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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第三章 学习大声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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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理的人会调适自己以适应世界,不讲理的人企图调整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有赖于不讲理的人。

——萧伯纳

有那么多妇女遭到绑架、贩卖、强暴和虐待,原因之一是她们逆来顺受,把苦水往肚里吞,尤其是任由男人予取予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女孩从小根深蒂固的心态,她们通常乖乖听从指示,即便那个指示是面带微笑地一天让人强暴20次。

这不是在怪罪受害者。女性受虐时乖乖接受,而没有冒着被杀的风险反击回去,其实是有实际理由和文化因素的。但现实情况是,只要妇女忍气吞声,虐待就会持续。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尖叫反抗、逃离妓院,那么拐卖的经营模式就会受到破坏。人贩子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往往找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女孩下手,她们最有可能服从命令,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如同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民权运动时所说:“我们一定要挺直腰杆,为自由而战。没有人可以骑着你,除非你自己弯下腰。”

当然,这是个微妙又棘手的问题。外国支持者们呼吁当地女孩冒不当的风险,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帮助年轻妇女找到自己的声音也是当务之急。教育和赋权训练能够让女孩知道,女性气质不等于顺从,决断力是可以培养的,妇女可以为自己发言。这正是我们在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郊外的卡斯特巴纳加(Kasturba Nagar)贫民窟看到的现象。

卡斯特巴纳加的臭水沟渗透出污水、臭味和绝望。当地居民是达利人(Dalits)——碰不得的“贱民”。他们大多肤色黝黑,从服装和举止看得出来出身低下。他们住在弯曲泥土巷的简陋小屋里,每逢下雨,巷子就成了污水和烂泥混杂的沟渠。卡斯特巴纳加的男人大多拉人力车、当仆人或从事肮脏的体力工作,妇女则出去做帮佣或在家里带孩子。

乌莎在她居住的贫民窟附近。

(拍摄:那卡·纳撒尼尔)

在这种几乎失去了一切可能性的恶劣环境里,竟有一名叫作乌莎·那拉亚尼(Usha Narayane)的年轻女子在逆境中甩掉了绝望。乌莎28岁,脸蛋圆润,浓眉大眼,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她虽然个子矮小,却全身充满活力。在印度这种地方,人们长期营养不良,身上的肉可能是地位和名望的象征,而乌莎的体重正显示了她的成功。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她父亲马都卡·那拉亚尼也是贱民,但有高中学历,目前在电话公司上班,这在当地算是一份好工作。乌莎的母亲奥卡也是难得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虽然15岁就嫁人了,但是她读到了九年级,阅读书写都难不倒她。父母皆认定小孩要接受扎实的教育,这才是脱离卡斯特巴纳加之道。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每一卢比来用到孩子的教育上——果然每个孩子都闯出了一番事业,在一个从没有人上过大学的贫民窟里,那拉亚尼家的五个孩子,包括乌莎,都拥有大学学历。

想到这样的教育对女儿带来的影响,乌莎的母亲虽然欢喜,但也有点恐惧。“她什么都不怕,”奥卡说,“任何人都吓不到她。”乌莎大学毕业后拿到了酒店管理的学位,将来似乎一定会在印度某处管理一家高级酒店。她已经逃离了卡斯特巴纳加,正准备接受一份工作。没想到当她回来探望家人时,却遭遇了野心勃勃、志得意满的阿酷·亚达夫。

阿酷·亚达夫可以说是卡斯特巴纳加的另一种“成功”。他的种姓阶级较高,原本是黑帮老大底下无足轻重的走狗,后来成为无恶不作的流氓,称霸贫民窟。他手底下有一帮恶棍,这些人控制了整个卡斯特巴纳加,抢劫、施虐、谋杀,无所不为,而且总能逍遥法外。在中产阶级的小区里,印度当局会防止黑帮如此嚣张跋扈。但是在贱民或低阶种姓居民所住的贫民窟,当局鲜少插手,只会接受贿赂,因此流氓帮派有时候会成为绝对的统治者。

15年来,阿酷·亚达夫不断欺压卡斯特巴纳加的居民,同时精明地建立了一个小型企业王国。他的特长之一就是以强奸要挟、恐吓任何与他唱反调的人。要是出了人命,留下尸体倒是麻烦,还需要准备红包,好防止警方介入调查。而被强奸却严重有损名誉,通常受害者不敢声张,因此性羞辱是控制社群的有效手段。

贫民窟的街坊邻居表示,阿酷·亚达夫曾经在一名女子刚结婚之后就强暴了她。另一次,他把一名男子身上的衣服剥光,用香烟头烫他,然后强迫他在自己16岁的女儿面前跳舞。他们说他曾经虐待一个名叫艾秀·巴格特的女人,在她女儿和几名邻居面前割下她的乳房,然后在街上把她碎尸万段。邻居阿维纳许·提瓦力对于艾秀惨遭杀害心生恐惧,打算报警,于是阿酷·亚达夫也把他给杀了。

暴行一件接着一件。他和几个跟班儿轮奸了卡尔玛,而她十天前才刚生了孩子。卡尔玛觉得从此以后无脸见人,就往身上浇了煤油,然后点火烧死了自己。另一名妇女怀孕七个月时,这帮恶棍把她从家里拖出来,剥光她的衣服,众目睽睽之下强暴了她。这帮人越是惨无人道,当地居民就越是噤若寒蝉。

25个家庭搬走了,但是大部分贱民别无选择。为了适应这样的恶劣环境,他们只好让女儿辍学,锁在家中,不让别人看到。卖菜的小贩都避开卡斯特巴纳加。而只要阿酷·亚达夫专找贱民下手,警方就不会介入。

“警方的阶级意识非常严重,”乌莎说,“你要是肤色较浅,他们就会认为你阶级较高而可能帮你忙。但是任何肤色较黑或蓬头垢面的人,他们就会欺负你。经常有人去向警方投诉,却反遭警方逮捕。”一名妇女报警,说她被阿酷·亚达夫和他的手下轮奸,结果警方反过来也轮奸了她。

乌莎一家是唯一逃过阿酷·亚达夫的魔掌的。他对他们避而远之,担心他们有高等教育撑腰,向警方投诉可能会很有效。在发展中国家,欺负文盲通常是没有风险的,但想要找受过教育的人下手,就比较危险了。不过,当乌莎回去探望家人时,势不两立的这两家终于杠上了。

阿酷·亚达夫刚强暴完一名13岁少女,正觉得自己雄风大展,好不威武,趁势与手下到乌莎家的邻居蕾娜·登吉利家勒索。那些走狗摔烂她的家具,威胁要杀了她家人。乌莎事后赶过去,她让蕾娜去报警,蕾娜不肯,于是她自己跑去警察局报案。警方把此事通报给阿酷·亚达夫,他勃然大怒,带了40个跟班堵在乌莎家门前。他拿着一瓶硫酸,在门外喊着要乌莎少管闲事。“你撤回诉状,我就不会伤你。”他说。

乌莎挡住门,大声吼回去,说她永不妥协,接着手忙脚乱地打电话报警。警方说他们会过来,但是一直没动静。这边,阿酷·亚达夫正在砰砰砸着大门。

“泼你一脸硫酸,看你还敢告状!”他咆哮道,“你落到我们手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轮奸算什么,我们会怎么对付你,你想都想不到!”

乌莎骂回去,阿酷·亚达夫不甘示弱,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会如何强暴她,用硫酸烧她,把她碎尸万段。正当他和手下试着砸门时,乌莎打开家里用来做饭的瓦斯桶,然后抓起一根火柴。

“你们要敢闯进来,我就点火,咱们同归于尽!”她疯狂地吼道。那些混混们闻到瓦斯味,踌躇了起来。“走开,要不然你们全会被炸飞!”乌莎再度喊道。攻击者往后退了。

这场对峙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邻里街坊。大家都为乌莎深感骄傲,想到阿酷·亚达夫可能会杀了她,他们非常心痛。邻居们本来已经聚集在不远处了,只是不确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当看到乌莎反击回去,冲着阿酷·亚达夫大声痛骂,最后还逼得他的手下撤退了几步时,他们不禁士气大增。很快地,街上聚集了100名愤怒的贱民,他们捡起棍棒和石头。

“大家逐渐明白,要是他连乌莎也不放过,那这座村庄是真的没救了。”一名邻居解释。乱石砸向了阿酷·亚达夫的手下,他们看见这群怒气冲冲的村民时,一个个抱头鼠窜。贫民窟一片欢腾,贫民对抗黑帮获得胜利,这是破天荒头一遭。贱民涌上街头,欢欣鼓舞。接着他们走到阿酷·亚达夫的家,一把火把他的房子烧了个精光。

阿酷·亚达夫跑去警察局,警方为了保护他而将他逮捕。这些警员显然是打算先将他拘留,等到居民的怒火熄灭后再放他回去。阿酷·亚达夫的保释听证会已经安排好,谣传警方已被买通,打算释放他。保释听证会在数英里外的那格浦尔市中心举行。那天,几百名妇女从卡斯特巴纳加步行到那里,走进挑高天花板、铺着大理石地板的法庭,虽然其富丽堂皇的英式装潢早已有了岁月的痕迹,但看起来依然十分宏伟。贱民妇女们穿着拖鞋,裹着褪色纱丽,她们在这样的建筑里非常不自在,但还是在前面几排坐了下来。阿酷·亚达夫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他捕捉到了这些妇女在这里的不知所措,脸上更加信心满满。他瞥见自己曾经强暴过的一名妇女,轻蔑地嘲笑她是妓女,冲她喊,说他还会再强暴她。那名妇女冲上前去,用拖鞋敲打他的头。

“我跟你拼了!”她尖声咆哮。说时迟那时快,众人如水坝决堤一般蜂拥向前,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卡斯特巴纳加的所有妇女一拥而上,呐喊着,把阿酷·亚达夫团团围住。有些人从衣服底下拿出辣椒粉,往阿酷·亚达夫和两名看守警员脸上撒。警员的眼睛被弄瞎了,吓得连忙逃离了现场。接着,几名妇女从衣服里掏出刀子,开始往阿酷·亚达夫身上猛刺。

“原谅我,”他大叫,吓坏了,“原谅我!我不会再犯了!”妇女轮流传递刀子,往他身上不住地戳。她们之前已经说好,每个人至少要刺他一下。接着为了报复他割掉艾秀·巴格特乳房的举动,她们采取恐怖手段,把他的阴茎割掉了。最后,他成了一团碎肉。我们后来拜访时,法庭的墙壁上还留着他的血渍。

沾染血渍的妇女踏着大步凯旋,告诉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她们灭了那个魔鬼。贫民窟沸腾了,家家户户播放音乐,在街上翩翩起舞。他们把钱筒里的积蓄掏出来购买羊肉和甜食,把水果分给亲朋好友。整个卡斯特巴纳加的欢乐程度不亚于一场大型婚宴。

很显然,攻击阿酷·亚达夫的举动是事前仔细规划好的,而乌莎是领导者。因此,乌莎虽然能够证明她当天没有在法庭里,但是警方还是逮捕了她。然而,这场杀害事件让公众的视线聚焦到卡斯特巴纳加,舆论强烈抗议。已退休的高等法院法官包法翰公开支持那些妇女,他表示:“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杀掉阿酷。妇女们曾再三向警方寻求保护,但是警方没有保护她们。”

贫民窟的数百名妇女认为,要是她们全部人都表示为这起攻击事件负责,那么就没有一个人要为谋杀负责。她们的理论是:如果几百名妇女每人都往阿酷·亚达夫身上刺一刀,那么就没有一个伤口是致命的。整个卡斯特巴纳加的妇女皆喊着同一口号:我们一起杀了他,逮捕我们全部吧!

“这件事我们全都有责任。”一名害羞的年轻妈妈拉佳诗莉·蓝黛说。拘谨的45岁家庭主妇吉嘉·摩儿补充:“我很得意我们做了这件事……如果有人得受惩罚,我们所有人一起担当。”吉嘉心满意足地声明,“我们女人变得什么都不怕,我们在保护男人。”

沮丧的警方在两周之后释放了乌莎,条件是她必须待在老家,哪儿都不能去。酒店经理的生涯规划可能要泡汤了,她也确定阿酷·亚达夫的手下为了报复,可能会强暴她或泼她硫酸。“这我倒是不在乎,”她信心十足地扬起头,不以为意地说,“我才不担心他们来报复呢!”她成为小区工作的组织者,展开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她运用管理技巧来凝聚贱民,大家一起制作渍菜、衣服和其他产品在市场上卖。她要贱民开创事业、增加收入,才会有足够的资金接受更多教育。

现在乌莎的收入仅能糊口,但是她成了卡斯特巴纳加爆发力十足的新领袖、贫民窟的女英雄。我们去拜访她时,出租车司机一直找不到她家。司机在卡斯特巴纳加不时停下来问路,但是每个人都坚持说没有这个人,或是故意指错方向。最后,我们只好打电话给乌莎报告我们的困难,这才看到她走到大街上,向我们招手。她解释每一个误导我们方向的人都会派一个小孩跑去跟她通报,报告她一名陌生人正在找她。“他们想保护我,”乌莎笑着说,“整个小区都在当我的眼线。”

卡斯特巴纳加的一连串事件令人惴惴不安,其中没有简单明了的道德训示。虽然我们对于这样的血腥结局感到不安,也无法认可谋杀的行为,但是看到女性经年默默承受虐待,而终于有乌莎这样的女子带头反抗,的确是宣泄了一股不平之气。

“赋权”一词是救援社群团体的陈腔滥调,但是赋权的确是需要的。伸张正义的第一步,就是改变女性顺从的文化,这样一来,女性才能够变得更有决断力、更有信心。之前说过,像我们这样的外人坐而论道当然很容易,毕竟大声抗议而承受可怕风险的人并不是我们。但是当一名女子挺身而出时,外人的声援拥护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也必须建立制度来保护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为性命不保的人提供政治庇护。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鼓励妇女维护自身权利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教育。在贫穷国家推动和普及教育,这方面我们能够做的还有很多。

终究而言,那些住在卡斯特巴纳加的女性是需要亲身加入人权改革的。她们是解决问题的部分答案:如果更多妇女不再把另一边的脸颊给对方打,并且开始反击回去,人口贩卖和强暴就会减少。