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7位次级自我。我们可能认为这些次级自我就像住在脑子里的7个疯狂的小矮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要把他们想象成由人类先辈组成的智囊团。每位先辈都有几十万年成功解决问题的经验，这正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当你在现实世界中面临重要的决策时，你脑中的智囊团就会明智地听从在进化中最适合处理这种情形的那位先辈的指令。要了解每位次级自我将如何处理给定的情况，让我们考虑一下它们是如何思考、如何被激活为舵手，以及它们遇到的具体进化挑战又是什么。
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保安人员
虽然人类可以相互帮助，但一直以来也形成了相互威胁的关系。研究早期人类头盖骨残片的犯罪学家和研究人类文明的专家都发现，凶杀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发明。相反，人类群居祖先的凶杀率，会令底特律或是洛杉矶都相形见绌——即使那些坏蛋不是来取你性命，他们也会盗窃你的财物、掳走你的配偶或孩子，甚至烧毁你的村庄。因此，我们的祖先必须成功地避免其他掠夺者的威胁。
暴力威胁在现代世界仍然存在。2008年，美国有16 000人遭到谋杀，830 000人受到故意伤害。每天的新闻节目都会播报世界上又有什么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普通市民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暴力伤害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配备了运动传感器、红外探测器、护卫犬，还在家里安装了防盗报警装置——更别提还要支付几百美元的年费雇人日夜监控这些系统。有钱人住在封闭社区里，还要雇佣保安人员；普通人会在门窗上多加几把锁。
也有人更加积极地进行自卫并购置武器——从小型的带夜视功能的Glock 17C手枪（售价542美元），到Barrett.50口径半自动狙击步枪（网上售价11 699美元，配备全套十发弹匣、瞄准镜和枪托）。就算你还没有购买武器，但如果你缴了税，就意味着已经为国家军队购买了武器装备。2011年，美国政府预算中有600亿美元用于“安全防卫”，还有9 640亿美元用于“国防”。美国总人口为3.11亿，算起来平均每个人每年要为政府保护支付3 294.60美元，这还不包括你额外缴纳的供养地方警察的税额。
在同事的配合下，我们做了大量关于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个犹如妄想狂一般的次级自我不仅会因真实存在的危险或所感知到的身体危险而进入备战状态，就连看到陌生人脸上生气的表情、观看恐怖电影或有关犯罪事件的新闻报道时，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而说到保安人员，在你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时就可以激活你的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
在前面提到的广告研究中，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会促使我们产生融入群体的意向，也会使我们受到他人意见的影响。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问受试者喜欢奔驰汽车还是宝马汽车。当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被激活时，他们会选择大多数人都喜欢的那个品牌。
激活内在的保安人员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警惕。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刚走过去的那群丑八怪会偷我的东西或烧毁我的房子吗？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激活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会让受试者认为来自其他群体的人看上去都是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尽管他们的表情是完全中性的。这种警惕性的倾向和妄想症的倾向迫使人们投入资源去弥补其弱点或漏洞，并相信与大多数人建立联盟很有价值。总之，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希望免受任何潜在的生理伤害。
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强迫症患者
生物学家推测，他人携带的传染性疾病在人类进化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14世纪，黑死病夺去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将近一半人的生命。两个世纪后，从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欧洲人的后裔来到美洲，又带来了水痘、麻疹、伤寒等疾病，导致墨西哥超过75%的人口丧生。1918年，西班牙的流感导致全球4 000万到1亿人丧生。
现代人类已研发出控制若干种疾病并限制其传播的技术，例如超市购物车把手上的清洁擦、牛奶巴氏消毒法，以及医疗器具的专业消毒等。但是，你在街上遇到的人有可能携带有传染性病菌，甚至是致命的病毒，它们潜伏在那里等待着被接触的时刻，让这些有可能致命的细菌跳到你身上来。据国际卫生组织估计，流感、肺结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每年都会夺走1 500万人的生命（这个数字超过了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芝加哥、迈阿密和西雅图等城市全部人口数量的总和）。
这种威胁永远存在的结果，就是迫使人体进化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免疫系统。另一个结果，就是进化出了人类的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也就是心理学家马克·沙勒所称的“行为免疫系统”，即一系列预防性的心理机制，能够帮助我们预防传染。
当我们听到其他人打喷嚏、咳嗽、看到皮肤病变的症状、闻到不良气味时，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都会被激活。甚至一想到来自偏远地区的人（例如斯里兰卡和埃塞俄比亚，而不是夏威夷或伦敦），都会导致这类次级自我进入备战状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对于偏远地区的人员携带的外来病菌，我们不太可能拥有抗体，也许他们在我们毫不知情的前提下就带来了可能致命的病菌。
当内在的强迫性疑病症患者进入备战状态时，我们会采用阻碍病菌传播的行为模式。因为其他人有可能携带病菌，所以这位次级自我会使我们为了避免和外界接触而变得更加内向，对他人的容忍度也会降低——因为外来人口有可能携带更多的外来病菌。卡洛斯·纳瓦雷特和丹·费斯勒在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怀孕的前3个月尤其害怕外国人，这正是最容易导致胎儿感染的时期。总之，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希望规避任何与病菌有关的事物。
社交型次级自我：团队合作者
他人会带来威胁和疾病，但他们同样也是我们生命中重要收益的来源。若要成功地进化，人类祖先就需要跟其他同伴友好地相处。研究狩猎采集族群的人类学家发现，交朋友和建立同盟对于进化的成功至关重要。例如，人类学家金·希尔和玛格达莱娜·乌尔塔多深入南美洲的热带雨林，研究了一个名为“Aché”的部落，仔细记录下该部落中有哪些成员会跟他人分享食物。他们发现，此部落中的人们都为彼此提供了自然的饥饿保险。在没有冷藏设备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吃不完一头猪，便可以由几个家庭共同分享猎物，这样就可以共担风险，从而平安度过缺少食物的困难时期。
这个部落的人不仅共同分享食物，而且相互传授宝贵的生活技能，例如捕鱼、烧饭、修建房屋。东西太大一个人搬不动的时候，大家就齐心协力一起搬。有坏人来袭时，人多力量大，也会更安全。
对朋友和同盟的需求，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祖先搬出丛林住进大城市而终止。现代城市的居民仍然在为建立和保持友谊投入大量精力。例如，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脸谱网（Facebook）的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超过10亿，他们用大量时间分享报纸上的好文章、新出的好歌，或是了解朋友家的孩子取得的好成绩，还要发表适当的评论（“你一定很骄傲吧，詹妮！”）。我的研究生每年在手机上的开销超过1 000美元，虽然他们的年收入只有15 000美元。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准备搬家时，当我们的汽车抛锚需要搭车时，或当我们需要育儿建议时，我们都需要朋友。
社交型次级自我可以被任何关于友谊的线索所触发（例如，你从前的大学室友给你寄了张贺年卡，或是同事请你吃了午饭）。这位次级自我在友谊受到威胁时也会被激活。如果你感觉孤独、没人爱或遭到他人利用时，社交型次级自我就会跳出来掌舵。当内在的团队合作者进入备战状态时，人们会花更多钱去购买能把自己和他人联系起来的商品，而不是用于独自消费的商品。这位自我也会促使我们去做自己可能不喜欢但是朋友喜欢的事情，例如陪朋友看一场很烂的电影。总之，社交型次级自我希望被他人认可、喜欢，被他人当作朋友。
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积极进取者
除了努力与同伴相处，我们的祖先还需要应对另一个挑战，即在群体中获得并保持自己的地位。获得他人的尊敬总是能带来各种益处，但这样的机制并不是从人类才开始的。例如，狒狒首领总能享用到第一口食物并占据水坑边最好的位置，雄猩猩首领能够跟最好的雌猩猩交配。斯坦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对一个狒狒族群进行了多年的跟踪研究，他发现，族群中地位高的动物比地位低的动物的生理应激反应更少。
社会地位高的好处在现代社会仍旧适用——老板有大办公室，他的雷克萨斯汽车有专用的停车位，可以坐飞机的头等舱，可以去最好的餐厅用餐。因此，很多人都殚精竭虑向别人显示自己的地位，包括花大价钱买古奇鞋、阿玛尼西装、劳力士手表、宝马汽车，以及在高档酒店吃500美元一顿的大餐。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称的“奢侈病”已影响到各阶层的购买行为，包括300美元的鞋、10 000美元的户外烧烤架、20 000美元的冰箱、200万美元的豪宅，还有私人飞机和超大型游艇等。在中产阶级聚居的市郊，十几岁的年轻人正处于确立自己社会地位的关键阶段，他们常常要求父母多花一倍的钱给他们买衣服和背包，生怕在同学面前丢脸。
其他动物主要靠力量夺取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意味着需要对其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攻击行为并获得成功。这对人类来说亦是如此，就像强盗头子或是军队指挥官。但人类心理学家乔·亨里奇和弗拉西斯科·吉尔–怀特发现，人类还可以通过声望获得地位，并得到他人的尊重。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如果能够获得有用的信息，并且有能力通过使用这些信息做出有益于社会的事，那么他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地位。想想比尔·盖茨、史蒂芬·霍金或是特蕾莎修女，他们论打架可能会输给草坪修剪工，但其威望却足以影响整个世界。
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关注的是一个人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谁在我们之上，谁又在我们之下。当内在的积极进取者掌舵时，我们就会特别重视与成功人士的交往，并把他人对自己的不尊重行为看得格外严重。当我们在一项研究中激活这位次级自我时发现，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冒犯就能让人大发雷霆。例如，有人不小心把水洒到你身上，但他没有道歉，那么你的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如果你是男性）便会很快启动一场殴斗，或（如果你是女性）出于报复把对方排斥在你的社会圈子之外。总之，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希望被尊重，并且需要理由去尊重他人。
择偶型次级自我：活跃的单身汉
交到朋友、躲过歹徒的烧杀抢掠、逃过致命细菌和病毒的威胁，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但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没能找到愿意将他或她的基因传到下一代的人，那么之前的那些好处便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寻找配偶不容易，每代人中都有一部分失败者。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咱们的祖先把这一步走对了。
当然，确定某人将来是个好伴侣还不够，你还需要引起那个人对你的兴趣。如果对方很招人喜欢，那么你周围的其他同性成员也可能是潜在的追求者，因此你需要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于是，我们花很多钱买衣服、做美容、健身，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出入当地的单身酒吧、教堂、公园、自助洗衣店、音乐会和其他公众聚会场所，希望能遇到那个真命天子（尽管有时仅仅是个过客）。
杰弗里·米勒在其著作《求偶心理》（The Mating Mind）中指出，很多看似无意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显示自己会是个好配偶，这类行为包括演奏音乐、写诗，甚至是在当地慈善机构做义工。
择偶型次级自我会被真实的或想象的潜在配偶激活。当我们看到充满诱惑力的广告、听到浪漫的故事，甚至是触摸到性感的内衣时，我们内在那位活跃的单身汉就会迅速跳出来掌舵。这位次级自我关注的焦点包括：有关某人是不是合适伴侣的信息、自己对于潜在配偶是否有吸引力，以及如何提高自己的魅力指数等。在之前提到的广告研究中，这个次级自我会促使人们标新立异并获得他人的关注。例如，激活这个次级自我后，男性对品牌的选择会跟大多数人的选择相反——如果他们得知其他人都选了宝马汽车，他们就会选择奔驰汽车；如果大家都选奔驰汽车，他们就选宝马汽车。
择偶型次级自我的男性版本和女性版本会略有不同，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择偶型次级自我的行为模式都是为了增加自己在潜在恋爱对象眼中的魅力。
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好配偶
对于95%的哺乳动物来说，交配游戏都是一个短期事件：雌性动物选择最强悍或最有吸引力的雄性动物，排队等待接纳对方的基因，而且不会因为其他雌性也在排队而烦恼。但对于人类、长臂猿和其他一些长毛热血物种，其雌性和雄性会共同努力抚育后代。这种父母双方共同养育孩子的现象虽然在哺乳动物中比较少见，但在鸟类中，这种现象却颇为常见。新生的雏鸟往往非常弱小，如果没有父母双方的照料，它们就无法成活。还有那些可爱的企鹅，如果雄性企鹅不分担孵蛋的责任，那些蛋必定会被冻僵。跟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仔不同，人类的婴儿更像幼鸟——他们在出生时无法独立生存，需要父母细心地照顾直至成年。
一些生物学家认为，人类体积较大的大脑使我们发展出父母共同抚育孩子的社会体系。因为脑大，所以胎儿的头也大；拥有这么大的头，还需要奋力挤过母亲狭小的阴道口，艰难地来到这个世界，因此人类的婴儿出生较早，还远远不能照料自己。无论其进化根源如何，在所有人类社会中，男性和女性间的纽带普遍存在。因此，人类的择偶过程除了得到配偶之外，还涉及与配偶相处的问题，有时是几年，有时是几十年，直到死亡把他们分离。
有些读者已经知道，留住配偶涉及的问题与寻找配偶时的问题大不相同。在分享资源和照料孩子方面，不仅存在潜在的冲突，还存在伴侣被他人抢走的风险。为了维系彼此的关系，人们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比如情人节晚餐、纪念日礼物，昂贵的度假等。
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关注的是有关伴侣是否幸福的信息，同时还要观察社会环境中是否有潜在的侵入者威胁你们的关系。这位次级自我会被巩固或威胁长期关系的信息所激活。如果你在追忆你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如果你注意到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或者你看到有其他异性正在盯着你的伴侣，那么你的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就会开始掌权。择偶性次级自我被激活时，会使人更加关注迷人的异性，而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会使人更加关注具有潜在威胁的同性。总之，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会努力保持长期的浪漫关系。
育儿型次级自我：养育后代的父母
人类的父母需要共同生活的原因很简单：这对后代有益。有关传统社会的研究表明，单亲的孩子不容易存活，而且即使他们能够幸存下来，也没有父母双全的孩子发育得顺利。
在传统社会，父母提供的不仅是衣食住行的保障，还有知识与技能，包括如何找到食物、如何对待朋友、如何避免被狮子吃掉或是被坏人攻击，这些都是人类祖先需要面对的基本挑战。在现代社会，人们仍然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来养育孩子。养大一个孩子的成本远远不只是有饭吃有床睡的问题，你的账单上会有纸尿裤、奶瓶、衣服、保姆费、医疗保险、玩具、更大的衣服、更多的玩具、夏令营、自行车、大学学费等。在美国，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成本为205 960美元到475 680美元（如果你的孩子上了贵族学校，那还要再加上几十万美元）。这还不够，接下来父母还要勉为其难地为你的盛大婚礼和蜜月旅行出资；也许之后他们又抱上了孙子，这样他们又要花上大把时间带孙子，花更多的钱支付日常开销、购买礼物等。
育儿型次级自我不仅会因自己孩子的出现而出现，当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或听到远处孩子的哭声时，育儿型次级自我也会被激活。请注意，这并不是导致我们孕育孩子的那个次级自我（择偶型次级自我通过鼓励我们发生性行为从而完成生儿育女的任务）。育儿型次级自我的责任，是鼓励我们照顾自己的儿孙后代；在现代社会，育儿型次级自我还会鼓励我们照顾无助的陌生人（例如非洲的饥饿儿童），甚至照顾小猫小狗。总之，育儿型次级自我的责任是保证弱小的孩子获得足够的关心与爱护，让他们健康成长。
7位次级自我的金字塔
如果你上过心理学课程，可能会记得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金字塔。马斯洛指出，人类的不同需求相应出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而较低层次的需求存在于人生较早的时期。我们的7位次级自我各自负责一个基本的进化需求，与稍作修改的金字塔层级一一对应（见图2–1）。想象一下，你从蹒跚学步到青春期，再到目前的成年阶段，每个次级自我都会依次上场。
图2–1 人类需求进化层级
你的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在你一岁左右时出现，此时你开始提防陌生人，如果有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企图接近你，你就会害怕地抓住妈妈的裙边。你的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会稍晚一点儿出现，此时你会满脸厌恶地把之前从未尝过的食物吐出来。蹒跚学步的小孩会对妈妈精心准备的食物嗤之以鼻，或是对友善的老奶奶报以抗拒的尖叫，他们显然对公众的看法毫不在意。直到快上学的时候，社交型次级自我才会出现，这时你会开始试着结交一些朋友。
在拥有朋友之前，我们不太注意自己是否被他人尊重。但是在小学一二年级前后，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开始觉醒，如果你在这期间受到其他小朋友的侮辱，你便会感到很生气。
在人生的前10年，我们对情感生活毫不在意，但是之后，择偶型次级自我会因荷尔蒙的激增被粗鲁地唤醒。突然之间，我们开始困扰于操场对面那个自己从前并不感兴趣的异性到底有没有兴趣跟自己约会。在我们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吸引到了值得共同生活的伴侣后，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就会破壳而出。当然，育儿型次级自我要在我们找到伴侣、维护好家庭关系、生了孩子之后，才会完全成熟。
对于马斯洛来说，金字塔的顶端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追随自己的艺术和创造冲动，不顾忌他人的反应。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这个金字塔把自我实现换成了哺乳动物世俗的育儿动机。我们并不否认人类拥有创造和艺术的冲动，但自我实现的愿望并不是孤立于社会目标之外的；相反，它与获得社会地位和配偶的深层进化目标直接相关（想想看，毕加索是如何把自己的创造力转化成了令众多美女投怀送抱的资本）。
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改造马斯洛金字塔的科学依据，并研究不同的人会如何以不同的速度去经历每一个发展阶段。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不同的次级自我是如何做出财务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