、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假确定性效应（pseudocertainty effect）、终极归因谬误（ultimate–attribution error）、鸵鸟效应（ostrich effect）等90多种心智缺陷。基于所有的证据，行为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将人类描述为理性的、像计算机一样的经济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并非只有肯尼迪家族才会做出糟糕的决策。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人们的决策常常让他们自己显得头脑简单、缺乏理性，弄巧成拙，即使那些所谓的专家也是如此。所有这些与生俱来的心智缺陷都说明，我们这些人不仅不是超级理性的经济人，而且更像是一群愚蠢的傻瓜。
深层理性：动物与人
然而，人类真的是笨手笨脚的傻瓜，一直做着违反自身利益的愚蠢决策吗？对肯尼迪家族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他们的决策倒也没有那么愚蠢。在导致小约瑟夫和小约翰殒命的两次坠机事件之间的半个世纪中，虽然发生了那么多悲剧，但也很难说肯尼迪家族就是遭到了诅咒。在坠桥事故之后，特迪·肯尼迪成为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长排名第四的参议员，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影响巨大，直到77岁寿终正寝。下一代肯尼迪家族的成员中也不乏美国众议员、副州长，以及成功的商人、电影制片人和慈善家，似乎这些后代都被“诅咒”拥有充足的财富、机遇、权力及地位。因此，虽然偶有判断失误，但约瑟夫·肯尼迪的后代似乎也做出了很多正确的决策。
肯尼迪家族虽然未必是超级理性的经济人，但显然他们也不是傻瓜。我们亦是如此。尽管我们的个别决策让人匪夷所思，但总体上我们还算混得不错。想想看，我们的父母有时不太负责任，他们的祖先也是没受过教育的粗人，可是退一万步讲，正是因为他们的决策足够好，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坐在这儿谈论他们。眼下的你正在平静地读着这本书，而不是在森林里觅食，也不用担心被野兽吃了，这个事实就证明了人类大脑的精密性与复杂性。现代智人是庞大猿族里最成功的一个分支，他们恐怕也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拥有相当强大的大脑，才使得人类可以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繁荣发展。既然如此，现代科学怎么会宣称这些地球上最富有创造力的生物是一群不理性的傻瓜呢？
关于人类决策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辩论，还因其中一个关键的局限性而存有缺陷：它们大多忽视了人类是动物王国的成员这个事实。我们只关注自己属于高贵的物种，却忽视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如果我们端起相机以广角观察，看看智人在其他灵长类动物、哺乳动物，以及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就能够对自己有个全新的了解。
采用这种广角观点的就是所谓的第三类科学家：进化心理学家。基于实验心理学、人类学和进化生物学等方面的学习研究，进化心理学家放眼全局，从全球各个角落观察动物与人类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可以想象，一个人穿着卡其布衬衫，舞弄着双筒望远镜，破破烂烂的背包里露出一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进化心理学家都符合这种形象（有的人就会西装革履地教授市场营销学），但他们都跟达尔文的思想有重要的关联，正是这种思想启发他们以进化生物学家研究动物的方式去研究人类。
生物学家认为，所有动物其大脑的设计都是为了使进化的成功率最大化，他们称之为“适应性”。进化心理学家把同样的假设应用于人类动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总是有意识地思考：这个选择如何能让我的繁殖更成功？但是它的确意味着，跟其他动物一样，自然选择赋予现代人大脑的决策方式，曾经使我们的祖先拥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你、我和肯尼迪家族成员的决策是基于一种发展了几千年的潜在智慧之上的，在这几千年中，我们的祖先成功地解决了生存与交换的问题。这就是说，在现代人的颅骨中，装着石器时代的大脑，其设计功能是为了适应人类祖先生活的环境，其决策方式曾经解决了人类祖先经常遇到的问题。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古典理性经济学家和现代行为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有对有错。行为经济学家的正确之处在于，我们的决策是有偏差的，虽然有时我们会做出愚蠢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决策总是愚蠢的。而理性经济学家的正确之处在于，我们的决策也是深度理性和睿智的，但并不总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理性和睿智。
猴子与人的损失厌恶
以下哪种情况会导致你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在街上捡到了50美元，还是发现钱包里少了50美元？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丢钱对你的影响会更大。人们捡到钱时都会有点儿高兴，可丢钱的时候却是极其沮丧。这就是损失厌恶背后的理念：损失对人造成的心理影响比等量的收益更大。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损失厌恶是不理性的，因为50美元的价值就是50美元，不管是得到的还是失去的。但是，损失厌恶真有那么愚蠢吗？让我们从进化的角度思考一下。
不久以前，大家还认为只有人类才会产生“不理性”的厌恶损失，但是新的证据表明，损失厌恶可能在我们的进化体系中有着更深的渊源。耶鲁大学的文卡特·拉克希米纳拉亚南、基斯·陈和洛里·桑托斯做了一系列实验，给卷尾猴一些代币，它们可以用来“购买”美味的苹果片。虽然从未上过经济学入门课程，但猴子们很快学会了如何使用代币。不过接下来，研究人员增加了一个有趣的环节：他们给卷尾猴一个选择，可以分别向两个人购买苹果片：甲总是给猴子一片苹果，然后跟它换一个代币；而乙总是让猴子看到两片苹果，但只给它一片，然后换一个代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两个人提供的是完全一样的交易：一个代币换一片苹果。但是，乙展示两片苹果却只给出一片，这让猴子关注到了自己的损失——第二片苹果。因此，这些猴子明显更喜欢跟甲做交易，尽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乙提供了同样的交易。由此可见，猴子跟人类一样，也痛恨损失的感觉。
假如损失厌恶曾经一直导致我们的祖先做出糟糕的决策，那么人类（以及猴子）的大脑会预设这种心理偏见吗？可能不会吧。更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的大脑之所以会预设这种偏见，是因为它在历史上促成的决策曾经提高了人类的适应性。自然选择是个相当有效的过程，因此如果你发现一种行为在人类和其他物种中普遍存在，那么最好首先猜测这是一种适应性的表现，而不要认为只是出于愚蠢的决策。
因此，当我们从进化成功的角度去思考时，人类做出的很多看似不理性的选择可能也就没那么愚蠢了。大多数动物（包括人类的祖先和现代卷尾猴）都处于生存的边缘。研究早期人类文明的古生物学家发现，我们的祖先要面对经常性的干旱期和封冻期。当你在饥饿中挣扎时，食物储备量的略微减少要比略微增加造成的差别大得多。人类学家对仍然生活在狩猎、采集和简单的农耕社会的人群研究后发现，他们很多习惯性选择的目的并不是创造获得充足食物供应的最好机会，而是为了尽量避免出现食品供应不足的风险。换言之，所有人都具有避免生活水平降至危及自身及家人温饱线以下的强烈动机。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曾如此厌恶损失，而是过于冒险去追求高收益，那么他们很可能满盘皆输，没有机会成为任何人的祖先。
虽然我们生活的环境与冰河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但我们的大脑确实遗传自那时的人类。因此，理解我们在现代社会的行为方式，拓宽视野非常重要。进化心理学家试图汇集多方线索，综合运用心理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生物学的各种发现进行研究。当我们纵观整个动物王国更深层的决策逻辑时，就会清楚地看到，所有动物（包括人类）的决策，都是为了实现深层次的进化目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说明我们的很多决策偏见、谬误和判断失误可能未必是设计缺陷，而是设计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